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協“諸問題”協商記

李紅梅

1948年10月，隨著解放戰爭形勢的快速發展，籌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已提到中共中央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統戰部擬定了《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經過反復協商，東北局負責人與在哈爾濱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簽署了新政協籌備工作中第一份重要文件《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為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召開乃至新中國的誕生，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

西柏坡發出協商“諸問題”電波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審時度勢，發布“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口號得到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

到了這年秋天，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面臨兩件最大的事情：一是打仗，二是統戰。按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的話說，打仗就是部署三大戰役，統戰就是把在香港和國統區的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區來，準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

毛澤東曾一度設想于1948年秋在哈爾濱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隨著戰爭形勢發展并經征詢各方面意見，中共中央及時調整召開新政協的方案。8、9月間，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縣李家莊已聚集了一些從平津地區到來的民主人士;沈鈞儒、章伯鈞、譚平山、蔡廷鍇等民主人士從香港也即將到達哈爾濱，這將使籌備新政協的面對面協商成為可能。

為了更具體地同這些民主人士商談召開新政協的各項事宜，毛澤東向周恩來提出：似宜將名單及其他各項擬成一個文件，內容字句均須斟酌。周恩來同在李家莊的符定一、周建人等民主人士商討后，由中央統戰部起草擬定了《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

所謂“諸問題”，就是圍繞新政協籌備工作的若干重要問題。對此，“草案”共列了四項內容：一是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集問題。提議由中共及贊成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各主要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成立一個新政協的籌備會，負責邀請各方代表人物、起草文件并召開新政協的正式會議?；I備會的人選為在香港響應“五一口號”的9單位代表等約20人;籌備會的地點擬在哈爾濱;籌備會的時間以代表（到達人數）過半即可（召開）。二是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參加者問題。其范圍提議在南京反動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和反動分子必須排除，由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壓迫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組成。三是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時間和地點問題。時間擬訂在1949年，究竟何月，視代表到達情況而定;地點，哈爾濱，亦有可能依情況改在華北某一大城市。四是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應討論的事項問題。應討論和實現兩項重要的事宜：制定共同綱領;如何建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這四個方面也是“五一口號”發布后民主人士討論新政協最為集中的問題?！安莅浮备接醒垍⒓有抡f的39個單位列表。

1948年9月29日，受中共中央邀請，沈鈞儒（民盟）、章伯鈞（民盟）、譚平山（民革）、蔡廷鍇（民促）等人，歷經十幾天的海上旅程，從香港乘船到達目的地哈爾濱。

10月2日，沈鈞儒等致電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綿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第二天，他們收到毛澤東從西柏坡發來的復電，字里行間充滿真摯的期待：“諸先生平安抵哈，極為欣慰。弟等正在邀請國內及海外華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來解放區，準備在明年適當時機舉行政治協商會議。一俟各方代表大體到位，弟等即當趨前候教。在目前準備期內，弟等已托東北局負責人高崗等同志與諸先生面洽一切，尚希隨時指教，使會議準備工作臻于完善?！?/p>

10月8日，東北局負責人高崗、李富春接到西柏坡傳來的電報：“除沈、譚、章、蔡四人外，王紹鏊（字卻塵，代表上海中國民主促進會）亦將由北鮮抵哈。高崇民、朱學范久已在哈。請高、李約集上述七人會談數次，并將下面所附書面意見，正式征求他們的意見，請你們和他們過細加以斟酌，以其結果電告?！薄八綍嬉庖姟?，指的就是周恩來與中共中央統戰部在李家莊擬定并經毛澤東修改的《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

哈爾濱隨即開展協商活動

中共中央10月8日電文中提及的七位民主人士，除沈、譚、章、蔡四人外，王紹鏊也已從香港抵達哈爾濱。他們下榻馬迭爾賓館。另兩位民主人士，民革的朱學范在中共中央頒布“五一口號”之前就已到達哈爾濱，民盟的高崇民時任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接到電文后均集中居住在馬迭爾賓館。

馬迭爾賓館坐落在美麗的松花江畔，是一座俄式宮廷風格的三層建筑，為白俄修建并曾專供社會上層人物住宿和娛樂，內部裝飾富麗堂皇。在馬迭爾賓館二樓一間五六十平方米的會議室里，米黃色的墻壁，配以歐式門窗、座椅、吊燈和壁燈。這里成了沈鈞儒、譚平山等七人協商新政協活動的主要場所。

這七位民主人士相貌各異，語言風格也不盡相同。負責他們安全警衛工作的李正南對每個人的特點有一段頗為形象的點評：

那位身材瘦小、面容清矍，頦下留著斑白須髯，如神話中南山壽星一般的老人，便是聞名中外的“七君子”之首沈鈞儒。今日得見，并負責他的安全保衛工作，感到光榮和高興。他安穩、慈祥、平易近人，使人一見就覺得可親可敬。盡管那時他已73歲高齡，但步履矯健，精神矍鑠，雙目炯炯有神、煥發光彩，全然沒有老態龍鐘的影子。

身材高大、魁梧的譚平山，年紀雖沒有沈鈞儒大（時年62歲），但鬢發皆白，銀須飄灑。手里總是提一根拐棍，給人以飽經風霜、歷經磨難而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堅毅、倔強的印象。

王紹鏊寬袍大袖，體魄魁梧，氣宇軒昂，那年剛好60歲，卻看不出有一點兒蒼老之態。

蔡廷鍇個子最高，且最消瘦，時年56歲?？赡苡捎谒莻€職業軍人的緣故，所以無論是站著還是坐著，腰板都拔得挺直，且莊嚴穩重，不茍言笑，使人望而生畏。

章伯鈞系上中等身材，雖年已53歲，但看起來要年輕得多。他好發表見解，嗓門高，講得快，口若懸河，滔滔不絕，頗有“解經不窮戴侍中”的奪席之才。

朱學范年齡較小，時年43歲。他的社會活動似乎格外的多，每天都忙忙碌碌，食少事繁。因為他們都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上層人物，特定年代造就了其老年知識分子那種高雅的風度和氣質。他們身穿長袍馬褂，見面拱手作揖，稱兄道弟，彼此總要先文縐縐地客套一番，而后才能進入談話的正題。

沈鈞儒字秉甫，號衡山，由于其年高德劭，出于尊老敬賢民族美德所陶冶的心理，沒人直呼其名，而代之以衡山老或衡老。譚平山號鳴謙，又名聘山，人們便稱之為鳴老或聘山兄。王紹鏊字卻塵，亦有卻老或卻塵兄之謂。蔡廷鍇字賢初，又曾是國民黨高級將領，即約定俗成地為賢初將軍。另一方面，由于沈鈞儒等是不同省份的人士，湊到一起高談闊論時，方言土語摻雜，語音各異，真正是南腔北調。

正是這幾位南腔北調的人，在馬迭爾賓館參與了籌備新政協第一份歷史性文獻的協商工作。

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由哪些黨派、哪些人參加，應是“諸問題”的重中之重。10月15日，中共中央就向在哈民主人士征詢新政協代表名單的意見等事項再次致電高崗、李富春并東北局，提出了民革、民盟、民進、農工黨、救國會、民促、民聯七個黨派及團體參加新政協的51人名單。

電文強調，新政協的組成必須依照《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第二項所指出的原則。但在被邀請的各民主黨派及某些團體、產業界和其他方面，也會邀請個別對群眾有一定影響和聯系的右派分子。

較之10月8日電，這個電文更為細化。比如，關于名單，電文指出：“望向各該黨派在哈的五位代表（國民黨革委會譚、蔡;民盟，沈、章;救國會，沈;農工民主黨，章;民促會，王;國民黨促進會，蔡;民聯，譚），分別提出，征詢他們的意見，并交換意見?！薄澳銈儗γ麊紊系娜宋镉胁皇煜ぶ?，可先與譚老、沈老詳談，不夠時還可與王、章兩人談?！睂嶋H上，這個電文相當于一份與民主人士協商的行動指南：談什么，先和誰談再和誰談，必須堅持什么原則，需要解釋和說明哪些問題等，都有明確交代。

圍繞“新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受中共中央委托，東北局負責人高崗、李富春與在哈爾濱的民主人士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王紹鏊、李德全（參加了之后的協商）、朱學范、高崇民共舉行了三次座談會。

10月21日，第一次座談會召開。高崗、李富春及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王紹鏊、朱學范、高崇民出席。中共中央提出的草案，原則上得到出席座談會的民主人士的一致贊同。朱學范后來回憶：“會上，我們民主黨派代表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辈掏㈠|也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到達哈市各民主黨派人士對中共中央所提各問題原則同意，約談2小時散會?！?/p>

七位民主人士中，沈鈞儒、章伯鈞是“舊政協”的過來人。在大家的建議下，沈鈞儒在會上扼要回顧了舊政協會議的情況。他的結論是：“舊政協是革命勢力與反動勢力面對面斗爭的會議。蔣介石毫無誠意，在美蔣勾結下，放出通過政治協商會議以求和平的煙幕，爭取時間發動內戰。民盟為和平而奔走努力，結果不僅都歸于徒勞，而且是上了一個大當?！边@個論斷今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可見沈鈞儒對時局具有深邃的洞察力。

譚平山的發言條理清晰，自成體系，涉及新政協的性質、參加范圍和領導權問題，顯然經過深思熟慮。他說：“現在中共號召的新政協，是代表人民利益的，絕不允許反動分子參加。美蔣已成為中國人民的敵人，當然不能參加，也不容許插手。新政協是由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以及社會賢達所組成的。新政協討論的共同綱領，應該是新民主主義的政綱，絕不是舊政協連歐美舊民主都不如的政綱。同時，這個新政協，是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分擔革命責任的會議，而不是分配勝利果實的會議，為著爭取革命的提前勝利，是要大家多負責任的，而領導的責任，更不能不放在共產黨肩上，這是歷史發展上一種不容放棄的任務?！睂τ谛抡f的領導權問題，朱學范坦言：“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任何革命統一戰線也是不能勝利的?！?/p>

商議具體問題時，民主人士仁智各見。會后，高崗和李富春立即將會議情況分門別類地整理出來，致電中共中央，特別針對草案中的諸問題逐一作了匯報。

這次座談會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中共中央都高度重視，或全部、或部分、或有選擇地予以采納。

1948年10月23日，第二次座談會舉行。在討論中，民主人士就一些具體問題不斷提出意見和建議，與中共代表在坦誠的氛圍中溝通和交流。有人提議參加新政協的單位應增加“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有人提議《草案》中的“平津教授”應改稱“全國教授”，“南洋華僑民主人士”應改稱“海外華僑民主人士”;有人提出將無黨派民主人士單列一單位。蔡廷鍇當天日記載：“中共與民主黨派提出，第二步座談會交換意見，將所談話情形由中共方面轉中共中央?！?/p>

大家同意中共中央10月15日給中共東北局的電文中提到的“也要邀請少數右派而不是公開反動的分子參加”。但在一些問題上，民主人士之間存在不同看法。譚平山與蔡廷鍇、朱學范同屬國民黨左派，但對哪些黨派或個人能參加新政協，認識上有很大的分歧。朱學范回憶說：“例如中華職業教育社及民社黨革新派是否參加的問題，有的認為可以參加，有的認為不能參加。譚平山就認為國民黨反動派的脅從分子，如能棄暗投明，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張，在言行上有積極的表現，也只能免除與反動派頭子同歸于盡的命運，不能參加新政協。我想起同馮玉祥、何香凝的接觸中，他們都主張多團結一些國民黨中愿意與我們合作的人;李濟深不久前的來信中更是著重提及這方面的問題。因此，我與蔡廷鍇、李德全三人都認為是否準許這些組織的人參加，得視形勢發展審慎研議;沈鈞儒也作了補充發言?！?/p>

對此問題，中共中央不但接受了民主人士的意見，在原協議草案中增加規定：“留待籌備會最后決定?！痹谝院蟮纳陶勚杏旨恿艘粭l：“此外如再有增加單位的提議，可隨時協商，在籌備會中作正式決定”，這就為進一步擴大新政協的代表性開了一個口子。

在哈爾濱，除了類似的正式協商座談會外，東北局負責人與民主人士還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溝通和交流。

馮玉祥本來在美國接到中共中央邀請后乘蘇聯客輪回國，不幸于9月1日在黑海遇難。11月2日，李德全在莫斯科安頓好留在蘇聯學習的子女后，獨自抱著馮玉祥的骨灰盒抵達哈爾濱，加入協商“陣營”，投入到新政協的籌備活動中。

中共中央密切關注新政協的協商進展，在遼沈戰役結束后的第二天，即11月3日，就致電高崗、李富春：“請單獨告沈、譚、王三老：依據目前形勢的發展，臨時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經全國臨時人民代表會議，即徑由新政協會議產生，故新政協代表人數能有200人至300人方好，因此，在民革、民盟、民進（蔡）、第三黨、致公黨、民建、職教社、產業界、教育界、新聞界、自由職業界、宗教界及華僑13個單位（占39個單位的1/3）的代表中，應多邀請一些尚能與我們合作的中間人士，甚至個別的中間偏右乃至本來與統治階級有聯系，而現在可能影響他擁護聯合政府的分子，以擴大統戰面。具體人物，請沈、譚、王三老多加考慮見告……”“臨時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經全國臨時人民代表會議，即徑由新政協會議產生?！憋@然是采納了蔡廷鍇等在第一次座談中提出的建議。

哈爾濱方面于11月15日召開第三次座談會，討論中共中央11月3日的意見。民主人士又提出兩點新的建議：規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由中共及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代表共38個單位組成，每單位人數6名;如再有增加單位的提議，在籌備會中作正式決定。中共方面對這些意見和建議都予以采納并逐一答復。11月21日，中共中央電復，同意上述兩點。這天座談會還談到籌備會召開地址意改沈陽等問題。蔡廷鍇當日日記寫道：“各黨座談會參加人員如前……籌備會，說遷沈陽，但尚未正式決定?！?h3>香港、李家莊同步熱議

當時在哈爾濱的幾位民主人士盡管能夠覆蓋民革、民盟、民進、農工等主要民主黨派，但畢竟人數有限，大部分領導人還滯留香港。

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暢，在哈爾濱與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之間難以做到及時溝通。朱學范說：“1948年10月上旬，我和譚平山、蔡廷鍇等在哈爾濱參加‘新政協諸問題座談期間，很多有關李濟深、何香凝等民革領導人對新政協的意見，除重大者由中共南方局轉示外，大都是由香港《文匯報》登出，解放區報紙轉載后給我們提供的信息?！币虼?，在第一次座談時，沈鈞儒就提出，應將此文件發往香港方面征詢意見。這在蔡廷鍇10月21日日記中也得到反映：“到達哈爾濱各民主人士因起程時嚴守秘密，責任上未得各黨派單位規定，即電知香港李任潮主席，原電如下：‘香港李主席，現與各民主黨派各首要磋商，到達哈爾濱各黨派負責人為新政協籌備會出席各單位代表：譚平山為民聯，蔡廷鍇為民促，李德全、朱學范為民革，各單位籌備會各代表請各常會追認?！?/p>

中共中央體察到沈鈞儒等人的顧慮和現實情況，于10月30日致電香港分局，轉發中央《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文件，要分局接到該項文件后，即抄送民革李濟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促馬敘倫，致公黨陳其尤，救國會李章達、沈志遠，第三黨彭澤民，民主建國會章乃器、孫起孟，及無黨派人士郭沫若11人，并由潘漢年、連貫分訪他們或邀請他們一起聚談，征詢他們的意見。

11月5日，中共中央又一次致電香港分局：“各方對我們關于新政協諸問題的建議反應如何，你們執行情形如何，均望陸續電告?！?/p>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香港分局立即通過聚談和拜訪等方式，征求在港民主人士的意見。11月20日，中共香港分局方方、潘漢年、連貫致電中共中央，分九個方面報告他們征詢意見的情況：

一、有人提出，民社黨革新派可參加新政協籌備會。與會者均不贊同。

二、有人提出，國民黨反動集團內、特別是國民黨地方派系人員中，如有贊同三反（反帝、反封、反官僚資本）并見諸行動者，似應準其參加新政協。

三、有人提出，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可否作為一個單位參加。與會者認為文協大多數理事均在國統區，且多系統戰人物，無從推派代表，文協中好的理事仍從文化界民主人士中提名較妥。

四、有人提出，華僑民主人士中各層都有代表參加籌備會則更好。

五、有人提出，東北政治建設協會可否作為一個單位參加，與會者認為可從哈爾濱方面征詢意見。

六、有人提出，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派”似應列為一個單位。與會者認為梁先生個人參加是不成問題的，但其組織不應列入邀請單位。

七、有人提出，華南各省游擊區人民武裝有數萬人，有斗爭歷史（如瓊崖、東江）似應列為一個單位。

八、有人認為，國旗、國歌應事先研討準備。

九、關于共同綱領起草，各黨派正在研討中。對以“新民主主義”為今后建國最高指導原則問題，民革方面有兩種意見：一種贊同，一種堅持“革命的三民主義”;民盟方面有的主張用“人民民主主義”，有的主張用“民主主義”，不必加上“新”字，但大多數意見均贊成“新民主主義”。

從該電文可見，香港分局和在港民主人士對“新政協諸問題”這份文件高度重視，問題具體、詳細，正面意見、反面意見皆有反映。

在李家莊，從平津等地到解放區的民主人士同樣參與著協商新政協諸問題這項活動，這也可能是他們在解放區所做的頭等大事。民盟的楚圖南于1948年11月到達李家莊，正好趕上討論新政協籌備的若干問題。他曾回顧當時的情況說：新政協籌備中很重要的一條是“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當時難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有些類似青洪幫的組織、與國民黨關系很深的人，也想混進‘民主人士行列。對此，中共中央統戰部多次召集我們交換看法，就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和個人名單征求意見”。農工黨中央執委嚴信民曾受周恩來委托到香港了解民主人士對新政協的情況，后又返回華北解放區。他回憶說，關于召開新政協，民主人士原則上一致，但對具體問題有不同意見：有的主張1948年冬季召開，有的主張1949年春季召開。有的主張在東北開，并把聯合政府放在東北;有的反對，認為東北離蘇聯近，主張在華北開，聯合政府應在關內。有的主張新政協閉幕后，馬上成立聯合政府;有的主張先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再成立聯合政府。這些意見都集中反映給中共中央研究。

達成召開新政協“諸問題”協議

西柏坡（包括李家莊）、哈爾濱、香港，電波將相隔萬水千山的幾地聯系在一起。經過若干輪協商，1948年11月25日，高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與在哈爾濱的民主人士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王紹鏊、朱學范、李德全、高崇民正式簽署《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這一文件，對中共中央關心、民主人士關注的新政協“諸問題”作出規定。

關于新政協籌備會 籌備會由23個單位的代表組成;任務為負責邀請參加新政協的各方代表人物、起草新政協文件、召集新政協正式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由中共起草，俟籌備會開會時正式通過;籌備會會址預定為哈爾濱。

關于新政協 新政協的參加范圍，協議規定：新政協的參加范圍，由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壓迫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士組成，南京反動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及反動分子必須排除，不許參加;新政協由38個單位組成（減少了草案中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每單位代表6人;新政協任務為討論和實現兩項重要工作：《共同綱領》問題、如何建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問題;新政協召開的時間擬在1949年，具體時間及地點由籌備會決定。

關于專門委員會 根據工作需要聘請民主人士和專家組成專門委員會，研究各項專門問題。

《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這一文件從草案到定稿，經過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如果說協商新政協諸問題是西柏坡、哈爾濱、香港等地共同演奏的一曲“大合唱”，那么毛澤東、周恩來則很好地發揮了“指揮”的作用，充分反映了中共中央運籌帷幄、協調各方、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的高超政治能力。新政協諸問題協議的達成，也使這些數十載追求革命、向往光明的民主人士觸摸到新中國的第一縷脈動。這一協商過程，也為他們進一步了解中共的各項政策、適應新的環境，進而統一思想、凝聚共識、加強多黨合作、參與建國偉業，創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圍。

（選自《縱橫》2020年第5期/本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