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書上網公開的中國實踐
——進展、問題與完善*

楊金晶 覃 慧 何海波

內容提要： 本研究利用多種數據來源，從全面、及時、規范、便利四個方面，考察了中國法院裁判文書上網公開的進展，并提出了進一步完善的建議。自2016年裁判文書上網規定實施以來，裁判文書的公開數量和公開比例有明顯提高。2017年制作的裁判文書多數在網上公開了文書（60%）或者文書基本信息（13%）。選擇性公開現象仍然存在，一些重大案件（包括熱點案件和指導案例）的裁判文書沒有公布。文書上傳的及時性有所進步，但仍有近70%的文書沒有在合理時間內上傳。文書信息過度隱匿和敏感信息未加隱匿的現象同時存在，大量未公開文書沒有按規定上傳文書基本信息。從中國裁判文書網獲取文書仍有不便，網絡響應速度問題嚴重。文章建議，繼續升級裁判文書網，開發推廣智能文書處理系統；把文書上傳作為結案環節，在裁判宣告后即可上傳文書；堅持普通用戶自由、免費使用，允許商業機構公平、有償獲取文書數據；適時制定法律，鞏固和推進全面司法公開。

導言

（一）為何關注文書公開

裁判文書上網公開是當下中國司法的一道亮麗景觀。自2014年起，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力推動下，各級法院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公布的裁判文書迅速飆升。截至2019年11月，裁判文書網上的裁判文書已超過8000萬份。如潮而至的裁判文書是中國法院貫徹司法公開、促進司法公正的有力舉措，也是中國近年司法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設的一項切實成就。

海量的裁判文書不僅成為宣傳中國司法運作的重要窗口，也是學術研究的一個富礦。一些學者通過檢索裁判文書、分析法院的做法，以總結實在的法律規范，1這一類型的研究近年較多。例如，陳道英：《我國民事判決中憲法言論自由條款的解釋：以2008—2016年103份民事判決為樣本》，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馮健鵬：《我國司法判決中的憲法援引及其功能：基于已公開判決文書的實證研究》，載《法學研究》2017年第3期；汪慶華：《通過司法的社會治理：信訪終結與尋釁滋事》，載《浙江社會科學》2018年第1期?；蛘咭源髷祿榛A，去解析中國法律運作的實際圖景。2參見趙興洪：《緩刑適用的中國圖景：基于裁判文書大數據的實證研究》，載《當代法學》2017年第2期；李本森：《刑事速裁程序試點實效檢驗：基于12666份速裁案件裁判文書的實證分析》，載《法學研究》2017年第5期；陳慰星：《法院調解悖論及其化解：一種歷時性大數據的分析進路》，載《法律科學》2018年第2期；王祿生：《論刑事訴訟的象征性立法及其后果：基于303萬判決書大數據的自然語義挖掘》，載《清華法學》2018年第6期；Benjamin L. Liebmanetal., "Mass Digitization of Chinese Court Decisions: How to Use Text as Data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Law", in 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 Research Paper No. 2017-01 and Columbia Public Law Research Paper No. 14-551。但當研究者一頭扎進海量的裁判文書數據時，卻發現里面問題重重。一個謹慎的研究者需要知道，基于“×份裁判文書的分析”有多少代表性，基于大數據統計的結論有多少可靠性。例如，已經上傳的文書是如何分布的？有多少應該上傳的文書還沒上傳？文書在寫作和上傳過程中有哪些錯誤和缺漏？這些問題都可能為研究和利用設下“數據陷阱”。3對于裁判文書數據使用中存在的問題，已有學者關注。參見馬超、于曉虹、何海波：《大數據分析：中國司法裁判文書上網公開報告》，載《中國法律評論》2016年第4期；王祿生：《14%的辯護率有多不靠譜？兼談文書大數據挖掘技術》，微信公眾號“數說司法”第158期，2017年11月20日；程金華：《未來還未來：反思中國法律大數據的基礎建設》，載《中國法律評論》2018年第2期；程金華：《邁向科學的法律實證研究》，載《清華法學》2018年第4期。

在此背景下，裁判文書上網公開情況成為一個值得專門研究的課題。早在裁判文書統一上網之初，就有多位法院和學界人士對局部地區及部分類型的裁判文書上網情況做了調研。4參見《人民司法》雜志社課題組：《部分法院裁判文書上網的現狀調查與分析：以七個地域法院裁判文書上網情況為例》，載《人民司法》2015年第1期；付磊：《裁判文書網上公開問題實證研究》，載《北京政法職業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高一飛、呂陽：《中國刑事裁判文書上網公開的評估與建議》，載《電子政務》2016年第2期。中國社會科學院田禾、呂艷濱團隊長期跟蹤司法公開狀況，并發布有“司法公開第三方評估報告”。5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治指數創新工程項目組：《裁判文書上網公開的現狀與問題》，載齊奇、李林等主編：《法治中國與司法公開》，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田禾、呂艷濱：《司法公開：由朦朧到透明的中國法院——浙江法院陽光司法第三方評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法治指數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治指數創新工程項目組：《中國司法公開第三方評估報告（2018）》，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清華大學課題組發表的《大數據分析：中國司法裁判文書上網公開報告》曾對2014年裁判文書上網的情況作了較為全面的評估。6馬超、于曉虹、何海波：《大數據分析：中國司法裁判文書上網公開報告》，載《中國法律評論》2016年第4期。海外學者討論了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推行文書公開的現象，7Bj?rnAhl & Daniel Sprick, "Towards judicial transparency in China: The new public access database for court decisions",China Information, Vol. 32(1),2018, pp.3-22.唐應茂的論文還對影響裁判文書公開的因素做了專門分析。8參見唐應茂：《司法公開及其決定因素：基于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數據分析》，載《清華法學》2018年第4期；唐應茂：《領導意愿、機構能力和司法公開：北京、上海、廣東裁判文書上網率的初步研究》，載《中國法律評論》2018年第6期。

本課題研究的一個新背景是：繼2010年、2013年兩個裁判文書上網規定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發布了第三個裁判文書上網規定，即《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法釋〔2016〕19號，以下簡稱2016年《裁判文書上網規定》或者新規定）。與之前規定相比，新規定增加了文書公開的全面性要求、強調了上傳時間的要求，細化了敏感信息的處理辦法，同時明確了保障公眾獲取文書的便利性。新規定對裁判文書公開無疑具有重大促進作用，但其實施狀況尚無比較客觀全面的評估。新規施行后，裁判文書公開究竟取得了哪些進步？還存在哪些尚待解決的問題？未來改革完善的方向在哪里？這是我們通過本文想要努力回答的問題。

（二）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文章將從全面性、及時性、規范性、便利性四個方面對裁判文書公開的情況進行評估。文中數據主要源自裁判文書網。除此之外，我們與北京華宇元典信息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宇元典）、長春市把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把手科技）等數據公司合作，從他們的數據庫中提取文書數據。同時，我們通過司法統計公報、法院工作報告、中國統計年鑒等渠道獲取司法統計數據，作為比對；還曾走訪廣西、四川、江蘇、浙江、北京等地的多家法院，了解實際操作。

研究涉及的兩個核心概念“制作文書”和“上傳文書”這里先解釋一下。制作文書是根據文書落款的制作時間統計的文書，而上傳文書是指某一時間段上傳到裁判文書網的文書。由于裁判文書從制作到上傳有時間差，有的甚至相隔半年到數年，這兩個概念需要區別。比如，2017年上傳文書包括2017年之前制作的文書，而2017年制作文書有相當一部分要到2017年之后上傳。裁判文書網目前只可檢索制作文書的數量。

由于文書本身寫作錯誤、上傳歸類錯誤、文書解析錯誤等，所有的大數據分析都是不完美的。而且，裁判文書網的文書數量時刻在變化，不同時間點提取的數據會有不同。由于我們提取數據時，2018年制作的裁判文書還未全部上傳，因此文章的考察對象主要為2017年裁判文書的公開情況。2017年是新的《裁判文書上網規定》發布以后第一個完整的實施年份，可以與2014年的裁判文書公開情況進行比較。我們的數據不是一次性提取的（提取時間見各圖表標注），這一點可能對分析結論略有影響。我們盡可能對數據的精確性作出評估，同時利用其他渠道所得的數據進行驗證。

一、文書公開的全面性

在目前規定下，裁判文書上網有三種情形：（1）上網公開（包括文書敏感信息經處理后公開）；（2）按規定或者經批準不上網的，上傳文書基本信息；（3）涉及國家秘密的，完全不公開案件信息（主要為死刑復核案件）。我們通常說的“裁判文書上網”，指的是第一種情況；但第二種情況也反映了文書上傳的一個方面，對于公眾了解司法有一定意義。由于在裁判文書網檢索時，文書數量包含第一、二種情況，沒有區分，所以下面多數地方的數據是第一、二兩種情況的合計；但個別地方，我們也利用其他數據來源，對兩者分別予以討論。

衡量裁判文書公開是否全面，看公開文書的數量（上網數）是沒有意義的。我們主要看三個方面的指標：一是公開文書的比例，即“上網率”；二是重大案件文書公開的情況；三是依法不公開文書內容的，是否按規定上傳了文書基本信息。

（一）裁判文書的“上網率”

在具體操作中，裁判文書公開比例有多種統計口徑，我們采用的是“公開結案比”。公開結案比是指法院上傳的某一時間段內的制作文書量除以該時間段內的結案量所得的結果。公開結案比越高說明文書的公開程度越高。在理想情況下，文書公開比例應是法院公開文書的數量除以法院實際制作的文書數量。在實踐中，有學者以每個案件最多只計一份文書來計算分子，9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法治指數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治指數創新工程項目組：《中國司法公開第三方評估報告（2018）》，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40—43頁。也有法院以結案量減去經批準不予公開的案件量作為分母。10吉林省司法公開網“上網率”的計算方式是“上網數/（結案數—經審批不上網數）”。由于我們無法獲知法院實際制作了多少文書，也無法獲知經批準不予公開的文書數量，我們以法院實際結案的數量代替法院實際制作的文書量?？紤]到一個案件可能有多份文書，以及文書從結案到上傳有時間差，我們使用的公開結案比不是一個精確的指標。但在無法掌握確切數據的情況下，用它作為評估文書公開的整體狀況仍是一個比較可行的指標，就像用GDP來衡量一國經濟總量，雖不完美但基本可行。11有其他研究也使用了相同的方法。參見馬超、于曉虹、何海波：《大數據分析：中國司法裁判文書上網公開報告》，載《中國法律評論》2016年第4期；唐應茂：《司法公開及其決定因素：基于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數據分析》，載《清華法學》2018年第4期。

1.各年度“上網率”情況

在過去幾年里，法院結案數量和文書上傳數量都在逐年增加。從2014年到2017年，法院的結案數從1380萬件增加到2275萬件，增加了2/3；與之同時，法院上傳文書（含上傳文書基本信息）的數量從542萬件增加到1076萬件，幾乎翻了一倍。12數據來源于華宇元典，檢索時間為2017年12月31日。

衡量裁判文書公開最有意義的是文書的“上網率”，即各年度制作文書的上傳比例。檢索裁判文書網可發現，2014年制作文書上傳到裁判文書網的，有699萬份；2017年制作文書上傳到裁判文書網的，增加到1653萬份。由于前述2017年制作文書中有289萬份屬于只公開文書基本信息、未公開文書內容的，13數據來源于把手科技，檢索時間為2019年6月25日。2017年制作文書實際公開內容的約為1364萬份。據此推算，如果采取寬口徑（連公開文書基本信息也計算在內），2017年制作文書的公開結案比為72.7%，比2014年的50.7%乃至2016年的63.6%有較大躍升（見表1）。但如果采取窄口徑（不計算那些只公開文書基本信息、未公開文書內容的），那么，2017年制作文書的公開結案比正好為60%，比2014年的44%左右也有較大躍升。

表1 不同年度的公開結案比

我們統計的上網率與其他統計方式所得的數據存在明顯差異，但這些差異在可以解釋的范圍。例如，田禾、呂艷濱團隊以每個案件最多只計一份文書為標準，對160家法院2017年上半年制作、2018年10月24日前上傳的文書進行統計，得出的上網率為53%。15前引注9，第42—43頁。這比我們統計的窄口徑的上網率還低7%。產生差別的原因一是他們的統計時點較早，二是他們剔除了一案多份的文書。又如，華宇元典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5月31日，2017年制作文書上傳了8,824,298份，公開結案比約為39%。華宇元典的統計時點更早，不包括上傳文書基本信息，并剔除了重復上傳的文書，這都導致其統計的上網率較低。相比而言，由于我們采用的公開結案比允許一個案件統計多份文書，以及裁判文書網上存在一些重復上傳的文書，16根據把手科技2019年6月統計，裁判文書網上案號重復的文書約194萬份，其中2017年制作的約38萬份。這里邊有多少內容重復的文書，目前還無法確定。所得的公開結案比可能有些“虛增”。排除這些因素，不同方法、不同時點所得的數據與我們的統計大體上可以互相印證。

根據文書上傳的時間規律，到2019年6月底，2017年審結案件的相關文書基本上“能傳都傳” 了。所以，72.7%和60%這兩個寬窄不同的公開結案比，基本可以反映2017年制作文書的最終公開情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推進裁判文書公開工作的最新進展。17與前面幾年相比，進步是巨大的。進步看來主要得益于2016年《裁判文書上網規定》擴大了上傳文書的范圍，以及在依法不上傳文書內容的情況下要求上傳文書基本信息。

但如果以2016年《裁判文書上網規定》為標準，以“應上盡上”為目標，裁判文書上網還有很大差距。首先，有超過1/4（27%）的裁判文書沒有上傳任何資料，包括文書基本信息。因為涉及國家秘密、按規定完全不公開案件信息的文書，應當不會超過1%?？梢?，這27%里邊絕大部分屬于上傳不到位。其次，按照我們的統計，高達40%的裁判文書沒有上傳（如果按照田禾團隊的統計，高達47%的案件沒有一份文書上傳）。即使考慮部分文書依法不予公開，這個比例仍是相當龐大的。依法不予公開的裁判文書，主要是民事調解書、婚姻家庭案件、涉未成年人案件等，在當年法院審結的案件中應當不會超過20%。18也就是說，超過20%不屬于法定不公開的裁判文書，沒有公開。這里邊有部分是“人民法院認為不宜公開”的裁判文書，也有一些干脆是未說明任何理由也未上傳任何案件信息的。

2.案件類型與文書類型分布

從表2的數據可以看出，截至2019年6月，在裁判文書網公開的文書（含公開文書基本信息）中，民事文書占據了2017年制作文書的絕對多數，達到了63.8%；刑事文書占9.1%，行政文書占3%，執行文書占24%。執行文書幾乎相當于刑事和行政文書之和的兩倍，比例之高可能超出許多人的想象。其原因不難理解：法院這幾年為“基本解決執行難”，進行執行攻堅，產生了大量執行文書；而新的《裁判文書上網規定》把“執行裁定書” 明確列入應當公開的裁判文書范圍。盡管如此，執行文書的公開結案比只有約60%，相比于2014年的26%有較大幅度的提升，但相比于2017年當年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公開結案比（80%左右）仍然明顯偏低。

表2 2017年制作文書的案件類型與文書類型 單位：份

從文書類型來看，判決書和裁定書是公開文書的主體，二者占到了公開文書總量的83.3%。曾經占據公開文書主體的判決書，在2017年下降到1/3略強；而裁定書幾乎占到全部公開文書的一半（48.6%），比判決書高出13.9%。這可能與很多人的印象有較大差距，學者在利用裁判文書進行數據分析的時候尤其需要注意。在實踐中，裁定書的類型多樣、數量巨大，其中包括不予受理、駁回起訴、準許撤訴、移送管轄、中止或者終結審理、準予執行行政行為等。

3.法院層級和審級分布

根據裁判文書網的檢索數據來看，不同層級法院公開的文書量呈明顯的“金字塔”形。在2017年制作的裁判文書中，基層法院制作的文書量占總量的86.4%，超過了2014年的80%。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基層法院文書公開的進步。中級法院的占比達到12.3%，高級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文書占比之和為1.3%（見表3）。

表3 2017年制作文書的法院層級與案件類型 單位：份

上述數據并不能準確反映各級法院應該上傳文書的比例。由于沒能找到各級法院當年審結案件的數據，我們只能尋求其他數據間接說明。最高法院網站顯示，2017年上半年，基層法院審結781.5萬件，占全部審結案件的87.9%；中級法院審結95.4萬件，占全部審結案件的10.7%；最高法院和高級法院審結11.75萬件，占全部審結案件的1.3%。19喬文心：《最高法發布今年上半年審判執行數據全國法院受理案件數突破一千四百萬》，載最高人民法院網：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54892.html，2019年11月20日訪問。按此推算，2017年不同層級法院上傳文書的比例已經相當接近其實際結案比例。如果細看的話，基層法院公開文書比例比實際結案比例略低（86.4%v.87.9%），中級法院略高（12.3%v.10.7%）?；鶎臃ㄔ汗_文書比例偏低，部分原因是基層法院調解結案占了相當一部分，而調解結案的文書是不要求上傳原文的，一些法院連文書基本信息也沒有上傳。還有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一審裁判被上級法院撤銷后，一審法院往往不愿公開，甚至撤回已經公開的文書。這是不符合《裁判文書上網規定》的要求的?，F在不清楚這一情況有多少，但看來不是個案。

我們還專門關注了最高法院裁判文書的公開情況。檢索裁判文書網，有幾個發現：一是公開文書集中于再審和審判監督程序。兩者相加有13,637份，占到了總上傳量的83.8%；二審1241件，一審1件。20最高人民法院原則上不受理一審案件，這一件是確定管轄的民事裁定書。這一點符合最高法院的職能定位。二是裁定書占據絕大多數。2017年最高法院制作的裁判文書中，裁定書14,840份，占到總上傳量的91.2%；判決書654份，只占4%；剩下的決定書和調解書，也只有幾百份。如果上述比例反映最高法院實際的結案情況，那么，最高法院自己審理并判決的比例是偏低的。這樣低的判決比例難以充分發揮最高審判監督機關和指導機關的應有功能。三是行政文書占據半壁江山。最高法院公布的行政文書數量近年來迅速增加。最高法院2017年制作的文書中，行政文書8598份，占到52.8%，比民事文書高出14.1%；刑事文書和執行文書只是個零頭，二者相加才6%（見表4）。這一方面是因為最高法院審理的行政案件數量較大；另一方面也說明最高法院行政裁判文書的公開比例較高。21最高人民法院當年審理的行政案件近萬件，占最高法院全部案件的1/3以上，遠遠超出當年全國法院一審行政案件占全部一審案件的比例（1.0%）。據《中國統計年鑒》，2017年全國法院一審行政案件230,432件，全部一審案件22,601,567件。載國家統計局網：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8/indexch.htm，2019年11月20日訪問。而最高法院數量可觀的死刑復核案件，裁判文書基本沒有公開。

表4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制作文書 單位：份

總體來說，最高法院裁判文書的公開有待加強。最高法院在2013—2017年共審結79,692件，而在裁判文書網上，這一期間最高法院制作的裁判文書只有39,288份，公開結案比約為49%。22審結案件的數字，參見周強：《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2018年3月9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載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2018-03/25/c_1122587194.htm，2019年11月20日訪問。公開裁判文書的數量，檢索日期為2019年6月26日。也就是說，最高法院2013—2017年制作的文書有一半左右沒有公開。按照同樣方法計算，2017年最高法院制作文書的公開結案比約為63.1%。這比2014年的水平（38.6%）有了較大提升，但仍明顯低于全國總體水平（72.7%）。論其原因，除了數目不詳的死刑復核文書基本不予公開，可能主要是最高法院這幾年案件數量急劇上升，法官審理壓力增大，辦案人員無暇顧及文書上傳。

最高法院不僅是裁判文書公開規則的制定者，也是文書公開最重要的踐行者，理應起到表率作用。在某種意義上，最高法院的每一份裁判文書都是重要文書。除了死刑復核等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目前只能選擇性公開之外，其余的裁判文書應當全部公開。

4.公開文書的地域分布

總體來看，制作文書的公開總量與受案數量密切相關，經濟發達、人口較多的東部省份案件較多，文書公開的總量也較多。23參見唐應茂：《司法公開及其決定因素：基于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數據分析》，載《清華法學》2018年第4期。河南、浙江、四川2017年的制作文書量均已突破100萬份，而制作文書量最少的西藏不足2萬份。當然，僅憑各省制作的文書總量，很難斷定其裁判文書的公開程度。下面著重考察2017年各省裁判文書的公開結案比。

由于裁判文書上傳是個動態持續的過程，評價裁判文書的上網率，必須說清截至某個時點的上網率。下面的分析主要以2019年6月為統計節點。這個時點距2017年年底有17個月，2017年制作文書基本上“能傳都傳”了，統計數據不會有明顯起伏。同時，我們查詢了各省高級人民法院年度工作報告中公布的2017年結案數量，以此作為估算各省裁判文書公開結案比的分母（見表5）。

表5 2017年制作文書不同地域的公開結案比

我們的發現印證了裁判文書上網公開的進步。2014年，公開結案比最高的省份（河北?。?，其公開結案比是64.5%；而2017年，公開結案比最高的幾個省份（青海、吉林、四川）已經超過100%。公開結案比達到乃至超過100%，說明公開的裁判文書總量已經超過結案數量，而不是說裁判文書已經100%公開。實際上，吉林省2017年的裁判文書可能有近63,900份經審批不上網公開。24根據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司法公開網2018年1月3日的統計數據，全省法院2017年1—12月結案413,599件，上傳文書310,812份，2017年裁判文書的上網率約為88.88%。據此測算，經審批不上網的裁判文書約為63,900份。相關數據參見：《全省法院2017年1—12月裁判文書上網情況統計表》，載http://www.jlsfy.gov.cn/cpwsgktjb/2460.jhtml，2019年12月2日訪問；《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工作報告2018》，載http://www.jlrd.gov.cn/ztzl/ljhy/jlsdsyjrdschy_84717/wjbg/201801/t20180129_5411867.html，2019年12月2日訪問。另需說明，2017年的裁判文書在2018年年初統計時還未完全上傳，現在統計的話，無論按哪個口徑，吉林法院裁判文書的公開率都應該高于88.88%。不管怎么樣，進步是非常明顯的。

接下來，湖南、云南、湖北三省2017年公開結案比超過90%。公開結案比在80%—90%的省份有陜西、江西、黑龍江、山西、河南、天津等6個，他們高于全國總體水平。公開結案比在70%—80%的省份有福建、安徽、浙江、寧夏、重慶、廣西等6個，它們略高于或接近全國總體水平。剩下省份的公開結案比均低于全國總體水平，處于第四梯隊，最低的新疆為35.9%。有報道聲稱，“在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書上網情況通報中，新疆法院連續兩次位列全國法院第一”。25潘從武：《5年上網公開裁判文書46.6萬份新疆全區法院裁判文書公開率達100%》，載法制網: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8-05/22/content_7550104.htm?node=20908，2019年12月2日訪問。這估計是按照其他口徑統計的。按照我們的方式統計，即使加上裁判文書網檢索到的全部維吾爾語和哈薩克語的裁判文書（約為3800份），新疆全區（含兵團）2017年的公開結案比約為36.6%，多數裁判文書仍然沒有公開。26統計時點為2019年6月26日。

讓人感到意外的是，處于第四梯隊的省份不乏經濟和法治較為發達的上海、北京、廣東等省市。廣東省2017年的審結案件數量居全國之首，達到了178.7萬件，但是上傳至裁判文書網的文書只有975,893份，剛剛超過結案數的一半。有學者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分析，認為領導意愿不足、案多復雜是制約文書公開的重要原因。27參見唐應茂：《領導意愿、機構能力和司法公開：北京、上海、廣東裁判文書上網率的初步研究》，載《中國法律評論》2018年第6期。從我們訪談的情況來看，在幾個原因中，“案多”還是主要原因。北上廣地區案件總量大，法官的人均辦案量也大，上傳文書確實有些“顧不上”。而在不同地區法院的競爭中，經濟發達地區的法院可以發揮其他方面的比較優勢，相對來說不看重文書公開這項指標。無論原因如何，上述經濟發達省份的文書公開程度亟須提高。

（二）重大案件文書公開情況

裁判文書公開不但有數量的要求，也有質量的要求。一個法院可能公開了絕大多數應當公開的文書，但可能沒有公開對一般公眾和學者具有重要意義的文書。在多個社會熱點案件中，我們檢索裁判文書網卻找不到相關的文書。最高人民法院已經注意到一些法院存在裁判文書選擇性公開現象，并要求堅決杜絕。28周強：《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深化司法公開、促進司法公正情況的報告》，載最高人民法院網：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30161.html，2019年11月5日訪問。為了回答“裁判文書是否存在選擇性公開”，我們將從兩個角度進行嘗試：一是從不同渠道收集社會熱點案件，看裁判文書是否上網；二是整理迄今為止最高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看相關的裁判文書是否上網。

1.社會熱點案件裁判文書的公開

我們收集的社會熱點案件集中在2017—2018年，主要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各庭室公布的多類典型案例，各省高院工作報告中提到的案件，29社會機構、媒體、法學會評選的年度重大案件，媒體（包括自媒體）反復提到的案件。所列案件都已進入訴訟程序，并且法院作出了相應的裁判文書；部分案件基于現有的公開資料無法判斷時，我們沒有統計。統計時，重復出現的案件只計1次，同一系列的“串案”也只計1次。前者，如“于歡故意傷害案”，在不同媒體反復出現；后者如“e租寶非法集資案”，在北京、重慶、廣東等多地法院分別審理，因為屬于同一事件，我們也只計1次。

按照上述篩選原則與統計要求，我們共收集到318個“社會熱點案件”，其中民事案件115個、刑事案件153個、行政案件50個。這318個社會熱點案件中，有52個案件通過現有公開資料只能獲知一審的情況，不知道是否還有二審、再審；有266個案件，我們能夠確知它們經歷的審級。在52個審級不明的案件中，一審文書在裁判文書網上查詢到的，只有9個，占17%。換言之，有超過八成的一審文書未公開。在266個審級明確的案件中，各個審級程序所涉裁判文書都能在裁判文書網上查詢到，即完全公開的有114個，占43%；能夠查詢到部分審級的裁判文書，即部分公開的有100個，占37%；30這個包括沒有一審、二審結案文書，但公開了其他相關文書的。例如，在湄公河中國船員遇害案中，裁判文書網只公開了被告的死刑復核裁定書，對應的一審、二審判決并未公開；在圣瑞公司重大集資詐騙案中，裁判文書只公開了部分被告的減刑裁定書，對應的一審、二審判決也未予以公開。查詢不到任何裁判文書的案件，即完全未公開的有52個，占20%。雖然這不是嚴格的抽樣，但還是能夠說明熱點案件裁判文書的公開比例是偏低的。

熱點案件裁判文書不予公開，往往因為案件包含某些敏感信息不宜公開。這以刑事案件居多。2014年以后不公開的刑事案件就有26件，占完全不公開的50%。一審確定，其余審級不明的52個案件之中，同樣也是刑事案件居多，數量高達46件。2014年以后這類刑事案件一審文書不予公開的有41件，不公開案件占比高達89%。主要分為三種情況：一是涉及高級官員的犯罪案件。在我們的統計中，2014年以后就有45個，約占熱點刑事案件的三成，其中包括周永康案、令計劃案、孫政才案。二是涉及毒品、黑社會組織、危害國家安全等案件，文書通常也不公開。這類案件跟死刑的適用有關。三是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的案件。例如，徐翔等人操縱證券市場案，周強院長在工作報告中把該案作為打擊金融犯罪、維護金融安全的典型案例。但判決生效后，判決書至今仍未向社會公開，有學者申請公開也無果而終。31單玉曉：《北大法學教授彭冰申請公開徐翔案判決書》，載財新網：http://china.caixin.com/2018-05-10/101246861.html，2019年11月20日訪問；彭冰：《我為什么申請徐翔案判決書公開？》，載金融界：http://opinion.jrj.com.cn/2018/05/10160024521787.shtml，2019年11月20日訪問。法院在上傳文書前，通常會考慮案件的敏感性，尺度拿捏不準的就干脆不公開，免得“惹是生非”。甚至個別被廣泛報道的案件也出現裁判文書上網后又被撤回的情況。32我們在2018年7月20日和2019年6月7日進行了兩次檢索。比如貴州省畢節市金沙縣檢察院訴畢節市七星關區大銀鎮政府不當履職案一案，案號為（2016）黔0382行初4號一審文書第一次檢索時存在，而第二次檢索則無。類似的還有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州荔灣支行與廣東藍粵能源發展有限公司等信用證開證糾紛再審案，案號為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126號的再審文書第一次檢索時可以檢索到該文書，第二次檢索則無。

我們發現原審裁判文書被撤銷或者改判的，也會影響裁判文書的公開。在我們統計的熱點案件中，二審或再審維持原判的115個案件，完全公開的有59個，占比51%；二審或再審撤銷或改判的68個案件，完全公開的只有11個，占比16%?？梢?，二審或再審維持原判的案件，法院更愿意將之前所涉審級的裁判文書公開；一旦裁判被撤銷，法庭往往選擇不公開文書。這可以說是另一種“選擇性公開”。在我們的調查中，多位法官也認同或者承認這種做法。除了不愿意給當事人或者公眾造成困擾，法官也不愿意拿這些被撤銷、改判的文書去“丟人現眼”。33這種情況多表現為部分公開，但也有少數完全不公開的。例如，安徽華源醫療公司訴商標局一案，作為新行政訴訟法實施之后，法院審理的首例涉及國家部委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合法性審查問題的案件，此案二審判決已于2018年7月5日作出，確認了該規范性文件違法但不予撤銷。一審、二審判決文書至今仍未能在裁判文書網上查詢到，雖然可以通過其他網上渠道獲得。

2.指導性案例相關文書的公開

指導性案例制度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指導性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從各級法院的裁判案件中遴選并發布，各級法院審判類似案件時應當參照。34《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法發〔2010〕51號）。截至201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已發布了112個指導案例，其中一些案件的裁判在推行裁判文書統一上網之前就已作出（最早可追溯至1999年）。由于指導性案例的特殊地位，它們常常被反復研討和仔細甄別，因此，指導性案例相關文書的公開值得特別重視。

通過對裁判文書網的逐一檢索，我們發現在112個指導性案例中，有32個案件所涉裁判文書完全上網，43個部分上網，37個完全沒上網。由于指導性案例的時間跨度比較大，涉及不同時期的裁判文書上網規定，情況要復雜一些，背后的問題也有所不同。從時間脈絡來看，法院裁判文書上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在2010年之前，法院沒有裁判文書上網的統一要求；2010年和2013年《裁判文書上網規定》，要求法院只需上傳生效的裁判文書；而2016年《裁判文書上網規定》要求法院上傳案件各個審級的全部文書。這三個時間段的指導案例分別是21件、75件、16件，與之對應的裁判文書上網數量分別為0件、61件、14件。即使按照當時執行的標準，2010年至2016年這段時間內的75個案件中，完全不上網的有14個；35指導案例第14、18、20、23、24、26、32、60、63、64、71、77、87、92號。2016年以后的16個案件，完全不上網的有2個，36指導案例第69、105號。沒有完全上網的有5個。37指導案例第37、82、88、91、97號。與前面所論的社會熱點案件一樣，它們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裁判文書公開的不足。

可見，指導性案例相關裁判文書的公開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我們希望，今后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必須確保所有相關裁判文書及時上網；以前發布的指導性案例，法院也應補充上傳相關裁判文書，以充分發揮指導性案例的指導功能。

（三）不公開文書基本信息的公開

2016年《裁判文書上網規定》增加了一個要求：“不在互聯網公布的裁判文書，應當公布案號、審理法院、裁判日期及不公開理由，但公布上述信息可能泄露國家秘密的除外?！边@一規定豐富和完善了裁判文書公開的類型。統計這部分數據對于研究文書內容作用有限，但對于了解法院的審判業務有一定幫助，對于了解法院不公開文書情況有重要意義。我們在把手科技的技術幫助下，對裁判文書網上2017年制作的不公開文書內容、只公開文書基本信息的情況進行了統計（見表6）。

表6 2017年不公開文書的類型

從表6可以看出，2017年不公開文書內容、只公開文書基本信息的總量約為289萬份。其中，以調解文書、離婚文書居多，二者占到了81%；未成年人犯罪和涉及國家秘密犯罪的文書占比較少，二者之和僅為1.2%。上述四種是明確規定不予公開的文書。剩下的屬于“法院認為不宜公布的其他情形”，占17.8%，具體為哪些情形我們無法確切得知。法院對不公開理由的說明非常簡略，用詞也不統一。如果算上細微差異，對不公開理由的表述方式多達1000余種，其中包括隱私、敏感案件、維穩、當事人撤訴、上訴、結案通知等。有學者通過調閱不上網文書相關材料，發現相當一部分不上網文書的審批理由值得商榷：有的過分粗略，有的明顯錯誤，還有不少僅僅以“當事人申請不公開”作為理由。38前引注9，第53—57頁。

未公開文書中，上傳了文書基本信息的比例究竟有多大？為了了解這個問題，我們對比了《2017年全國法院司法統計公報》與未公開文書的上傳情況。根據司法統計公報的數據，2017年離婚訴訟或者涉及未成年子女撫養、監護的結案數約為153萬件。我們獲取的離婚及撫養、監護案件的未公開文書約為63萬份，僅占2017年離婚和未成年子女撫養、監護結案數的41.2%。這說明約有六成的文書沒有公開基本信息。2017年調解結案的數量約為300萬件，確認調解協議效力的結案量為196,534件，我們統計的調解結案的文書約為153萬份，確認調解協議效力的文書有181,124份。這意味著約有一半的調解結案文書未按規定上傳文書基本信息，而有約92%的確認調解協議效力的文書上傳了基本信息。此外，2017年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約為3萬件，其中上傳文書基本信息的約為2.1萬份，占比達到了70%，說明大部分未成年人犯罪的文書上傳了文書基本信息。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仍有相當數量的未公開文書沒有按照要求上傳文書基本信息，尤其是離婚及未成年人撫養、監護案件和調解結案的文書。司法解釋要求不公開文書內容的要上傳文書的基本信息，這是對司法公開原則的貫徹。各地法院對這一點還沒有予以足夠重視。不公開的原因，需要在總結實踐的基礎上做歸納，以讓法官在上傳時能夠更加便利、準確地勾選。

（四）如何做到“應上盡上”

上述幾個維度的分析顯示，自最高法院全面推行裁判文書上網公開以來，無論是公開數量、公開比例還是公開文書的類型都比2014年有了顯著提升。但是，如果以《裁判文書上網規定》為衡量標準，裁判文書的公開程度仍是不夠的，離“應上盡上”的目標還有明顯差距。相當一部分不在互聯網公布的裁判文書，沒有按規定公布案號、審理法院、裁判日期等基本信息。以重大案件裁判文書的公開為標志，文書公開的質量也有待提高。最高法院的裁判文書對于法律的正確理解和統一適用有重要的意義，其文書公開尤其需要加強。

我們仍然不完全清楚的是：不公開的原因是什么？有學者從分析各地法院裁判文書上網率的差異入手，認為地方法院領導的重視程度是一個重要原因。39唐應茂：《司法公開及其決定因素：基于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數據分析》，載《清華法學》2018年第4期；唐應茂：《領導意愿、機構能力和司法公開——北京、上海、廣東裁判文書上網率的初步研究》，載《中國法律評論》2018年第6期。也有學者從地方法院的行動邏輯分析，認為裁判文書公開不完全是因為地方法院的利益與“上面”不一致，而是“上面”監督乏力。40葉燕杰：《司法政策執行視域下刑事裁判文書“部分上網”問題》，載《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從其結論中引申的加強法院內部考核的措施也很重要。但這些分析忽視了裁判文書上網的相關制度，沒有考慮上網規定可能的改革和完善。

從我們了解的情況看，影響裁判文書上傳主要有三個因素：（1）因為擔心文書公開后給當事人帶來傷害、給社會帶來麻煩或者給國家秘密造成泄露而不上傳的；（2）需要等待二審判決而耽誤上傳的（見第二部分“文書上傳的及時性” 詳述），或者原審裁判被二審、再審撤銷而不上傳或者撤回的；（3）因為技術原因傳丟的。全面推行裁判文書上網，就要保證按規定應當上網的必須上網，限制經批準的不上網，適時取消對死刑復核文書上網的嚴苛規定。如果能夠改變現行規則，要求所有裁判文書作出并宣告后及時上網，既不必等待二審裁判，也不因為二審、再審改判而撤回，那么，文書的上網率將會有一個顯著的提高。如果在技術上能夠做到辦案人員直接上傳，不必通過審管辦等部門轉手，把裁判文書上傳作為結案的一個環節，那么，文書上網率也會有顯著提高。

在文書整體上網率超過七成的情況下，沒有公開的文書主要是依法不公開的文書和經批準不公開的文書；應當公開卻不公開的，在數量上反而相對少數。今后在繼續提升文書上網數量和比例的同時，可能要把努力的重點放在提高文書公開的質量上。否則，即使上網比例很好看，但如果那些“重要少數”仍然看不到，文書上網的價值就會大打折扣。有必要關注經批準不予上網文書的數量和案件類型，不上網的理由是否成立，以及在文書不上網的情況下是否上傳文書基本信息。遴選指導案例、公報案例和典型案例，應當把文書公開作為一個前提。

為加強對裁判文書公開工作的督促，可以采取法院自己發布年度報告、法院系統內部考核和第三方評估相結合的方式。參考《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設立的政府信息公開工作年度報告制度，不妨規定各級地方法院在每年1月底之前，向上級法院提交本院上一年度司法公開工作年度報告，同時在本院官方網站上公布；報告的內容由最高法院具體規定。同時，法院系統改進對文書公開工作的考核，最高法院和高級法院可以適時邀請第三方機構對所轄法院的工作進行評估。

二、文書上傳的及時性

2016年《裁判文書上網規定》要求，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書，應當在其生效之日起7個工作日內在互聯網公布；依法提起抗訴或者上訴的一審判決書、裁定書，應當在二審裁判生效后7個工作日內在互聯網公布。41《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法釋〔2016〕19號），第7條。裁判文書一般是送達后生效；由于我們無法獲知文書送達時間，因此在統計時，以文書制作時間為計算起點，具體以文書落款時間為準。文書從制作到生效一般經過文書寫作、簽批、打印、蓋章、送達等環節，所需時間長短不一。實行司法責任制、加強辦公信息化后，文書基本上由審判組織（合議庭或者獨任法官）直接簽發，42《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法發〔2015〕13號），第6條（文書直接簽發）和第24條（特殊情況報告）。并且電子蓋章，管理環節及所需時間大大壓縮。目前，影響文書生效時間的主要因素是送達。采用郵寄送達的，國內三至五天足夠，同城的當日或者次日可達；采用公告送達的，所需時間則以月計。43關于民事裁判文書的送達方式，可參見《民事訴訟法》（2012年修正），第84—92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15〕5號），第130—141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強民事送達工作的若干意見》（法發〔2017〕19號）。當事人提起上訴的文書，則取決于二審的進程。

出于數據統計的目的，我們將文書制作到上傳的時間間隔劃分為幾個時段：0—10日、11—30日、31—90日、91—180日、181—365日、366—730日?？紤]到一審裁判文書的送達和等待上訴的時間，在當事人不上訴的情況下，刑事判決書和裁定書作出后最長在20日和15日內生效，民事、行政判決書與民事、行政裁定書作出后最長在25日和20日內生效。加上新規要求的上傳時限（7個工作日），當事人不上訴的一審裁判文書從制作到上傳的間隔在10日以內是比較快的，在30日左右是合理的。除此之外，有一些裁判文書依法不能上訴，二審裁判不必等待上訴。這種情況下，只需考慮送達和上傳裁判文書時間，通常10日足夠，最長也不超過30日。綜上，在多數情況下，文書制作后10日內上傳是快速的，30日內上傳是合理的。陜西省洛南縣人民法院平均上傳間隔為35日，居全國之冠。44前引注9，第57頁。

我們分別以2017年上傳的裁判文書和2017年制作的裁判文書兩個維度，來考察文書上傳的及時性。數據由華宇元典根據我們的要求，分兩次在其數據庫里提取，提取時間分別為2017年12月31日和2018年5月31日。

（一）裁判文書從制作到上傳的時間

1. 上傳時段的總體分布

從表7可以看出，2017年上傳的文書中有近27%是在文書制作后30日內上傳的，其中在文書制作后10日內上傳的占8.4%。相較于2014年的18%和3%，短期內上傳的比例有了明顯提升。在裁判文書制作后31—90日內上傳的有近34%，在文書制作后91—180日上傳的有20.9%，兩者與2014年基本持平。在文書制作后超過180日上傳的，有18.5%，比2014年下降約7個百分點。其中，181—365日上傳的文書占比為13.6%，比2014年的19%有一定下降；366—730日上傳的文書占比為5%，比2014年的7%也有少許下降。這說明法院在文書上傳的及時性方面取得了進步。但也要看到，仍然有超過70%的文書是在文書制作一個月之后上傳的；甚至，文書制作一年后上傳的仍有近5%。

表7 2017年上傳文書的時段分布

2. 上傳文書的月度分布

從圖1可以看出，文書上傳大小月現象比較明顯，季末集中上傳仍然存在，年底突擊上傳相當明顯。從2014—2017年月度上傳的文書量來看，基本上每年12月的上傳文書量是前一月（11月）上傳量的2倍，是每年上傳數量最小月（2月）的六七倍。集中上傳現象的普遍存在，與法院“季度小考、年度大考”的考核機制密切相關。這種考核機制不但適用于文書上傳，也適用于法院的全部結案工作。如果法院系統改變年度考核的做法，而采用審限內的結案率作為考核指標，相信可以消除年底突擊結案、突擊上傳的現象，法官的審理工作也會變得更加從容。從裁判文書上網的角度來說，關鍵是落實《裁判文書上網規定》關于裁判文書生效之日起7個工作日內在互聯網公布的規定。

圖1 2017年上傳文書量月度分布

3. 不同審判程序的文書上傳時間

總體而言，各審判程序文書上傳的及時性，無論是上傳時間的中位數還是平均數，2017年的情況都要好于2014年。進步最為明顯的是一審裁判文書。2017年上傳的一審文書中，從制作到上傳的平均天數為90日，遠少于2014年的131日。而且，在文書制作后30日內上傳的比例占到了22%，高于2014年的15%；文書制作180日后上傳的約占13%，遠少于2014年的25%。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審文書制作一年后上傳只有不到1%（2014年還有7%）（見表8）。這說明，到2017年，法院上傳陳年文書已經很少了。二審和再審文書在30日內上傳的約占30%，比2014年有所增加，但遠遠低于期待。

表8 2017年制作文書的上傳時段與審判程序

4. 不同層級法院的文書上傳時間

2017年不同層級法院文書上傳的及時性同樣要好于2014年，中位數和平均數的指標都有所下降（見表9）。具體而言，中級法院上傳文書的及時性依舊表現最好，30日內上傳文書的占比為35.4%，不僅優于其他層級法院的表現，還比2014年的29%有了一定提高。31—180日內上傳文書的占比約為55%，在四級法院中占比最低，但比2014年的51%略高。181—730日內上傳文書的占比約為9%，也是四級法院中占比最低的，比2014年的19%有了明顯下降?；鶎臃ㄔ旱谋憩F沒有中級法院突出，但是相較于2014年仍有不少進步，30日內上傳文書的比例有了明顯增加，180日后上傳文書的占比也有明顯降低。高級法院的變化情況與基層法院類似。

表9 2017年制作文書的上傳時段與法院層級

值得關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文書上傳的及時性相對于2014年并沒有明顯的改觀，反而存在退步的跡象。30日內上傳文書的占比為5.5%，明顯低于2014年的15%；31—180日內上傳文書的占比高達80.8%，高于2014年的65%。雖然181—730日內上傳文書的占比（13%）比2014年少了7%，但是沒有改變總體的消極印象。

（二）文書上傳如何能夠更及時

不可否認，2017年裁判文書上傳的及時性比2014年有了明顯進步。這些進步體現為：30日內上傳文書的占比有了明顯上升，180日后上傳文書的占比有了明顯下降，而且裁判文書上傳耗時的平均數和中位數都要好于2014年；一些文書在裁判作出當日即上傳。

但存在的問題也比較明顯：年末和季末集中上傳文書的現象依舊比較明顯，30日合理區間內上傳的文書占比依然較低（30%左右），有部分文書是在做出1年后才上傳的。31—180日內上傳文書的占比并沒有明顯減少，目前還有約50%的文書是在這一時段內上傳的。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書的上傳沒有起到示范作用。有學者指出，美國最高法院的裁判文書在裁判生效后10分鐘內就能上網，45參見何帆、林娜、楊建文、龍飛：《外國裁判文書上網概況》，載《法制資訊》2013年第5期。而我們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文書作出之后能在30日內上傳的僅占5%左右，及時性的程度尚不及中級法院。

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除了上文提及的領導意愿和機構能力之外，影響文書上傳及時性的主要因素是制度。首先是上訴程序。按照目前規定，案件進入上訴（包括刑事抗訴）的，一審文書需要等待二審裁判生效才公布；多數情況下，一審法院只能等到二審結案并返還卷宗才知道二審裁判的結果。這大大拖延了一審文書的公布時間。其次是送達。裁判文書作出后，因為各種原因無法送達，所以未能“發生法律效力”，按規定不能上網公開。從各地法官提供的數據來看，一些地方公告送達的比例達到10%左右，個別法院可能更高。46黃明春等：《創新送達機制提升送達效率——山東高院關于民商事案件送達問題的調研報告》，載《人民法院報》2016年12月8日（全省法院公告送達率平均在10%—20%，個別法院高達30%）；高陽：《公告送達的實踐困惑和制度完善》，載《法制與社會》2018年第1期（杭州市蕭山區2009—2016年，10%的民事一審案件采用公告送達）。關于“送達難” 的討論，參見陳杭平：《“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再考察：以“送達難”為中心》，載《中國法學》2014年第4期；陳杭平：《“粗疏送達”：透視中國民事司法缺陷的一個樣本》，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6年第6期。盡管法院也在探索更有效的送達辦法，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公告送達預計仍將占一個相當大的比例。

要實質性地提高文書上傳的及時性，必須解決一個制度問題以及相應的技術問題。制度問題是，改目前裁判文書“發生法律效力”后才予公布的規定，為裁判文書作出并宣告后即予以公布。一般來說，司法裁判文書應當在作出、宣告并送達當事人后才上網公開，但在需要公告送達的情況下，法院可以在發布送達公告的同時予以公布。從理論上講，裁判文書作出并宣告之后即具有確定力，非經法定程序不得改變或撤銷；是否送達、有無“生效”僅影響對訴訟參加人的拘束力和執行力。因此，裁判文書從作出并宣告之日起即予公開，符合法理。47有專家建議從裁判文書作出時即可公開。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治指數創新工程項目組：《裁判文書上網公開的現狀與問題》，載齊奇、李林等主編：《法治中國與司法公開》，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55頁；翁鋼糧等：《完善文書上網制度，全面深化司法公開——浙江杭州中院關于裁判文書上網制度施行情況的調研報告》，載《人民法院報》2015年11月19日。不但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裁判文書上網規定》需要作出修改，《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也需要重新解釋或者修改。48《民事訴訟法》（2012年修正）第156條規定：“公眾可以查閱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書、裁定書，但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內容除外?！薄缎姓V訟法》（2014年修正）第65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公開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書、裁定書，供公眾查閱，但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內容除外?！?/p>

采取上述方案需要解決的一個技術問題是，中國裁判文書網需要在同一案件的不同文書（包括不同類型、不同審級的文書）之間建立清晰的關聯，使公眾能夠輕易辨別該文書的效力狀態?，F在規定裁判文書“發生法律效力”后才予公布，主要就是擔心一些文書效力待定或者已被撤銷、變更，容易混淆視聽。如果這個技術問題能夠解決，那么，原來的擔心就沒有必要了。此外，如果審理法院甚至經辦人員能夠直接把裁判文書上傳到裁判文書網，而不必經過審管辦等機構層層轉手，也將加快文書上傳的進度。

如果上述方案可行，那么，今后法院系統可以進一步規定，把裁判文書上網公開（以及在依法不上網公開的情況下上傳文書基本信息）作為承辦人員結案的必要環節。而這將反過來大大增進裁判文書公開的比例和公開的時效。

三、文書上傳的規范性

與文書上傳的全面性和及時性一樣，文書上傳的規范性也會影響裁判文書公開的質量。該隱匿的敏感信息沒有隱匿會給當事人帶來困擾，文書上傳中的錯誤（如文書歸類錯誤）、已上傳文書的撤回也會給統計帶來誤差。本部分從裁判文書的敏感信息處理、文書撤回管理兩個方面展開分析。

（一）裁判文書敏感信息的處理

裁判文書中敏感信息的處理是一個棘手的問題：過分地公開會侵害相關人員的利益，引發當事人尷尬、怨憤，增大裁判文書公開工作的阻力；過分地隱匿會削弱文書公開的監督意義，也易導致數據統計失真。49相關討論可以參見劉練軍：《裁判文書公開時訴訟參與人信息的處理》，載《法治現代化研究》2017年第6期；黃彩華：《論裁判文書上網公開的尺度》，載廣東法院網：http://www.gdcourts.gov.cn/web/content/37118-?lmdm=1041，2017年5月9日訪問。2016年《裁判文書上網規定》認真權衡了雙方的需求，對敏感信息的處理做了比較具體的規定。原則上裁判文書上網時應當保留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委托代理人、辯護人的有關信息；特定案件訴訟參與人的姓名，涉及自然人、法人敏感信息的，以及“人民法院認為不宜公開的其他信息”，才需要做相應處理。

下面主要以該規定為依據，評估其實施情況。我們采取分層抽樣的辦法，在裁判文書網上抽取2017年上傳的300份文書作為樣本，進行人工閱讀和統計。300份樣本中包括：228份民事文書、44份刑事文書與28份行政文書，其中民事文書集中于婚姻家庭繼承和侵權兩類；基層法院作出的文書137份，中級法院作出的124份，高級法院作出的39份；文書覆蓋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各?。▍^、市）抽取的案件數與總樣本中相應占比大體一致。

1.訴訟參與人姓名的處理情況

在特定情況下，裁判文書上網時應當對當事人及訴訟參與人的姓名做隱匿處理。按照規定，法定隱名的人員包括婚姻家庭、繼承糾紛案件中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刑事案件被害人以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帶民事訴訟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證人、鑒定人，以及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隱名的形式統一為“姓+某”。

本部分主要針對以下兩點進行考察：第一，需要進行隱名處理的裁判文書，是否得到了處理？第二，隱名處理的形式是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統一要求？從統計來看，現有裁判文書對姓名的處理仍存在較大問題。300份抽樣文書中，存在問題的有76份，問題文書占25%。其中，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應當隱名而沒有隱名的有49份，不需要隱名而隱名的有27份。

（1）需要作隱名處理的情況

在228份民事文書中，共有133份文書涉及婚姻家庭、繼承糾紛案件中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隱名處理問題。有32份文書未對涉及婚姻家庭、繼承糾紛案件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進行隱名，5份文書未對未成年人姓名進行隱名處理。在95份侵權糾紛文書中，有5份文書不同程度地出現了未成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全名。在44份刑事文書中，32份文書需要對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帶民事訴訟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證人、鑒定人進行隱名處理，其中有6份文書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被害人、證人未隱名的問題。在28份行政文書中，有1份文書涉及法定隱名的情形，法院對未成年人進行了隱名處理?？傮w來說，婚姻家庭、繼承糾紛案件和刑事案件敏感信息處理問題較多，涉及未成年人案件敏感信息的處理也有待重視。

問題的另一面是過度隱匿。在90份不涉及法定隱名情形的民事文書中，有12份文書本該出現當事人姓名卻做了隱名處理。在44份刑事文書中，有15份文書對被告人做了不必要的隱名處理。50分別為×××容留賣淫罪、祝紅光介紹賣淫罪一審刑事判決書，（2017）吉0182刑初301號；劉某、盧某等犯盜竊罪二審刑事判決書，（2017）皖16刑終102號；陸某某賭博一審刑事判決書，（2017）浙0281刑初33號；葉有華危險駕駛一審刑事判決書，（2017）浙0683刑初90號；鄧某某受賄、玩忽職守案二審刑事判決書，（2017）湘04刑終21號。這些文書分別涉及盜竊罪，賭博罪，開設賭場罪，介紹、容留賣淫罪，危險駕駛罪，受賄、玩忽職守罪等。

我們也發現，2016年《裁判文書上網規定》沒有明確提及，但有的法院做了一些可能是適當的甚至必要的隱名處理。例如，法院在受賄、玩忽職守案中對行賄人做了隱名處理，51鄧某某受賄、玩忽職守案二審刑事判決書，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湘04刑終21號判決書。在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案中對涉案的吸毒人員做了隱名處理。52王某某、紀某、賈某某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案，遼寧省鎮北市人民法院（2017）遼0782刑初225號判決書。在多個繼承案件中，法院對被繼承人（死者）信息做了隱名處理。53有人統計了100份繼承糾紛案件的文書，發現有7份文書法院對死者（被繼承人）信息進行了隱名處理。參見趙曜：《斯人已逝，隱私未逝：我國死者隱私保護尚需加強》，清華大學“法學論文寫作”課程論文，2018年。作者還指出：“發達地區對已過世的被繼承人的隱名處理情況明顯強于其他地區”，“死者的隱名情況在基層法院與中級法院之間的差異并不大”。在行政案件中，法院基于保護案外人隱私的考慮，對有關人員做了隱名處理。54陸興元、廣南縣國土資源局資源行政管理：土地行政管理二審行政判決書，（2017）云26行終43號；錢榮琳、錢旻與上海市靜安區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征收補償合同糾紛一審行政判決書，（2017）滬7101行初76號。法院這樣做，有的是為了充分保護當事人信息不被泄露，有的是出于有關人員的人身、安全考慮，有的是為了幫助違法人員順利改造和重返社會。這些情況暗示，目前在文書上傳過程中，給予法院一定隱名處理的裁量權可能是必要的?？疾旄嗲樾?、做更精細的辨析和歸納，對于隱名處理規則的進一步完善是必須的。

（2）隱名處理的具體形式

2016年《裁判文書上網規定》將隱名的方式統一為“姓+某”的形式；不同姓名隱名處理后發生重復的，則采用“姓+某+阿拉伯數字”進行區分（如“張某1”）。實踐中，也有一些法院沒有照此處理，而是采用其他符號替代。例如，統一用“某”代替，寫成“姓+某某”“姓+名+某”“姓+某+名”“姓+某+甲/乙/丙”，或者用“×”代替的，寫成“姓+××”“××+名”“×××”。

從我們抽取的300個樣本來看，涉及法定隱名情形的文書有171份。其中，文書中所涉法定隱名情形全部按照規范的方式進行隱名處理的文書有79份，占46 %；至少有一處隱名處理不規范的文書有92份，占53%。我們還發現在同一份文書中，同一姓名前后不一。同一名案外人，一會隱名為“××全”，一會隱名為“朱×全”；55王某與朱某贍養糾紛案，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2017）京0112民初30285號判決書。同一名證人，在前處理為“尤某”，在后則處理為“尤某超”；56王飛、陳東林、王飛揚等聚眾斗毆案，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2017）渝05刑終120號判決書。同一位被告在判決書標題中被隱名為“×××”，而在判決書中處理為“李某某”。57×××容留賣淫罪、祝紅光介紹賣淫案，吉林省榆樹市人民法院（2017）吉0182刑初301號判決書。

可見，經過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要求之后，裁判文書的隱名方式基本得到了統一，但不規范的情形并不少見。方式不同、前后不一的隱名處理，給文書閱讀帶來困惑，也給文書的大數據挖掘帶來障礙?，F行的“姓+某+阿拉伯數字”的方式也有缺點：一是不合習慣，讀起來不夠自然；二是機器識別時容易造成歧義，例如，“賠償張某11萬元”可能被識別成“賠償‘張某1’1萬元”。58（2019）甘刑終83號。今后宜于改成“姓+某+甲/乙/丙”的方式。

2. 法人和其他組織的信息

與自然人相比，對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身份信息不存在“隱私”，在裁判文書上網時無須隱匿。按照規定，當事人是法人或其他組織的，應當保留名稱、住所地、組織機構代碼，以及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負責人的姓名、職務。在300份抽樣文書中，88份文書涉及法人及其他組織。在這88份文書中，全部符合公開規定的文書只有7份；如果不考慮普遍存在的組織機構代碼缺失問題，不符合規定的也有19份。在這19份中，有1份文書刪除了組織的名稱，59原告亢某明訴被告張某明、山東某公司、某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漯河支公司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一案一審民事判決書，（2017）晉1031民初447號。17份文書并未保留住所地，4份文書刪掉了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負責人姓名或者做了隱名處理，2份刪掉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負責人的職務。與3年前報告的“組織信息過度隱匿”的情況相比，60馬超、于曉虹、何海波：《大數據分析：中國司法裁判文書上網公開報告》，載《中國法律評論》2016年第4期。本次抽樣統計中這一問題有所改進。然而，仍有超過兩成的文書對法人和其他組織的信息做了不恰當的刪除或者隱匿處理，這是相當令人遺憾的。

特別要提及的是，在涉及法人和其他組織的88份文書中，只有19份按規定寫了組織機構代碼。組織機構代碼曾是依法設立的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以及其他組織機構在全國范圍內唯一的識別碼；從2015年起，組織機構代碼逐漸轉化為統一的社會信用代碼。61參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組織機構代碼管理辦法》（2009年發布，已廢止）；《國務院關于批轉發展改革委等部門法人和其他組織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建設總體方案的通知》（國發〔2015〕33號）。2016年《裁判文書上網規定》所規定的“組織機構代碼”應當相應地解釋為社會信用代碼。社會信用代碼事關一個組織的稅務、銀行、車輛、人事、社保等信息，具有重要價值，法院在制作和上傳文書時不應忽略這一信息。

（二）文書撤回的管理

在裁判文書大規模上網的情況下，有一部分文書撤回是正?，F象。依據2016年《裁判文書上網規定》，撤回裁判文書限于以下情形：一是上傳后發現文書內容有誤、敏感信息處理不當，需要修正后重新上傳；二是依法不公開的裁判文書，不適合上傳而上傳的。為了限制文書撤回的情形，新規定刪除了“其他特殊原因需要撤回” 這一完全由法院自由裁量的情形。在過去，法院可能會基于當事人的申請，以“影響商譽”為由撤回文書，現在這種情形已經不再允許。最高法院在一個答復中堅持并重申了這一立場。62一個例子，可參見《關于撤銷裁判文書網公示信息請求的答復》，載最高人民法院網：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05272.html，2019年11月20日訪問。

在實踐中，各級法院經常面對撤回已公布文書的要求。許多當事人因為文書公開感到尷尬或者遇到不便，甚至在貸款、投標、融資、上市、求職中面臨阻礙，于是想方設法要求法院撤回文書或者刪除相關信息。當生效裁判文書被再審撤銷或改判，原審法院也希望撤回。文書寫作和上傳中的錯誤更是讓法院備受壓力。法院的現實處境是，不公開文書或者撤回已公開文書沒有多少麻煩，而公開文書卻可能帶來巨大麻煩。

我們不清楚目前裁判文書撤回的比例有多大。一份較早的官方通報顯示，全國各級法院撤回上網裁判文書占上網裁判文書數量的0.47%。63《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關于2015 年全國法院裁判文書上網情況的通報》（法辦〔2016〕24 號）。這個比例也許不算大，問題可能在于文書撤回不夠規范。有的未經審批手續，有的審批理由明顯不當，還有的裁判文書撤回后無正當理由未重新上網。例如，撤回審批表顯示的撤回理由是“文書上傳錯誤”，需要修改后再上傳，但實際沒有再上傳。64前引注9，第67—70頁。即使是涉及國家秘密、未成年人犯罪等不宜在互聯網公布的文書，按規定撤回后須公布案號、審理法院等基本信息，許多法院也沒有公布，一撤了事。

裁判文書的撤回，就像裁判文書的上傳，必須平衡文書公開的公共利益和保護當事人隱私聲譽的需求。當事人申請撤回已經上網的裁判文書是其正當權利。網上出現如何刪除已上網裁判文書的咨詢，一段時間甚至出現幫人申請刪除裁判文書的業務，足見這種需求客觀存在。為此，應當把文書撤回作為文書上網工作的必要組成部分，進一步規范文書撤回的條件、程序和結果。建議明確統一的機構來管理文書撤回工作，包括受理、審查和處理文書撤回申請。實行上網文書全程留痕，文書撤回后保留該文書的基本信息并標注已經撤回；如果有替代文書，同時指示替代文書。

（三）如何使文書上傳更規范

從以上情況的反饋來看，除了以往存在的文書寫作和上傳錯誤以外，裁判文書上網的規范性還存在諸多問題。主要是：文書信息的過度隱匿與敏感信息未加隱匿的現象同時存在；部分隱匿信息的形式依舊五花八門，并未按照規定的統一要求來執行；文書的撤回也未有統一明確的規則。

文書的規范性之所以會出現這么多問題，結合我們走訪各級法院調研的經歷來看，一方面與法院“案多人少”的境況有關。最近幾年，全國法院平均一個審判團隊一年辦案在200件左右，平均一份判決書的字數在3000字以上（不同種類裁判文書的平均字數也在1700字以上），一個審判團隊一年需要閱讀的裁判文書字數都是一本書稿的分量。65北大英華科技有限公司（北大法寶）應我們請求所提供的數據顯示，各類文書的平均字數為1708字，其中判決書的平均字數為3121字。又，2018年全國法院員額法官約12萬，審結、執結2516.8萬件，平均一個審判團隊審結、執結約200件。法官和助理能把文書簽發出去已屬不易，寫作時一一校對文字、上傳時再查找和處理敏感信息，負擔不輕。在沒有智能輔助系統的情況下，要完全不出差錯，確實勉為其難。而現有的文書糾錯校對系統的智能程度遠遠不夠，許多法院甚至還完全停留在依賴人工校對和查閱的階段。

如果能夠嚴格落實法官員額制的改革要求，按規定配齊配好審判輔助人員，保證有專門人員承擔文書制作、錯誤糾正、敏感信息處理和文書上傳工作，裁判文書不規范的現象應當可以大大緩解。但從長遠來看，這些技術問題還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解決。理想的情況是開發一套高效智能的文書處理系統，能夠識別和糾正絕大部分文書寫作錯誤，能夠對應當隱匿的敏感信息做自動處理，并能夠主動提醒文書上傳中的錯誤。這樣的系統宜由最高法院開發，并在全國法院推行。

四、文書獲取的便利性

中國裁判文書網從2013年上線，在2015年進行過一次大規模的改版。改版后的網站不僅“使用起來更加方便，也減少了對裁判文書使用的限制”。66謝珊娟：《新版裁判文書網的“用戶體驗”咋樣？》，載律新社：http://www.lvxinweb.cn/detail.aspx?aid=480，2019年11月20日訪問。目前，該網已是“全球體量最大、最有影響力的裁判文書網”，67羅書臻：《中國裁判文書網近125億次的訪問量說明什么》，載《人民法院報》2018年1月3日。訪問量超過200億次。68徐雋：《中國裁判文書網總訪問量突破兩百億》，載《人民日報》2018年11月14日。它不僅成為法官辦案查案的重要途徑，也是普通民眾了解法院裁判、監督司法的一個重要窗口，更為法學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從裁判文書網獲取文書的便利性直接影響前述功能的發揮。我們將從文書查詢響應的速度、文書查詢的檢索方式、文書的記錄與獲取三個方面來考察其使用的便利性。

（一）文書查詢的響應速度

文書查詢響應的速度決定了使用者對裁判文書網使用的效率問題。前文對“重大案件文書公開情況”和“裁判文書敏感信息的處理”的文書統計便是直接利用裁判文書網檢索獲取的。在檢索獲取相關文書的過程中，從檢索界面跳轉到結果界面一般需要花費5分鐘以上的等待時間；從結果界面到打開個案裁判文書通常也需要2—3分鐘的等待時間。有些時候，在經歷等待時間后，網頁最終卻無法打開，只好關掉網頁，重新開始前述操作。查詢一個案件的裁判文書，往往需要耗費10—15分鐘的時間不等。用同樣的案件信息，我們在元典智庫、把手案例、無訟案例、北大法寶這四個商業案例檢索平臺上進行檢索，從點擊搜索到出現結果界面、從結果界面到個案文書界面，通常在幾秒鐘之內就出現了所需信息。

在裁判文書網使用的過程中，我們還發現網站存在過度限制使用的問題。在日常使用中，有時為了降低因系統不穩定而帶來的檢索結果差異，我們通常會在完成一次檢索后立刻進行復查。這種使用應當屬于對網站正常訪問的范圍，但網頁此時會出現這樣的提示：“您的訪問頻次超出正常訪問范圍，為保障網站穩定運行，請輸入驗證碼后繼續查看！”輸入正確的驗證碼后，網頁此時更為荒誕地彈出了提示——“驗證碼錯誤！” 關掉裁判文書網、重新打開之后，無論是進行與之前同樣的檢索操作，還是完全不同的檢索操作，網頁不停地彈出此前的提示，頻繁要求輸入驗證碼，經驗證后卻又無法繼續使用。實際上，IP地址此時已處于被限制使用的狀態。

在網絡上，不少用戶反映過與我們類似的經歷。在“百度知道”“知乎”等網絡問題平臺上，有網友反映“中國裁判文書網打開速度太慢”“沒有反應”“越用越卡”。69“知乎”網絡問答平臺提問“為什么裁判文書網經?？ā保篽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4178714，2018年7月16日訪問。一些專業的法律機構也紛紛抱怨，稱裁判文書網“毫不便民”，甚至說它“體驗差到令人發指”。70《中國裁判文書網，我忍不住要對你吐槽了！》，載東方法眼網：http://www.dffyw.com/sifashijian/sw/201906/46129.html，2019年6月16日訪問。

最高人民法院顯然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于 2017年6月在《關于中國裁判文書網查詢響應速度緩慢問題的答復》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回應，并承諾“積極尋求解決方法，著力加強網站的承載能力和應用性能建設，提升廣大用戶的訪問體驗”。71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關于中國裁判文書網查詢響應速度緩慢問題的答復》，載最高人民法院網：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54942.html，2019年11月20日訪問。但兩年過去了，就我們的使用經歷來看，裁判文書網查詢響應速度慢的問題依舊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裁判文書網響應速度和使用限制看來是因人而異的。我們委托一位在基層法院工作的法官助理，對法院內網環境下裁判文書網的使用進行測評。測評的結果是：用同樣的案件信息進行檢索，在內網環境下，裁判文書網檢索的響應速度極快；而在外網環境下，響應速度非常慢。這種內外不一的待遇，似乎證實了一個傳言，法院為了防止數據公司基于商業行為對裁判文書網進行大規模挖掘而對外“限速”。這種做法具有一定的現實合理性，但普通用戶使用的便利性如何得到保障，需要探索。

（二）文書獲取的檢索方式

要想從裁判文書網獲取所需的裁判文書，檢索方式是否便利十分關鍵。改版后的裁判文書網綜合了商業檢索平臺的優勢，在檢索方式上有了極大進步：拓展了快速檢索項目的聯想功能；新增高級檢索功能覆蓋了全文定位檢索，可以利用案件名稱、案由、案號等事項進行精準檢索。使用者還可以嘗試運用多種組合方式，找到所需的裁判文書。但從使用的體驗來看，裁判文書網高級檢索功能中的某些事項在技術上還存在缺陷。

裁判文書的案號具有唯一性，是識別一份裁判文書的便捷方法。但在不少時候，在裁判文書網上無法通過案號查詢到裁判文書。比如，我們想獲取案號為“（2015）浙嘉行終字第52號” 的裁判文書，如果將這一案號輸入裁判文書網高級檢索的案號項，點擊檢索后，出來的結果為“無符合條件的數據”。然而事實上，以案件名稱、當事人為關鍵字，可以檢索到這一裁判文書。

在類案的檢索上，裁判文書網高級檢索的一些事項中存在虛置的問題。比如，我們想了解基層法院作出的關于行政處罰的一審行政判決書的數量。在裁判文書網高級檢索選項中依次設定符合條件的“案由”“法院層級”“案件類型”“審判程序”“文書類型”后，得出的結果為“無符合條件的數據”。退一步，如果取消限制的其他條件，僅將案由選擇設定為“行政處罰”，得出的結果同樣也為“無符合條件的數據”。而可見，不少高級檢索事項或有缺陷或被虛置，無法通過這些選項實現有效檢索。在這些方面，多個商業數據平臺都可以檢索到對應的裁判文書。

（三）文書的獲取與記錄

在研究中，我們有時需要將檢索到的文書下載或在線收藏，或是在文書上做一些提示性的標記，供未來使用。裁判文書網也支持案件的批量下載與批量收藏，在操作使用上也相當便利。針對注冊用戶，在個人中心還為其設置了“查詢模板”“案例包”，記錄了過往查詢的條件及相應的檢索結果。但改版后的裁判文書網將檢索的結果限定在前200份文書，超出200份的文書不予顯示。這對研究者帶來了比較大的困擾。

改版后的裁判文書網，還針對具體的裁判文書，提供了鏈接分享、留言、掃碼手機閱讀等功能。此處的留言功能應當與商業數據庫中提供的筆記功能類似。但是，使用者不能直接在網頁上對裁判文書進行復制（但可以下載相應的裁判文書后，在Word文檔上進行同一操作）。在這一點上，商業公司的數據庫則完全放開了復制文書的限制，有一些檢索平臺更是提供了復制后直接檢索的便利。此外，裁判文書網上的裁判文書在版心處打滿水印，也影響閱讀。

（四）如何改進文書的利用

改版后的裁判文書網充分吸收了各家商業數據庫的優點，無論是在文書檢索方式的多樣性，還是在文書獲取與記錄的便利性，均極大地提升了用戶體驗，使網站使用起來也更為方便。最高人民法院對于網站建設的努力值得肯定，但目前存在的問題也確實需要正視，對于一般用戶來說，網站使用過程中依舊存在運行速度慢、故障頻繁、限制過多、使用不便等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有關部門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存在，也試圖想辦法解決。根據最高法院對用戶的答復，主要原因是“大量技術公司的爬蟲系統無限制并發訪問非法獲取裁判文書數據，造成網站負荷過大，正常用戶請求堵塞”；而網站的許多限制措施，包括不顯示上傳時間、限制顯示文書的篇數，也都是針對爬蟲系統設置的。72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中國裁判文書網”網站建設建議的答復》，載最高人民法院網：http://www.court.gov.cn/hudongxiangqing-144582.html，2019年11月20日訪問。最高人民法院還開發了驗證碼防爬軟件：當瀏覽量在某段時間內達到一定數量后，將啟用驗證碼機制進行核驗。但上線初期的驗證碼防爬軟件運行并不穩定，經常出現誤判，結果導致用戶正常使用受到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嘗試通過技術手段限制數據技術公司大量爬取文書的做法，并非治本之策。

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需要轉換思路。我們曾經和許多人一樣認為，裁判文書信息是公共信息，應當自由、免費使用。73何海波：《司法公開：從理念、制度到操作》，載齊奇、李林等主編：《法治中國與司法公開》，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116頁?！吨袊门形臅W用戶協議》也“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利用本裁判文書庫信息牟取非法利益”，“未經允許，任何商業性網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書庫的鏡像”。74參見中國裁判文書網：http://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011B4PMBWW37C/index.html，2019年11月20日訪問?，F在看來，這個觀點和做法只有一半正確。雖然個別的裁判文書理論上免費可取，但海量裁判文書的系統集成是需要巨大成本的。這不但包括建設和運營裁判文書網，也包括上傳裁判文書的瑣細工作（如上傳過程中對敏感信息的處理）。建成后的裁判文書網屬于公共資源，公民有權無償使用；但為商業目的，整體性地搬取裁判文書數據就超過了公共福利平等享受的界限，應當支付費用。為此，我們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對用戶區分類型，根據不同的使用需求開辟不同渠道：數據公司基于商業目的需要獲取大量裁判文書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對待、付費使用的原則，為其定期、直接提供相關數據；對于普通用戶，則繼續秉持自由、無償使用的原則。爬蟲與反爬蟲這場看似沒完沒了的較量，也許可以終結，而裁判文書網使用的便利性將因此得到巨大提升。

裁判文書網可以也有必要進一步優化，以不斷提升用戶體驗。但是，要明確裁判文書網的定位：它作為中國法院裁判文書發布的權威網站，是一個官方機構，不是商業網站，也不是要它跟商業網站去競爭。裁判文書網是裁判文書信息的權威提供者，負責及時、準確地發布裁判文書；商業機構可以在此基礎上進行整理、加工，以更加便利公眾查閱和深度挖掘。裁判文書更加廣泛地傳播和更便捷有效地利用，需要官方網站與商業機構的合作。這種“公私合作”完全符合司法公開的精神和司法運作的規律。

結語

十幾年前，筆者之一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網站以實現判決書統一上網，75何海波：《判決書上網》，載《法制日報》2000年5月21日。這在當時還是一種相當浪漫的暢想。短短數年，裁判文書公開從理念、制度落到現實，超出許多人的預期。特別是2016年《裁判文書上網規定》施行后，裁判文書的公開數量與公開比例均呈現逐年增長的態勢，文書公開的類型也更為豐富全面。裁判文書上傳的整體耗時在縮短，文書公開的及時性在提升。裁判文書敏感信息的處理以及未公開文書基本信息的公開，總體向好。裁判文書網的運營也得到優化?？偠灾?，裁判文書公開的進步是巨大的，所取得的成就是歷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

盡管如此，裁判文書的公開在全面性、及時性、規范性以及使用的便利性上，仍有不少可以改進的空間。相當一部分應當公開的文書沒有公開，特別是一些對一般公眾和研究者具有重要意義的文書沒有公開。文書公開時間普遍滯后，多數文書仍未在合理時間內上傳。文書中的敏感信息未經處理或者文書信息過分隱匿的現象同時存在，文書撤回還欠缺明確規則。裁判文書網的響應速度和使用限制嚴重影響文書使用的便利性，法院有關部門受困于“爬蟲”與“反爬蟲”無休止的較量。

我們的建議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一是改進技術，減少文書寫作和上傳的負擔。優化裁判文書網站，使其顯示上傳文書的效力狀態、過程信息（上傳時間、修改或者撤回記錄）和關聯文書。開發和推廣裁判文書處理系統，提高文書糾錯、敏感信息處理和上傳歸類的智能化程度，降低法院承辦人員的工作負擔。二是改革制度，全面落實文書公開和合理使用。在實現上述技術改進的前提下，把文書上傳作為結案的一個環節，以實現全面、及時公開。在保障普通用戶自由、免費使用的同時，對商業機構實行公平、有償使用。三是優化考核方式，增強對文書公開的激勵。全面考核文書公開的全面性、及時性和規范性。規范文書撤回管理，做到全程留痕。在法院系統內部考核和第三方評估的同時，各級法院按要求發布司法公開年度報告。

司法公開從來都不會沒有阻力。在寫作本文過程中，法國議會通過的《司法改革法》禁止對法官行為進行統計分析。76France Bans Judge Analytics, 5 Years In Prison For Rule Breakers,https://www.artificiallawyer.com/2019/06/04/francebans-judge-analytics-5-years-in-prison-for-rule-breakers/?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這一立法給法律科技的未來蒙上了一層陰影。我們慶幸中國決策者的明智選擇，更祝愿中國法院的司法公開能夠堅定向前。我們期待，適時制定司法公開法，以鞏固司法改革的成果，保障司法公開持續推進。我們希望，裁判文書公開能夠帶動全面的司法公開，并最終帶來充足的司法公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