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審刑事判決書的態度評價策略

宋文秀

西南政法大學外語學院，重慶 401120

一、引言

刑事判決書是法院根據審查明確的事實和適用法律，明確被告所犯罪行而出具的一種具有法律效力的書面文件，并且具有多項功能，其中，評價功能是其首要和根本性的。作為全面審查案件的整體情況的二審刑事判決書更是如此，而評價性語言手段可以實現其評判功能。在評價系統中，態度子系統處于核心地位。

本文在評價系統的態度子系統視角下，探索刑事案件的二審判決書中的態度評價資源。具體來說，就是探究其中對被告行為的合法性及其應負的刑事責任、初審判決的正當性等的評價，剖析法官撰寫二審刑事判決書的策略，旨在使人們能更好地理解二審刑事判決書和司法實踐，也拓寬了評價理論的應用范圍和研究思路。

二、理論框架

評價理論(Appraisal Theory)由Martin和Peter White等人創建，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人際元功能細化和突破性發展，旨在探究在交際過程中語言使用者是如何通過評價手段來確定立場、表明態度、構建其角色和與潛在的語言接收者協商的(Martin，2003)。評價系統由三個子范疇構成：介入系統、態度系統和級差系統。

作為一種核心的評價性手段，態度系統用以判斷人類行為和品性、表達人類情感和評價事物的價值。因此，態度系統形成了判斷、情感和鑒賞三種評價性子類。情感體現了語言使用者的性情和情緒反應，一般來說，通過心理反應來實現(李戰子，2002)，并且在滿意/不滿意、傾向/不傾向，幸福/不幸福，安全/不安全四個方面來體現。判斷涉及言語使用者對他人行為或性格的評價，有社會約束和社會認同之分。社會認同是從做事才干、堅韌不拔和行為規范三個角度對人的行為和性格做出評判，社會約束從可靠性和正當性做出評價。鑒賞是指作者/說話者對事物的價值所做出的評價，有反應、構成和價值三種評價角度。態度有積極和消極之分。整體的框架如下圖(圖1)：

三、語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本文所有語料均選取于“中國裁判文書網(http： // wenshu. court. gov. cn/)”，共計92291字。

本文使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首先，將這10篇二審刑事判決書制成小型語料庫。其次，用UAM Corpus Tool 3.3對其態度表達逐一進行人工標注。再次，統計各種態度資源的數量和比例。最后，將數據制成圖標進行分析，解釋和總結。

四、二審刑事判決書的態度資源統計

在對10篇二審刑事判決書進行人工標注后，得出以下結果，見表1，表2。10篇二審刑事判決書中，共計543個態度資源；其中消極態度資源327個，占據態度資源總數的60%，而消極態度資源占40%。

表1 態度資源類型統計

表2 積極與消極態度資源統計

由上表可見，二審刑事判決書中情感資源非常少，僅僅44個，占8.10%。而判斷和鑒賞資源在判決書中出現頻率非常高——前者有223個，后者276個，分別占據態度資源總數的41.07%和50.83%。消極資源的使用次數比積極資源多，分別占比60.04%和39.96%。

(一)情感資源

情感是評價主體對評價客體的情感反應。表明態度的詞匯可以體現這種情感反應，心理和關系過程也可以實現(張歡雨，2010)。Martin把自覺地體驗情感的人叫做感受主體(Martin，2004)。從表3可以看到，情感資源出現頻次很低，僅有44處，占據態度資源總數的8.10%，其具體分部如下表，見表3。

表3 情感資源分布情況

情感資源主要由傾向來實現。在二審刑事判決書中有各種欲望情感的感受主體，如上訴人，辯護律師和檢察院等等，而且通常是法律請求。例如：

(1)上訴人于忠某、孫某、焦某、辛某的上訴理由均是：被害人在案發起因上有過錯，四人具有自首情節，到案后認罪態度好，并積極賠償被害方經濟損失，有悔罪表現，原判決量刑過重，請求法院從輕處罰(中國裁判文書網)。

(2)辯護律師提出，上訴人鮑某的行為屬臨時起意的間接故意殺人，歸案后能夠悔罪認罪，積極賠償被害人的經濟損失，請求從輕、減輕處罰(中國裁判文書網)。

例(1)中，情感的感受主體是上訴人，發出欲望型情感，請求更輕的刑罰。例(2)中，辯護律師為上訴人請求從輕和減輕處罰，體現了他的傾向。

(二)判斷資源

根據一套規范對人的行為做出積極或消極的評價，這就是判斷(李戰子，2002)。并且，這種評價是基于倫理道德的標準來完成的(王振華，2001)。該語料庫的判斷資源的分布情況如下表，見表4。相對于社會認同資源，社會約束資源的數量呈壓倒性，前者共有221個，占據判斷資源的99.10%和態度資源總數的40.61%。因此，下文對判斷資源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社會約束資源。

表4 判斷資源分布情況

社會約束的評價資源中，212個是對正當性的判斷，9個是對可靠性的評價，評價客體都是上訴人。經過進一步分析發現，所有關于可靠性的評價資源都是由“如實”來實現的。例如：

(3)六名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實供述罪行，并賠償被害人馮某親屬經濟損失，獲得馮某親屬的諒解(中國裁判文書網)。

(4)宣判后，何某上訴稱，其因不能正確處理矛盾糾紛而實施犯罪，且僅針對與自己發生糾紛的趙某某實施傷害，未殃及無辜，其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其歸案后能夠如實供述犯罪事實，認罪態度好；其親屬愿意代為賠償，請求二審法院對其從輕處罰(中國裁判文書網)。

上述均是法院對上訴人行為做出的積極評價，而且更具體來說，這些關于可靠性的積極評價都是在審查一審判決時做出的。

在這10篇二審刑事判決書中，社會約束評價資源的客體包括上訴人，上訴人的家屬，犯罪情景，犯罪造成的影響，作案手段，受害者和偵查員。前五個評價客體都與上訴人密切相關，因此可以歸為一組。最終評價客體就分成了三組：上訴人、受害者和偵查員。社會約束資源在其中的分布如下，見表5。

表5 社會約束資源評價客體分布

表5表明，關于正當性的態度資源大部分集中于上訴人的行為，對受害者和和偵查員的評價相對較少。

對上訴人行為做出評價的主體包括上訴人本人，辯護律師，初審法院，上訴法院，檢察院，證人和受害者。具體分部，見表6。

從上表6我們可以得出，消極態度資源非常豐富，所占比重大，遠超積極態度的數量。消極態度出現144次，積極態度出現58次，分別占據關于正當性的態度資源的71.29%和28.71%。主要的評價主體是初審法院和上訴法院，而且他們對上訴人的評價都是消極的。相反，上訴人和/或辯護律師作出的所有關于正當性的評價資源都是積極的。例如：

(5)依據上述事實，原審法院認為，被告人周某、王某、劉某、褚某違反法律規定，與他人非法制造、買賣爆炸物(中國裁判文書網)。

(6)鑒于胡某具有自首情節和悔罪態度，并在二審審理過程中積極退贓，認罪態度好，依法可對其從輕處罰(中國裁判文書網)。

(7)辯護律師提出，上訴人鮑某歸案后能夠悔罪認罪，積極賠償被害人的經濟損失，請求從輕、減輕處罰(中國裁判文書網)。

例(5)表明了初審法院對上訴人行為的消極評價，指出其行為違法犯罪的性質。例(6)中二審法院對上訴人積極配合的態度做出肯定評價。例(7)中，上訴法院對上訴方的認罪態度和配合行為給予積極態度，據此減輕處罰。上訴人和辯護律師對上訴人認罪態度的積極評價，以期從輕處罰。

(三)鑒賞資源

對人的行為、文本和現象的評價，可以通過鑒賞來實現(王振華，2004)。鑒賞包含反應、價值和構成三種評價維度。反應包含影響和質量兩種情況；構成又有平衡和復雜性。該語料庫中，共有鑒賞資源276個，其中構成22個，價值254個。構成中的平衡評價資源大多數由“不符”、“錯誤”來體現，復雜性通常由“不清”或“清楚”來實現，而且和價值相關。其具體分布，見表7。

表6 關于上訴人正當性的評價主體和態度 資源極性

表7 鑒賞資源分布情況

運用價值資源最頻繁的主體是上訴法院，使用了150次。其次是上訴人和/或辯護律師，使用價值資源評價了96次。檢察院和初審法院使用頻率相對來說非常低，分別是18個和12個。具體分布，見表8。

表8 價值資源評價主體分布情況

經過觀察語料進一步發現，上訴人和/或辯護律師主要對初審判決和事實證據做出價值評價，并且都是消極的。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不恰當，其罪不至此，或者認為證據或事實不符。辯護律師與上訴人持相同立場，所以他們的價值資源和辯護律師是一致的。例如：

(8)鮑某上訴提出，1.主觀上無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其行為應認定為故意傷害罪；2.其行為應認定為自首，原判量刑過重(中國裁判文書網)。

(9)湖南省人民檢察院支持抗訴意見書提出：一審判決否定被告人徐某受賄20萬元系事實認定錯誤(中國裁判文書網)。

五、討論和結語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二審刑事判決書中情感資源的使用非常少，而鑒賞和判斷評價性手段的使用非常頻繁。在情感資源中，欲望性資源占的比重最大，通常由上訴人和/或辯護律師、檢察院和上訴法院的法律請求來實現。究其原因，是因為刑事案件二審法庭屬于機構性質，二審法院主要處理法律爭議，上訴人和上訴法院就法律問題進行辯論。因此，辯論中的態度資源應該是“制度化的情感(如鑒賞和判斷資源)”，而避免出現過多的個人情感。因此表達個人情感的情感資源在二審刑事判決書中出現頻次非常少。而情感資源中，欲望類資源比重很高，是因為該“欲望”是有法律根據的，法律允許各方表達這種期望，上訴法院在量刑時也會予以考慮。

其次，態度資源中，消極態度資源比積極態度資源多。上訴人認為初審判決損害了其權利，從而提出上訴。在二審刑事判決中，上訴人要與檢察院、初審法院和初審判決抗辯，以支持其上訴理由，他就必然會對上述幾方做出消極評價。因此，總體上否定態度資源比肯定態度比重大。

再次，上訴法院和上訴人是主要的評價主體，這是由他們在二審中的角色所決定的。上訴法院的職能決定了上訴法院在法庭中具有更高地位和權力，法律賦予上訴法院解決上訴人和其他方的法律爭議的權力。而上訴人是提出上訴和二審中的主體，這也決定了他必定使用大量評價資源來支撐其提起上訴的理由。

最后，從語料中也可以發現，上訴人、辯護律師、初審法院和上訴法院都對上訴人被捕后的配合行為給予積極評價，這和中國的司法實踐和法律文化密切相關。中國刑事庭審向來遵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原則，法庭在量刑時會考慮上訴人是否配合和坦白，因此二審刑事判決書中可見許多關于上訴人行為的積極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