我國夫妻共同債務問題探析

蔡少婷

（710100 西北政法大學 陜西 西安）

一、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歷史沿革

1950年《婚姻法》規定，夫妻共同生活產生的債務由夫妻共同生活時所得財產承擔，如無共同生活財產，則由男方承擔。這一法律規定從整體上看符合新中國剛成立時的社會情況。1978年改革開放后，這一規定明顯與社會實際情況格格不入。1980年《婚姻法》對此進行適時調整，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標準不變，即仍以共同生活所負擔債務為準，但在債務劃分上，改為先由夫妻自主協商，協商不成的，再由人民法院判決。這一規定充分體現了作為民法領域內的《婚姻法》，當事人處分權優先的原則，也符合改革開放初期人民對自由、民主等先進價值的渴望與追求。2001年《婚姻法》修訂時，對夫妻債務問題沒有做本質上的修改，這一規定也一直沿用至今。

自2001年后，有關機關則通過出臺司法解釋的方式，對夫妻共同債務的有關規定進行不斷地完善。在2004年《司法解釋（二）》中，為規制實踐中頻頻出現的“假離婚，真躲債”現象，又將證明所負債務系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證明責任劃歸債權人。同時，還基于婚后所得共同制原則，要求夫妻雙方對婚姻存續期間另一方的債務承擔法律責任。雖然該司法解釋也有就該條款規定了除外情形，但由于除外情形的作用微乎其微，這一規定仍將夫妻共同債務問題推上爭論巔峰，甚至產生了“反二十四條聯盟”，引起社會的強烈不滿，民眾對夫妻債務問題的其它法律解決路徑的呼聲也越來越高。直到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對夫妻債務認定進行了進一步規定，除了以共同生活為基準，還新增了“共債共簽”制度，暫時緩和了民眾對夫妻債務認定問題的激烈情緒。

二、夫妻共同債務推定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日常生活需要”范圍界定模糊

根據2018年關于夫妻共同債務的司法解釋的規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可直接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但我國法律卻沒有關于“日常生活需要”的界定標準。實踐中，夫或妻中的舉債一方通常會想方設法將自己所負債務的用途解釋為“日常生活需要”，導致日常生活需要范圍過大，致使夫或妻中非舉債一方的合法權益受損。同時，將該范圍的界定標準全權授予法官，也使得同案不同判的現象時有發生，容易散失司法的權威性。

（二）舉證難

1.夫或妻中非舉債一方舉證難

根據《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的規定，夫或妻中非舉債一方需承擔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的證明責任。但司法實踐中，夫或妻中非舉債一方在離婚前通常不知婚姻存續期間存在該債務，要求其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可謂天方夜譚。

2.債權人舉證難

根據此前司法解釋的規定，夫妻共同債務糾紛的債權人在相法院主張債權時，需證明夫或妻中舉債一方的所負債務被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但婚姻家庭生活具有極強的隱蔽性，作為家庭共同體的外在成員，很難判斷他人的家庭生活所支出的金錢來源，而夫妻之間的特殊人身關系也使得夫妻互相袒護、互相包庇的可能性大大提升，要求債權人負擔此類舉證責任，可謂難上加難。

三、夫妻共同債務問題的應對策略

（一）設立日常家事的范圍的一般標準

如前所述，“日常生活需要”范圍的不確定性給實務操作造成了極大的困擾。德國對日常家事的范圍的一般標準進行了一般規定，即日常家庭事務為生活需要、服務指向家庭和行為具有適當性。我們也可以借鑒域外法，設立日常家事范圍的一般標準，為夫妻共同債務認定問題提供較為明確的指引。

（二）加強法治宣傳，提高公民自我保護意識

前不久提交審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草案中，將“共債共簽”制度納入了民法典中，也就是說，從此以后，債權人在債權債務產生之初，就可要求債務人與配偶通過書面簽字的方式證明其為夫妻共同債務，對債權人和夫妻中的非舉債方都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有關機關應加強法治宣傳，落實“共債共簽”制度，降低“被負債”的發生概率，做到防范于未然。

（三）堅持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原則

我國法律規定夫妻之間負有忠誠義務，民間結婚時人們也常常祝愿新婚夫婦能夠做到百年好合，而這是在彼此做到相互忠誠、相互信任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的。雖然法律對此進行了規制，但忠誠義務的本質其實是一種道德義務，通常表現為人們的一種內心確信而非外在的行為。對于這種法律難以直接調整的領域，在強調法治的同時還應該堅持德治，在維護社會交易安全與家庭幸福溫馨之間尋找到平衡點。

四、結語

“共債共簽”制度對夫妻債務問題的解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將成為保障借貸安全的重要舉措。但是，債權人在出借借款時如何判斷對方是否已婚，這也是未來夫妻債務糾紛中可能面臨的問題。社會發展瞬息萬變，在夫妻債務糾紛方面，還需不斷完善相關法律，為借貸安全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