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抑或是割裂？試論博物館學傳統的未來
——兼論“博物館定義”的再思考

鄭奕 安海 陳怡瑋 呂昌霖 王思怡

ICOFOM專委會（博物館學專委會）致力于對博物館歷史、收藏、教育、倫理、展覽、管理和社會角色多樣性等多方面展開討論。京都新定義的擱淺似乎讓我們重新反思博物館學的傳統與發展，當今時代下的博物館定義如何與博物館學的研究相契合，抑或是相決裂？對于博物館學發展歷程的探討也許可以給我們以答案。

一、何為“博物館”？一種概念

首先，讓我們再回到京都9月7日展開的“新定義”投票大會的現場，博物館定義展望委員會（MDPP）認為之前的博物館定義已不適應21世紀的多元文化發展背景，舊的博物館定義中的一些基本職能在新的定義中是有連續性的，比如保管和保護的功能。但是各國博協成員希望能夠在新的定義中反映出博物館職業倫理道德，同時定義委員會通過充分討論認為博物館的價值在此前博物館定義中沒有充分體現，尤其是社會責任價值。另外，博物館新的定義應了解世界各地博物館的差別，看到社會沖突的討論，體現出經濟和政治的差異。如何保持與周圍環境的關系也需在新的定義中體現，博物館的觀點不能只是提供公共的空間，應體現一個讓人們學習、交流的場所。另外，博物館新定義中應反映問責制和透明性。隨后各專委會和各國代表針對新定義的內容進行了激烈而精彩的討論。其中地方博物館國際委員會（ICR）提出，新定義所提到的博物館功能性是不均衡的，西班牙、伊朗和以色列的代表紛紛就其忽略了教育的功能而表示遺憾。那么何為“博物館”？正如70.41%的投票代表同意推遲對“新的博物館定義”進行投票，“博物館”的概念是許多復雜類別的相交點，在當下的社會發展背景下，我們可以判定一個機構是否為“博物館”，但卻越來越難以給它下一個清晰明了的定義。若我們反過來看，目前雖暫時無法有新的定義來闡明什么是博物館，但這恰恰為博物館傳統的未來喚起了更多生機和活力。

二、作為非物質遺產的博物館學？兩條途徑

在京都大會上，博物館學專委會主席Francois Mairesse做了《作為非物質遺產的博物館學》（Museology as intangible heritage）的報告，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議題。正如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定義所具有的三大屬性所示：第一，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所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體系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第二，世代相傳、與社群相連并不斷創新；第三，提供認同感和歷史感。

博物館學也可以與其一一對應，成為一項非物質遺產?；厮葜?968-1972年間，當時博物館危機肇始，人們質疑博物館的未來，開始探尋一些應對的策略，而國際博物館委員會的始創者們一直致力于發展博物館學方法論，但他們似乎選擇了兩個不同甚至相反的方向：“以社區為導向的方法論”和“以物為導向的方法論”。我們或許可以通俗地概括為需求導向和供給導向[3]，抑或市場導向與使命導向方法論[4]。這便分野出兩條途徑：“新博物館學”（nouvelle muséologie）與“科學博物館學”?！耙怨姙閷颉钡男虏┪镳^學和“以物為導向”的科學博物館學經歷20世紀70年代的分野、80年代的對立以及90年代后期的對話、融合、創新的一系列過程，正如安德烈·德瓦雷所說：“如果新博物館學消失，我們也不必驚訝，那是它已經融入到官方的博物館學里去了?！比缃竦牟┪镳^學在這兩條途徑的基礎上做出了修正與更新，現在看來，博物館學是否是Zbynk Z.Stránsk所致力于的一門科學，還是Kenneth Hudson所稱的實用主義，在今天并不是十分關鍵之所在了。其作為非物質遺產的屬性也更加明確。

表1 博物館2007年定義與京都新定義的對比

首先，博物館學是實踐性和知識性的集合體，博物館學不僅是博物館實務、策展經驗與物相連的實踐，也是哲學、社會與知識相連的科學。其次，根據ICOFOM的發展歷史，前四代的成員，從André Desvallées（法國，1977-1985 ICOFOM副主席）、Ivo Maroevi（克羅地亞，1977-1985 ICOFOM副主席）到Peter van Mensch（荷蘭，1985-1993 ICOFOM主席）、Martin Schaerer （瑞士，1993-1998 ICOFOM主席）再到Tereza Scheiner（巴西，1998-2001 ICOFOM主席）、Nelly Decarolis （阿根廷，2007-2010 ICOFOM主席）都在一定程度上受Stránsk思想的影響，這呈現了博物館學的傳承力。而正因為這樣的代代相傳，塑造了基于博物館、基于學校、基于研究機構的博物館學研究社群，他們以認同同一博物館學理念為主軸，進行著相應的博物館實務、教學及研究等等。

綜觀1946-2019年的博物館定義，我們可以發現其中的傳承與創新。如表1所示， 2007年定義中的“向公眾開放”最早在1946年被提出，“常設機構”在1951年的定義中出現，“為教育、研究、欣賞的目的”于1961年新增，1974年定義中的“博物館是一個為社會及其發展服務的”“非營利性”“征集、保護、研究、傳播并展出人類及人類環境的”等主體部分為2007年定義所用，而2007年則在之前若干定義上發展出“物質及非物質遺產”的新表述?？梢哉f，其見證了1946年以來定義的演變，有吸收借鑒也有發展創新。而2019年的新定義不僅在內容上，同時在行文結構上均未體現一定的傳承性，若從“作為非物質遺產的博物館學”的理念來看，也無怪會擱淺，但新定義從一定程度上宣示了博物館從“物”到“人”理念上的決定性轉向。與其說它是定義，不如說它是極有前瞻性的博物館宣言，它考慮到了推進社會進步的力量以及博物館在文化世界中的重要對話平臺功能。

三、結語

實際上，回顧ICOFOM專委會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歷史與如今是驚人的相似。1972年，“新博物館學”理論中心人物，當時的國際博協主席雨果·戴瓦蘭認為經典博物館在某種程度上已窮途末路，新型博物館正在發展。他在智利開展了一次關于博物館發展和教育的研討會。他召集了一些有識之士，不僅有博物館專家，還有發展方面的專家，比如鄉村建設專家、城市規劃專家等。他們討論的議題更為廣泛，不限于經典和傳統的博物館議題，各方專家的討論，使博物館也可以作為一個讓人思考不同運作方式的地方。這使得博物館負責人意識到，博物館不僅是一個保存文化遺產的地方，還是一個地區、國家發展的積極要素?？傊@一要素是為社區服務的工具，在此次圓桌大會之后，這些負責人起草了影響深遠的《智利圣地亞哥宣言》，受此宣言內容的影響，1974年擬定的新定義做出了相應的改變，現在的定義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博物館為社會及其發展服務”便來自《智利圣地亞哥宣言》。博物館成為一個為社會服務的工具，而不僅僅是保存文化遺產，它旨在尋求這個社會的發展、社會責任感、社會重大議題方面的全面發展，比如1972年關心的城市規劃、生態以及地方經濟發展等問題。在這樣的觀念下，博物館不再是一座廟宇，也不是一間學校。博物館的首要原則是為社會而建，為公眾而建，因此要服務公眾。博物館會進行研究活動，但它首先要履行其社會職能，要能夠反思社會，因此才能可持續地發展。

而回到今天的京都大會，大會上提出的新定義在一定程度上討論了2019年世界關心的諸多話題，如多元化、去殖民、社會正義、環境保護等等，它從人的視角來審視博物館的真正價值，旨在推動塑造博物館的社會角色。如果它能以一種類似《智利圣地亞哥宣言》的形式向全球發布的話，也許會是不一樣的結局。因此，通過這次京都大會，我們發現，當代博物館學開始有意識地重新反思“何謂藏品？是理念，還是物？”“博物館是什么？”以及“是誰的博物館？為誰而存在”，以解構博物館傳統思維，進而推進文化的平等，推動個人與集體的思考，打破博物館內/館外，注重多元發聲和發達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平衡。我們已經從博物館實踐領域轉移至對實務進行批判性研究的反身性博物館學（Reflexive Museology）階段，即能夠提出理論問題以激發真正的社會變遷，而這些問題中，真正令我們感興趣的不再是事實，而是問題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