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末民初傳教士編纂雙語詞典看中西方文化交流

張 燁

一、清末民初傳教士編纂雙語詞典概況

“清末民初”指的是1840年鴉片戰爭結束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1]，在此期間，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愈發頻繁，為了溝通和交流，大量雙語詞典應運而生。據粗略統計，這近八十年的時間內總共編纂出版了近70部各種類別、規模的雙語詞典[2]，其中又以面向大眾的普通雙語詞典的影響最大，這也是本文重點探討的對象。這些雙語詞典主要由西方傳教士編纂，較為典型的有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的《華英字典》、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華字典》、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華韻府歷階》、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的《英華字典》、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的《英華萃林韻府》、司登得(Stent, George Carter)的《中英袖珍字典》、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的《德英華文科學字典》、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的《華英字典》以及赫美玲(Hemeling, Karl E. G)的《官話》等。從共時角度來看，很多詞語如實反映了清末民初的語言面貌；從歷時角度來看，通過同一事物的不同釋義也能看出詞匯的歷時發展。語言是文化的載體，雙語詞典中的語言現象亦體現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本文擬從這方面作一些嘗試性探討。

二、雙語詞典中的語言接觸與文化交流

雙語詞典的主要任務就是將一種語言符號轉換為另一種語言符號，并且盡可能保證釋義的對等。但是，無論是語言類型還是文化習俗，中西方都有著明顯的差異。對西方傳教士而言，他們習得的漢語難免受到語言文化差異的影響，可以說，清末民初的雙語詞典是語言接觸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體現。

(一)共時層面

雖然西方傳教士編纂的雙語詞典各具特色，但其中的漢語詞匯真實再現了當時的語言面貌和社會生活。舉例來說，“coffee”尚未大范圍推廣前，本土并無相應譯名，傳教士衛三畏只能將“coffee-house”譯作了“茶館”?？梢?，當時茶文化仍作為中國的主流，甚至可以推想當時中國應該是沒有“咖啡館”的。下面筆者將結合實例，從共時層面進行分析雙語詞典的特色。

1.蛋糕

“蛋糕”中的“糕”南北朝時便已出現?！侗笔贰脒B猛傳》有云：“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啖糕未好?！笔聦嵣?，“糕”的出現可能還要早于這個時期。揚雄《方言》曾有“餌謂之餻”，秦漢時期，“餌”是由稻米、黍米經過蒸煮制成，因而當時的“餻”應該就是“糕”的雛形。隋唐時期，“糕糜”一詞頻繁出現，據學者考察，“糕糜”以元代為分界，元代以前是由糯米磨粉蒸制而成的糕類食品，元代以后則從異域傳入了粥類糕糜[3]。由此可見，“糕”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而且主要都是以米粉、麥粉、豆粉作為原料。到了清代，由于食物品類的精細化，“糕”的種類更加豐富，“棗糕”“云片糕”“茯苓糕”“藕粉桂糖糕”等出現。晚清時期，“蛋糕”一詞開始頻繁出現，從表義上來看，它對應著兩種不同的食物。其一是本土固有，又稱為“雞蛋糕”，它是當時流行于河北、天津和北京的傳統糕點，由于這一糕點用槽形模具成型烘制，所以也稱為“槽子糕”。其二是隨著國門逐漸打開，經由西方傳入的新興美食。清末《轟天雷》第五回有云：“西崽送上菜單，占園請魏古軒先點了雞絲鮑魚湯、紙煨雞、英腿蛋、杏仁茶、蛋糕布丁?！焙茱@然，這里的“蛋糕”“布丁”均屬于西式糕點，與本土“蛋糕”最大的區別在于它使用黃油、香草粉等制作，糕體更為蓬松。

為了對這種外來事物進行更深入的了解，筆者對清末民初多部雙語詞典中的“sponge cake”(即海綿蛋糕)進行檢索，發現有三本詞典的譯名與今天類似，其中，羅存德《英華字典》及赫美玲《官話》將其譯作“雞蛋糕”，翟理思《華英字典》則稱其為“蛋糕”?？梢?，與本土的“糕”相比，西方對這種食物的命名更注重其制作材質。由于當時還有“西洋蛋糕”的說法，可見它與本土食物“雞蛋糕”有差異。不過，從“雞蛋糕”和“蛋糕”在清末民初均有出現的情況來看，清末民初“蛋糕”一詞并未完全固定下來，這從晚清小說《海上塵天影》第十回“一樣西洋鴿蛋糕，用燕窩、參須粉和著鴿子蛋、白冰糖制的”可看出端倪。這里提到了“鴿蛋糕”，可見晚清時期“蛋、糕”在語素組合的緊密程度上還是較為松散的，而今天“蛋糕”早已成了日常生活中習見的詞語。

該字形最早見于羅存德1869年編纂的《英華字典》，它源于英語“oxygen(氧)”。眾所周知，隨著近代科技的發展，19世紀大量化學元素被發現，它們的定名也成了雙語詞典的重要工作。在所有雙語詞典中，該詞典最早出現了化學元素的名稱，而且其采用的方式體現了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的色彩。羅存德在《英華字典》第四冊的序言中進行了解釋：“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 element is ‘行’.(作者譯：英語中的“element”對應到漢語中即為“行”)”而且，“行”是“the first or constituent principle or part of anything(首要的構成原則)”[注]該語料源于臺北某近代史研究所開發的“英華字典”語料庫，見于羅存德《英華字典》第713頁。。很顯然，羅存德試圖用漢語中“五行(即土、火、木、金、水)”的概念比附英語中的元素“element”，并在此基礎上，采取會意造字的方式創制了一系列譯名。以“oxygen”為例，由于它是人們賴以生存的供養，因而提取“養”的表義，另外，由于它屬于羅存德認為的“五行”之一，因而便把“行”分置到“養”的左右兩側構成“”，與之類似的還有“(碳)”“(氯)”“(碘)”等。據統計，《英華字典》中采用“行”命名的元素有21個，占該詞典收錄元素的42%，可見，這種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方式具有較強的規律性和適用性。

不過，這種命名方式并未廣泛推廣，其原因之一在于字形繁復，不易識記。另外，隨著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的傳入，人們意識到“行”與西方“element”這一概念并不對等，例如英國傳教士合信《博物新編》提到“西人考究物類之元質，為數五十有六，五行原不足以盡之”[4]，這也導致羅存德的命名法的失敗，不過，他在翻譯過程中盡可能融入漢文化的嘗試是值得肯定的。

3.主義

“主義”這一詞形早在古漢語中已出現，可以表示“謹守仁義”或“對事情的主張”。19世紀初期，“主義”并未衍生新義，因而面對西語中大量以“-ism”為詞綴的外來詞，譯者往往采用與本土相近的概念進行附會式的翻譯，下文筆者試舉了幾例(為方便比較分析，以下示例中部分取自中國人編纂的雙語詞典)。

epicurism(美食主義)——食色之道(羅存德《英華字典》)

communism(共產主義)——公用之理(羅存德《英華字典》)/共產論(赫美玲《官話》)

capitalism(資本主義)——財產論(赫美玲《官話》)

patriotism(愛國主義)——勲勞(麥都思《英華字典》)/義氣、忠義(羅存德《英華字典》)/愛國心、愛國思想(赫美玲《官話》)

optimism(樂觀主義)——最佳世之道、以萬物益人之教(羅存德《英華字典》)/萬物皆善說(顏惠慶《英華大辭典》)

pessimism(悲觀主義)——世事皆惡說、厭世教(顏惠慶《英華大辭典》)/厭世論派(赫美玲《官話》)

materialism(唯物主義)——物質道、唯物論(赫美玲《官話》)

idealism(唯心主義)——意想之教、幻教(羅存德《英華字典》)/唯心論(顏惠慶《英華大辭典》)

由以上示例可以看出，傳教士為了闡釋“X主義”，采取了多種方式，如用“道、理、論、說、教”等中國固有概念將其表達出來。眾所周知，在古漢語中，這些本土詞出現頻率頗高，有時單用即可表與“主義”類似的語義，“道不同，不相為謀”中的“道”即指某種政治主張或思想體系。此外，有的詞在長期使用中亦形成了“X說”“X論”等結構，如“愛蓮說、捕蛇者說、過秦論、六國論”等，它們均表示與某種學說或觀點，“說、論”亦為中國古代文體類型?？梢?，為了與本土文化相契合，便于人們理解外來語，譯者勢必要采取一定的折中手段，顏惠慶編纂的雙語詞典中將“-ism”釋為“A theory，this being a termination of words denoting theory，理，說，制，道，教，論，教義……”，這也能從一個側面證明上述事實。

(二)歷時層面

從1822年馬禮遜編纂的《英華字典》到1916年赫美玲的《官話》，歷經近百年的時間。在這一過程中，某個事物在不同詞典中的翻譯可能會發生變化，本節便通過釋義的不同來探究語言的歷時發展以及社會變遷。

1.哀的美敦書與最后通牒

二者均源于英語“ultimatum”?！鞍У拿蓝貢背霈F于19世紀80年代左右，最早用于外交領域中，“ultimatum”音譯過來便是“哀的美敦”。由于它是一國向另一國遞交的具有脅迫強制性質的文書，為了表義更加清晰，在音譯詞后面添加了類名“書”。

雖然該詞在20世紀初期較為流行，但它畢竟是一個五音節詞，與漢語雙音節為主的格局相距甚遠。相較而言，“最后通牒”這種意譯形式更易于理解，并且它還可以拆為兩個雙音節詞的組合。具體說來，“牒”在漢語中由來已久。自春秋時期，我國即把一些官府之間的公文稱為“牒”。清代，“通牒”一詞產生，表示一種“書面通知”?！断纪鈹|屑·小倉山房文集》 “王深然之，繕稿數千言，通牒大府?！崩锏摹巴骸庇萌鐒釉~，但是語義還是比較明晰的，再加之“ultimatum”其拉丁語源即為“最后一個”[注]Oxford Dictionaries網站提及“ultimatum”一詞的來源為：“Mid 18th century: from Latin, neuter past participle of ultimare ‘come to an end’”。，所以在偏音譯形式的“哀的美敦書”和意譯形式“最后通牒”的競爭中，后者無論在音節數還是語義上都更具有優勢，因而從今天來看，其使用頻率也要高于“哀的美敦書”。

從清末民初多部漢英詞典的釋義對比也能看出二者更替的大致時間點。19世紀共有3部詞典收錄了“ultimatum”，但均采取意譯的方式，釋為“尾意、終意、決書”等；1908年，顏惠慶《英華大辭典》首次出現純音譯形式“哀的美敦”；1911年，衛禮賢編著的《英華文科學字典》中出現了“音譯+義標”形式的“愛底美敦書”；1916年赫美玲《英漢字典》中則采用了意譯形式“最后通牒”。由此可以看出，“最后通牒”約在20世紀20年代開始逐漸流行。1955年，北京師范大學編纂的《同音字典》釋“哀的美敦書”為“國際間的最后通牒”，可見，至少從20世紀中期開始，相較于“哀的美敦書”，“最后通牒”已經成了一個更加通用、更為大眾熟知的詞語。

2.甜肉與胰(臟)

“胰”在古漢語中可表“夾脊肉”的含義，后來指稱人或高等動物體內的腺體，該器官在胃的后下方，既能分泌胰液幫助消化，又能分泌胰島素，調節糖的新陳代謝，它源自英語“pancreas”。筆者對20世紀前的多部雙語詞典進行檢索，發現有3部均將“pancreas”譯作“甜肉”或“甜肉經”。之所以命名為“甜肉”，葉霖《難經正義》“……中有液管一條……與膽汁入小腸同路，所生之汁，能消化食物，其質味甜，或名之甜肉云?！被蚰苷f明這一現象。而“胰(臟)”的形式相對較晚，直到1916年赫美玲《官話》才出現該詞形，并將其確立為“部定詞(這是1912年由中國教育部認定的一批由大學及普通學校通用的標準科學術語)”。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自古便有“X臟”結構，如心臟、肝臟、脾臟、肺臟、腎臟等，唯有“胰臟”出現較晚。究其原因，在中國傳統的中醫觀中，人們對“五臟六腑”的認知中并不包括“胰臟”。中醫對“胰臟”的說法語焉不詳，五花八門，如《難經》中的“散膏”與《醫綱總樞》提到的“瓏管”等。雖然對胰臟的形狀和功能有所認知，但卻并未產生“胰臟”一詞。19世紀，受到現代西醫，尤其是解剖學、生理學的深入影響，人們逐漸把這一具有重要功能的生理器官也歸于身體臟器，并在造詞活動中表現出來，“胰臟”一詞應運而生。雖然它產生較晚，但與19世紀雙語詞典中的“甜肉”相比，它更傾向描述該器官的特性，且與本土“X臟”結構契合，因而逐漸占據了上風，這也體現了社會發展與詞匯演變的雙向互動。

3.駝豹與長頸鹿

長頸鹿并非本土固有，由于譯入的途徑不同，其在古漢語中也有多種譯名。具體來說，古漢語中長頸鹿的譯名多是從阿拉伯語、索馬里語等翻譯過來的，如徂蠟、徂剌法等，即阿拉伯語“zarafa”的音譯形式。宋代《諸蕃志》卷上有這樣的描述：“獸名徂蠟，狀如駱駝而大如牛，色黃，前腳高五尺、后低三尺，頭高向上，皮厚一寸?！边@里已提到其“頭高向上”的重要特性。到了近現代，長頸鹿又產生兩類名稱，一類譯自英語“giraffe”，有“支列胡、支而拉夫、吉拉夫、知拉夫”等，另一類是中國人自創的，如“鹿豹、豹鹿、駝豹”等。

筆者檢索19～20世紀的多部雙語詞典發現，8部中有3部都將“giraffe”譯作“駝豹”，可見它在當時使用頻率較高。與之相對的，“長頸鹿”是19世紀中期左右出現的新詞。1848年徐繼畬《瀛環志略》卷八有云：“又產長頸鹿與鴕鳥(長頸鹿頸長于身，鴕鳥似斗雞而高大)?！睆臍v時發展角度來看，雖然“駝豹”等在古漢語中既已出現，其產生時間較長，但可能不如“長頸鹿”這般精準、形象。由于這種動物具有“頸長”的特性，而且它還屬于“偶蹄目鹿科動物”，所以此名一經出現就得到了廣泛傳播。至于“長頸鹿”占據統治地位的大致時間，亦可從詞典中的釋義更替中找到證據。20世紀初期衛禮賢《德英華文科學字典》一書仍稱其為“駝豹”，但1916年赫美玲《官話》一書則直接釋為“長頸鹿”，可見二者更替大約在1910年。

此外，有的詞語屬于漢語慣用語，它們在當時的名稱并不固定，傳教士雙語詞典將其涵義與英語做了對應，其英文詞條下的漢語釋義往往各不相同。下文將以“拉皮條”為例，解釋這一現象。

“拉皮條”指撮合不正當男女關系，在該詞出現以前，漢語中已有詞語表達相關概念，如“馬伯六”(又稱“馬泊六、馬八六”)?！端疂G傳》第二四回：“老身為頭是做媒，又會做牙婆，也會抱腰，也會收小的，也會說風情，也會做馬泊六?！痹撛~屬于漢語慣用語，后代亦有人對此進行解釋。清代褚人獲在《堅瓠廣集·馬伯六》中說道：“……偶見《群碎錄》：‘北地馬群，每一牡將十余牝而行，牝皆隨牡，不入他群……愚合計之，亦每伯牝馬用牡馬六疋，故稱馬伯六耶？’”可見，“馬伯六”實際上就是“撮合”之義。晚清時期，出現了“拉皮條”一詞。俞萬春《蕩寇志》有云：“一心要干舊日的買賣，怎奈人地生疏，沒處尋個拉皮條的馬泊六?！庇纱死梢?，“拉皮條”與“馬泊六”語義相近。與之類似的還有“拉馬”一詞，《十尾龜》第十一回就有“拉馬是做媒的別名，凡到基臺上玩耍，沒有相好，開臺基的就替你四路八方去喊人，喊了來盡你揀選?；蚴侵缓耙粋€人來，竭力替你撮合，那通叫做拉馬，又叫做拉皮條”的論述。由這幾例大致可以看出，“馬泊六”在清代也有“拉馬”的俗稱，而“拉馬”和“拉皮條”同義。有學者認為，“皮”和“條”是女人和男人性器官的音讀[5]，而且讀音是出自上海方言[注]黃式權所著《淞南夢影錄》中有這樣的語句：“滬上方言有不可解者……稱挑夫曰野雞，稱蜂蝶媒曰拉皮條”，因而稱其源于上海方言。，因而，拉皮條者就是把不相關的男女拉到一起相姘的行為和職業。

筆者對19世紀至20世紀的多部雙語詞典中的“pimp”(即拉皮條)一詞進行考察，發現1822年馬禮遜《英華字典》將其釋為“拉皮條”，可見，19世紀初期該詞既已出現，但是，在其后的詞典中，“拉皮條”一詞的譯法出現了分歧。1869年羅存德《英華字典》釋為“扯皮條”，1908年顏惠慶《英華大辭典》譯作“賣娼，蓄妓(俗稱為拉皮條)”，1916年赫美玲《官話》譯作“拉皮條，牽線新”。從眾多譯法可以看出以下幾點。第一，“拉皮條”當屬俗語，這點顏惠慶也直接指出了，這也是該詞用法并不固定的原因。例如，羅存德稱為“扯皮條”，我們在清末民初的其他文獻中還查到“拉拉皮條、拉個皮條”的用法。第二，雖然譯者的譯法不一，而且產生了較為文雅、規范的說法，例如“蓄妓、牽線新”等，但“拉皮條”仍在當時的詞典中持續了近百年的時間，可見該詞在漢語中已經較為通行。而且，直到今天仍在使用“拉皮條”一詞，其語義范圍相比之前有所擴大，撮合某些不正當交易也可稱為“拉皮條”。

三、結語

本文圍繞清末民初傳教士編纂的雙語詞典進行了初步探討，從共時和歷時兩個層面分析了某些語言現象的發展和變遷，從而明確了雙語詞典中體現的文化交流現象。篇幅所限，筆者僅對部分詞例進行了考察，中國人編纂的雙語詞典也未納入研究范圍，雙語詞典中體現的西學東漸與中學西傳現象還需進一步探明，這些工作就留待未來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