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的城邦治理思想及其現實啟示

胡名志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如何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成為關注熱點。古希臘眾多城邦是現代國家的源頭，城邦治理與當代國家治理之間必然存在某種內在的聯系。對亞里士多德的城邦治理思想進行梳理，對推進我國國家治理有益。

一、公民與城邦關系：城邦治理的起點

(一)公民及其本性

城邦不僅由若干個人集合起來的，還包含社會各階層的人群。亞氏并不認為城邦中所有人都可以成為公民，公民不僅有年齡上的限制，還有性別、族群的限制。在他看來，“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這是人的本性，只有“有資格參與城邦的議事和審判事務的人”[1]才是嚴格意義上的公民。在古希臘，公民身份不僅代表著政治地位，更是政治資格的象征，因為只有公民才能參加城邦治理，公民也就構成了城邦治理的主體。

(二)城邦的本質

亞氏認為：“所有共同體都是為著某種善而建立的?！盵2]城邦是自然的產物，經歷了“家庭—村坊—聚落—城邦”的演變歷程，它是所有共同體當中“最崇高、最有權威”的社會團體，其存在的目的就是維持“自己生活”，城邦在本質上就是一個擁有足夠人數的公民集團，是一個政治團體。人們在這個政治共同體當中，圍繞著城邦內部各項事務，參加城邦各種決策的討論、制定和執行，即參與城邦治理活動。

(三)公民與城邦的關系

城邦在本質上是若干個公民集合在一起的政治團體，所以城邦與個人的關系實質上就是城邦與公民的關系。公民構成了城邦治理的主體，城邦內的各項事務就是城邦治理的客體。在本性上人就應該生活在“某一共同體”當中，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城邦就是人本性的最高體現；城邦是為了實現某種共同的善而存在，就同人的本性二者之間達成了一致。同時，在亞氏看來，雖然在產生的先后順序上個人和家庭的形成要早于城邦，但從各自的本性上看，城邦要高于家庭和個人，“因為整體必然優先于部分”[3]，即城邦整體高于城邦個人。

城邦作為人本性的最高體現，又作為整體高于城邦中的個人，城邦的命運必然與城邦公民命運息息相關。那么，城邦治理得好壞便關乎每個城邦公民善的達至?？梢?，公民與城邦的關系構成了亞里士多德城邦治理思考的起點。

二、城邦治理的目的與原則

(一)至善：城邦治理的目的

在亞氏看來，小到自然界當中男女結合，大到家庭、部落的產生，都自有其目的，“終極因和目的是至善”[4]。城邦是人類社會進化的最高階段，自然就是“至善的社會團體”，這種“至善”不僅使城邦當中的公民個人的生存發展的需求得到滿足，還代表著城邦生活的優良。城邦作為人本性的最高集合，為了共同的幸福而集合在一起，是所有共同體當中“最崇高、最有權威”的社會團體，它存在的目的是追求“至善”的生活。亞里士多德對于城邦目的的規定決定了城邦治理的目的是追求城邦生活的“至善”。

(二)公正：城邦治理的原則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人具備“政治性”的原因就在于：“他具有善與惡，公正與不公正以及諸如此類的感覺；家庭和城邦乃是這類生物的結合體?！盵5]人在本性上具有善惡、正義等德行，具備分辨善惡的能力，公正也符合城邦有序活動及城邦的終極目的，因此，公正充當城邦治理的原則再好不過了。正義在亞氏那里有兩層含義：一是政治正義，各種城邦治理事務，以及與城邦密切相關的法律等要符合公正，“公正是為證的準繩，因為實施公正可以確立是非曲直，而這就是一個共同體秩序的基礎”[6]；二是將公正看作一種至高的正義，作為一種最高原則而存在著，符合“中庸”之道。

三、城邦治理的雙重機制

(一)培育公民與尋求最優政體：城邦治理的內部機制

1.培育公民

在亞氏看來，公民要成為一個好公民，就應該具備不同的品德。城邦治理“最有效的一條就是依照政體的宗旨對公民實施教育”[7]。因而，公民教育就成為城邦治理的一個重要內部機制。

那么，如何培養公民？在亞氏看來，每個人天生都具有某些天賦，與他成為一名公民所需要的德性密切相關。公民的德性是可以通過后天培養和鍛煉形成的，一套完善的教育培養體系能使其逐漸具備一名合格公民的德性。教育可以將勇氣、正義、公正等品質植入公民的血液中，使公民明白怎么做一個有德性且知道如何踐行的符合城邦“至善”的公民。城邦應該制定統一的教育體系和方案，教育應成為城邦的公共事務。在亞氏眼中，人應該是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但是這種發展又有所區別，完全依據城邦的善業來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從某種角度來講，城邦的教育目的就是培養公民精神，使公民真正成為城邦治理的主體，更為高效合理地完成城邦事務管理和維持城邦穩定與繁榮。

2.尋求優良政體

城邦時代，政體即“對城邦中的各種官職尤其是擁有最高權力的官職的某種制度或安排”[8]，這決定了最高治權和統治機構的安排。政體好壞與城邦治理結果密切相關，亞氏從現實和理想兩個方面探討了最優良的政體。

首先，對歷史上的三種比較優良的政體進行分析，權力過大導致的獨裁與腐敗、二王制及統治集團內部派別林立以及財富對于政治職位和權勢的影響，都會導致城邦政治不穩定。其次，在理論上深化和拓展了柏拉圖對政體的劃分，以正義和人數多少劃分為六種政體。在各種政體的對比中，他更傾向于共和(混合)政體，這種政體的優勢在于，按照自由和財富的準則去結合兼顧了窮人和富人兩者的利益而實現城邦治理的公正。政體當中擁有相當多數人可以參加城邦的治理活動，其中財富占據著重要作用，自由與平等的加入有利于城邦內部的和諧，使治理效果更加明顯。

(二)法治：城邦治理的外部機制

亞氏在談及“由最優秀的人來統治比有最良好的法律來統治是否對城邦或國家更為有利”[9]這個問題時，他認為不能把城邦治理的好壞寄托于某個統治者，因為統治者無法擺脫個人欲望，法律可以沒有偏頗、不受感性等因素的困擾，可以約束統治者的非理智因素，且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工具?！胺ㄖ巍眲t是城邦治理原則最為直白的體現，“法治”來替代“人治”可以摒棄由于統治者的個人德性問題而對整個城邦治理的負面影響。同時，這種“法治”應該是依據優良的法律進行治理。在他看來：“優良法制的一層含義是公民恪守業已頒定的法律，另一層含義是公民們所遵從的法律是制定優良得體的法律?！盵10]法律不僅能約束統治者，還能約束人民，能夠引導公民行“善”。法治的最終目的是形成正常的城邦運行秩序，維護社會穩定，在城邦的治理當中可以充當外在的保障。

四、結論與啟示

亞里士多德以城邦與公民的關系作為思考的出發點，得出公民是城邦治理的主體，城邦活動是城邦治理的客體，在此基礎上衍生出至善是城邦治理的目的，公正是城邦治理的原則，提出了以政體構建和公民教育作為內部動力之源、法治作為外部保障的雙重治理機制三條進路。如何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公共權威維持秩序，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程度地增進公共利益，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亞氏的城邦治理思想或許具有一定啟示意義。

第一，在思考起點上，應該理順國家和公民、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F代國家是“具有系統憲法與成文法律，并且一個受法律限制和約束、由高素質公務員所管理的政治聯合體”[11]，國家、社會、個人三者各自作為一個差異的主體而存在，在國家政治生活當中地位及所扮演的角色都不同，能否理順國家與社會、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關系國家治理的成敗。當前，我國正在處于社會轉型期，市場發育不健全、不完善，各種社會組織仍然處于生長期，政府如何充當好發起者、參與者、保障者，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第二，在治理目標上，應將“善治”作為現代國家治理的目標。亞氏認為，城邦存在的目的就是追求“至善”的生活，一旦失去這一目標，城邦就會變成一個單純的聯盟，其存在就沒有任何意義。當前，我國國家治理要以“善治”為目標，“當今社會，公共治理中的‘大多數’意味著公平、共享、包容、減少社會排斥，通過‘包容性增長’和‘包容性發展’來實現公共利益”[12]?！吧浦巍睉擉w現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的簡單相加，應該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第三，在治理機制與路徑上，應該注重頂層設計、底層培育和外部保障三者的有機結合。首先，應該用政治體制改革推動國家治理。政治體制改革必然涉及公共權力的分配問題，全面深化改革中，“政治體制改革對于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有決定性作用”[13]。其次，應該注重培育公民精神從底層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人既是治理的主體，又是治理的受益者?，F代公民精神是以公共價值作為皈依的一系列關于社會道德、政治秩序觀念等問題的行為準則，其實質就是樹立人對公共利益負責的意識。培育公民精神，能調動人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的積極性，提高公民參政能力，使得國家各項治理措施更加民主化、科學化、規范化。最后，要將國家治理納入法治軌道?，F代國家治理應該充分發揮法律在國家治理當中的基礎性地位，完善立法、科學立法，用“良法”來規約、引導社會治理規范化、法制化，將國家治理納入法治化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