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性的陳述與文學性的想象

肖媛

摘要：柯文的《歷史三調》一書，在基于歷史發生的真實過程中，展現了歷史記載與闡述歷史的不同角度，以及從該角度出發，歷史發生的“變形”與流傳。本文將用柯文在《歷史三調》一書中的文本分析與敘事方法，對“下宮之難”這一歷史事件在不同史料中的記載進行分析，從而發現在歷史陳述過程中夾雜的文學性想象與表達。

關鍵詞：陳述;文學性;想象

歷史的記載，往往被認為是對真實事件的敘述和還原，在大眾認知中，將“歷史”作為一門學科進行學習時，書本上的歷史即使不是連續的、能夠完全敘述整個事件發生的，也是展現給了我們事件的一個片斷或是原本事件的一個方面，但歷史的真相并非幾段歷史事件的簡單的機械拼湊。在事件記錄者記錄歷史事件時，其自身的個人感情、統治者的權力壓迫、社會意識形態和道德約束對歷史的還原有著極大的影響。此外，由真實的歷史事件改編的歷史小說、稗史又為歷史事件的考證和普及增加了阻礙。

“歷史”這一概念在《歷史三調》中被柯文表達為兩層涵義，一個是指“人們創造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確定的，不變的”;另一個是指“后來的人們撰述并利用的歷史”，即關于人類群體對歷史的記憶和表達，“它似乎一直在變”過去發生的歷史雖然存在，但已很難為后來的歷史學家所認識。而作為撰述的歷史“并非體現過去的全部真相，而只體現對事實有足夠根據的一組有限的陳述”。顯然不同文本中對歷史的記錄會出現偏差，為體現某一事件在同一歷史學家的筆下的差別以及不同文本中的差別，引用柯文的敘事方法對趙氏孤兒進行分析。

趙氏孤兒一事主要保存在《史記》一書的《趙世家》《韓世家》《晉世家》和《左傳》中，綜合這幾項文本，趙氏一族的滅族問題及原因、趙武復仇等問題疑點眾多：

一、時間問題

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Z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

居十五年……於是召趙武、程嬰遍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

司馬遷所著《史記·趙世家》中寫屠岸賈滅趙氏一族的時間是晉景公三年（前597年），而趙武復仇的時間為十五年后，即晉景公十七年（前583年）。在《史記·韓世家》中對趙氏滅族一事的時間也有同樣的記載：

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虌?、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

《韓世家》與《趙世家》相互應征了事件的發生時間，但在《史記·晉世家》和《左傳》中對趙氏滅族的時間與上述兩則材料大相徑庭：

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柰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

《晉世家》中所載景公十七年（前583年）趙氏滅族，趙武作為趙氏唯一后嗣被藏匿起來?！洞呵镒髠髯ⅰ分型瑯佑涊d：

（成公八年）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宮中。

與《左傳》相較，司馬遷將“下宮之難”的時間提前了十余年，趙武得以擁有了報仇的基本條件即作為成人在主觀能動性的支配下進行報仇活動，在依靠真實事件又脫離真實的發生時間的情況下，趙武被藏匿山林又歸來復仇，太史公刻畫出了一個少年英雄的形象，為“下宮之難”的結局渲染正義的色彩，但從過去各項文本的記錄中抽絲剝繭，“趙氏孤兒”一事可以看作是司馬遷的創作文本而不是歷史記錄。

二、起因問題

司馬遷在《史記》中始終認為，屠岸賈為了給晉靈公報仇，才誣陷趙氏謀反，一日之內殺了趙氏滿門。事件的主體看似是被樹立成殘暴之臣的屠岸賈與忠義之臣的趙盾之間的個人恩怨，其實是君主個人集權被臣子日益分散下的政治博弈。趙盾以大夫身份輔佐晉襄公兩年，襄公卒，趙盾本想廢掉太子夷皋而立襄公弟雍，卻“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不得已立太子，即為靈公，而“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隨著國君年紀成熟，想擺脫成為桎梏的趙盾，“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胹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君臣矛盾日益激烈，國君的權力與威信不斷受到挑戰，因此靈公屢次暗殺、行刺趙盾，但結果均失敗，趙氏勢力越深，君主愈痛恨。由此才有了趙氏滅族事件，趙氏只是政治斗爭戰敗后的犧牲品。

三、屠岸賈其人

屠岸賈此人在“趙氏孤兒”事件中既是滅趙氏一族的發起者也是執行者，同時與趙盾、程嬰等人口唇交戰幾次，那么屠岸賈此人是真實存在的嗎？“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屠岸賈作為晉靈公和晉景公的權臣，僅在《趙世家》出現過，而在《晉世家》中對他不置一詞，在《左傳》中也從未有過提及。如果只是為了給政治斗爭的發動樹立推動者的人物形象，屠岸賈這個角色無疑處于合適的政治地位，成為了合適的故事導火索，但該人存在的真實性是微乎其微的。

此外，趙氏并非全族皆被殺，“（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睋蹲髠鳌匪d，趙氏一族，只趙同、趙括兩個支族被殺，趙朔、趙嬰及其后代并未受影響?？梢?，司馬遷在敘述歷史的過程中，前后邏輯不一致，對“下宮之難”的記載有所偏頗。

司馬遷本身作為一個史學家，具有強大的知識儲備，對于“下宮之難”和趙氏孤兒的時間、起因及發生過程不可能不清楚，但他在《趙世家》和《韓世家》中用大量篇幅描述“下宮之難”的發展時，選取了不太可信的傳說，也加入了自己的創作，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頗具文學色彩的故事：背負血海深仇不得不隱匿世間的主人公，有朝一日成為英雄報得此仇，而后放下一切再次歸隱。拉長的時間線，使打造“趙氏孤兒”具有可能性;夸大的事件起因，為趙氏孤兒的復仇提出了合理的背景。這樣的歷史描述少了研究歷史的客觀性、細微性，多了更多的娛樂性，在文本中蘊含了作者自己的私人情感和偏好，文學氣息更濃厚，具有文學性的想象成分。

在不同的時代，人們對文本的感知和接受程度是不同的，司馬遷在作《史記》時，也不一定想到他自身的行為和所記各歷史人物的一言一行對以后兩千年的人研究歷史具有怎樣的影響和價值。雖然他站在自己得心應手的方位記錄歷史，但對某個歷史事件的觀察角度已經產生了重大偏差。由于這些偏差，后代種種以《史記》為依據所做的作品，難免會犯史實錯誤。例如，元代曲作家紀君祥所作的《趙氏孤兒大報仇》一劇，就是以《史記》為本，該劇主要刻畫趙氏孤兒懲惡揚善的英雄形象，其中描寫的屠岸賈為不折不扣的奸臣形象，趙武作為主要主角身負復仇重任，歷史人物臉譜化，戲劇沖突更加明顯但也更偏離真實的歷史。

不僅僅是歷史學家，每個人的經歷都受到時間的嚴重制約，親歷者無法形成對事件的整體認識。在某一歷史時刻，即使是將所有事件親歷者的口述資料、文字與視覺資料相結合，也無法還原事件本身，只能構成群體回憶。這種回憶以參與者自身的意識、感覺和情感為基礎，因受到地理環境、思維能力的制約，參與者只能對個人經歷進行重復性表達，在表達的過程中盡可能的描繪他當時的所見所感所想，所以作為經歷的歷史在沒有歷史學家將其進行抽絲剝繭的據實考證的情況下，只能作為一個具有群體特征的經驗世界來看待。今人在研究歷史時，不能只聽一家之言，也不能只通過一種單一的途徑來了解歷史，只有我們不斷的積累，認真的考辨，以動態認知的過程不斷前進，歷史的真相才可以被無限的接近。

參考文獻：

[1]（西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4.

[2]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6.

[3]柯文.歷史書寫的無聲之處：一位歷史學者的自白——以《歷史三調》的撰寫為例[J].文史哲，2012（03）.

[4]張振利，張志昌.從“中國中心觀”到“歷史三調”[J].中州學刊，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