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守舊的國家棟梁

李宗陶

1875年7月初，《倫敦日報》北京通訊員報道：

大清國的教育從孩子們很小時就開始了。在大街上，你可以看到稚嫩的小男孩們抱著滿滿一包書去上學，他們的書包通常只是個藍色的布袋。

這位英國記者參觀過的一所鄉村小學堂里放著一具新的柏木棺材，上面貼著紅紙，紙上寫著“喜”字，取升官發財之意。

升官的路徑是獲取功名，發財倒未必，清代窮困潦倒的京官每天啃燒餅之類的事跡就躺在那些筆記、書信里。各省鄉試，競的是秀才、舉人。竹亭公曾麟書一生鄉試17次不第，最后只比兒子曾國藩早一年考中“準秀才”（補生員）。曾國藩24歲那年中了舉人，入省學岳麓書院。

曾國藩曾書寫過父親所作的一副聯語：“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耕半讀，但以箕裘承祖澤;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聞不問，且將艱巨付兒曹?！?1年的生命中，曾國藩實踐了“耕讀”，卻從未在士大夫經世濟國的理想面前停下腳步，他的官運也隨著政績的卓著日漸亨通，直至位極人臣。他在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獲取的一連串功名，如今鐫刻在富厚堂一塊長4.35米，寬1.7米的“篤親錫祜”匾額上：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欽差大臣、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兩江總督、特賞黃馬褂、雙眼花翎、一等毅勇侯。這，相當于今天的名片。

歷史學家徐中約認為，清朝接受了傳統儒家秩序，招納漢族士人進入官場與滿人共事，二元種族體制是清朝王權的特色，但通?；实坌湃螡M人勝過漢人。

從1852年在家鄉組建1萬多人的團練，到1860年5月授職兩江總督統帥湘軍，曾國藩沒有實權地征戰了8年。在他的政治生涯里，相當一部分壓力來自朝廷的疑忌，這使得他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咸豐年間，朝廷兩天內下發兩道詔書，一道是任命，一道是取消任命。曾國藩曾對同鄉知交劉蓉說過：我浴血奮戰，受此猜忌，令人心寒;若被謀害，墓志銘里一定要替我鳴冤，否則死不瞑目。九帥曾國荃率吉字營攻下天京1個月后，曾國藩便開始裁軍。一年后，他能調遣的兵力只有6000人。遠在紫禁城的慈禧終于松了一口氣。1870年曾國藩60壽辰，同治帝親題“勛高柱石”4字，送到兩江總督府。

書生帶兵

1858年10月23日的《紐約時報》刊登過一則新聞專稿，記錄了《天津條約》得到咸豐帝批準后，法國公使葛羅及其秘書、衛隊12人初探長城、路遇清國騎兵的經歷。

這些在首都門戶安營扎寨的清國軍人們，竟不知道自己的國家一直與英國和法國處于戰爭狀態。什么廣州事件、大沽海戰、停戰協議在天津簽訂，所有這一切他們一概不知……這些韃靼騎兵沒有弓箭，但每人肩上都背著一桿火槍。他們的火藥顯得很粗糙，在他們的彈夾里除了子彈還有一些小小的鉛塊。每個人的長統靴內都插著煙斗和扇子。

清代的兵制是這樣的：八旗兵實行世兵制，其退化在史料中多有記載;綠營兵（各省由漢人組建的常備軍）主要實行余丁制。所謂“余丁”，就是在軍隊中省下口糧將未成年的窮孩子養起來，他們平時打雜，也出操。當守兵不夠時，從余丁中選拔，步兵不夠時，從守兵中選拔，騎兵則出自步兵，是清朝最好的兵種。在長期無戰事的情況下，余丁制導致綠營兵數代“吃官糧”，戰場上“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勝者爭功，敗不相救”則是一種常態。

曾國藩很清楚，綠營和鄉勇都不是太平軍的對手。他采用了明朝戚繼光發明的兵制，組建了一支體制外的新軍，并為其注入捍衛傳統、驅逐異端的使命。他在著名的《討粵匪檄》中，指出太平軍燒毀孔廟、焚燒四書五經，是對幾千年中國禮儀人倫的反動。梁啟超說過：洪秀全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完全背離中國文化，不得人心。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國強說：“在太平軍的主張之下，不僅儒學存活不了，佛學、道教也存活不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被踏為平地，教中國人怎么活？”

書生有血性，書生帶起了兵。曾國藩首先集聚同鄉師友，量才而用為營官—— 湘軍的幕府一度多達88人;再招募“樸實山農”，拒絕市井油滑。他對最早的湘軍將士說：大刀長矛，好比四書五經。

胡林翼行軍必講《論語》;在奔赴戰場的路上，曾國藩坐在轎子里讀杜甫、韓愈的詩文;左宗棠“出山十余年，躍馬橫戈，氣揚心粗，恐善源日涸，得暇即親六籍”。錢鐘書的父親錢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學風》里，講述了這些前清進士（胡、曾）舉人（左）帶兵打仗的有趣情形。

這些私募軍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只聽一個長官的號令，而每個營官又只聽命于一個統帥。長江上，到處飄揚著湘軍水師那面長12米、寬7.85米的“帥”字旗。從曾國藩的湘軍到李鴻章的淮軍，再到袁世凱的北洋新軍，都表現出“將在營在，將死營散”的特征。由是觀之，中國軍閥的源起，恐怕要追溯到曾國藩;清廷沖破祖制從建立湘軍始，它直接導致了中央權力的下移。

京城做官12年，曾國藩是琉璃廠舊書肆的淘書客。10多年軍營生涯，曾國藩一直沒有放下經史子集。他在道光年間得鄧顯鶴、唐鑒、歐陽兆熊的引導，醉心研讀王夫之的著作，咸同之際在長沙傳忠書局大規?？獭洞竭z書》，使得這部藏于四庫館130年的文稿，終在世間傳播，并且深深影響了整個湘軍集團。

然而，曾國藩并不諱言自己身上的血腥氣，他在家書中說，“吾家兄弟帶兵，以殺人為業，擇術已自不慎”，“亂世須用重典”。他在長沙審案局時贏得了“曾剃頭”的名聲—— 4個月里殺了230多個所謂“數十年應殺不殺之人”。而戰爭的酷烈還在后頭。

1860年9月中旬，戈登（英國人，1860年9月隨遠征軍到中國，10月參與英法聯軍進攻北京、搶掠焚毀圓明園。1863年3月接替美國白齊文統領“常勝軍”，協助湘軍、淮軍圍剿太平軍，清廷賜其總兵頭銜，相當于二品武官）在上海逗留了3天，在那里初次洞悉了中國人打仗的方式并留下“悲慘而強烈的印象”：

當地城墻上懸掛著許多籃子，里面放著攻城時被殺的太平軍的首級。那時的中國人認為，如果沒有奪到一個敵人的首級，他的勝利會顯得美中不足。

1860年12月10日的《紐約時報》上刊登了一篇新聞專稿，其中記述了外國記者在廣州所見的審判與行刑：

雪亮的鋼刀閃過之后，罪犯的頭會被劊子手踢到一個角落，而軀體被拋到另一個角落，鮮血同時從兩處噴出。我們到來時，已處決了20名兇犯，他們的血在人們的腳下流淌，流成一片可淹至人腳踝深的血坑，血坑里還混雜著死者的頭發。據說一天處決300人的情形多的是。

他們還在廣州的監獄里遇到一位84歲的老婦，是一位太平天國將領的母親，4年的牢獄生活和饑餓令她形容憔悴、神智恍惚。

這期間，曾國藩也因戰敗3次想自殺。其中長沙靖港之戰，是他剛任大帥一年多時一次倉促的上陣。當敗局已現，曾國藩投水自殺，被幕僚李元度安置在他身邊的章壽麟救起。史料載，曾帥當時披頭散發，滿臉泥沙。左宗棠因此專程到長沙，痛斥他的“虛榮心”。

1864年12月18日，《紐約時報》刊載《清軍攻破天王府，忠王李秀成束手就擒》：

天王府布置得非常華美，盡管它在南京城陷落的第二天就被燒毀了，但仍留下充分的證據證明它是何等富麗堂皇。天王的玉璽—— 總共三枚，也都被找到，現落到了曾國藩的手中。其中一枚用純金打制，約重30磅。

忠王李秀成在離城幾英里外被一伙村民抓獲，并被洋洋得意的村民帶回南京。據說，當忠王判定這隊人馬無法全部逃脫時，堅持把自己的坐騎讓給天王的兒子……年輕的王子逃走了，而忠王束手就擒。忠王現被關押在曾國藩帥部的一個小房間里，嚴加看守，但未受虐待。他被剃了頭，但未上鐐銬?！谧珜懽詡?，同時等待北京的裁決……

湖南省作協主席唐浩明曾從曾國藩2000多道存世的奏折中精選了47道給予評點。他認為，曾國藩平生最為重要的一份奏折，是同治三年6月23日奏報攻下南京，生俘李秀成和洪仁達。他將報功隱于平實敘事，不作夸飾，將成就歸于皇家，為朝廷歌功頌德，卻不露討好的痕跡。同治四年，曾國藩再次奏請朝廷收回節制三省的任命，推出僧格林沁，表示不敢與皇親相比，對剿捻之戰已心存厭棄和恐懼。

自從史家范文瀾在1947年給曾國藩下了“漢奸劊子手”的定語，曾氏后人沒能過上安穩日子。但今天，曾氏老家荷葉鎮的老人們用外語一般的雙峰話說，他是個文化人，讀了很多書，他不是貪官。

洋務之痛

正同太平軍血戰于長江中下游的曾國藩同時面對的，是挾《天津條約》北上的西方人。當他接到中國與英、法、美三國簽訂的和約條款時，“閱之不覺嗚咽”，以“五胡亂華”相比擬。

1860年10月8日星期一，戈登參觀了被法軍占領的圓明園（10天后被焚燒），他記道：

你很難想象這座園林如何壯觀，也無法設想法軍將這個地方蹂躪到何等駭人的地步?；实埤堊诘膶m殿一律鑲著雕塑精巧的烏木。

殿上陳設著各式各樣的大鏡子、鐘表和裝著木偶的八音盒，還有形形色色精美的瓷器、堆積如山的五彩絲綢與刺繡。這里的豪華與文明的氣象完全與你在溫莎宮所見的一模一樣?！▏藚s以狂暴無比的手段把這一切摧毀了……他們用無數大車運走了大批絲綢，可還留下不少。他們還劫去了大量御藏的書籍和文件，其中包括布魯斯的最后通牒以及清皇帝不愿接見夷人的詔諭;此外還有一部御藏的記載二千年事跡的中國史。

曾國藩的內心，是鄙夷、憎惡“奉洋若神”的，當買辦起家的楊坊被打，他在信中說“足使挾洋人自重者爽然自失”，稱心而快意。然而，“洋船上下長江，幾如無日無之”，這樣的脅迫，讓士大夫在倉皇之中不得不產生緊迫感，由此催生出近代中國的一個關鍵詞——? “自強”。

湘軍攻陷安慶第二年，曾國藩就開辦了中國近代第一家軍工廠—— 安慶內軍械所，“制造洋槍洋炮，廣儲軍實”。

1862年2月19日，安慶城下停泊了一艘待售的洋船。曾國藩帶著李鴻章登上洋輪，仔細察看，盛贊其“無一物不工致”。曾國藩決心制造中國第一艘輪船，委派幕府中精于制器的徐壽和數學家李善蘭去實現這一偉業。1862年3月，他們造出了輪船發動機。1864年1月，中國第一艘火輪船制造完畢，盡管長不過3丈、時速不過30華里，卻是本國自造的最先進輪船。

稍后，畢業于耶魯大學、精通西學的幕僚容閎奉命出洋采辦機器，從美國購得百余種機器，位于上海虹口的“江南制造總局”漸漸有了規模。很快，曾國藩又在城南高昌廟購地70多畝，建造了汽爐廠、機器廠、熟鐵廠、洋槍樓、鑄銅鐵廠、火箭廠等，江南制造總局迅速成為中國最大規模的近代化工業基地。

1868年8月，江南制造總局造出了中國第一艘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火輪，船體長18.5丈，順水時速120華里。曾國藩以“恬吉”為之命名，向慈禧匯報說，“恬吉”號“堅致靈便，可以遠涉重洋”，“中國自強之道，或基于此”。

“師夷智”從議論轉化為實踐，曾國藩是最早的領袖和開創者。

仿造洋器的過程讓人看到“夷智”的精妙并不僅僅在于器物，于是又有了送幼童“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制造諸書”的舉措—— 是洋務經驗奠定了他采納容閎教育計劃的思想基礎。但在清朝這樣一個依祖法舊例辦事的王朝，一樁沒有先例的大事要獲得通過，相當艱難。1872年2月27日，曾國藩第5次就“派遣留學生一事”上奏朝廷，獲得了恩準。14天后，曾國藩離世。

他在給次子曾紀澤的信中說：“予生平有三恥，……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爾若為克家之子，當思雪此三恥?！焙髞砣釉o鴻精研數學，著有《圓率考真圖解》 《對數詳解》 《粟布演草》等，可惜33歲就過世了。如今，這些專論靜靜躺在富厚堂藏書樓架上的6冊《白芙堂算學叢書》里。

曾國藩是一個識時務者，但又背負著幾千年歷史的沉積。在今日統稱“洋務派”的人中，他是第一個師法西洋新文化的人，心中又眷戀著舊文化。他第一次看到西洋千里鏡，驚羨之余，聯想到的是如何“超凡入圣”的進德之功。一面開風氣之先，一面又恪守著士大夫的傳統情感，這種矛盾一直延續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1872年，他在日記中留下這樣的話：“內人病日危篤，兒輩請洋人診視，心甚非之而姑聽之?！?/p>

但岌岌可危的大清國不是他的一廂情愿所能挽救，也不是夷人之長技所能挽救。1894年12月13日的《倫敦每日新聞》報道過清廷深入骨髓的腐敗和列強的恣肆：

現代化的武器裝備、防御工事以及鐵路的引進一夜之間給大清國的官員們帶來大量侵吞公款的機會，只要外國公司引誘或賄賂他們，再老掉牙的槍支或陳舊的彈藥他們都會購買?！淮?，有一家商號以每支3兩白銀的價錢為大清政府買進一批數量巨大、幾近報廢的毛瑟槍，指望清政府能支付每支80兩白銀，結果他們只得到了每支9兩白銀?？纯催@些槍是什么貨色吧：外觀上還像那么回事兒，但托盤根本沒有加工好，槍口也銼得十分粗糙，螺絲上得敷衍了事，有些螺帽都掉了，以致連接處都松開了。

而此前，曾國藩的九弟曾國荃、曾國藩的學生李鴻章無不中飽私囊。曾國荃攻下南京后，往老家運東西的船隊在湘江上走了一個月，“把國庫搬回來了”。而民間稱李鴻章為“李合肥，真的肥”，據說李家當年在合肥城里擁有一條街的店鋪。

1863年，已升至中校的戈登在位于安慶的兩江總督府與曾國藩會面，隨行的丁美紳記下了他對曾的印象：

他在各個方面都與李鴻章成對比。后者身材高大、舉止穩重、神態威嚴，眼睛里閃爍著智慧，每句話、每個手勢都表現出他思想敏捷、行動果斷;他的服飾也顯示出了他的家財和修養。曾國藩卻是中等個子，身材肥胖，臉上皺紋密布，臉色陰沉，目光遲鈍，舉止行動表現出優柔寡斷的樣子—— 這與他過去的歷史是不相符的;他的穿著陳舊，衣服打皺，上面還有斑斑的油漬。他們兩人的個性也是截然不同的。李鴻章是出名的貪得無厭，在這方面他們幾個弟兄—— 尤其李瀚章—— 是素享盛名的，他們一家在長期的官宦生涯中搜刮了大量的財富。而根據一般的報道，曾國藩的勒索是頗有節制的，他的開支也較為適中，甚至有些吝嗇……

曾、李的不同還表現在他們的用人上，他們的幕府里聚集著完全不同的兩類人。早期的曾國藩不喜歡用官氣重的人，奉“德大于才”為第一要旨;中期開始發生變化，以“了事”為才干。按《曾國藩通鑒》的梳理，他的幕僚有200多人，他從中選定了李鴻章;李鴻章的幕僚也有百余人，他選擇了袁世凱。晚清的中國，事事燃眉，事事須了，義理的伸張、德行的堅守只能暫擱一邊。曾國藩終其一生，都在這種矛盾糾纏中彷徨。

楊國強教授說：“晚清最后50年，曾國藩和李鴻章是前后相連地面對內憂外患，是士大夫中自覺的首當其沖者。曾國藩試圖以人格超越事功，而李鴻章因事功而淹沒了人格……他們在幾十年強毅力行之后，都是帶著一腔不甘心的悲哀離開這個世界的。這種悲哀超越了一己之私，成為中國近代歷史的一部分?！?h3>天津教案

從鴉片戰爭到20世紀20年代的80多年間，大小“教案”600多起。其中《辛丑條約》后10年，高達225起，出現了教會勢力與民眾沖突的最高峰。以法國為代表的天主教主要在下層民眾中傳教，為了發展教徒，常將中國社會中最不受歡迎的人引入教會;他們修教堂、作彌撒、開醫院、收留孤兒等等，深深地卷入了民眾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跟地方紳士、宗族和傳統文化產生沖突。到了義和團時代，“大毛子”（傳教士）、“二毛子”（教民）均是被仇視、撲殺的對象。

魯迅曾在文中提及，在他的家鄉紹興，有洋教士家的女傭聲稱看到一壇鹽漬的小孩眼睛，“小鯽魚似的一層一層積疊著”。1870年6月間，天津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收養的嬰兒因流行病傳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尸體潰爛，慘不忍睹，民間哄傳天主教堂迷拐兒童并用其眼珠制藥，釀成了“天津教案”。

1870年6月20日，天津百姓幾千人聚集在法國天主教堂前，聲討外國傳教士拐嬰、害嬰。次日，法國領事豐大業在混亂中向天津知縣劉杰開了槍，擊傷隨從高升。憤怒的中國人當場將豐大業毆斃。隨后又燒了教堂，搗毀法、英、美等國的教堂和領事署，打死了16個外國人。關于這次教案，當時美國駐華公使婁斐迪在6天后向美國政府發回一份比較客觀的報告，其中提到流行病、死嬰、劉杰與豐大業的會晤以及豐的傲慢—— 他說，“知縣級別低于領事，不能舉行任何談判”。也就是說，這次沖突本可避免。

法、英、美、俄、意諸國隨即提出聯合抗議，他們又找到了出動軍艦的理由。

清朝官員在應對時分成兩派，一派以醇親王奕譞為代表，反對抑民奉外;另一派以曾國藩、丁日昌為代表，主張妥協議和。最后，清政府一面從陜西調李鴻章的淮軍備戰，一面詔諭59歲、右眼已失明、正在家養病的曾國藩趕往天津。出發前，他備好了棺材，寫好了遺書。

曾國藩一到天津，定下查辦方針，“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顧情罪之當否”，也就是說，只求迅速達成妥協，保住“和局”，顧不上處置是否得當。結果是：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杰革職充軍，判處20人死刑、25人流放，并賠款49萬7千余兩白銀。李鴻章急赴天津，通過幾道奏折保下死刑犯中田二、張幗順、段大、項五4條人命。曾國藩事后也對發配黑龍江的張光藻、劉杰多有關照，他在家書中表達了這樣的意思：這兩個人是好官，沒有錯，但我沒有別的辦法。

曾國藩的處理方式，引得朝野嘩然，他在京的湖南同鄉，把他在湖廣會館所題的匾額砸碎燒毀。曾國藩在天津時，曾紀澤在保定，父子倆幾乎每天通一封信。曾紀澤在信中說：“照會洋人，不能做十分承允之詞?！彼赋龈赣H將天津道、府、縣官都迅速處置，沒了退路。李鴻章也寫信給曾氏父子，說曾國藩辦外交“太老實”。曾國藩怕洋人再開戰，火燒圓明園的事件再上演，以聲名敗裂的代價，為大清國扛下一個“軟弱、媚外、有失國體”的污名;他曾經準備犧牲性命，結果卻犧牲了他更看重的名聲。他在“內疚神明，外慚清議”中度過生命中的最后兩年。

弱國外交

容閎曾說，曾國藩是“舊教育之特產人物”。他的文化背景和理學修養，讓他對朝廷與洋人大體上都遵循孔子的“忠信篤敬”。在外交上，他手持一本《萬國公法》，“推誠”于西洋人，以至于聽到李鴻章打算用“痞子腔”對付洋人時，長久地凝視著面前的接班人。

洋務始興時，曾國藩曾請了江南制造局的兩位傳教士兼翻譯史迪文森、傅蘭雅在家中指點兩個兒子學英文。天津教案后，曾紀澤痛于洋人的欺壓、翻譯的撥弄，寫信給父親，立志掌握外國語言文字。父親歿后，曾紀澤回鄉守制，在日記中記下一些苦學的片斷：一本字典，兩本教材，從26個字母學起，每天規定讀6句，后來8句，進而10句，笨拙而艱難;清早起來，一遍遍練習，出門會客，坐在轎子里一個人嘰哩咕嚕地說。從長沙到湘潭到雙峰到荷葉，湘江上，山路上，他都“誦讀不輟”?；鼐熀?，他結交了同文館總教席丁韙良、醫生德約翰等外國友人，口語寫作都有精進。當李鴻章、郭嵩燾、沈葆楨聯名舉薦他做出洋使臣時，慈禧當面問他：“你懂洋務否？”又說，“你既然能通語言文字，自然便當多了?！?/p>

1878年8月，曾紀澤接替郭嵩燾出任駐英法德使臣，他的主要任務之一是推動兩年前擬定的《中英煙臺條約》被英方批準并實施。

8年后，曾紀澤終于跟英國外相沙里斯伯簽訂了《煙臺條約續增專條》，雖然沒有實現禁煙的最終目標，至少短期內為國家增加了稅銀620多萬兩。

曾紀澤的元配賀氏因難產早逝。父親的同鄉密友、陜西巡撫劉蓉將19歲的女兒劉氏許配給他。作為公使夫人的劉氏在英法8年多，一面恪守中國傳統，一面學習西方外交禮儀。早先她隨丈夫學過英語，此時又開始苦攻法語，與外國君王、王后見面，“受旨進退無紊于儀容”，“西人皆稱之”。她曾在英國的“手工賽會”上，以古色古香、嫻雅萬方的茶道表演贏得第二名，還輔佐丈夫創作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首國樂《普天樂》。雖然曾紀澤上奏朝廷的《國樂草案》未獲批準，但當時在國外《普天樂》已被當作中國國歌演奏。

此時的曾紀澤已經明白外交是一種討價還價，所以據理力爭，敢于在談判桌上拍桌子。1881年2月24日，經過半年多曲折緊張的談判，曾紀澤代表清政府在《中俄伊犁條約》上簽了字。曾紀澤在《奉使俄羅斯日記》中記下了俄國代理外交大臣格爾斯最后對他說的話：“我辦外國事件42年，所見人才甚多，今與貴爵共事，始知中國非無人才?！庇衢性跒樵o澤所撰墓志銘中稱這次談判為“奪肉虎口”：迫使俄國將業已吞下的領土（伊犁，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吐了出來?！吨卸硪晾鐥l約》仍是一個不平等條約，但作為一名半殖民地國家的弱國外交官，曾紀澤已經盡力并顯示其才能。

他的名作《中國先睡后醒論》發表在1885年倫敦的《亞洲季刊》上，將中國喻為“似入酣睡，固非垂斃”，稱中國的富強運動意在自衛，一無軍事擴張的企圖，二無移民海外的必要，當務之急是“善處寄居海外之華民”、“重修和約以合堂堂中國之國體”。

清朝最后20年乃至民國，“醒獅”二字漸在民間流傳開來。但有時，用得并不嚴肅，如在民國小說《人海潮》里，作者就將這二字賦予一位孔武有力的新派女學生。而在國外，輿論對這兩個字也時有譏諷——

1894年12月13日《倫敦每日新聞》天津訊：

把大清國說成是被抑制了氣息的睡獸、如果將她吵醒將會非常危險的說法是多么地流行。商人們擔心她有可能節制一部分利益來源而禮讓三分;列強們（除了日本和俄國）阿諛奉承的態度又養成了這個國家的人夜郎自大的感覺，并一天天持續和發展下去。

曾紀澤47歲回國，先后在海軍衙門、戶部、刑部任職，但他的視野、眼光和變革圖強的主張，是不能被像化石一樣頑梗的清廷所接納的。丁韙良稱他“進了總理衙門之后，成為猜忌的對象”，左右掣肘，有志難酬。不到51歲，曾紀澤便因傷寒不治離世。

在他身后，舉全國之力建立起來的海軍在中日甲午海戰中全軍覆沒，因此簽訂的《馬關條約》僅賠款便高達2億兩白銀。1900年8月15日，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美軍士兵借助云梯登上天安門城樓，并在那里升起星條旗;由此簽訂的《辛丑條約》賠款額達4.5億兩白銀。曾紀澤在北京臺基廠的故居，也在一把大火中灰飛煙滅。

（選自《百年家族》/徐列 唐健 蒯樂昊 主編/南方日報出版社/ 2015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