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評價康、梁在戊戌變法中的作用？

2018年是戊戌維新變法120周年。120年前的6月11日（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夏歷四月二十三日），光緒皇帝頒布定國是詔，是為百日維新變法的開始。這是一場自上而下的維新變法運動，“不甘作亡國之君”的光緒皇帝是這場運動的直接發動者與實際決策人。從光緒帝“詔定國是”，決定變法，到慈禧太后以訓政的名義發動“政變”（1898年9月21日，即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夏歷八月初六日），只有短短的103天，變法即歸于失敗。但就在這短短的103天里，光緒皇帝頒布了一系列除舊布新的“上諭”，這些以更張舊制、棄弱圖強為訴求的“新政”，不僅讓國人惶惑不安，也震驚了世界，向世人展現了中國將改變積貧積弱現狀，實現國富兵強的新的可能性。

光緒皇帝的老師、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字聲甫，號叔平，江蘇常熟人）草擬了這道“定國是詔”。據說，他在草擬此詔時參考了之前監察御史楊深秀的《請定國是明賞罰以正趨向而振國祚折》和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的《請明定國是折》，而他們二人的這兩道奏折，都是一直積極推動變法的康有為所代擬的。這從一個側面表明了康有為是戊戌維新變法最直接的推手，稱他為“戊戌維新運動的核心和靈魂” ，一點都不過分。按照孔祥吉先生的考證，戊戌數月間，可以確認為康有為手撰的奏折，便有七十四篇，甚至還不止此數。其中有相當大的部分是通過陳其璋、楊深秀、徐致靖、宋伯魯、文悌、李盛鐸、王照、麥孟華等人呈遞的。顯而易見的是，從興起、發展，到受挫、失敗，百日維新始終都貫穿著康有為的影響與作用，這是不容置疑和否定的。同為戊戌變法主將之一的張元濟，政變后曾寫信給與康、梁有隙的汪康年：“康固非平正人，然風氣之開，不可謂非彼力?！?/p>

張元濟說得不錯，康有為確是個開風氣的人物，戊戌維新變法亦是一場開風氣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是說，狹義的戊戌維新變法固然專指戊戌年6月至9月這103天，而廣義的戊戌維新變法則應該包括1895年“公車上書”以來廣泛開展的思想解放運動。在這個意義上，戊戌變法在政治上雖然不成功，甚至不妨說失敗得很慘，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一大批支持變法的官員或被罷官，或被流放，康、梁亦流亡海外，但是，思想的閘門一旦打開，則如江河橫溢，不可阻擋，其影響是不可估量的！盡管以慈禧為代表的保守派取消了變法期間光緒皇帝頒布的所有“新政”，恢復舊制，但事實上，已經沒有人可以阻止中國走上變革之路，變則生，不變則死，幾乎成為所有人的共識。19世紀末的這場思想風暴，甚至一直刮到20世紀70年代，攪動著中國的那一潭死水。據說，當時主政的胡耀邦就特別欣賞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二書》及《上清帝第三書》中反復說過的一句話：“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并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他在許多場合一再重復這句話，就是在倡導一種不懼風險，不顧個人安危，打破成規，奮起改革的精神。

近年來，圍繞康、梁在戊戌維新變法中的作用，可以說是眾聲喧嘩，意見紛呈。比較突出的看法有以下幾種：一種認為，康、梁在變法中的作用本來沒這么大，由于事后他們在講述這段歷史時將其作用不適當地夸大了，而且，很長時間以來，戊戌維新變法的研究者們多以他們提供的這些材料為依據，故而高估了他們的作用。另一種認為，康有為應該為戊戌變法的最終失敗負責，他的急躁、莽撞，乃至激進，是戊戌變法沒有成功的重要原因。還有一種意見，直接指向康的品性，指責他的狂妄、自負，造成了與其他改革勢力的離心離德，像張之洞這個群體，不僅不能與他合作，甚至給他拆臺，不愿意看到他的成功。再有一種看法更充滿戲劇性，據說慈禧原本并不反對變法，如果不是康有為處理不當，竟想要鼓動袁世凱兵變，圍慈禧于頤和園，慈禧是不會突然變臉，發動政變的。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這些說法、看法在坊間流傳甚廣，影響極大。這也恰恰說明了，在中國，只要是改革、變法，都很難為人所理解、所接受，不僅當初如此，百余年后，亦復如此。事實上，在清末那樣一個萬馬齊喑，萬喙息響的年代，康有為的舉動的確給人以石破天驚之感。要知道，清王朝對讀書人的管控是極嚴的，不能隨意談論政治，更不許隨意上書?？涤袨橐砸唤椴家?，打破士人不許問政的禁令，上書皇帝，要求改革政治，以救時危，是冒著殺頭乃至誅滅九族風險的。由此可見他的氣概和膽識，確有過人之處。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開篇就寫道：“自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以布衣伏闕上書，極陳外國相逼，中國危險之狀，并發俄人蠶食東方之陰謀，稱道日本變法致強之故事，請厘革積弊，修明內政，取法泰西，實行改革。當時舉京師之人，咸以康為病狂。大臣阻格，不為代達?？的藲w廣東開塾講學，以實學教授弟子?！?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也曾憶起康的這段經歷：“越三年，而康有為以布衣上書被放歸，舉國目為怪?！?/p>

這是康有為第一次上書時的情形，“舉國目為怪”，“咸以康為病狂”。而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一書》，又稱之為《國勢危蹙，祖陵奇變，請下詔罪己，及時圖治呈》，撰寫于光緒十四年（1888年）十月，他受到此前中法之戰福建水師戰敗的刺激，借出游北方之機，“以一諸生伏闕上書，極陳時局，請及時變法，以圖自強”。 在此次上書中，康氏“罔知忌諱”，“干冒宸嚴”（喻指皇帝），大膽揭露了清政府內政不修、國事敗壞、耽于安樂、兵弱財窮的現狀，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要求，并建議仿照漢朝議郎，設立訓政之官。在他看來，中國“自馬江敗后，國勢日蹙，中國發憤，只有此數年閑暇，及時變法，猶可支持，過此不治，后欲為之，外患日逼，勢無及矣”。

如果說這是康有為為清王朝敲響的警鐘，那么，很顯然，清王朝的統治者并未因此從昏睡中醒來。僅僅時隔六年，中國就遭遇了更加慘重的失敗，而這次竟然敗給了自己的鄰居，蕞爾小國日本。次年三月，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中國承認高麗獨立，并割讓臺灣及遼東半島，賠償白銀二萬萬兩。這件事給中國讀書人的刺激太大了，梁啟超說：“吾國四千余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后始也?！?這時，恰逢各省舉子云集北京，大約有五千人之多，都是前來參加國家會考的青年才俊，其中很多人都將是這個國家各方面的人才?？?、梁一直活躍在他們中間，鼓動“公車上書”，不遺余力。二人力陳變法圖存，痛下哀聲，很快成為兩顆迅速升空的政治新星，在眾多舉子中，脫穎而出，一鳴驚人。

康、梁歷來被人們說成是“公車上書”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他們自己也常常以此自居。而目前可以看到的研究成果則證明，在這件事上，康、梁的自述并非實事求是，他們不僅夸大了自己在其中的作用，也夸大了運動本身。這些學者指出，當時，各省公車多局限在本省人的圈子內活動，康、梁很難去發動和領導他們。而且，在康、梁的背后，也還有了解內幕的京官，向他們透露情報，策動他們上書;甚至還有更高層的官員在背后操縱他們。說白了，他們只是所謂“帝黨”的兩桿槍，由他們出面，鼓動學潮，干涉政府決策，從而將宮廷內部帝后兩黨的斗爭公開化、社會化，以社會輿論，即所謂“公論”，向李鴻章乃至整個“后黨”施加壓力。這些研究成果固然使我們看到了曾經被遮蔽的某些歷史真相，看到了康、梁故意夸大自身作用，修改歷史敘事以美化自己的一面，但同時也可能遮蔽歷史真相的“另一面”，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在將康、梁虛無化的過程中，這場運動之于思想史、文明史的價值和意義也被消解了。

事實上，在這場運動中，康、梁從未置身于事外。倒是一些過來人看到了這點“真相”，肯在其記述中將康、梁稱作“運動主持”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夏季，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在其所作《公車上書記序》中亦寫道：“中日和約十一款，全權大臣既畫押，電至京師，舉國嘩然，內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爭論。而聲勢最盛、言論最激者，莫如公車上書一事?！?他在這里所說，即康有為以一晝兩夜撰寫的《上清帝第二書》，后來被稱作《公車上書》。盡然此書最終未曾向都察院呈遞，但經過其弟子梁啟超、麥孟華的謄抄，并在各省舉子中廣為傳閱，使得康有為“非遷都不能拒和，非變法無以立國”的主張，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

一場聲勢浩大的“公車上書”像狂飆一樣橫掃北京上空，但很快也就歸于沉寂了。王公大臣們好像任何事情都沒發生過一樣，繼續著醉生夢死的日子，京城亦恢復了往日歌舞升平的景象?？凳系茏有烨冢ㄗ志悖┰凇赌虾Ｏ壬纳蠒s記》中就曾寫道：“和議既定，肉食袞袞，舉若無事;其一二稍有人心者，亦以為積弱至此，天運使然，無可如何，太息而已?！?但康有為沒有因此而氣餒，他選擇了繼續向皇帝和樞臣申述變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公車上書”之后的閏五月初，他便將《上清帝第三書》，又稱《請及時變法富國養民教士治兵呈》，遞交到都察院。此書是在《上清帝第二書》的基礎上改寫的，考慮到前一次上書未能呈遞上去，于是，他將前書中拒和、遷都、再戰的內容刪去，增加了富國、養民、教民、治兵，以及改革科舉、興辦教育、廣聚人才等內容，尤為重要的，是提出了設立“議郎”的建議：

伏乞特詔頒行海內，令士民公舉博古今、通中外、明政體、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縣，約十萬戶而舉一人，不論已仕未仕，皆得充選，因用漢制，名曰議郎?；噬祥_武英殿，廣懸圖書，俾輪班入直，以備顧問。并準其隨時請對，上駁詔書，下達民詞。凡內外興革大政，籌餉事宜，皆令會議，三占從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員，歲一更換，若民心推服，留者領班，著為定例，宣示天下。上廣皇上之圣聰，可坐一室而照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憂樂而忘公私。

在這里，康有為明確表達了興民權，抑君權的意愿和要求，以及他對西方議會民主制度的理解。他們這一代學者，所處恰逢新舊交替的時代，他們對西方的認識，首先基于自身的文化傳統，在他們看來，未來中國無非是傳統中國的延續罷了。所以，康有為要借漢制“議郎”來表達他變法改制的意圖，在他，只能這樣做，在光緒，恐怕也只有這樣才能理解康有為想要說什么。幸運的是，自光緒十四年（1888年）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康有為屢屢上書，只有這次，經都察院代為呈遞，很快呈現在光緒皇帝面前。有證據表明，在甲午戰敗之后，光緒憤于國勢危迫，民生日艱，急于博采眾論，變法更張，這一念頭就是看了康有為這篇充滿改革新思想的條陳產生的。于是，就在當月，光緒便頒布了著名的自強諭旨，發出了明確的改革信號。據梁啟超記述：“其年六月，翁（同龢）與皇上決議擬下詔敕十二道，布維新之令?！?同時，朝廷罷免了保守派孫毓汶、徐用儀兩人的官職。一時間，朝野上下都呈現出一派發憤為雄、力圖自強的氣象。

康有為的改革變法思想最“猛烈的宣傳運動者”，非梁啟超莫屬。對梁啟超來說，1895年的“公車上書”是一個轉折點。此前，他是萬木草堂的學長，康有為的大弟子，此后，他追隨康有為，辦報辦學，鼓吹變法維新，名重一時，甚至超過他的老師康有為。他作《變法通議》在《時務報》連載，“每一冊出，風行海內，自是談變法自強者，成為風氣”。 隨后受聘于湖南長沙時務學堂，為總教習，專門闡發康氏一家之學，直到戊戌政變，亡命日本，思想為之一變，才逐漸擺脫康氏思想的羈絆。

康有為是個頗為自負的人，他曾說過，其思想三十歲前已經完成。這種說法亦可看作康有為好為大言的證據?？涤袨樯?858年（咸豐八年戊午），其三十歲時應為1888年（光緒十四年戊子）。這一年，康有為以《上清帝第一書》而博得大名。離京前，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將廖平所作《今古學考》送給他，本意是勸他勿談國事，把興趣轉移到訓詁考據上來。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部書反而成全了他，居然讓他從這里找到了支持變法改革的歷史依據。大約兩三年后，他在《今古學考》的基礎上，先后完成了轟動朝野的兩部書《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這是康有為的變法主張從樸素的哀民生之艱、悼國事之危，向理論建構提升的一種標志。至此才能說，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期間的政治改革方案，是有理論依據的，這個理論就是經他改造的經今文學，其中包括孔子托古改制，尊孔子為文明教主，又倡《春秋》公羊學的三世說，強調歷史經據亂世、升平世、大同世而向前發展，破除了中國歷史上一貫的厚古薄今、古勝于今的觀念，取消了古人對于今人的典范作用，祖宗家法不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如果說康有為激進的話，那么，其政改方案的激進恰恰就來自其學術理念的激進。至于他的《新學偽經考》，質疑兩漢以來的經學主流，將兩千年來所奉行的“六經”皆稱為“新學偽經”，實際上是對整個古代文明的否定，表現為更加激進的思想面貌。有意思的是，雖然后來有些人認為戊戌變法的失敗是康氏的激進造成的，但戊戌政變之后的中國并沒有吸取激進的教訓，反而變得更加激進了。其中的原因也是耐人尋味的。

康有為的變法理論從一開始就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批評、質疑，乃至扼殺。清末著名經學家朱一新就曾寫信給他，逐條糾正他的錯誤。比如他說：“今更欲附會《春秋》改制之義，恐穿鑿在所不免?！彼囊馑际窍敫嬖V康有為，漢代所說的改制，是指禮儀方面的改革，所依據的《王制》，也是漢儒后來得到的，應該說是“王制摭及公羊，非公羊本于王制”。至于《論語》、“六經”，以及諸子，更不能全用“公羊家法”來解釋，他說得很肯定：“近儒乃推此義以說群經，遂至典章、制度、輿地、人物之灼然可據者，亦視為莊、列寓言，恣意顛倒，殆同戲劇，從古無此治經之法?！彼葹閾牡氖?，康有為如此推重“公羊”，只講“張三世”，“通三統”，不講“異內外”，是很危險的，“且將援儒入墨，用夷變夏，而不自知”。

朱一新獨具慧眼，他確實看得很準，然而康有為要的就是“用夷變夏”呀！美國漢學家列文森在其名著《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便肯定了康有為作為歷史開創者的貢獻，他說：“康有為采用了這些觀點，是為了改革儒學，使儒學與近代的改革實踐相結合，并付諸行動，從而為權威的儒學提供了最后一次服務于近代中國政治的機會?！?但是，以捍衛學術正統，維護現有體制自任的人，絕不可能像朱一新這樣，書生氣十足地與他討論問題，客氣的如翁同龢，會稱他“說經家一野狐”，表示“驚詫不已”。而在那些頑固守舊的人看來，康有為這樣做就是欺師滅祖，大逆不道，非圣無法，惑世誣民，不除之不足以穩定人心，統一思想。就在《新學偽經考》問世不久，一個叫余聯沅的人就上了彈劾康有為的奏章，要求將此書立即銷毀，并警告各地書院生徒及所屬士子，不要被康有為所迷惑。至于康有為這個人如何處置，則請皇帝自己拿主意。光緒當日就給兩廣總督李瀚章發出一份措辭嚴厲的諭旨，讓他查明情況，如果該書確系離經叛道，就當即銷毀，對康有為，則放了一馬。

實際上，從甲午到戊戌，康、梁在為變法維新四處奔走的過程中，受到各種勢力的圍攻、詆毀、誣陷、謾罵，可謂數不勝數，從未斷絕。張之洞是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圍繞他身邊的梁鼎芬等人，都對康、梁采取極端敵視的態度，其中原委固有學術上的分歧，張之洞對康的獨尊公羊，托古改制，以孔子為文明教主，用孔子紀年，都是難以認同的;但他很少做學術上的辯難和商榷，而是直接對康的學說做政治理念的解讀和政治企圖的判斷，上綱上線，認為康有謀反之嫌，保中國不保大清。這怕是一種誅心之論，欲陷康、梁于險境也。而欲置康、梁于死地的，還有湖南的葉德輝之流，他要捍衛綱常名教，自然視康、梁為洪水猛獸，必欲除之而后快，直到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康、梁，等于是拉開了戊戌政變的序幕。

應當看到，當年，無論是仇視康、梁者，反對康、梁者，還是支持康、梁者，擁護康、梁者，沒有不把他們視為戊戌維新變法主謀的。而這恰恰說明，沒有他們的努力，戊戌的歷史或當改寫，中國人思想解放的進程也當別論。由于戊戌變法在政治改革上的失敗，今天有些人責備康有為，認為是他在政治上的幼稚、魯莽、任性，以及思想上的偏執、激進、固執造成的;也有人借口康、梁曾說了一些假話，或為“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 進而懷疑他們在戊戌維新變法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樣做其實是把歷史看得太簡單了，而且有庸俗化的嫌疑。近來，頗有人在貶低康、梁的同時，而為張之洞張目，認為在康、梁變法之外，另有一變法的穩健派在，并以張之洞為代表。又借陳寅恪所言，辯稱戊戌變法在當時“蓋有不同之二源”，如果不是光緒皇帝受了康有為的蠱惑，未能采納如張之洞等封疆大吏的主張，戊戌變法也許不會失敗。不說歷史不能假設，即使陳寅恪所言，也并非引述者所理解的意思。這段話出于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后》一文，他是這么說的：

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咸豐之世，先祖亦應進士舉，居京師。親見圓明園干霄之火，痛哭南歸。其后治軍治民，益知中國舊法之不可不變。后交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極相傾服，許為孤忠閎識。先君亦從郭公論文論學，而郭公者，亦頌美西法，當時士大夫目為漢奸國賊，群欲得殺之而甘心者也。至南?？迪壬谓裎墓蛑畬W，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其與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據是可知余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陳寅恪在這里說得很明白，既劃清了與康有為的界限，也表明了家學淵源是在郭嵩燾這一脈，與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觀念自然不同。且不談他的改革變法究竟如何，其人品也是很差的，戊戌政變發生的第二天，即八月初七日，張之洞在得到慈禧再度歸政的消息后，馬上致電大學士孫家鼐：“梁乃康死黨，為害尤烈?！甭渚率绱?，也算少見了。難怪孫寶瑄要在戊戌年九月二十四日記中記下這樣一筆：

微陰，枚叔過談。今日中國之反覆小人陰險巧詐者，莫如兩湖總督張之洞為甚。民受其殃，君受其欺，士大夫受其愚，已非一日。自新舊黨相爭，其人之罪狀始漸敗露，向之極口推重者，皆失所望，甚矣，人之難知也。

多年來，人們對康、梁的曲解、誤解是根深蒂固的，解決這個問題，不僅有待于新的史料的發現，更有賴于歷史觀的改變。公正地對待一個歷史人物，有時真的很不容易。梁啟超在談到他的老師康有為時就曾指出，世界上有“應時之人物”，亦有“先時之人物”，“應時人物者，時勢所造之英雄;先時之人物，造時勢之英雄也”。他還說，康有為就是一位“先時之人物”，“凡先時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熱誠，三曰膽氣”，康先生全都具備，“若其理想之宏遠照千載，其熱誠之深厚貫七札，其膽氣之雄偉橫一世，則并時之人，未見其比者。先生在今日，誠為舉國之所嫉視;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紀新中國史者，吾知其開卷第一葉，必稱述先生之精神世界，以為社會原動力之所自始”。值戊戌變法120周年之際，我們重溫梁啟超的這段話，也許不是無益的。

（選自《抉擇：鼎革之際的歷史與人》/解璽璋 著/天地出版社/ 2020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