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科研產出特征研究
——以中國博物館協會文學博物館專業委員會為例

姚明 /中國現代文學館 北京 100029

一、引言

關于博物館的定義尚沒有統一的表述[1]，目前國際博物館協會在2007年的定義較為權威，即“博物館是一個為社會及其發展服務的、向公眾開放的非營利性常設機構，為教育、研究、欣賞的目的征集、保護、研究、傳播并展出人類及人類環境的物質及非物質遺產”[2]。無論如何定義，博物館與生俱來的“研究”職能都是必不可少的[3]。在世界范圍內，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是博物館領域的非政府組織，其下屬30個專業委員會，其中國際文學博物館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literary museums，ICLM）主要由各國文學類博物館組成[4]，在我國，中國博物館事業伴隨著社會發展經歷了由封建思想向資本主義思想再向社會主義思想變革的激烈動蕩時期，這深刻影響了我國博物館發展理念與辦館思想[5]，“啟心思、開民智、強中國”成為博物館理想與理念[6]。2009年，中國博物館協會文學博物館專業委員會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正式成立，成為中國博物館協會下屬的專業委員會之一[7]。本研究以文學博物館群體中的研究人員公開發表的科研成果為研究對象，呈現文學博物館科研群體特征，對博物館的“研究”職能的發揮提供借鑒。

二、博物館信息獲取與統計

本研究通過中國博物館協會官方網站與各館官方網站等公開信息源獲取信息，同時通過電話、郵件等方式與各博物館取得聯系，進一步核實與確認相關信息，在此基礎上對各個單位的情況進行梳理。

通過中國博物館協會官方網站[8]、中國現代文學館（文學博物館專委會主任單位）官方網站[9]、2019年文博專委會年會通訊錄等資料[10]，發現共有37家單位在團體會員名單上出現過，經過進一步查詢分析，發現茅盾故居（北京）是中國現代文學館二級單位，魯迅博物館與北京新文化運動博物館合并成立北京魯迅博物館（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故統計了35家單位基本信息，得到表1至4。

從建立或開放年份上看，在各館上級或者本級的官方或者正式介紹中，關于“時間點”的描述很多，這些“時間點”的描述都是各館發展歷史上的重要轉折點，極具本館特色，如“籌備會議”“正式定名”“正式成立”“掛牌成立”“正式開館”“正式建立”“建成開放”“更名”“合并更名”“重新修繕并開放”“對外開放”“免費開放”“正式對公眾開放”等等。本研究以“開放或建立年份”作為統計標準，優先統計“正式對外開放”年份，對于“正式對外開放”年份不明確的，則統計“正式建立”年份。從時間上看，改革開放之前建立了4所，1979年到1999年建立了14所，進入21世紀后，數量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35家單位中最早建立或開放的是1953年建立的紹興魯迅紀念館，最晚的則為2017年建立的遼寧文學館，時間跨度間隔半個世紀。從分布區域上來看，主要集中在華北與華東地區，其中北京、上海、山東分布較多，這與近代以來作家的活動范圍與居所變遷聯系緊密。

表2 機構性質、獨立法人、獨立官網情況

35家單位中，32家為公辦，3家為民辦。從名稱上看，主要由地區加館名構成，通過國家事業單位登記管理局網站查詢，其中11家單位為獨立法人單位，其登記注冊名稱為官方標準名稱，其他24家為非獨立法人單位，在不同信息來源中的名稱略有差異，如“浙江茅盾故居”也稱“茅盾故居（浙江）”，葉圣陶紀念館也稱“葉圣陶研究中心”，“朱自清故居”也稱“朱自清紀念館”，“張恨水紀念館”與“潛山縣博物館”屬于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從網絡宣傳情況看，35家單位中有8家單位建設有獨立的官方網站，較為詳細地將本館情況向社會介紹與公開，只有1家單位的網站掛靠在上級單位官網之下，作為獨立欄目方式呈現，其他26家單位都沒有設立獨立官網，僅在百科類或旅游類等第三方網站上以景點介紹等方式呈現。

表3 行政級別分布

從館所對應的的行政級別來看，32家公辦博物館中，本研究統計主要分為司局級、縣處級、鄉科級及以下，其中司局級有3家，分別是中國現代文學館、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郭沫若紀念館（北京），都在北京，是中央國家機關所屬事業單位；15家為縣處級別的事業單位；12家為鄉科級及以下級別事業單位；2家正在事業單位改革進程中，單位隸屬關系與級別不明確。

表4 所屬系統與公益類別情況

從所屬系統上看，32家公辦博物館中主要分為四類，第一類為文化管理部門，有的稱“文化體育局”，有的稱“文化旅游局”，有的稱“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根據級別與區域分布在名稱上有所差異，有13家；第二類為黨群機關，主要是文聯、作協下屬單位，有5家；第三類為文物管理部門，主要是各級文物局，有4家；其他類，包括社科院系統、教育系統、宣傳系統等，有11家。其中公益一類24家，公益二類6家，2家正在事業單位改革進程中，公益類別尚不明確。

三、科研成果統計與分析

科研成果主要以期刊、輯刊、中國會議論文集、國際會議論文集、報紙為主，主要通過從中國知網進行檢索，課題主要統計國家社科基金立項情況。

（一）發表時間與載體分布

以中國知網的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作為數據源，對35家單位2009至2018這10年間在學術刊物（期刊、輯刊、中國會議論文集、國際會議論文集、報紙）上發表的論文（除去簡報、報道、作品選登等非研究性作品）進行統計，得出共發表論文1182篇，其中有19家單位檢索到有論文發表，16家單位沒有檢索到論文，科研成果發表的年度分布如圖1。19家博物館從2009年開始，發表成果數量呈現總體上漲趨勢，這表明文學博物館“研究”職能發揮愈發明顯，從2009年的82篇，館均約5篇，到2016年的155篇，館均8篇，增長趨勢明顯，增長幅度不小。通過進一步的分析，也發現館際發表成果分布不平衡、差異較大的情況，如35家博物館就有16家沒有檢索出相關成果，如有的博物館10年間發表成果300余篇，而有的博物館10年間則發表成果10篇以下。

科研成果發表載體分布情況如圖2，由此可見，科研成果中期刊論文最多，其數量比輯刊，會議，報紙發表數量的總和還要多。通過對發表載體的分析，可以知道文學博物館在科研上十分重視期刊論文的發表，這涉及學術影響力，職稱評聘，學術地位等多種因素，符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科研產出的一般特征。同時，通過進一步分析其他發文載體，發現文學博物館具備較高的宣傳能力，多館就本館館藏或者發展模式問題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國家級報刊發文；文學博物館十分重視與支持各研究學會的工作，積極組織科研成果到輯刊如中國現代文學論叢輯刊、會議如紀念魯迅學術研討會、博物館協會會議等進行發表與交流。

科研成果中學術期刊的發表情況如圖3，期刊論文以其發表快，傳播廣等特點，是學術研究成果的重要發布載體，是學者的成果發表和學術溝通的重要途徑，相對于其他刊載載體，在科研評價中往往較為看中[11]，而基于引文關系與專家評價遴選出的核心期刊刊載的論文，往往撰寫更為規范，研究水平較高。從圖中可以看到，期刊發表數量和核心期刊發表數量與科研成果發表情況在年度分布趨勢上一致，在年度發表數量上，期刊論文約占科研成果總量的60%到75%之間，而核心期刊論文則占期刊論文數量的50%左右，說明科研成果的總體水平不低。

圖1 科研成果發表的年度分布圖

圖2 科研成果發表載體年度分布圖

圖3 科研成果中學術期刊的發表分布圖

（二）研究力量分布

利用citespace[12]對1182篇文獻進行相應數據挖掘和計量分析，對作者與機構進行統計，以繪制作者、機構共現圖譜，識別該領域的主要研究力量，得到圖4、圖5。由圖4可見，館際差別較大，形成了比較集中的結果中心點，如中國現代文學館、北京魯迅博物館、郭沫若紀念館、上海魯迅紀念館等，同時也可以看到部分博物館與高校單位在科研中存在合作關系。

由圖5可見，作者分布范圍廣，核心作者比較突出，研究者之間的合作較少。其中中國現代文學館吳義勤、吳福輝、傅光明、王秀濤、張元坷；北京魯迅博物館陳漱渝、黃喬生、葛濤；郭沫若紀念館李斌、張勇，紹興魯迅紀念館楊曄城；曹雪芹紀念館樊志斌等構成了文學博物館科研群體中的核心作者。

圖4 科研成果的機構分布

圖5 科研成果的作者分布

圖6 科研成果的關鍵詞分布

表5 獲得國家社科基金立項情況表

（三）研究主題分布

關鍵詞共現分析是對文章作者所提供的關鍵詞進行共詞分析，通過對關鍵詞共現網絡的可視化，可以明晰該研究領域的研究重點[13]。利用citespace對相關文獻進行關鍵詞分析，得到圖6。由此可以看出，研究的主要領域分為三大部分，第一是中國現代文學、文學史、小說等關于文學一般理論的研究，第二是關于特定作家的研究，尤其是關于魯迅及其相關因素的研究最為集中，還有關于郭沫若的研究等。從其關鍵詞分布上來講，可以看到研究主題緊密圍繞中國文學領域開展，其他領域的研究在關鍵詞分布上較為零星，處于輔助研究地位。

（四）基金資助分析

高級別的基金資助項目，立項內容和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的前沿水平，是研究水平的象征，是影響科研產出的指標之一[14]。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是高級別課題資助項目的代表[15]，考慮到博物館行業性質與研究領域，主要考察了獲得國家社科基金支持的情況，通過國家社科版官網進行檢索，得到表5。

共有3家單位在10年間獲得了11項國家社科基金的立項，其中重大項目2項，一般項目5項，青年項目2項，后期資助項2項，其中除了郭沫若紀念館獲批的項目為“外國文學”類別之外，其余10項均為“中國文學”科學類別，從項目所涉及的主題上看，呈現出業務導向與興趣導向兩種，中國現代文學館主持申報的重大項目“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珍品的發掘、整理、研究與出版”與一般項目“新文學作品版本發掘、整理與研究”，郭沫若紀念館主持申報的“郭沫若翻譯作品版本演變研究及語料庫建設”，北京魯迅博物館主持申報的4項關于“魯迅”的研究，業務導向明顯。而其余項目則是以研究者個人興趣與特長為基礎進行申報，與博物館業務關系不大。

四、學術成果影響測度分析

在當前的科研評價指標體系中，無論是科研成果、科研人員、科研機構，還是學術期刊的評價指標，均是圍繞著測度評價客體的“影響力”展開的，同時受到作者聲望、以往成就、刊物級別、出版平臺、獲獎等一系列外在標識的影響[16]。本研究對研究成果的測度評價主要從傳播度、認可度、認知度等三個維度進行分析。

（一）科研成果的傳播度

論文被下載是統計論文傳播程度與影響程度的一項重要指標[17]，本研究以中國知網下載數量為依據，得到表6。在1182篇成果中，下載次數最多的達到3000余次，下載前10名的文獻均為期刊論文，其中以文學研究為主題的有9篇，博物館主題的有1篇。

（二）科研成果的認知度

論文被引用，往往意味著被引文作者所認知[18]，無論是肯定引用、否定引用，本研究以中國知網所顯示論文被引用次數為依據，得到表7?？梢娨米疃嗟那?0篇文獻均為期刊論文，下載次數與引用次數呈現相關關系，其中有7篇文獻同時出現在下載次數前10與引用次數前10中，引用最多的文獻發表于2012年，被引51次，屬于博物館研究領域，其余9篇中有8篇屬于文學研究領域，1篇為文物與博物館研究領域。

表6 成果下載次數前十位

表7 成果被引用次數前十位

表8 權威期刊發表情況

（三）科研成果的認可度

權威期刊具有刊載基金論文數量多、被讀者利用次數高、廣受網絡用戶點擊、二次文獻轉載篇數多或被國外重要數據庫收錄多等特點[19]，在權威期刊上發文往往是“認可度”較高的論文[20]，通過對1182篇論文進行統計，得到表8。共有5家博物館在文學、文藝學、博物館學、檔案學研究領域的權威期刊發表了18篇論文，這既顯示出博物館的科研能力，也突顯這些博物館的重點研究領域與研究特長。

五、研究結論

（一）研究力量分布明顯

通過統計數據可以看到，35家單位中有18家有科研成果發表，這18家共發表1182篇學術成果，其中中國現代文學館（352篇），北京魯迅博物館（316篇），上海魯迅紀念館（155篇），郭沫若紀念館（146篇）就占據了成果的80%以上，而這4家博物館3家在北京，1家在上海，3家是司局級，1家為正處級。在高下載期刊，高被引期刊，權威期刊發表，高水平課題等方面，中國現代文學館、北京魯迅博物館以及作為館領導的吳義勤、陳漱渝等專家學者均占據較大份額，可見，在文學博物館科研領域，形成了“區域引領、大館引領、專家引領”趨勢。同時，也意識到17家沒有科研成果發表的單位，其博物館“研究”職能發揮的不明顯，其主要以業務工作為主，側重提供“欣賞”與進行“教育”的職能，以旅游景點與展示展覽為特色向社會公眾開放。

（二）研究領域呈現多中心多元化

多元化多學科分布。通過對科研成果的分類分析，發現相關成果在學科歸屬上呈現出“分散-集中”多元化分布趨勢，“分散”體現在涉及學科領域眾多，幾乎涉及到了人文社科研究所包括的文法財經等各個主要領域，甚至也涉及部分自然科學領域，如藏品數字化等涉及計算機學科；“集中”則體現為主要成果集中于主要幾個學科領域，參照教育部關于學科門類的設置[21]即文學門類中的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學門類中的中國史、文物及博物館學，管理學門類中的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

多中心多主題分布。首先是主要研究領域的主題集中，主要是關于文學一般問題如文學史、當代文學評論的研究；關于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特定作家的研究，關于博物館館舍、管理模式、藏品展示、館藏文獻高手等的研究。其次，在主要研究領域集中下也形成多個分中心的聚集，如關于蒲松齡的研究、關于魯迅新興木刻運動的研究、關于文學版本的研究等等。

多趨勢多范式分布。從研究范式來看與研究主題分布存在相關關系，主要有三種研究傾向，第一，基于個人研究偏好與特長的文學理論研究，表現為文學評論文章與文學研究文章的發表，這與博物館工作人員在求學培養階段對科研的興趣有關；第二，基于文獻史料的作家生平、作品、思想研究，很多博物館都是在作家故居基礎上建立的，很多博物館都收藏了作家大量文稿與實物，其中就包括大量未公開發表的原始材料，在此基礎上進行的基于史料的研究，往往極具價值，甚至解決了很多文學史上的爭論，填補了很多史料與研究的空白；第三，管理研究，主要是基于業務工作的場館管理與發展的研究，包括博物館發展路徑與模式、藏品管理與展覽、館藏文獻檔案編纂、館藏文獻信息傳播研究等，成果主要集中于文物與博物館學科與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學科，這部分博物館研究者從信息資源管理的視角審視館藏，發表了很多有助于博物館事業發展的成果。

（三）研究成果獨具特色

首先，高水平科研成果層出不窮。35家單位中共有19家發表了相關科研成果1184篇，其中學術期刊論文803篇，核心期刊410篇，每在學術期刊上發表2篇論文，就有1篇發表核心期刊上，這其中不但包括《文學研究》《文藝研究》《中國博物館》等本領域的權威期刊，還包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新文學史料》《故宮博物院院刊》等本領域的高水平刊物。與此同時，3家單位申報國家社科基金獲得立項，其中有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項，均是涉及文學文獻史料整理與研究領域的，重大項目是目前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資助體系中層次最高、資助力度最大、權威性最強的項目類別[22]，足以顯示其較高的研究水平與研究實力。

其次，“作家-文學館-文學”特點明顯。博物館屬性中天然帶有歷史向度，任何形態的文學博物館都被潛在或顯在地建構在一定的文學史脈絡中，成為其中的片段、人物或場景[23]。大部分文學博物館是在近現代卓有影響的文學家故居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從這些偉大作家和學者長期居住的地方來感悟他們的思想，是文學博物館存在的重要價值。目前各家博物館，尤其是以“人名”命名的博物館，都是對應作家研究的重要機構，如北京魯迅博物館，紹興魯迅紀念館，廣州魯迅紀念館的科研成果圍繞“魯迅”開展，還積極舉辦與“魯迅”有關的研討會并編纂出版論文集，如郭沫若紀念館的科研成果中大多與“郭沫若”有關，蒲松齡紀念館對“蒲松齡”的研究，冰心紀念館對“冰心”的研究，都是獨具特色的。很多基于第一手史料的研究，對文學研究推動作用很大。

再其次，發表陣地的優勢突出。在35家單位中，多家設有期刊編輯部，如中國現代文學館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北京魯迅博物館辦《魯迅研究月刊》、蒲松齡紀念館辦《蒲松齡研究》，這些期刊有的是所在研究領域的核心期刊，有的則是極具研究特色的期刊。以這些期刊為學術陣地，所在單位作者發表了系列科研成果，促進了科研成果的生產。

最后，以特色文獻整理為基礎的研究優勢突出。在發表的文章中，有的關于特定作家的手稿與史料研究非常具有特色，相關論文發表層次較高，如李斌在《文學研究》發表的《河上肇早期學說、蘇俄道路與郭沫若的思想轉變》；有的引用次數較多，如陳艷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叢刊》發表的《北洋畫報時期的劉云若研究》；有的形成系列研究，如周立民關于巴金手稿的系列研究；有的與業務工作緊密相關，如張元珂在《新文學史料》發表的《細節與歷史——考釋與蕭三有關的兩封信》。在11項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中，其中以文學文獻與史料整理直接相關的就有5項，其中包括2項重大項目資助。研究特色與研究優勢十分顯著。

（四）文學研究領域的“博物館派”初步形成

文學研究流派的形成往往建立在文學研究群體的發展與壯大基礎之上[24]。從以上的數據統計與分析可以看出，文學博物館作為我國博物館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近些年來發展迅速，其所承擔的“欣賞”“教育”“研究”職能越發明顯，其研究職能的發揮特色凸顯，通過分析研究力量的分布、研究團隊的構建、研究梯隊的形成、科研成果的分布、研究領域的集中、研究水平的層次等，認為文學博物館科研以“文學”為核心，博物館學等為輔助，文學博物館領域的領導者與建設者正在崛起并成為文學研究領域的“博物館派”，這一群體以文學藝術家群體的思想為引領，以文學家遺跡與意愿基礎上建立的“館舍”機構為陣地，以作家研究為主流，以作家相關史料藏品研究為特色，為文學研究的推進與拓展貢獻自身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