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推動公平

美國價值觀、話語和體制——正遭受前所未有的不平等。今天，全美最富有的三個人所擁有的財富加起來大約是處于社會底層的一半人口的財富總和。更糟糕的是，極端程度的經濟不平等僅僅是困擾美國的諸多不平等形式之一：基于種族、性別、性取向、民族、宗教和能力的歧視依舊泛濫。所有這一切都籠罩在一場全球環境災難的威脅之下，一旦旱災、食物短缺和難民危機爆發，所有的不平等現象將愈演愈烈。

小時候，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那就是美國在為我的成功而吶喊助威。我生活在德州東部的一座鄉村小鎮，作為一名成長于南方的黑人同性戀者，我遭受過種種偏見。盡管如此，我還是體會到了從人到組織齊心協力為我加油的好處。一次又一次，我感覺背后有人在為我撐腰。然而，反思如今的體制，我不禁生出疑惑和擔憂：今天的弱勢兒童群體是否感到樂觀？他們又如何能做到樂觀？

顯然，美國人民不能坐等危機在下一次大選中得到化解。值得慶幸的是，我們沒有等待，因為我們知道，如果重新確立商業的使命，讓市場的好處惠及國家的各個角落，乃至更遠的地方，我們將能創造怎樣的變革。

今天，商業和社會領域越來越多的領導者正在想方設法提高市場的公平性。他們意識到，如果我們為包容和公正的經濟體系創造合適的環境和條件，我們就能利用蓬勃的生產力，為人類開發更優秀的思想和成果。

今年夏末，這一意識顯現出了早期的積極跡象。來自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聯盟的181位CEO宣布，他們要重新定義企業的宗旨。這些CEO承諾將“領導他們的公司，造福所有利益相關者，包括顧客、員工、供應商、社區和股東”。背后的理念很簡單：每一個受到企業政策及其實踐而產生影響的個人都應該擁有發言權。

這就是我們許多人一直強烈呼吁的價值重置。

哈佛大學的奧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芝加哥大學的路易吉·津加萊斯（Luigi Zingales）等經濟學家認為，向利益相關者的市場過渡不僅僅是一件正確的事。在許多情況下，這種做法也能提高經濟效率，從而造福每一個人。避免污染環境比治理污染更劃算。停止銷售致癮阿片類藥物比為成癮患者提供身心護理的成本更低。把所有利益相關者的角度考慮在內，我們能避免最終人人遭殃的情形發生。

只有在企業做出切實承諾并采取行動的情況下，商業圓桌會議的聲明才有意義。既然這些企業已經宣布了自己的價值觀，現在，它們——以及其他所有人，從商學院畢業生到資深CEO，從非營利咨詢機構到公司治理的游說團體——是時候付諸實踐了。

首先要為更多不同的利益相關者賦予權力。以德國為例，自1976年起，勞資協同經營制度就成為當地法律：大型企業的監事會成員半數須由工人選舉產生。而這條規定并沒有導致國家的經濟放緩。事實上，自那以后，德國實際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化增長率一直高于美國。此外，他們的收入差距更小，預期壽命更長。難怪在美國，工人們一直在推動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支持將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15美元），并要求改善工作條件。

美國曾經也出現過類似的運作方式。我的祖父只受過小學三年級的教育，在一家石油公司當了將近40年的搬運工。公司為每名員工制定了分紅計劃，所以祖父退休時經濟上能夠得到保障。

然而，最新數據表明，當今財富500強企業中僅16%為新員工提供傳統養老金。太多公司低估了員工的價值?，F在的美國人比以往工作更努力、效率更高，但工資增長卻遠遠落后于生產率的提高。簡單來講，美國人的工作量越來越大，質量越來越好，而待遇卻越來越差。

我們能夠而且必須共同扭轉這些趨勢。具體該如何行動，Patagonia以其模范性的家庭休假政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例子。30多年來，該公司一直提供高質量的在崗托兒服務，家長可以和孩子一起吃午餐和休息。該公司制定多項福利政策，比如16周的全薪產假（父親和養父母享有12周的全薪育嬰假），員工需要出差時，孩子也可享受保姆服務。結果很明顯：過去5年里，Patagonia 90%的休產假婦女重返工作崗位。每個公司都應該努力達到這樣的員工保留率。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企業必須開始跟蹤這些目標。畢竟，確保承諾與進步相伴而來的最佳方式就是衡量與監控。但社會影響力之類的因素向來不好衡量。不過，在多家領先機構的幫助下，這些測量如今變得更加精確了。

可持續會計準則委員會（Sustainability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是一家獨立委員會，致力于規范企業在就業、環境可持續性和治理等領域對重要非金融數據的報告。全球影響力投資網絡（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發起IRIS（影響力報告和投資標準）倡議，提供了一系列公認的效能指標，指導投資者評估其持股公司的社會和環境影響力。全球影響力投資評級系統（GIIRS）根據企業和基金對環境和社會的影響對其進行評級，其方式類似于標準普爾的信用風險評級。

簡而言之，企業如今可以同時衡量財務進展和社會效能，下一步是簡化不同的衡量系統，得出一套清晰、可靠和通用的社會價值評估標準。

當然，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我們必須以致力長期規劃和可持續性發展取代“專制”的季度財務報告。貝萊德集團（BlackRock）是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機構，其董事長兼CEO拉里·芬克（Larry Fink）曾撰寫文章，滿懷激情地探討這個問題，宣稱貝萊德投資的企業必須公開闡述其“長期價值創造的戰略框架”。與商業圓桌會議的聲明一樣，我希望貝萊德的強硬言辭將帶來同樣強硬的行動。

芬克的大膽宣言同樣適用于金融以外的領域。無論是公共部門還是私營部門，我們都需要更多地考慮長期價值，比如思考自動化時代工人的未來發展。畢竟，美國需要工人擁有一個可持續的未來，這樣他們就可以購買這些公司生產的產品。

21世紀的當務之急是建立一種新的經濟體制，認識到商業和企業能夠發揮作用，創造價值，從而更好地造福社會。我們有責任確保下一代同樣擁有足夠多的理由對未來感到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