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何不去日本療養

陳漱渝

魯迅晚年沒去日本療養是否在抵制蔣介石的“勸降”，這是一個尚存疑點的問題。持“勸降”說的依據是李秉中1936年7月13日致魯迅的一封信。據魯迅同年7月16日日記記載：“得李秉中信，即由廣平復?！痹S廣平代筆的復信今佚，許廣平所有回憶魯迅的文章中對此事也只字未提，但李秉中的這封來信現保存在北京魯迅博物館。信紙用的是“國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用箋”，行文采取的是舊式的“黃傘格”，即每次提及受信人都要換行頂格，以示敬重。主要內容是：

稟者，關于吾師之自由一事，中惟之數年矣！惟恐或有玷吾師尊嚴之清操，是以不敢妄啟齒。近惟吾師齒德日增，衰病薦至，太師母遠在北平，互惟思慕，長此形同禁錮，自多不便。若吾師同意解除通緝，一切手續，中當任之，絕不敢有損吾師毫末之尊嚴。成效如何，雖未敢預必，想不至無結果，不識師意何若。伏乞訓示。東行已有期否？吾師病中，本不敢屢瀆;竊望師母代作復示，曷勝佇盼！

這封信就是所謂的“勸降信”，這件事就是所謂的“勸降風波”。最近重讀李秉中的來函，又參閱了魯迅其他致親友的信，覺得以上提法似有“過度解讀”之嫌。因為現在并無任何證據說明蔣介石是這封信的幕后指使人，也無證據證明這就是一口政治陷阱。從李信的原文看，也可理解為李秉中的個人行為，單純出于一個學生對老師的關愛。但由于此時師生置身于不同的政治營壘，這種“關愛”，魯迅并不領情。

魯迅何以被通緝

信中“解除通緝”一事，是指魯迅1930年2月13日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并列舉名于發起人，結果被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呈請國民黨中央作為“墮落文人”予以通緝。自由運動大同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群眾團體，以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為宗旨。

這份通緝令究竟是否正式頒發，研究者之間曾有不同的意見。倪墨炎在《魯迅革命活動考述》一書中認為，國民黨中央對浙江省黨部的呈文是否正式批復尚存疑點，不知“是否實有其事”？只不過“魯迅對這個通緝令的存在是深信不疑的”？但王錫榮對倪先生提出的疑點又進行了質疑。王先生認為對魯迅等人的這份通緝令的確存在，只不過因為是秘密通緝，并不是公開張貼告示，所以一般人難以看到。王先生引用了1930年9月30日國民黨執行委員會秘書長陳立夫簽發的公函15889號，證明國民黨當局準備查封“并緝拿其主謀份子”的左翼團體，除自由運動大同盟之外，還有“中國科學家聯盟”“左翼作家聯盟”“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普羅詩社”“無產階級文藝俱樂部”“中國革命互濟會”“革命學生會”等。然而遺憾的是，當年國民黨中央對浙江省黨部呈文的批復原件至今也未解密。

魯迅因為參加自由運動大同盟一事的確遭遇了風險。他在1930年3月20日日記中就有“歸途有形似學生者三人，追蹤甚久”的記載，也曾于同年3月19日至4月19日到內山書店閣樓上避難。魯迅在同年9月20日致曹靖華的信中還說：“現已在查緝自由運動發起人‘墮落文人魯迅等五十一人，聽說連譯作（也許連信件）也都在郵局暗中扣住?！钡捎谧杂蛇\動大同盟當年5月就中止了活動，所以這份遲到的通緝令也就在實際上失去了效力，并沒有對魯迅構成長期的實際威脅。

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實際存在的時間還不到半年，魯迅當時為什么會參加自由運動大同盟并列名為發起人之一呢？

這首先是一種政治選擇。自從國民黨右派在1927年發動了“四·一二政變”之后，魯迅被這場“血的游戲”嚇得“目瞪口呆”。他在1934年寫的《自傳》中說，“我一生從未見過有這么殺人的?！彼瓉碛^察社會問題時的進化論思路因之轟毀，于是旗幟鮮明地站在了被摧毀、被鎮壓的革命政黨一邊。這正是他革命人道主義思想的深刻表現。

其次，魯迅認同的是保障公民正當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并不認同自由運動大同盟的某些主張和觀點。這一點魯迅本人解釋得非常清楚。1930年3月21日他在致章廷謙信中寫道：“自由運動大同盟，確有這個東西，也列有我的名字”，“近來且往學校的文藝團體演說幾回，關于文學的。我本不知‘運動的人，所以凡所講演，多與該同盟格格不入，然而有些人已以為大出風頭，有些人則以為十分可惡，謠謗諑罵，又復紛紛起來?！睆聂斞高@番話可知，除馮雪峰之外，魯迅跟該同盟的領導層并不熟悉。他的具體活動僅僅是作過幾場講演，不但內容限于文學范圍，而且他的文學觀點也跟“極左”的觀點“格格不入”。

既不認同左傾的觀點，而又參加這個左傾的團體，這看來是個悖論，其實是統一于魯迅所說的那個“共同目的”之下，即“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這正如同魯迅既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又跟左聯中的“國防文學”派有著深刻矛盾一樣。鑒于魯迅在文壇的崇高地位，自由運動大同盟想借助于他的威望。魯迅明知這一點仍然愿做“梯子”，這也正如他明知左聯成員良莠不齊而仍然參與發起左聯一樣。在著名的《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魯迅既嚴辭糾正了“國防文學”倡導者的觀點，但又公開聲明“然而中國目前的革命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這就是歷史上那個真實的、活的魯迅。

面對因參加自由運動大同盟而遭到國民黨當局通緝一事，魯迅本人采取的究竟是什么態度？筆者認為是既警惕而又蔑視。在敵強我弱的情勢下，魯迅主張進行“塹壕戰”，所以他曾短期外出避難。但在總體上是蔑視的，因為他知道自己是站在正義這一邊，而魔鬼的手中也必然有漏光之處。所以他以“洛文”“隋洛文”為筆名發表文章，對給他扣上“墮落文人”帽子的敵人進行辛辣反諷。1936年，《越風》雜志的編輯黃蘋蓀三次向魯迅約稿，魯迅明明知道他的后臺就是當年呈請國民黨中央通緝他的國民黨黨棍許紹棣、葉溯中，黃辦的報刊也是由許、葉之流資助，仍于同年2月10日在復信中明確表示：“三蒙惠書，謹悉種種。但仆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關系，由浙江黨部率先呈請通緝之人，‘會稽乃報仇雪恨之鄉，身為越人，未忘斯義，肯在此輩治下，騰其口說哉。奉報先生殷殷之誼，當俟異日耳?！边@就是對呈請通緝他的浙江黨棍的公開回擊，充分表達了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戰斗精神。

一度交好的師生

要解答魯迅赴日療養問題，必然涉及魯迅跟李秉中的關系以及他對這封“勸降信”的態度。

魯迅承認，他的社會聯系面十分復雜，李秉中即為一例。李秉中（1905年—1940年），字庸倩，四川彭山人，魯迅在北京大學任教時的學生，跟魯迅母親魯瑞也熟識。從1924年開始，雙方交往長達12年，魯迅日記中跟他的交往記錄多達132次。魯迅生前收到李秉中來信共52封，現存8封;復李秉中信28封，收入《魯迅全集》21封，7封今佚。

根據現存李秉中來信，他是魯迅參與編輯的《語絲》周刊的忠實讀者，因家道中落而憤世嫉俗。1924年冬，出于對孫中山先生的心悅誠服，李秉中考入廣州黃埔軍校，參加了討伐陳炯明叛軍的東江戰役，其所在連隊一百二十余人僅存五十余人。李秉中因作戰勇敢，得金牌獎及獎金大洋三十元。1926年李秉中被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陸軍，1927年11月又得官費赴日本學習陸軍。1932年6月，李秉中歸國后在南京中央軍校政訓處任教員?？谷諔馉幤陂g，李秉中在四川成都任禁煙緝私辦公室主任。

根據魯迅跟李秉中之間的通信，李秉中對他在軍政界的任職頗以為苦。魯迅在1928年4月9日信中勸他：“兄職業我以為不可改，非為救國，為吃飯也?！薄皬娝挥?，亦一苦事。然而飯碗一失，其苦更大?！笨梢娫隰斞感哪恐?，李秉中并不是什么黨政要員，只不過因為行伍出身，所以在軍事機構混一口飯吃。從現存魯、李之間的通信來看，彼此還是能講真話的。李秉中心目中，魯迅是唯一能安慰他的人（見1925年1月31日信），所以跟魯迅無話不談，連跟女友分手，愛看廣東疍戶（水上居民）女孩一類生活細事也告訴魯迅。魯迅在復李秉中信中，也有四次跟他討論結婚的利弊等問題。這在魯迅書信中并不多見。

李秉中雖然跟魯迅常處于異地，少直接交往，但卻十分關心魯迅的安危。1931年初，李秉中在日本聽到魯迅被捕的謠傳，便向魯迅三弟周建人打聽消息，并力勸魯迅到日本暫避文禍。魯迅在同年2月18日復信中明確表示：“生丁此時此地，真如處荊棘中，國人竟有販人命以自肥者，尤可憤嘆。時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舊鄉，仍不能絕裾徑去，野人懷土，小草戀山，亦可哀也?！濒斞冈谶@封信中還談到“去年頗欲赴德國，亦僅藏于心。今則金價大增，且將三倍，我又有眷屬在滬，并一嬰兒，相依為命，離則兩傷，故且深自韜晦，冀延余年”?？梢娫谑欠癯鰢倪x擇上，魯迅考慮的是實際生活問題，絲毫未涉及當局會有什么刁難的舉措。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發動“一·二八”淞滬戰爭，李秉中聽到魯迅失蹤的消息，又馳書關切。魯迅復信除報平安之外，還告知他在英租界避難的情況，可知魯迅對李秉中并無戒心。

李秉中的一廂情愿

1933年—1935年之間，魯迅跟李秉中之間幾無聯系。1936年7月16日，魯迅收到李秉中13日從南京寄來的這封信。雖然信紙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用箋”，但并不能視為官方文件。李秉中既然在國民黨軍事部門工作，用公箋寫私信也很平常。以李秉中的職位，距離蔣介石有十萬八千里，毫無實證說明這件事是蔣介石的親自授意。筆者認為這多半是李秉中的個人行為，不能稱之為“勸降”，事后也無社會影響，并未掀起“風波”。

前文已經述及，李秉中勸魯迅暫避文禍，始于1931年，其時李秉中還僑居日本，直到1932年才歸國，所以這只是作為學生的一種善良愿望。1936年李秉中關心解除魯迅通緝令一事，起因是魯迅“齒德日增，衰病薦至”，有到日本療養的想法。他希望魯迅脫離這種“形同禁錮”的生活，能生活得更自由一點。由于他當時置身官場，愿意從中疏通，行文用箋也確帶官氣，不同于往日來信的風格。但并沒有任何證據說明他是受命于某方某人，也沒有提出任何政治交易的條件。他預設的前提僅僅是“絕不致有損吾師毫末之尊嚴”，但他也同時聲明“成效如何”“未敢預必”。所以，把這件事視為李秉中的個人行為，也許比把這件事說成政治陰謀更為合理。

由于魯迅當時在重病之中，李秉中只希望師母許廣平“代作復示”。1936年7月16日，魯迅收到李秉中信的當天上午即由許廣平代為回復，因為魯迅“艱于起坐”，“一時頗虞奄忽”。遺憾的是這封復信并沒有被保存下來，許廣平的回憶文章中也未提及此事。然而有兩篇帶回憶性質的文章中提及了許廣平復信的內容。首先應該提及的是魯迅日本友人內山完造的《憶魯迅先生》一文。內山問魯迅是如何回復李秉中的。魯迅回答的大意是：“謝謝你的懇切;但我的余命已經不長，所以，至少通緝令這東西仍舊讓它去吧?！?/p>

然而，蔣錫金先生于1978年在《新文學史料》發表過一篇長文《魯迅為什么不去日本療養》。蔣先生認為李秉中的來信是直接秉承了蔣介石的旨意。蔣先生的依據，一是1941年冬他對許廣平的采訪。他從許廣平那里聽說，蔣介石素來很敬仰魯迅，還想跟魯迅會會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時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緝令，在大學院任特約著述員的職位也當然保留。蔣先生的文章還援引了一些其他旁證，比如日本漢學家松枝茂夫對魯迅致李秉中一封信的一段譯注：“李受蔣介石之意而探詢魯迅，勸他在解除通緝令的同時出國游歷，這是魯迅對此的態度?！贝送?，蔣先生還引用了許欽文、俞芳等人的回憶以證明他的推斷。

以筆者閱讀回憶錄的經驗，覺得相對而言，較早的回憶錄往往比較晚的回憶錄更接近于歷史真實，至于轉述他人的回憶，可信度則更低。內山完造是魯迅十分信任的日本友人，他的回憶錄寫于魯迅逝世不久，即1938年左右，應該比其他人的說法更為可靠。至于俞芳，她是魯迅寓居北京磚塔胡同時房東的女兒，其時只有14歲，所以她能追憶的只能是一些生活細事。俞芳轉詢許欽文，許欽文肯定了李秉中給魯迅寫信要求南京政府撤銷通緝令，“但魯迅回信說，不必了。因為這樣做，肯定是有交換條件的?！痹S欽文并沒有提到李秉中是受蔣介石之命進行斡旋，也并未提及有什么具體的交換條件。

關于松枝茂夫對1931年2月18日魯迅致李秉中的譯注，更有明顯的錯誤。因為李秉中當時跟新婚的妻子正僑居日本，直到1932年4月才歸國。一個遠在日本學軍事的僑民，怎么可能跟國民黨的黨魁蔣介石直接溝通并進行什么密謀呢？所以筆者認為，李秉中勸魯迅出國或表示愿為解除對魯迅的通緝令進行斡旋，只不過是他個人的“好意”或“一廂情愿”。1932年以后他跟魯迅置身于不同營壘，所以在政治上處于隔膜狀態，無法溝通，最后自己在魯迅那里碰了一個軟釘子。

不過，這次通信并沒有影響李秉中跟魯迅和許廣平的正常關系。魯迅去世后，許廣平主持出版《魯迅全集》，因魯迅的文章和著作此前曾屢遭國民黨當局查禁，出版全集面臨許多障礙，許廣平利用了各方面的關系從中斡旋，其中也包括了李秉中。1937年6月21日，李秉中委托何鈺將國民政府內政部的審查意見批文寄給許廣平。信中李秉中還表達了對《魯迅全集》落實出版單位的關切，以及希望預訂《魯迅書信集》精裝本的愿望。雖然許廣平跟李秉中聯系可能是出于策略上的考慮，但至少表明他們之間并未處于敵對狀態。

魯迅的猶豫未決

魯迅為什么未能去日本療養，最具權威的是魯迅本人對親友的解釋。

現在在想到日本去，但能否上陸，也未可必，故總而言之：還沒有定?，F在略不小心，就發熱，還不能離開醫生，所以恐怕總要到本月底才可以旅行，于九月底或十月中回滬。地點我想最好是長崎，因為總算國外，而知道我的人少，可以安靜些。離東京近，就不好。剩下的問題就是能否上陸。那時再看罷。（1936年7月11日魯迅致王冶秋）

又說：

醫師已許我隨意離開上海。但所往之處，則尚未定。先曾決赴日本，昨忽想及，獨往大家不放心，如攜家族同去，則一履彼國，我即化為翻譯，比在上海還要煩忙，如何休養？因此赴日之意，又復動搖，惟另覓一能日語者同往，我始可超然事外，故究竟如何，尚在考慮中也。（1936年8月2日致沈雁冰）

沈雁冰（茅盾）收到此信后于同月14日回復魯迅：“前次來信謂若到日本，總要有通日語者同去，則你較為省力;鄙意倘一時無此同伴，則到日本后雇一下女，似亦可將就，因此前楊君夫婦在日本時雇過下女，楊日語不很高明，楊夫人完全不懂，但下女似乎很靈，作手勢頗能了然?！鄙蜓惚胖兴f的“楊君”指教育家楊賢江。

魯迅同月16日致函沈雁冰：“轉地實為必要，至少，換換空氣，也是好的。但近因肋膜及咯血等打岔，竟未想及。楊君夫婦之能以裝手勢貫徹一切者，因兩人皆于日語不便當之故也。換了我，就難免于手勢危急中開口?，F已交秋，或者只我獨去旅行一下，亦未可知。但成績恐亦未必佳，因為無思無慮之修養法，我實不知道也?！?/p>

魯迅母親魯瑞也關心魯迅的病情及療養情況。1936年8月25日，魯迅致母親信中寫道：“男病比先前已好得多，但有時總還有微熱，一時離不開醫生，所以雖想轉地療養一兩月，現在也還不能去。到下月初，也許可以走了?！?/p>

此外，同年致曹白、趙家璧、楊霽云等人信中，魯迅也談及對轉地療養的設想。除日本外，魯迅還考慮到青島、煙臺、莫干山等處療養，但又顧及“山上海邊，反易傷風”，故一直猶豫未決。

通過以上魯迅給親友的信函中我們可以確知，魯迅完全沒有預料到他會在1936年10月去世。李秉中的所謂“勸降”信是1936年7月13日寫的，然而魯迅同年8月下旬還有轉地療養計劃。他的首選之地就是日本長崎。魯迅絲毫沒有擔心出國會受到當局阻撓，僅僅顧慮到抵達日本之后“能否上陸”。因為當時日本軍國主義者正在為全面發動侵華戰爭進行準備，在日本國內也加強了對中日兩國左翼人士的監控和迫害。當時蕭紅正在日本選修日語并進行創作，她就受到了日本特高課特務的盤查，心情十分郁悶。魯迅完全沒有提及赴日本療養會成為國民黨政府的陷阱，或者可能有意無意間使之成為一場政治交易，這是再明白不過的。

（選自《魯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