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的印象：伊文思《愚公移山》上海部分再研究

李東鵬

摘 要：世界著名紀錄片導演伊文思于1972年底來到上海拍攝《愚公移山》所需素材，并將其匯編成三部紀錄片：《上海第三醫藥商店》《上海電機廠》《上海城市印象》。伊文思對在北京和新疆的拍攝不滿意，在來滬之前對攝制組進行改組，并獲得官方高層的一定程度的自由拍攝許可。他在上海拍攝的素材是改組后的第一次拍攝，時間長達四個月，拍攝了20世紀70年代初期上海城市的工業生產、社會生活、城市經濟等許多領域的珍貴鏡頭，成為記錄社會記憶的珍貴資料。關于伊文思《愚公移山》的研究成果，可謂碩果累累，包括大量當事人的口述采訪、回憶錄等，皆有出版。但由于各方面條件所限，關于伊文思的研究還有拓展空間，文章根據新發現的上海檔案館珍藏的關于伊文思上海之行的檔案資料，對伊文思上海之行進行再研究。

關鍵詞：伊文思;《愚公移山》;城市印象;歷史紀錄影像

中圖分類號：J9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444X（2019）05-0040-06

國際DOI編碼：10.15958/j.cnki.gdxbysb.2019.05.007

Abstract：The world famous documentary director Ivens came to Shanghai in 1972 to shoot what he needed for the film How Yukong Moved the Mountains and compiled them into three documentaries： The Pharmacy： Shanghai， Shanghai Electrical Machinery Factory and The Impression of Shanghai. Being dissatisfied with shootings in Beijing and Xinjiang province， Ivens reshuffled the crew before coming to Shanghai and obtained a certain degree of free shooting permission from the top officials. It was the first shot after the reshuffle that lasted for four months， capturing many precious shot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ocial life， urban economy and many other fields in the early 1970s， which became precious materials to record social memory of Shanghai. There have been fruitful studies of Ivens's How Yukong Moved the Mountains， including a large number of oral interviews， memoirs and so on， and they all were published. However， limited by various factors，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further study on Ivens and thus this essay restudies Ivens' visit to Shanghai based on the newly discovered archives stored in Shanghai Archives.

Key words：Ivens; How Yukong Moved the Mountains; city impression; recorded historical image

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一位國際主義戰士、詩人、電影教育家，飛翔的荷蘭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是蜚聲國際、聲譽卓著的電影工作者。他和美國的羅伯特·弗拉哈迪、英國的約翰·格里爾遜、蘇聯的吉加·維爾托夫被認為是世界四大紀錄電影之父。他認為電影工作者的職責便是要直接“參與世界上最基本的事件”，這是他長期以來從事紀錄電影事業堅持的準則。

20世紀7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在對外開放領域進行嘗試，邀請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并與日本建交。在文化宣傳領域，中國政府邀請世界知名的外國紀錄電影制作大師來中國拍攝紀錄電影，向世界宣傳中國，由此產生了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兩部紀錄片：安東尼奧尼的《中國》，伊文思的《愚公移山》?！队薰粕健废盗虚L達12小時，共12集，記錄了伊文思所看到的不同鏡域下的中國生活圖景，包括形而上的對社會主義生產制度、價值觀的討論，亦有形而下的物質、文化遺產介紹等。伊文思在片中不斷提出自己的問題，許多畫面采用隱喻的藝術表達，增強了該片的藝術性與歷史性，必須進行深入研究方能理解伊文思的用意。目前，關于“伊文思”主題的研究論著、文章可謂碩果累累。以往的研究側重于對紀錄片《愚公移山》整體的政治表達和藝術流變進行分析，但對該片內容細部的研究并不充分，部分成果過于碎片化、問題化，缺乏歷史學和社會學的思考維度。本文根據最新發現的檔案史料，選取《愚公移山》中上海系列的三部紀錄片《上海電機廠》《上海第三醫藥商店》和《上海城市印象》進行細部研究，從而解讀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初的伊文思蒞滬之行。

一、伊文思來滬前上海方面的準備工作

盡管距離伊文思來滬拍攝《愚公移山》系列的《上海電機廠》該片部分版本的中文標題為《上海汽輪機廠》，部分研究著作，如方方在《中國紀錄片發展史》中也寫為《上海汽輪機廠》。經筆者研究考證，上海汽輪機廠和上海電機廠并非同一工廠，根據畫面內容和相關檔案資料，可以確定伊文思拍攝的為上海電機廠。、《上海第三醫藥商店》和《上海城市印象》三部紀錄片本文主要討論伊文思《愚公移山》系列的《上海電機廠》《上海第三醫藥商店》《上海城市印象》三部紀錄片。下文“三部紀錄片”特指此三部。時間并不久遠，但學界關于伊文思在滬行程、拍攝計劃等信息，了解得并不準確、詳實。僅就伊文思來滬的時間這一問題，便有“1973年初”“1972年底”等多種不確鑿、不準確的提法，從而引起部分研究者對伊文思拍攝所用鏡頭的真實性提出疑問，如聶欣如在《紀錄電影大師伊文思研究》中便寫到，他對片頭片尾萬噸輪船下水畫面是否是伊文思攝制組拍攝，極大懷疑。[1]而根據“伊文思活動日程表”，則清晰無誤地記載了其在上海船廠、滬東船廠拍攝的萬噸輪船下水的鏡頭設計、日出安排等。

1971年6月，伊文思來華參觀訪問近三個月，周恩來總理邀請他拍攝一部大型彩色紀錄影片。伊文思1972年3月來華之后，曾在北京、新疆兩地拍了清華大學和少數民族牧民生活等內容。但伊文思對拍攝不滿意，他回憶說：當我們和攝制組來到拍攝現場時，至少有五六部汽車為我們開路，或載著我們的領隊隨行。伊文思11月1日寫信給總理，中心意思是“反映對前一階段工作不滿意。認為領導不得力，對他不信任，限制過多，現在陪同的領隊不敢大膽負政治責任，對他工作不夠支持。地方介紹的東西不真實，不深刻，強加于人，拍的片子沒有達到他的要求，感到工作不下去?！盵2]伊文思又去找廖承志同志，廖承志同志表示：（1）陪同班子要有力的。（2）在京建立一個小組管到底。[2]

11月3日，外交部余湛副部長、章文晉、楊驥等同志開會研究此事，議定了四條：

1加強領導班子，由友協出一名司長級干部林林陪同，負責到底。

2由友協（李恩求）國務院文化組（狄福才）新影（丁嶠）組成三人小組。

3由余湛付部長出面與伊文思作一次開誠布公、實事求是的交談。

4北京有關方面開個會，對完成影片的全過程，提個方案。[2]

伊文思前往上海拍攝的行程確定后，上海方面向北京對外友協致電了解伊文思接待問題，北京方面提出“情況電話里不好講，要面談”，于是上海方面派人前往北京了解情況，并于11月4日晚乘坐飛機前往北京。[3]

中央曾對伊文思的在滬拍攝，定了總體基調：

到上海去作為一個新轉折，望上海能配備一個得力的、強有力的，能放手負一點責任，碰到問題能解決問題的，市一級的干部陪同。對他合理的要求，不影響國家機密的情況下，只要能辦到的力求實現，有各種關系和原因確實有困難不能解決的，則直率講清楚，我們的困難何在，他也會諒解的。[2]

伊文思也將其基本要求與中方新影廠總編丁嶠進行了討論，并提出了拍攝設想：

1.到上海后第一件事是一定要把他拍片的重要意義、工作方法、創作風格等向上海市領導作全面的闡述。同時要向上海市的領導了解當前上海的中心工作是什么？

2.走群眾路線，要親自向群眾做宣傳工作。

3.先做一周的調查研究、訪問工廠、里弄。深入接觸群眾，然后選定拍攝。

4.上海拍攝主題是：從上海的工廠看文化大革命后中國工業的發展道路，工業學大慶的成果。要求選一個現代化自動流水線作業的工廠，要表現“兩參一改、三結合”、工人與干部關系，群眾覺悟的提高等方面，看出上層建筑的變化怎樣推動生產的發展等。

要顯示資本主義社會工廠與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工廠是截然不同的。

此外，還要拍小型工廠，體現主席的大、中、小結合，土洋結合，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不論大廠與小廠都要與支援農業有聯系的，又要便于電影表現的，同時又能同期錄音的。

他強調要有一、二個人物貫穿。如工人下班后在里弄工作、家庭教育等等。

人物要求：（1）解放思想，敢于說話;（2）有政治覺悟;（3）坦率。還要能理解他的話是對西方觀眾講的。

5.上海的街道、居民點、要跟工廠的人物有聯系。

6.其它。萬噸輪下水，出鋼，海港等。[2]

伊文思還提到：“到上海后，希望有一名故事片導演協助他設想搞一些歷史性的回憶?！盵2] 通過研究可以看到，伊文思在《上海城市印象》片中，使用了蘇聯導演雅科夫·布利奧赫1927年拍攝的《上海紀事》中有關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鏡頭。而在上海檔案館的檔案中，便有當時提供給伊文思《上海紀事》的內容腳本。

根據在北京了解到的情況，上海方面制定了相應的方案，分發給各需要部門。12月26日下午7時，在上?？灯铰沸《Y堂，召開“接待荷蘭電影導演伊文思準備工作”會議，出席人員有：

工交組：陳阿大、樂家康

文教組：繩樹珊、張立豐

地區組：壽文魁、林瑞仁

外事組：陳家珍、詹士泰

公檢法：婁斌

電影局：戴星明、吳樹和、羽奇、馬中興

北京：錢李仁[4]

上海方面根據要求，對接待問題，做了如下具體安排：

1.接待工作應認真貫徹執行中央對國內外問題的宣傳口徑，并本著熱情友好，多做工作的方針，對其合理的要求，在條件允許而又不涉及機密的情況下，盡量予以滿足，積極協助其完成采訪拍片人物。但需注意內外有別，嚴守黨和國家機密。對其過高要求，如辦不到的和確實有困難不能解決的，則坦率地向其解釋清楚。

2.伊在拍攝過程中還錄同時聲。因此，對拍攝現場，特別是談話內容應注意內外有別，生動自然，對被采訪人事先要作充分準備。

3.伊在創作風格上積累了長期藝術實踐經驗，拍片的手法與我們不同，如遇有意見不一致的地方，雙方要很好協商，多尊重他的意見。

4.伊抵離滬時，擬請文教組繩樹珊（以對外友協分會負責人名義）、電影局革委會負責人戴星明、外事組代表陳家珍等同志迎送。請繩重點陪同。電影導演羽奇同志日常陪同。

請徐景賢同志會見和宴請。請馮國柱同志、傅超武同志（請接待伊、瑪的迎送、陪同人員）和迎送人員參加。

5.采訪拍片內容，擬推薦（供選擇）：

“一大”會址、魯迅故居、工業展覽會、上海柴油機廠、上海機床廠、上海船廠、上鋼一廠、上海拖拉機廠、閔行發電廠、上海貨車制造廠、上海汽車電鍍廠、華僑拉模廠、新康玩具廠、計算中心、上港三區、上海第三醫藥商店、群力草藥店、星火日夜商店、中百十店、廣東路街道、天山新村、少年宮等。

伊在滬期間，如晚上有文藝節目，視情況適當安排若干次。

6.住和平飯店，外賓住一套間，房內放煙茶、水果、糖果、法文電訊稿。備小轎車二輛，小型團體車兩輛。

7.安全保衛工作請市公檢法外保組負責。[5]

1972年12月22日，伊文思和瑪斯琳乘航班機055于16：20抵滬，至1973年4月16日11：00 乘坐14次火車赴南京，在滬共計116天。[6]

期間，伊文思曾會見“人民友好使者”耿麗淑，在滬療養的廖承志及電影界的代表等。上海方面還編印《接待荷蘭電影導演伊文思和法國電影工作者瑪斯琳情況簡報》[7] ，定期通報伊文思、瑪斯琳身體情況和拍攝進展，可謂做好全面的接待工作。

二、伊文思在滬拍攝概述

伊文思帶病南下，剛到上海之時，頻繁去華東醫院看病，在1972年12月剩余的幾天內，僅拍攝了上海船廠“風浪”萬噸輪船下水及相關鏡頭。根據伊文思在滬行程記錄顯示，在滬的116天里，他和瑪斯琳一共去華東醫院25次，醫生上門治療5次。[6]

伊文思來上海之前，曾患嚴重的肺氣腫和氣喘病，華東醫院的李開滬醫師為他治療護理。[8]286進入1973年，隨著治療效果的逐步顯現，加之“外賓本人積極配合醫生要求，外出注意保暖”[7]。 從1月16日起，伊文思的健康狀況繼續好轉，并每日進行半天適應性的室外活動。根據統計資料顯示，伊文思拍攝的素材中明確標記的共包括以下地點：

上海船廠、第三醫藥商店、龍華公社張塘大隊、上海柴油機廠、兒童畫展、黃浦江上下游、滬東船廠、淮海路一帶、巴黎公社展覽會、上海電機廠、上海廿一制藥廠、豫園、奉賢縣塘外公社 、延安路過江輪渡 、東昇食品店，紅衛食品店采訪 、人民公園郵電支局拍攝 、南京理發店 、人民公園 、巨鹿路菜場、北站及街道。[6]

此外，伊文思和瑪斯琳還提到要拍馬路街景。雖然這些街景未標明具體地點但綜合上文所提到的明確拍攝地點及片中出現的空境畫面，可以對片中出現的未知拍攝地點進行基本判定。為最大可能保存所拍攝素材，伊文思每隔一個時間段，便將拍攝的素材采用航空方式，寄往巴黎。如1972年12月28日，伊文思在拍攝完上海船廠素材后，便將“上海船廠拍攝底片整理包裝并航寄巴黎?！?1973年2月11日的日程表提到伊文思當天下午的工作：整理已拍片子，準備航寄巴黎。3月1日早晨，伊文思也是在準備將已拍膠片寄往法國。3月12日下午15：50，伊文思寄一盒膠片往巴黎（16公斤）。[6] 伊文思對在滬拍攝是比較滿意的，這可以通過他兩次宴請拍攝小組看出：第一次是1973年3月13日晚上，伊文思、瑪斯琳為慶祝拍攝完成300卷膠片，請北京、上海同志喝茅臺酒;第二次是1973年4月5日晚，伊文思、瑪斯琳為慶祝上海電機廠勝利拍完，請北京上海全體同志喝茅臺酒。[6]

伊文思在滬所拍素材，共編成三部紀錄片，分別是《上海電機廠》《上海第三醫藥商店》《上海城市印象》。其中，前兩部是專題片。上海電機廠，成立于1949年12月1日。從1950年代起，工廠就成為全國電機制造業的重點骨干企業。1998年改為上海電機廠有限公司。上海第三醫藥商店，原址華山路1859號，后與匯豐大藥房合并，搬入臨近的廣元路224號，目前仍營業。

《上海城市印象》是伊文思基于在滬拍攝素材匯編而成的一部反映上海城市社會經濟生活面貌的紀錄片。伊文思通過長鏡頭拍攝、采訪及隱喻等方式，對20世紀70年代中國上海這座城市的面貌進行了概況介紹。

三、不同維度“印象”的解析

伊文思編導《上海城市印象》的初衷，可能是對其在滬拍攝進行總結，形成對上海社會經濟、人民生活狀態的整體概述，并將上海所代表的部分中國的形象介紹給世界。雖然其中有些鏡頭是擺拍，引起后來研究者的疑義，但伊文思堅信這是一種“經過選擇的真實”。

隨著時間推進，四十多年后重新審視伊文思蒞滬之行，可看到伊文思通過編導三部紀錄片所構建的上海城市的形象，不單單見證了時代的演進，也傳達了中國之于世界的印象。

第一，從紀錄電影的藝術表達角度看，這三部由伊文思親自編導的紀錄片，是他對上海城市的“印象”。在上海的四個月，伊文思和瑪斯琳親自制定拍攝計劃，反復挑選鏡頭，與采訪人員多次進行訪談，并大量使用同時期國際最先進的長鏡頭、同期聲等技術手段，使得該片整體達到了伊文思所謂的“經過選擇的真實”水平。不可否認，由于當時國內特殊的政治形勢，許多“人和事”是伊文思看不到也不被允許拍攝的，但伊文思畢竟盡最大可能使這三部紀錄片記錄下最接近“真實”的真實。譬如，根據上文所述的檔案資料顯示，上海電機廠并不在上海當局提供給伊文思的拍攝推薦名單之中。據伊文思回憶，他是在上海美術館參觀巴黎公社展覽之時，遇到了同樣前來參觀的上海電機廠團隊。而在《上海電機廠》一片中，便拍攝到了電機廠職工參觀巴黎公社展覽的場景。他在與上海電機廠的帶隊領導進行交流后，認為符合他的拍攝設想，便邀請他們去伊文思居住的和平飯店討論拍攝計劃。

第二，從城市記憶變遷的角度看，伊文思的三部紀錄片是1970年代上海城市社會經濟、生產生活、精神面貌的整體記錄?！渡虾ｋ姍C廠》側重于記錄上海當時的工業生產概況，主要探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相互作用，該片用很大篇幅記錄了職工對“獎勵金制度”的討論、車間內職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職工托兒所、夜大學、興趣愛好班、看病等福利制度也是重點記錄對象?！渡虾５谌t藥商店》，側重于記錄城市中的服務經濟概況，重點拍攝了顧客與商店之間的關系，通過采訪店主與員工等手段，反映了藥店在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后員工屬性的變化，以“為人民服務”為目的經商模式的變化、員工參與藥店管理等問題。該片還特別以女員工包涵為特例，反映新中國女性家庭地位的變化等?！渡虾３鞘杏∠蟆穭t通過拍攝與城市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物價、時尚、交通、郵政、百貨、食品等方面，試圖對上海這座城市進行定位。在結尾處，伊文思用字幕總結：“上海的責任已經擴大，不僅僅是處理自身的事務，國家更致力于發展像上海這樣的城市。上海是中國的工業中心，二百萬工人是漫長經濟改革的一部分”。這是伊文思得出的上海之于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地位的整體印象。

第三，從1970年代中國國門初開的時代背景看，伊文思的三部紀錄片將上海這座在近代史上遠東最大的城市重新介紹給世界。由于上海在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上海集聚了中國最優秀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上海不光是新中國的經濟中心，更是工業中心，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生活水平最高的區域，譬如《上海城市印象》在探討“時尚”問題時講到：北京人說上海的居民太過于花里胡哨，但他們不管何時來訪都會買紀念品。這從側面證實了上海所制造的產品，是具有超強競爭力的。從這個維度看，上海是中國工業水平和實力的代表，外界若要了解當代中國，必須了解上海。上海，是了解近現代中國的鑰匙。在《上海城市印象》中，用萬噸輪船“錦州號”下水開頭，形象地表達新中國工業的成就，但結尾處用萬噸輪船“風浪號”下水，則“隱喻”的意味非常濃厚，表示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前進過程中，避免不了風浪。此外，黃浦江上萬噸巨輪與木質傳統福船并排航行，這種傳統與現代對比，給我們后人帶來強烈的視覺沖擊，伊文思通過這些隱喻向世界傳達出這一時期的中國印象，即新與舊并存，傳統與現代共生。從這個維度看，這三部紀錄片，是中國之于世界的印象。

由于各種原因，《愚公移山》放映時間已經到1976年。當年3月首先在法國放映，后又在比利時及意大利的“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上放映，之后英國、加拿大、西德等十幾個國家也播映該片。1977年，英國英中了解協會出版的雜志《今日中國》發表評論說，這部電影為了解中國社會“提供了一個非常廣泛和有說服力的基礎”[9]。隨著1978年中國進行全面改革開放，無形之中伊文思的《愚公移山》系列紀錄片貫穿了20世紀70年代中國從國門初開到醞釀全面改革開放的全過程。

四、歷史性、記憶性和形象性的價值統一

紀錄片面臨著關于現實世界和描述世界二者之間關系的認識和闡釋問題。[8]81 每一位紀錄片的導演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的價值觀帶入紀錄片的拍攝、制作等環節，并通過某種形式表達出來。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堅持歷史性、記憶性和形象性的價值統一。攝像、電影技術的發明，使得人們記錄世界的方法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特別是電影技術的發明和使用，讓復雜事件的記錄，可以更加形象、全面和準確。

然而，每一部具有時代意義的優秀紀錄片，必然有其拍攝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因緣。正如紀錄片要記錄“盡可能的真實”一樣，要對伊文思的《愚公移山》之上海系列做深入分析，必須盡可能多地掌握一手資料，才能對伊文思的拍攝作出客觀的評價。這就要求必須對紀錄片的歷史性進行定位，梳理清楚伊文思上海之行的前后背景。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堅持歷史性、記憶性和形象性的價值統一。

歷史記錄片是歷史紀實影像的集成，正如海登·懷特解釋“Historiophoty”為“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and our thought about it in visual images and filmic discourse” （以我們在視覺圖象和電影敘述中對歷史的思考呈現歷史）[10]。豐富的紀實影像可以為歷史研究提供更鮮活的“影像注腳”，英國歷史學家彼得·伯克認為影像“所提供的有關過去的證詞有真正的價值，可以與文字檔案提供的證詞相互補充和印證”[11]。近現代史上保留的大量影像資料正成為歷史研究的新素材、新資料，成為當代中國記憶資源的重要內容。此外，由于紀實影像的鏡頭直觀、表達生動、內容豐富的特征，使得歷史紀錄片的形象性更成為其突出特質。

20世紀70年代初期，許多攝影師把鏡頭對準上海，通過上海來讀懂中國。在伊文思來滬前，著名的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同樣受周恩來邀請，來拍攝了著名的紀錄片《中國》，同樣采用實景和自然光等手段，拍攝了上海城市真實的生活場景。盡管該片受到了來自不同領域的批判，但其作為歷史資料記錄了社會記憶的變遷，在今天看來也是不可或缺的生動、直接的新史料。相比較而言，伊文思和瑪斯琳來中國之前在法國舉辦了大型報告會，歸納和總結西方人士對中國的關注所在，他帶著收集到的200多個問題來到中國進行拍攝，[12]他們在內容編排、表達上更加問題化、更加復雜化，更加側重于“形而上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制度化表現。他們進行了許多采訪，試圖通過對受訪人進行深入對話，挖掘到他想要的材料，如對交通警察的采訪，主要問題是交通管理制度領域;對第三醫藥商店女職工包涵的采訪，主要問題是中國的女性解放問題;對上海電機車領導的采訪，主要問題是社會主義工業企業生產中的組織結構問題。在伊文思離滬之后不久，美國CBS電視臺資深制作人Irv Drasnin（德拉寧）攜攝影隊來到上海拍攝了《上海：一個新的中國》的新聞紀錄片，通過敘事、采訪、直接拍攝等手段，把當時上海這座城市面貌留給我們后人。1970年代初期國門初開時的幾部優秀的紀錄片，共同塑造了國際視野中的上海和中國的印象。

由于影像記錄內容的豐富性，伊文思《愚公移山》上海部分尚有許多內容待繼續研究，對于已有的問題，從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維度的視野，或許仍會得出不同的判斷。然而攝影機在不經意間拍到的一些東西，有些因為時過境遷，很快消失，這些記錄可能會非常珍貴。有些東西，盡管被作為“主流”文件，無數遍地記錄在案，其價值卻在可有可無之間。當伊文思與羅麗丹，指揮著攝影師在大街上拍攝的時候，他們肯定也在尋找某種價值，并將其拍攝記錄下來。而作為后人來，我們應該做的，在于發現、研究并使用這些價值。

參考文獻：

[1] 聶欣如.紀錄電影大師伊文思研究[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172.

[2] 接待伊文思前站工作匯報[Z].上海市檔案館，檔案號：B177-4-302-32.

[3] 為接待伊文思工作問題[Z].上海市檔案館，檔案號：B177-4-302-30.

[4] 會議出席名單[Z].上海市檔案館，檔案號：B177-4-302-29.

[5] 接待荷蘭電影導演伊文思的計劃的請示[Z].上海市檔案館，檔案號：B177-4-302-42.

[6] 伊文思在滬活動日程表[Z].上海市檔案館，檔案號：B177-4-302-8.

[7] 上海市電影局接待小組.接待荷蘭電影導演伊文思和法國電影工作者瑪斯琳情況簡報[Z].上海市檔案館，檔案號：B177-4-300-40.

[8] 孫紅云，胥弋，基斯·巴克.伊文思與紀錄電影[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4.

[9] 介紹中國的大型紀錄片《愚公移山》在英、加、西德放映受到熱烈歡迎[N].光明日報，1977-02-03（04）

[10] Hayden White.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88（05）.

[11] 彼得·伯克圖像證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265

[12] 方方.中國紀錄片發展史[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285.

（責任編輯：涂 艷 楊 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