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成熟度測量工具的研究現狀

王仕杰 鄭雪艷

摘要：本研究介紹了國內外較為成熟的大學生職業成熟度量表，以期為研究者提供一個可以被廣泛接受的測量工具，同時為我國職業成熟度測量研究的發展提供新的思路。

關鍵詞：職業成熟度

1問題提出

大學生處于準備就業但尚未就業的一個較為矛盾的狀態，其職業心理復雜多變，同時在面對就業壓力日益增加的情況下，大學生職業心理的發展是一個值得老師、家長和學校就業指導人員共同關注的問題。在此基礎上就需要有針對職業心理發展的評價標準，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評價體系，而職業成熟度就是一個對學生職業心理發展水平和職業指導效果較好的衡量標準。它最早由著名的職業指導專家Super在1953年首次提出，并將其定義為個體完成某一階段的職業發展任務的情況。其后由Crites發展了職業成熟度的研究，他認為個體的職業成熟是一個連續發展的過程，能夠劃分為一系列階段，各階段有其不同的發展任務。同時Crites認為職業成熟狀況表現在職業選擇過程與職業選擇內容兩個方面。職業選擇過程又可區分為職業選擇能力和職業選擇態度，后Taylor和Betz將職業決策能力替換為職業選擇自我效能感，可見職業成熟度的內涵極為豐富。在整個職業成熟度的研究中，職業成熟度測量工具的編制是篩選診斷的基礎，也是進行職業指導的數據支撐與效果評估的依據，同時還能促進理論的發展。正是這種大學生職業心理輔導的必要性、職業成熟度概念的優異性以及職業成熟度測量的基礎性，因此對大學生職業成熟度的測量研究是十分重要乃至不可或缺的。

2國外的大學生職業成熟度測量

2.1 Super的職業發展問卷和Crites的職業成熟度量表

Super作為職業成熟度概念的提出者而Crites更是職業成熟度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們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廣泛認可的。Super編制的職業發展問卷（The Career Development Inventory，簡稱CDI）和Crites的職業成熟度量表（Career Maturity Inventory，簡稱CMI）也是國外的研究中使用最多的，特別是Crites職業選擇態度和職業選擇能力的劃分更是職業成熟度測量研究中的經典模型。在前人已對Super和Crites的成果進行了充分的研究的情況下，本研究偏向于介紹國外其他較成熟的職業成熟度測量方法。

2.2 Harren的職業決策評估量表

職業決策評估量表（ACDM）旨在衡量年輕人在面對適應學校、選擇職業和選擇專業這三種發展任務時的決策風格及進展。這是Harren20年的研究成果，他的繼任者在他1980年去世后繼續進行了這項研究（Buck，Daniels，1985 ）。在此期間，職業決策評估量表被修改了六次，在目前最新的的量表中，它包含了94個項目，所有項目都被要求按“是”或“否”作答。職業決策評估量表最適用于高中生和大學生應用于職業規劃。

2.3 Osipow的職業決策量表

Osipow和他的同事及學生于上世紀70年代開發了職業決策量表（CDS），該量表通常被用作評估職業決策時猶豫不決的程度，而不是一種類別描述。Osipow的職業決策量表共有19個項目，其中前兩個項目構成確定性量表，用于對其余項目進行有效性檢驗。中間16個項目為正式的職業決策的優柔寡斷程度量表，最后一個項目則是為那些認為前面的項目沒有做到充分描述的被試提供一個機會，讓他們自我描述。Osipow的職業決策量表的研究中還涉及到職業決策優柔寡斷程度與職業興趣、性別、非理性信念、飲酒之間的關系。

2.4 國外職業成熟度測量的評價

國外的職業成熟度研究無論是理論以及測量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也有其不足之處。Super作為職業成熟度概念的提出者，但其主要工作不在于建立職業成熟度的理論，而在于建構職業的終身發展理論。只是在具體評價人的職業發展階段的目標實現程度時，他才關注到職業成熟度的問題。因此有了后來Crites的深入研究，但Crites的職業成熟度問卷能力與態度測驗總分相關偏高，說明兩個分測驗可能有重合。同時態度分量表的結構效度不夠理想，還需進一步驗證。Westbrook（1973）根據職業成熟度的核心是認知能力這一理論編制了認知職業成熟測驗，其主要用來評價學生知道和使用職業信息的程度。但其忽視了人格特點對職業成就的影響，而Hough和Oswald（2000）指出能力和人格能有效預測個人工作績效，而這是認知職業成熟測驗沒有涉及的。Harren的職業決策評估量表與Osipow的職業決策量表擴大了因素范圍，不僅包括態度與能力，還研究了情緒、個性等因素對職業成熟度的影響。他們主要用來評估個體在做職業選擇時存在的問題，如猶豫不決。以上介紹表明這類職業決策量表適用范圍有一定局限，這也可能是其在國外的應用中不及Super的職業發展問卷與Crites的職業成熟度量表的原因。

3國內職業成熟度問卷的編制

3.1 對國外職業成熟度測量工具的修訂

針對中國大學生職業成熟度的特點，國內的學者修訂了一系列國外成熟的職業成熟度量表。如張智勇等（2006）以北京大學375名大學生為被試修訂了韓國版職業成熟度量表;劉視湘，朱云立（2003）以南京師范大學70名在校大學生為被試修訂了Crites1978年版的職業成熟問卷;謝員，龍立榮等（2005）以武漢825名大學生為被試初步修訂了Crites職業選擇態度問卷。從這些問卷的修訂過程，我們不難發現一些基本的范式。

首先是對國外的職業成熟度量表進行翻譯，目標是項目的意義翻譯準確，無歧義，適應中國人的文化習慣。翻譯過程中可能包含對不適合我國大學生的項目進行修改，如將“我要等服完兵役后再選擇職業”修改為“如果讀研，我會等到研究生畢業時再選擇職業” （謝員等，2005 ）。同時也可能有項目點數的修改，在謝員等（2005 ）對Crites職業選擇態度問卷的修訂中，將原本VDI采用的“是”和“否”記分改為四點記分。其依據是量表的測量信度隨點數增加而提高，辨別力也隨之加強。但點數超過5點，反而無助于量表信效度的提高。第二步是對被試進行施測來獲得數據，為后面的的項目分析以及信效度檢驗提供依據。其中謝員等（2005）在正式施測前進行了一次試測，試測后對問卷進行了文字修改與內容調整，將原問卷的第一、第二人稱交替使用全部換為第一人稱。而朱云立（2003）在試測后一星期對部分被試進行了訪談，為量表的進一步修改提供了方向。第三步是進行項目分析，目的是剔除掉那些區分度不高的項目。主要采用的方法有辨別力和相關法。第四步是量表修訂過程中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即考察量表的信效度。從信度的報告結果來說，各研究主要報告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測信度。研究發現修訂后的量表都具有較高的信度。在效度的考察中，主要是對結構效度和效標關聯效度的證明。各研究主要采用因素分析的方法來考察量表的結構效度，但也有例外，謝員等（2005）在對Crites職業選擇態度問卷的修訂中，采用了Cronbachα系數來證實問卷的結構效度，而這與原量表項目選擇有關。同時并不是所有修訂后的量表都達到了理想的結構效度，在朱云立（2003）對Crites職業選擇態度分量表的修訂中，其修訂后的五維度模型僅能解釋總變異的37.76%，沒有達到理想情況。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看到，對Crites職業成熟問卷修訂后得到的結構效度都不太理想，要么維度貢獻不夠，要么僅用Cronbachα系數來驗證構想效度，這都沒有足夠的說服力。而這可能與前面提到的Crites職業成熟度態度分量表的結構效度不夠理想有關，仍需進一步研究。效標的選取對于效標關聯效度的考察至關重要。張智勇等（2006）選擇了心理控制源、幸福感、自尊以及大學生網絡行為作為職業成熟度的關聯效標，結果顯示職業成熟度得分與所選擇的效標分數均呈顯著的正相關。但國外的研究發現，職業成熟度的研究中問題較大的是效標關聯效度的取得（龍立榮等，2000），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效標的選擇還需進一步的探索。

3.2 本土大學生職業成熟度測量工具的研制

熊紅星（2006）參考了韓國、我國臺灣等東方文化背景下制定的類似量表，在Crites的CMI修訂版的基礎上編制了中國大學生職業成熟度量表。研究著重探討了職業成熟度結構的文化差異問題，但此研究相較于Crites的職業成熟度結構多出了一個獨立的自信心維度，缺少目標設置和問題解決這兩個因子。而這些差異可能正好反映了國內外大學生在職業選擇中的側重點不同，即本土大學生認為在選定的職業中取得成功的信念非常重要，但同時可能缺乏面對真實職業的情況。同時此研究還在國內對大學生職業成熟度特點及相關因素研究不夠深入的問題上有所突破，其對學校教育環境、家庭環境、父母職業、學生實踐情況等因素與職業成熟度的關系做了探討。

羅錫莉，張進輔（2008）通過文獻分析和開放式調查編制出了74個題項的問卷。對正式問卷數據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驗證性因素分析后，結果表明大學生職業成熟度包含職業世界知識、職業自我知識、確定性、主動性、獨立性、傾向性和自信心共7個因子。

以上所提到的本土大學生職業成熟度量表的維度中都包含自信心這一因素，而這是國外的職業成熟度結構中沒有獨立出現的成分。此類研究中的自信心因素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密切相關，同時國外學者Taylor和Betz就將Crites的職業成熟度中的職業選擇能力部分替換為職業選擇自我效能感。那么自信心這一因素是否獨立出現是客觀真實存在的文化差異或是理論結構選擇的差異造成的還需進一步研究。

4討論

4.1 國內與國外大學生職業成熟度的文化差異

研究表明文化背景不同，職業成熟度的內涵可能不同，其決定因素也會不同（Osipow，1973 ）。研究發現國外的職業成熟度理論和量表都是以白人為被試，其結論不適用于亞裔美國人（Leong，1991）。Tang（2003）比較了美國白種學生、華裔美國學生、中國大學生的職業選擇過程，發現華裔美國學生和中國大學生會收到父母的影響，這點不同于美國白人學生。正是由于客觀存在的文化差異，因此在國外的職業成熟度理論取得極大成果并且有廣泛使用的量表的情況下，國內學者仍然要發展自己的職業成熟度理論、修訂或自主編制職業成熟度量表。其目的是探索出適合中國大學生的職業成熟度結構，獲得標準化的職業成熟度量表。而從對國外職業成熟度量表的修訂來看，也證實了這種文化差異。張智勇等（2006）研究發現韓國學生自行選擇職業時包括了聽從親友意見，而中國大學生在按照自己的意蘊選擇職業時不一定非要在意親友的意見。同時謝員等（2005）通過社會取向項目得分也證實了文化差異的存在，即西方價值觀重個人取向，中國人重社會取向。

4.2 我國大學生職業成熟度測量研究展望

國內研究者修訂或編制了一系列的職業成熟度量表，但我們應清楚地認識到其選擇的樣本具有很強的地域性與局限性，缺乏代表性，難以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有待于接受更多實證研究的檢驗。同時更為關鍵的是國內缺乏能得到廣泛認可的職業成熟度理論，在文化差異客觀存在的情況下，測量得到的理論模型仍需檢驗。其次國內現有量表多為定量量表，缺乏定性研究，未來可考慮將定量與定性分析結合起來，也有助于我們更全面的了解職業成熟度的維度解耦。最后職業成熟度的測量目的是為了進行職業干預與職業指導，而國內針對職業成熟度仍缺乏行之有效的干預手段，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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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通訊作者：鄭雪艷（1969-），長江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