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美感法的精神肖像

陳 皓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講師供圖·撰文

精神肖像

《一個德國軍官的肖像》（Portrait of a German Officer）美國畫家馬斯登·哈特利1914年創作，現收藏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畫高173厘米，寬105厘米。

《一個德國軍官的肖像》，雖然畫名為肖像，然而整幅畫沒有表現人物的身體、面容、服飾、姿態，卻是由圖案、線條、字母、數字和色彩構成的。

根據《詹森藝術史》對馬斯登·哈特利（Marsden Hartley）及其這幅畫的介紹，畫家藝術風格的形成源于其1913年游居柏林時受到雅各布·波墨（Jakob Boehme）等德國神秘主義者著作的影響。波墨認為，萬事萬物處于永恒的精神統一之中，而精神隱藏于可見的世界，通過可見世界中的具體事物表現出來。受到這一思想觀念的影響，哈特利創作出充滿精神內容的繪畫，《一個德國軍官的肖像》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在這幅畫中，我們看不到這位德國軍官的身體、面容、服飾、姿態，看見的是體現人物特征和精神的象征物。

畫面左下角的字母，是這位德國軍官的名字縮寫，卡爾·弗萊堡（Karl von Freybourg），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首批犧牲的戰士之一.我們注意到這個創作時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那一年畫面右下角的數字24，就是這位德國軍官犧牲時的年紀。畫面中自上而下，其中最醒目的圖案，是嵌于金色三角形之內的黑色十字，它是德國“一戰”時榮譽的象征——鐵十字勛章的十字形圖案當時，軍人想獲得一枚這樣的勛章非常困難，需要在戰場上有數次英勇的行為。同時，我們看到畫面上還有這樣一些德國軍用設備的象征物，頭盔、武器、軍齡袖條、旗幟、飾章等，以及弗萊堡的日常用品，白色的酒瓶或是水瓶，白底紅十字圖案，代表戰時保護和救治的中立機構，弗萊堡可能因戰時受傷而死。哈特利試圖通過這幅畫表達和傳遞，一個24歲的德國年輕人，為了國家榮譽，英勇犧牲。他的面容和身體可能已經在炮火中灰飛煙滅，但使弗萊堡真正稱為一個德國軍官的，是這些精神象征物。，， 。

萬事萬物存處于永恒的精神統一之中，而感官世界中的種種具象，都是這個總的精神的表達——我們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在薩維尼的歷史法學中，以至追溯到啟蒙時代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經院神學家對《圣經》文本的解讀，都讀到了同樣的觀點，或者說信念。這種觀點、信念，同樣構成圖像學創始人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去發現和建立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創作與西方哲學聯系，構成當代藝術史學者巫鴻等去發現和建立東方藝術圖像與東方秩序觀念聯系的根本前提。在這些解釋中，藝術圖像，不再作為早期藝術史學家，如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眼中的審美的對象，而是作為可見世界的具象之一，如同文字、語言、行為等，共同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在理性的目光中得以重新地發現和理解。

簽字廳壁畫中的柏拉圖主義

當我們以這樣理性的目光去審讀拉斐爾在梵蒂岡宮簽字廳繪制的四幅主題壁畫，經過一番理性的思考歷程，會發現兩種可能性：或者藝術作品本身的美感得以加強，或者我們發現了相反的東西，消解了美。

作為藝術史圖像學的開創者，潘諾夫斯基，在他的代表作《圖像學研究：文藝復興時期藝術的人文主題》中，用一半的篇幅，論述文藝復興時期的新柏拉圖主義運動，列舉波提切利、米開朗基羅等受到柏拉圖影響的藝術家及其藝術創作。拉斐爾在梵蒂岡宮簽字廳繪制的四幅主題壁畫，正是拉斐爾以柏拉圖及其思想為核心的創作。

潘諾夫斯基（1892—1968）

1508年，年僅26歲的拉斐爾受教皇尤利烏斯二世（Giuliano della Rovere）的邀請，為梵蒂岡宮的簽字廳畫壁畫， 東墻為《圣禮之爭》，西墻為《雅典學院》，北墻為《帕那蘇斯山》、南墻為《法學三德》，大廳頂部繪制《圣經》與希臘傳說中的四個故事：“亞當和夏娃”“最初的推動者”“阿波羅與瑪耳敘阿斯”“所羅門的判定”，以歌頌神學、哲學、詩歌和法學。

拉斐爾（1483—1520）

梵蒂岡宮簽字廳的四幅主題壁畫，以強大的視覺沖擊力，展示了拉斐爾對文藝復興之前神學、哲學、詩歌和法學的理解，可以說是以畫作表達的“拉斐爾式的總結性的知識”。一如拉斐爾從他老師佩魯吉諾（Pietro Perugino）那里學習到的，人物類型的平靜和諧之美——拉斐爾在四主題的構思設計中，展現了以柏拉圖為核心的基督教文明與希臘精神的統合，法律制度、宗教教義與柏拉圖倫理學說的統合，感性的古希臘神話傳說與理性知識的統合。

《雅典學院》（The School of Athens）

《圣禮之爭》（La Disputa）

《帕那蘇斯山》（The Parnassus）

法學三德

《法學三德》（Cardinal and Theological Virtues）

以法學為主題的南墻由三幅畫組成。繪于大窗戶之上半圓空間的“三德圖”，窗戶兩側的長形空間的“皇帝査士丁尼頒布羅馬法典”“教皇格列高利九世頒布教令”。國王與教皇頒布法律的圖畫共同位于三德圖之下，表明世俗法與教會法統一在同樣的道德律令之下。

拉斐爾將這種道德律令總結為柏拉圖提出的四種美德：勇敢、智慧、節制、正義。四種美德以女神的形象體現：天頂畫中的正義女神，三德圖中的勇敢、智慧、節制女神。在三德圖女神身旁，分別有象征愛、望、信的三個小天使，體現柏拉圖倫理學說與基督教教義的一致和融合。

當查士丁尼頒布法典，教皇格列高利九世頒布教令，主權者坐在人群中央的椅子上，周圍從眾表現出嚴肅、鄭重的態度，并以跪拜的姿勢接受法典。兩幅畫面的上方，女神和天使的畫面，寓意柏拉圖關于勇敢、智慧、節制的德性和基督教中的愛、望、信的教義的融合，并在天頂畫中，通過正義女神（寓意柏拉圖正義的德性）總結文藝復興以前的全部的法學。這樣一種上與下的構圖，非常準確地呈現了柏拉圖理念與形式的兩分，基督教精義和字句的區分，以及西方語境中法的應然與實然的的雙重含義。

構圖意在表達，在現實法律之上，無論是世俗法律還是教會法律，存在一種確定的、客觀的、普遍的權威和根據——我們為什么要信仰法律，為什么要維護法律的權威？從柏拉圖開啟的古典正義理論認為，識別法的現實根據在于法的應然，具體來說，就是正義。因為理念形式超越現實，它是比現實現象更為完滿、絕對、永恒的實在，而正義正是這樣一種超越于現實法的理念，更為完滿、絕對、永恒的客觀實在。受到古希臘思想的影響，羅馬法將現實法之上的法則稱為“自然法”，在教會法中，自然法體現為人的自然理性，人的自然理性源于神意。羅馬法學家也有如此的格言：法律是公平善良之術，法律是人與神的事務，是正義與不正義的科學?？梢哉f，古希臘法學思想的核心，正是關于正義的理論。拉斐爾用三德圖和正義女神的形象去高度概括和總結文藝復興之前的法學知識，非常準確地呈現了古典正義和法律理論的精髓。

在簽字廳壁畫之前，拉斐爾的名聲來自于他繪制的圣母像，來自于圣母像中“拉斐爾式”的恬靜的美感；真正成就拉斐爾，使拉斐爾與他崇拜的達·芬奇、米開朗基羅并列成為文藝復興三杰的作品，是簽字廳壁畫。因為在這些作品中，以單純的和令人震撼的美，通過簡潔、準確、巧妙的構思和設計傳遞給我們的是拉斐爾對古典和其時代的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