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典論·論文》看魏晉時期文學批評之發展動向

時美倩子

提要：魏晉南北朝時期被稱為“文學自覺的時代”，曹丕的《典論·論文》是這個時期文學批評的重要作品，也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較早的一篇專論，文中探討了作家氣質與文體風格的關系，對文學和文學批評地位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從這篇文章入手，可以窺視魏晉時期文學批評的現狀，并以此對其未來的發展動向進行探討。

關鍵字：曹丕《典論·論文》文學批評

一、文學批評的性質：由人才性向藝術性過渡

對于“才性”的關注，起于漢末軍閥紛爭。國家急需大量的賢能才士，如何正確地辨才、識才、選才、用才成為了當時統治者的頭號問題。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土分裂、戰亂不斷，政權更迭的壓力讓“人才”顯得更為重要，因此，逐漸開始出現對“才性”問題的深入探討，這種探討帶有很強的實用性目的，曹操掌權之后，在《求賢令》中提出的“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是為典型，繼而得出“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的治國策略，重才而輕德，一個“唯”字，可以看出才性在當時已經取代家室、品行等條件，成為新的衡量標準了。

曹丕稱帝后，受曹操的影響，對才性的關注依然很高，但區別于單純的功利需求，才性開始與藝術創作和品評相結合，即人才性向藝術性的過渡，這種過渡的一大表現就在于《典論·論文》中“審己以度人”的批評原則。

文章開篇，以“文人相輕”為切入點展開論證，把這種看似自古以來的風氣拿出來，并用班固來做例證，說文人都有用自己擅長之處看旁人不擅長之處的弊病，就像俚語說的：“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比缓蠹殧怠捌咦印敝L，來批評文人們“安于自現”的不良心理，條理清晰有理有據，呼應了第一段末的“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論文”的作文目的，也從正面提出了“審己以度人”的批評原則。

這一原則的提出，就意味著對才性的關注已從經世致用的層面向藝術成就的層面轉變，不再一味從選拔的角度定義才性，而是從自我認知和評判他人的角度進行了肯定。劉劭的《人物志》將人才學落到實踐，才氣成為學者的分類標準，并承認大多數人都不可能擅長所有的東西，因此很少有“全才”。在此基礎上，到《世說新語》，已經形成一種對風度的自覺，并開始出現傾向化的追求。直到劉勰的《文心雕龍》及其后的文學批評中，才著重對藝術性的探討，也就逐漸實現了藝術的自覺，學者們使用與人相關的品評術語，如“風”“骨”“神”“筋”等，而諸如《詩品》《書品》《古畫品錄》等藝術品評的著作，也時時處處都體現著對人自身的體悟?！捌贰钡母拍钕仁怯迷谌说牟判?，而后才延伸到藝術，可見在這過程中，人的存在是統貫始終的，即使到了后半段，人與藝術也結合得非常緊密。

二、文學批評的尺度：宇宙論、倫理學向美學轉化

曹丕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個以氣論文之人，但“氣”的說法卻出現甚早，在甲骨文、金文和小篆中，都有明確的“氣”字的寫法?！墩f文》曰：“氣，云氣也。象形。凡氣之屬皆從氣。去既切?！睆倪@里可以看出，在最初關于氣的理解時，它表達的是一種自然現象，但因其無形可尋，后來逐漸地被神秘化，參與到中國古代宇宙論的建構中，這種包容一切、生生不息的特殊形態正與先民對宇宙的認知相契合，也間接地形成了中國文化中相對于實體更注重性質的特征。

先秦之后，“氣”也被用在解釋與人體相關的方面，逐漸進入倫理學的范疇，而對曹丕的“文氣說”影響最直接的應該是漢代王充的“氣稟說”，在這里，氣對人的影響已經從廣泛的精神細化到具體的氣質風格，“萬物之生，皆稟元氣”，氣是萬物之本，人與物的特征表現，直接取決于其所受的“自然之氣”，氣不同，則人不同。到曹丕之時，他在繼承前朝的基礎上，開了以氣論文的先河，提出“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作者之氣決定了作品的風格，且氣有清濁之分，人各不同。若以音樂類比，則是“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完全相同的技巧難以傳授。

從自然之氣到宇宙元氣，再到人之精氣，而后到“文氣”，氣的涵義的從宇宙論到倫理學，最終進入美學的范疇，也從對人才評判的標準逐漸演化成文藝品鑒的尺度，這是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大突破，也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必然。由個體氣質所決定的文學作品，其語辭氣勢與整體風貌中，必定滲透了個體的“情”，而不單單是“才”。很多時候，“才”都是表情達意所必要的技能，正如錢鐘書先生所說：“語言文字有這種社會功能，我們常常把說話來代替行動，捏造事實，喬裝改扮思想和情感……也就是劉勰早些指出來的：‘心非郁陶……此為文而造情也?！睔獾膬群?，本身就貫通萬物，因此用它作為既感于萬物又發于內情的文學藝術的鑒賞標準，也就不難理解了。

三、文學批評的對象：詩的本質對單純功用論的游離在魏晉之前

詩具有對社會和政治的雙重依附性，《尚書·堯典》中已有“詩言志”的記載，這里的詩是一種教化的方式。春秋時期，從作詩言志到賦詩言志，詩在表達美刺方面的政治功用不斷加強。從孔子的詩論到《詩大序》，詩的表達方式和評判標準有了部分改變，但根本上，還是在強調詩的時政和倫理功能，而很少從文學本身的角度進行探討。實際上，中國古代文學始終和政治保持著密切的關系，似乎沒有出現所謂的“純文學”，但是曹丕對文學本身的作用的不同見解，還是將文學從功用論中脫離了一段距離。

《典論·論文》的末段，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在這里文學的成就已經超過了政治的功績，現世的榮耀財富都是有限的，只有好的文學能夠流芳千古，成為永恒的存在。法國現代詩人波德萊爾也在其詩《腐尸》中寫道：“舊愛雖已分解，可是，我已保存，愛的形姿和愛的神髓?！敝挥杏谩霸姟眮肀４?，才能擺脫死亡的界限，讓愛情永垂不朽。

曹丕的創見，有其自身的原因?！兜湔摗ふ撐摹分锌畤@：“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正如劉大杰所說：“才質愈是聰明、情感愈是敏銳的人，這種幻滅感愈是深切。神仙長生之道，既是不可靠，因此他想把他有限的生命，寄托到文學里去?！庇靡愿爬ú茇智‘?。在《與吳質書》中，這種對人生幻滅、時間飛逝的感嘆和對不朽的渴望，表達得更為明顯：“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边@種無奈與嘆息無處排解，只能訴諸詩作，而文學也因此被暫時地架至國家人生之上，成為實現不朽的唯一方法。

在此基礎上，曹丕對文學的風格問題進行了細致的區分，《典論·論文》中說“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不同文體有不同風格，而曹丕對“詩賦欲麗”極為推崇，即文章華麗好看，乃是“美”。此外，曹丕重“逸氣”，即“壯”，且傾向文章剛健遒勁，即“力”，故大致上是強調一種力與美相得益彰的文學形式。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酒之關系》中總結道：“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于詩賦的見解……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為主，故于華麗以外，加上壯大”，這一點，在曹丕所作詩賦中也顯而易見，如《十五》：“雉雊山雞鳴，虎嘯谷風起。號羆當我道，狂顧動牙齒?！绷攘葞拙?，就將登山遠望之大氣勢表現出來，令人難忘。這種崇尚力和美的文風，與前代的詩言志、詩育人不同，一定程度上可看作對“純文學”的追求。

結語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文學藝術，甚至哲學，都非常注重主體性、經驗性，可見人始終被置于文學的重要位置，這也造成文學創作、文學批評中對內容的關注往往高于對形式的關注，內心的體悟與精神的顫動決定著內容的豐滿與否。在曹丕的時代，學者們對于外物和情感在文學藝術上產生的影響并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但通過《典論·論文》，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對人和文學藝術之間關系的嘗試，而其中針對文學的本質問題作出的討論，對于魏晉南北朝及之后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發展都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參考文獻：

[1] 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一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0-1.

[2] 曹丕著，魏宏燦校注.曹丕集校注[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10-1.

[3] 錢鐘書.七綴集[M].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2004-4-4.

[4]羅宗強.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96.

[5]劉大杰.魏晉思想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2-1.

[6] 魯迅.魯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4-5-1.

[7] 黃暉.論衡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90-2-1.

[8]許慎 ，徐鉉校定.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3-7-1.

作者單位：濟南大學泉城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