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姐妹是一家

追溯歷史與“名從主人”

中國獨一無二的民族識別，除了靈活運用斯大林提出的四個特征，還需要對民族歷史、族源、信仰、民族名稱等進行追溯和研究。民族歷史作為識別依據，最突出的例子便是費孝通對貴州穿青人的識別。

費孝通1935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研究生院社會學人類學系，后在英國師從馬林諾斯基完成博士學業。1935年，費孝通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深入廣西大瑤山進行民族調查，因在瑤山迷路，王同惠身亡，費孝通受傷。遭受如此打擊，費孝通仍堅持走遍了中國廣大的民族地區。1950年費孝通率中央民族訪問團到貴州時，了解到貴州自報民族30多個，其中有10多個在語言和生活方式上與漢族基本相同，但要求獲批少數民族身份。這10多個自報民族中，人數最多的就是居住在貴州西北部的穿青人，約有20多萬人。1955年，為了弄清楚他們到底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中央民委派時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的費孝通、教授王靜如和講師宋蜀華等到貴州進行了實地調查。

穿青人認為自己是少數民族的一個主要理由是，他們過去使用一種和當地漢人不同的語言，叫“老輩子話”。費孝通等人的工作，自然首先從語言調查分析入手，結果發現只有少數人會說“老輩子話”，這種語言實際是漢語的一種方言，它確實和貴州通行的漢語不同，但和江西、湖北、湖南早期通行的漢語方言有淵源。

不過，“老輩子話”屬于漢語方言，并不能就此斷定穿青人是漢族的一部分，因為使用漢語的并不一定就是漢族。于是，費孝通等研究了穿青人在貴州地區的歷史。原來，明代朱元璋派遣軍隊南征元朝在云南的殘余勢力時，經過貴州，隨后在貴州的許多據點屯田駐軍。從那時起就有許多從內地遷入貴州的移民，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江西被強迫隨軍服役而遷來的漢人。這些漢人社會身份低，不得不給當地彝族當佃戶，受剝削，但他們的經濟文化也沒有被彝族同化，后來多定居在鄉間。和這批移民差不多同時或更晚，又不斷有外來做官或經商的漢人在此地落籍，他們大多住在城鎮街場，經濟、政治條件相對優越。如此，這個地區就有了兩部分漢人，早期遷來的被稱為“穿青”，后者被稱為“穿藍”，而當地少數民族則叫穿青人為“窮漢人”“當里民的漢人”等。新中國成立前，兩者彼此對立，“穿藍”看不起曾是彝族佃戶的“穿青”。

歷史事實證明，穿青人原是漢人的一部分，進入貴州后也沒有和漢族隔離，沒有獨立發展成一個民族。據此，費孝通等認為穿青人不是少數民族。

前文提到的海南苗族，也是通過追溯歷史發現，他們原是400年前從廣西十萬大山遷來的瑤族，同樣是由于歷史原因，他們到海南后更認同自己是苗族。

最后如何認定他們的民族成分？這就不得不提我國民族識別工作遵循的另一個主要原則——“名從主人”?！巴ㄋ椎刂v，就是要尊重少數民族的意愿，民族名稱不是政府行政命令強制的，而是由本民族自愿決定?！彼魑那褰忉屨f?？紤]到不影響各民族團結，且海南苗族自己意愿強烈，最后就把他們正式認定為了苗族。

除了海南苗族，許多其他少數民族的族稱，都是根據“名從主人”原則確定的。索文清說：“1953年中央派出畬民識別調查小組之后，施聯朱先生等就基本確定了畬民是單一少數民族，但是關于畬民的族稱一直有爭議，直到1956年得到畬族人民的同意才正式被確認?！睂Υ?，曾在浙江省民族事務處工作的畬族干部雷關賢回憶：“既然是一個民族定族稱的大事，就需要得到本民族特別是本民族的上層人士的理解支持和擁護……1956年10月15日至20日召開了省第一次少數民族代表座談會，還邀請了部分專家學者和有關人士參加……通過這次座談會，統一了大家的認識，一致同意‘畬族為族稱?！?/p>

又如，東北原有“索倫人”“通古斯人”和“雅庫特人”三個族體，調查后發現“索倫”“通古斯”和“雅庫特”都是他稱，這三部分人的自稱其實都是“鄂溫克”， 因此將他們統一認定為鄂溫克族。

此外，為了消除歷史上遺留的對少數民族侮辱性的用語，尊重少數民族大多數人的意愿，國家還在大規模的民族識別結束后，陸續更改了一些少數民族的族稱。比如，1963年將卡佤族中具有奴隸之意的“卡”字去掉，正式定名為佤族?！百住弊钟衅腿酥?，1965年10月，周恩來總理提議，把僮族的“僮”字改為強壯的“壯”，這個提議得到了廣大壯族人民的贊同，于是正式將僮族改名為壯族。

潘光旦與土家族

費孝通在《關于我國民族的識別問題》一文中，將民族識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劃清哪些要識別的單位是漢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數民族”;第二，“如果是少數民族，他們是單一民族還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比绻f費孝通對穿青人的認定是第一個階段的經典個案，那么他的老師潘光旦先生對土家族的確認，則是單一少數民族認定的典范。

1950年“苗族代表”田心桃第一次提出自己是土家族，1951年中南民族訪問團再次遇到土家的問題，1952年下半年，田心桃與土家干部彭泊以及中南民院的五位土家學員聯名上書黨中央，又一次要求確認土家族為單一民族。同年12月，中南民委研究室派人進行了土家族的實地調查，向中央提交了《土家族調查報告》。此時，中央尚未正式開始民族識別，但土家人士的上書和中南民委研究室的報告引起了中央的重視，當即組織專家學者對土家問題展開研究。1953年3月，擔任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中南民族研究室主任的潘光旦先生，義不容辭地肩負起了這一任務。

潘光旦曾在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學習多年，具有深厚的國學根基，與葉企孫、陳寅恪、梅貽琦并稱為清華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又于1922年留學美國，接受了西方社會科學的系統訓練，可謂學貫中西。接受任務后，潘光旦計劃親自去土家地區開展田野調查?？上?，由于他早年讀書時練習跳高不慎摔傷了右腿，后被感染不得不截肢，從此落下殘疾，考慮到他行動不便，中央統戰部沒有批準他參加實地調研。于是，潘光旦派研究室的汪明瑀等深入湘西考察，完成了《湘西土家概況》的調查報告;又組織語言學家王靜如據調查材料分析土家語言，寫下了《關于湘西土家語言的初步意見》。

潘光旦自己去不了湘西，就利用文獻研究土家歷史。他通讀了《二十四史》，把其中有關少數民族活動的記載一一標出，分類抄錄，寫成了大量卡片。這項工作并不容易，歷史上對少數民族的記載極少，專門對土家的記載更少，從浩如煙海的史籍中選摘相關資料，也只有潘光旦這樣功底深厚的學者才能勝任。曾與他共事的民族學者鄧銳齡回憶，潘先生“讀的是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紙上油墨過濃，因眼力極衰弱，必須把書端在手上，眼睛湊到紙上才能逐行讀下去……他偶一抬頭，則可見鼻端上粘住了一層黑彩，顯出非常奇特的樣子……”埋首書齋數載，1955年，潘光旦終于寫下了長達13萬字的《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一文，用大量史料、確鑿論據闡明：土家是古代巴人一支的后裔，是單一少數民族。

索文清告訴記者，這一結論在學術界可謂“一錘定音”，迄今仍是土家研究領域中的共識?？墒?，湖南省委的個別同志堅持認為土家人已經漢化，沒有共同地域，土家語只是一種方言，認為他們不是少數民族而是漢族的一部分。因此，湘西土家問題在行政層面仍然沒有得到解決，而土家群眾和各界人士的呼聲也沒有停止。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56年3月，中央民委、中央監委、人民檢察院、人民日報社、北京日報社等單位收到要求確定土家族民族成分、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上書和信函64件。中央決定對土家族地區再進行一次考察論證。

這一次，一直希望親赴土家地區進行實踐調查的潘光旦終于如愿。1956年5月下旬至6月底，潘光旦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與北京大學教授向達一起，對湖南省西北角的土家地區進行了調查研究。潘光旦平時都是拄著拐杖走路，為了搞清楚土家人最真實的情況，他拄著拐杖走遍了湘西崇山峻嶺間的永順、保靖、龍山和鄂西來鳳等土家人聚居區，道路實在崎嶇難行的，就坐滑竿上山。田心桃曾撰文追憶她得知潘光旦教授要來湘西調查時的心情：“我聞后很感動，因為潘教授……行動不便，我的家鄉在大山區，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身體健壯的年輕人爬山下山時，還不能穿草鞋，走路時，腳指頭還要勾著鉆入泥內，手還要盤著樹才敢走……”

42天的艱難行程中，潘光旦聽取了16次關于土家的匯報，進行了5次小型座談，11次個別談話。此外，他在路上碰到土家人就積極交談，轎工、船工、食宿休息的飯店客店主人，甚至村子里趕集的村民、山坡上放牛的百姓、路邊上下學的小學生，都成了他的訪談對象。

歷盡艱辛，潘光旦終于掌握了詳盡的一手資料，他在《訪問湘西北“土家”報告》中談了幾點關鍵的調查所得：

湘、鄂、川、黔四省的“土家”總人口遠不止三四十萬人，其聚居程度“比我以前所了解的為高，龍山人口26萬中15萬即五分之三是‘土家……”

土家有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化，如過趕年、信奉“土老司”、跳擺手舞、織“土家鋪蓋”等。

土家人有自己獨特的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接近彝語支的語言?！熬臀覀兯佑|到的部分地方首長和土家干部所談，一般土家人中，60%以上都會說土家語，在土家人聚居最密集的區域里，會說土家語的則占90%以上?！?/p>

尤為重要的是土家人的自稱和民族意識。各地的土家人均自稱“比茲卡”，只是方音上有細微差別。自稱的存在與堅持說明，“用到這自稱的人不可能是苗族，附近的苗族大都自稱為‘果雄。更不可能是漢族的一部分，歷史上從沒發現過用兩個音綴或三個音綴自稱的任何漢族群體?！蓖良胰说拿褡逡庾R強烈，均要求黨和政府早日肯定土家的民族成分。

根據以上情況，潘光旦認定“無論從民族理論、民族政策、客觀條件、主觀要求等方面的哪一方面來說，土家應該被接受為一個兄弟民族”。

1956年6月，中央又派出了以時任國家民委副主任的謝鶴籌為組長的土家識別調查五人小組。五人小組沿著潘光旦走過的路線再次詳細調查了3個月，隨后在湖南省委召集的匯報會上，與持反對意見的同志面對面辯論、探討，終于達成了“確定土家族為單一少數民族”的共識。緊接著，湖南省委上報中央，國務院正式批準、公布。一場持續6年之久的土家族識別調查與爭論，至此得以解決。

最后被確認的基諾族

1956年底，隨著土家族、畬族的確認，中國民族大家庭的成員已經有了52個少數民族，加上漢族一共是53個民族。至此，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時自報登記的400多個族體的識別基本完成了。

此后，民族工作的重點從民族識別轉入到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這項工作始于1956年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他說，我國的少數民族地區處于各種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從原始社會到封建制都有，是一部活的社會發展史，要趕快組織調查，“搶救落后”，把少數民族地區這些社會歷史狀況如實記錄下來。于是，負責此次大調查的全國人大民委于1956年組織了8個調查組，1958年又增設了8個，16個調查組涵蓋了全國大部分少數民族居住的省區。參加調查的人員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機關干部、高等院校師生以及社會科學研究者，人數最多時達到1000多人。

中國最后一個被國家確認的少數民族是基諾族，其主要識別者杜玉亭就在這1000多人之中。1958年，從云南大學歷史系畢業的杜玉亭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民族研究所工作，但他報到的地點卻是位于昆明的云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接受的第一項任務即是對基諾人進行調查。

基諾人居住在云南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景洪縣基諾山，自稱“基諾”，古稱“攸樂”。早在1951年，西南民族訪問團就曾到基諾山的巴亞寨訪問。1954年，云南省也派人到基諾山進行過調查、宣傳工作。不過，基諾人一直被認為是彝族的一個分支，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的云南民族識別組由于任務重，識別人員有限，也沒有顧及基諾人。

1958年11月至12月，杜玉亭背著行李去了兩次基諾山，每次在山上一住就是十幾天，與基諾人同吃同住同勞動。第二次上山時，調查組派了彝族歌手金國富與杜玉亭同行。根據金國富提供的200個詞匯，兩人把彝語和基諾語對照后發現，二者在最基本的詞匯方面有一些相同，多數詞匯不同?；Z人獨特的風俗也給杜玉亭留下了深刻印象，許多年后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回憶：“他們的墓地就像另外一個村寨，生者每天都要給死者送飯，年底舉行儀式后，才把死者送走?！痹谡{查報告中，杜玉亭寫下了這些情況，不過，當時大部分學者的意見還是基諾人不作為單一民族確立。

與基諾人短暫相遇后，杜玉亭很快投入到其他工作中，在全國展開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僅持續到1964年。隨后，民族工作幾乎停滯了十多年。這段時期，西藏的門巴族和珞巴族分別于1964年、1965年被確認為單一的少數民族，而基諾人的識別，一直到1977年才迎來轉機。

當時，杜玉亭已被調到云南大學歷史研究所工作。一天，四川民族研究所突然邀請他參加《涼山彝族奴隸制社會》一書的編寫。一直沒有忘記基諾人的杜玉亭當即告訴對方，基諾人的識別對涼山彝族奴隸制研究具有重要學術價值，雙方一拍即合，在征得黨政部門支持后組成了“基諾人民族識別組”，就這樣，杜玉亭第三次來到了基諾山。

識別組共有20余名成員，包括四川、云南及北京的民族學、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宗教學等領域的學者。集體調查后得出結論，基諾人的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語法結構接近彝語支、緬語支，但在語音、詞匯、語法上有自己的特點;基諾人受漢、傣文化的影響，但仍然保有許多自己的特點，如村寨中有寨老、寨母等古老氏族長老，保留了對偶婚和群婚殘余的一夫一妻制小家庭，有共耕習慣等，因而認定基諾人為單一少數民族。

1977年12月3日，杜玉亭完成了經基諾代表人物認同的最終識別報告。第二年初，報告送至云南省民委，再報中央。1979年6月6日，國務院正式發布公告確認基諾族為單一少數民族。如此，杜玉亭心中20余年的遺憾終于得以彌補，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也正式有了第56個兄弟。

1990年，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正式確認中國共有55個少數民族，加上漢族，共56個民族。就全國整體而言，中國56個民族的格局基本確立。

此外，在歷次民族識別工作中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 未識別民族，他們是指民族身份尚未得到正式確認，或已被認定為其他民族支系但尚存爭議的群體。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中國有未識別民族人口640101人。

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各個民族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 中華民族。其中的每一個中華兒女，都是民族大家庭的兄弟姐妹。

（選自《北京日報》2019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