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摩斯”是如何來到中國的

魏艷　徐蓓

偵探小說是一種誕生于西方19世紀的文學樣式?！案柲λ埂笔窃趺磥淼街袊?？偵探小說是如何風靡一時的？請聽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魏艷在“一席”演講上講述這段有趣的歷史。

從“安樂椅偵探”到“硬漢派偵探”

與其他文體相比，偵探小說其實是一種現代發明。它的前身是哥特小說，比如吸血鬼系列小說。哥特小說的一個特點是常常渲染一些不可思議的現象或者某種怪物。

隨著19世紀現代科學的發展，測謊儀、指紋鑒定在法醫學中被廣泛應用，攝影術也越來越成熟。人們發現這些不可思議的事物其實是可以被解釋的，“偵探”的角色隨之誕生。偵探往往代表著能夠解釋現代科學現象和理念的權威人士。

在偵探小說史中，可以看到不同類型偵探的演變。早期的偵探，比如福爾摩斯，屬于“安樂椅偵探”。之所以稱他們為“安樂椅偵探”，是因為他們搜集到證據以后，基本上就坐在書房里進行理性推理。比如美國作家愛倫·坡寫過一個短篇叫《瑪麗之死》，整個故事中，大偵探杜邦都是坐在書房里，每天靠讀報紙連載來推測誰是真正的兇手。

“安樂椅偵探”生活在維多利亞時代，所以他們的世界觀比較樂觀，認為只要制服一兩個罪犯，整個社會的秩序就會恢復原樣。到了20世紀四五十年代，硬漢派偵探小說流行起來。當時，正處在“二戰”時期，人們對世界的看法比較悲觀，整個硬漢派偵探小說的基調也充滿了懷疑主義?！坝矟h派偵探”和“安樂椅偵探”不同，他們身手敏捷，會使用槍械。但犯罪者也“升級”為跨國團伙，只制服一兩個罪犯是遠遠不夠的。

被公案故事化的“呵爾唔斯”

偵探小說第一次來到中國是在1896年。當時，梁啟超主編的《時務報》為了向中國人介紹西方的法律和習俗，在一年時間里刊載了4篇有關福爾摩斯的短篇小說。當時，福爾摩斯的名字被翻譯成“呵爾唔斯”。

然而，當時中國的讀者從來沒讀過偵探小說，他們對于犯罪文學的認識僅僅停留在包公案等古代公案上。所以，為了遷就讀者的閱讀習慣，翻譯者把福爾摩斯的故事按照古代公案故事的模式做了一些修改。

那么，古代公案故事有什么特點呢？以包公案中的《烏盆記》為例。故事說的是一個叫李浩的商人，回家路上投宿在一個小旅店里，被人謀財害命。他的骨灰被燒成了一個烏盆，賣給了老漢王某，老漢把它當尿盆用。晚上，老漢起來解手的時候，烏盆突然大聲說話，李浩的鬼魂現身，請王某向包大人喊冤。在包公的幫助下，商人沉冤得雪，兇犯被抓獲，以狗頭鍘處死。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傳統公案小說有幾個特點。首先，犯人往往在故事的開頭就出現了，而且整個犯罪過程一目了然。其次，斷案者往往是在故事的中間出場的，他獲得線索的方法經常是鬼魂現身、器物說話或者是做了一個奇怪的夢，這與西方偵探小說中偵探通過探訪證人、收集各種證據來尋找兇手很不一樣。

另一個不同點是，西方偵探小說的結尾往往是一群人在一個屋子里，推理整個案件，公布真兇和真相;但中國公案小說往往還有一個尾聲，就是一定要將兇手繩之以法。

這些不同之處，其實反映了中國公案小說和西方偵探小說不同的價值取向。西方偵探小說更強調智力上的挑戰，所以它會提供一定線索，以供書中的偵探和書外的讀者同時參與，推斷出誰是兇手。而中國公案小說并不在乎犯罪過程，而是更在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以及官員能不能秉公執法等等。

當時《時務報》上刊登的“呵爾唔斯”小說，其中有一篇被譯成《繼父誑女破案》?！罢N”是欺騙的意思。從標題中可以看出，這個故事已經“劇透”了。

“福爾摩斯”第一次在中國小說里出現

晚清時期，西方偵探小說在中國非常流行。有學者曾經統計，那個時候大概一共翻譯了1000余部西方小說，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偵探小說。

為什么晚清讀者喜歡讀西方偵探小說呢？

一些讀者被小說中的新奇事物所吸引。比如，福爾摩斯外出取證，他有時候是坐地鐵去的—— 當時的倫敦已經有地鐵了。還有，福爾摩斯在探訪證人的時候，有的證人在讀《泰晤士報》，有的證人在看天文望遠鏡，這些都是當時比較新鮮的事物。而法國的偵探小說里，還有對化裝舞會的描寫，晚清的讀者自然覺得十分新奇。

還有一些讀者被西方偵探小說中的懸念所吸引。一些知識分子覺得，西方偵探小說里那種理性的、講求證據的破案方法，與中國古代的斷案方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由于西方偵探小說在當時十分流行，它影響或者說刺激了很多中國文人，使他們不自覺地將西方的偵探小說元素融入傳統的中國小說，創作出了一些有本土特色的偵探小說。

劉鶚的《老殘游記》就是其中之一。劉鶚是晚清有名的小說家?！独蠚堄斡洝分v一個叫老殘的江湖游醫在義和團運動結束后去山東各地游覽時看到的各種景象。這本書的體裁比較雜，其中一部分是游記，一部分是小說，還帶有公案和偵探小說的元素。

這本書的第十五回到第二十回，講了一個案子。說的是有一家13口人，吃了含砒霜的月餅后不省人事。因為月餅是他家的媳婦買的，所以她成了唯一的犯罪嫌疑人。當時審案的官員對她嚴刑逼供，但她堅決不認罪，于是老殘自告奮勇來審這個案子。

在書里，老殘被稱為“福爾摩斯”，這可能是“福爾摩斯”這個詞第一次在中國小說里出現。老殘按照西方偵探的推斷方法抓獲了兇手。但故事并沒有結束。老殘在抓獲兇手后發現，這13口人原來并沒有死，他們只是在沉睡。于是，老殘經過千辛萬苦，在華山的一個山洞里找到了一種叫“返魂香”的解藥，最終使全家人醒了過來。這個情節與西方偵探小說只是單純的破案有很大的不同。

按照西方偵探形象塑造的中國判官

晚清有名的翻譯家林紓曾經翻譯過一些偵探小說，包括福爾摩斯的故事。這可能給了他一些靈感，他嘗試把西方偵探小說和中國公案小說結合在一起。

1907年，他寫了《冤海靈光》這部書。他自己說，這部書講的是一個真實的案件。晚清同治年間，福建發生了一樁惡女人謀殺親夫的案件。這個惡女人游氏的家族在當地很有勢力，游氏死不認罪，審案的陸公頂住了巨大的壓力，才讓她伏法。

在這個故事里，林紓仿照理想中的西方偵探塑造了判官陸公的形象。陸公斷案時察言觀色，很少用刑，這正是林紓心目中理想的判官形象?！对┖ｌ`光》里有一個情節：陸公在廟里做了一個夢。但是與傳統的公案小說不一樣的是，他夢醒后想：是不是白天想得太多，晚上才會有這樣的夢，我會不會錯怪了別人？陸公這樣的懷疑主義精神，在古代的公案小說里其實是沒有的，它更接近于西方的偵探小說。

林紓在故事里寫道，盡管陸公很少用刑，但是按照古代的刑訊規定，一定要有犯人的口供才可以結案。而這個兇手游氏就是死不認罪，怎么辦呢？最后，陸公也沒有辦法，只好聽從幕僚的建議，用酷刑讓游氏認罪。

因此，這個故事其實很微妙。它反映了當時中國的作家雖然很想模仿西方的偵探小說，但是在晚清的現實面前，即使是最理想的偵探形象也會碰壁。

“中國福爾摩斯”狄仁杰的誕生

在西方人的眼里，狄仁杰是最知名的一位中國神探，有“中國福爾摩斯”之稱。狄仁杰的故事是怎么傳到國外去的呢？其實，它的幕后推手是荷蘭外交家、漢學家和小說家高羅佩。

高羅佩這個人很有意思，他雖然是荷蘭人，但他從小生長在荷蘭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亞，因此對東方文化很感興趣，他最大的夢想就是做一個古代的中國人。

20世紀30年代，高羅佩在日本讀到小說《武則天四大奇案》。這是一部清末的公案小說，是現存的唯一記錄狄仁杰斷案過程的古代小說。

高羅佩讀了小說以后，非常喜歡。他覺得這部小說沒有太多迷信內容，相反其中有一些懸念比較接近于西方偵探小說的思路。因此，他在1949年把這部小說翻譯成英文，自費出版了2000冊，銷路非常好。這激勵了高羅佩開始創作狄仁杰斷案系列。

他的創作思路是從中國古代的公案小說中尋找素材，描寫狄仁杰和他的4個助手一起偵破案件的過程。那時，狄仁杰的助手中還沒有李元芳，4個助手都來自《武則天四大奇案》中的人物設定。

一開始，高羅佩只想創作一兩本小說，激發更多的中日作家一起來創作類似的小說。但是沒有人理會他的想法，高羅佩只好自己寫了下去。在接下來的18年間，他一共寫了14部中篇小說和8部短篇小說，形成了完整的狄仁杰斷案系列。

狄仁杰斷案其實是一個“現代發明”

我們印象中的偵探小說，其中的線索、推理一般都是通過現代科技來體現的，比如利用交通工具產生時間差等等。但是，高羅佩在狄仁杰斷案里反其道而行之，在古代中國社會中尋找素材。

高羅佩是一位資深漢學家，他尤其喜歡研究一些冷門的領域，而且五花八門。比如，他擅長中國的古琴，他的博士論文寫的是古代一種馬匹的歷史，他還通過研究發現中國古代的很多文人都豢養長臂猿。

因此，他在寫狄仁杰斷案小說的時候，融入了自己對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的興趣，幾乎每部小說都以古代器物作為貫穿全書的主題或破案的線索，比如屏風、古典漆盒、棋譜、八卦圖、瓷瓶、七巧板等。在一個故事中，受害人臨死之前用七巧板拼出一只貓的形狀，來暗示罪犯的身份。

高羅佩早期作品《迷宮案》里有3個案子，其中一個與迷宮有關。這個故事的素材選自“三言二拍”，講的是一個官員年老還鄉后，把自家的后花園改造成一個迷宮。為防長子獨吞家產，他把遺囑藏在后花園的一個亭子里，然后把這個迷宮的地圖交給了他的妻子。這個迷宮的設計并不是高羅佩的原創，而是來自一部有關香爐制作的中國古書《印香圖稿》。高羅佩選了《印香圖稿》中“虛空樓閣”的樣式，把“虛空樓閣”4個字的古篆體隱藏在迷宮中。

為什么一個年老的官員會設計這樣一個“虛空樓閣”呢？在故事的最后，高羅佩借狄仁杰的口感嘆道：“足見倪公引退之后，寄心玄冥，感到塵世紛紛，都不過是一些虛幻而已?！笨梢?，高羅佩并不是隨意選擇中國古代的文化元素，而是精心設計的。

高羅佩的狄仁杰斷案系列寫成以后，在西方社會獲得了很大的成功。著名的偵探小說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稱贊這套書充滿了少見的魅力與新鮮感。高羅佩的狄仁杰斷案系列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在全世界發行，如今還有很多專門介紹這部作品的網站。小說還多次被拍成電影、電視劇，很多都是由外國人主演的。

20世紀80年代，高羅佩的狄仁杰斷案系列終于被翻譯成中文，回到了它最初創作起源的地方。這套書的譯者是兩位外交官陳來元和胡明，他們高超的翻譯使得中國讀者讀起這套書來沒有任何文化障礙，反而以為狄仁杰斷案系列故事早在中國古代就有了。

其實，這是一個錯覺，狄仁杰斷案故事是一個“現代發明”。

（選自《解放日報》2020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