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如何觸碰旅游
——一種文化轉型視角下鄉村振興人類學的新發展

趙旭東

（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北京 100872）

中國鄉村曾經被研究者理解為一種封閉的而不與外界相溝通的世界，它是自給自足的，因此是缺少一種開放性的。這種片面理解在當下中國日益興起的鄉村旅游，也就是在城市之人閑暇時間遠足到城郊鄉村之中去的那種極為熱烈的激情中被徹底的顛覆掉了。換言之，鄉村中國從來都不是封閉的，它隨時都是開放著的，而且是向任何的有益于其自身發展的向度和空間敞開著并開放著的，它甚至比城市的任何一處空間都更為開放。這樣一種鄉村的敞開性和開放性，根本上是基于一種城鄉之間的相互觸碰機制而展開的，由此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新舊鄉村的轉變和自身的發展，在這方面，鄉土中國觸碰到的鄉土旅游將會是一次人類學家觀察中國社會與文化轉型的難得機會和場域空間。

一、城鄉互依與城鄉之擺

從傳統意義上而言，基于村莊的鄉土景觀是一種相對靜態的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展現。人黏在土地上，受到了土地的束縛。①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開篇的一段話是對中國基層社會結構的總體性判斷：“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眳⒁娰M孝通：《鄉土中國》，北京時代華文書局出版，2018年，第1頁。但同時，鄉土生活又并非是單一性的，至少鄉土經濟并非完全是憑靠土地的收成，去營造一種純粹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在中國鄉土生活的世界之中，真正存在著的是一種農工相輔的生計和生活，而在這生計和生活的背后，一種“不饑不寒的小康”便是其作為核心價值的鄉土生活的理想追求。②費孝通在《鄉土重建》一書中專門提到了“黎民不饑不寒的小康水平”這個話題，這個話題種在鄉村的農工相輔的混合性的鄉土重建，他為此打了一個比方，用它研究的江村作為范例：“假如江村的農民都是自耕農，他們單靠現有的土地也足以達到‘不饑不寒’的水準了。六一·六蒲式耳米等值的收獲可以經常支出二0·三蒲式耳的吃米，二0·三蒲式耳米等值的農業投資。另外還有十二·九蒲式耳米作其他特殊費用的準備——這正是我所說的‘小康水準’?！眳⒁娰M孝通：《鄉土重建》，觀察社出版，1948年，第81頁。

而從鄉土生活去看城市生活，那只是一種并非勞作于農田之上的人們閑居消費之地，他們的根還是植入在各自所歸屬的鄉土之中的，因為有這樣的一種“根”的意識，這個文化里就會不遺余力地塑造出一種不斷要去固化“落葉歸根”景況的那種回歸鄉土社會生活的美好想象，由此而保證了一種“生于斯，長于斯”，最后又能夠“回歸于斯”的生命循環。因此，應該清楚的是，城鄉之間并不是相互分離開的，而是相互可以依賴和關聯在一起的。

在這一點上，首先便是鄉離不開城，否則，鄉土生活之中大量的物產以及農閑時期手工勞作之物便無法真正得到更多城市之人的使用、消費，乃至于消耗或侈靡地耗費掉［1］。與此同時，城也為鄉村人口提供了各種非農的工作機會以及農業之外的經濟收入，即農民所謂的“閑錢”收入。反過來，城也離不開鄉，城是依賴于鄉而存在的，城市之人的生活基礎必然要建立在一種鄉村的資源供應之上。同時，鄉土之民在農閑之時成群結隊地往城里去，無形之中又給城市的發展帶去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支撐起完全落戶于城市之人的日常生活、生產和消費。與此同時，在今天而言，更為重要的則是，城市充裕而剩余下來的經濟、社會與文化資源，都會通過一種“下鄉”的方式而進入到鄉土之地的農村社區，在那里得到了一種吸收、轉化以及自我提升。

因此，可以進一步去設想，在城鄉之間，要想有一種合乎秩序的交流存在，必然是有著某一種類似鐘擺擺動的交流形態，即在擺動之中的一種動態平衡體系的存在，這可以用來暗指那種城鄉交流的往復運動。③人類學中有關社會結構動態平衡的鐘擺模式最為著名者便是利奇有關上緬甸高地的克欽人政治模式的鐘擺模式。關于這一點可參閱：Edmund Leach，1954，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Boston：Beacon Press.同時也可參閱趙旭東的“動態平衡中的社會變遷——利奇著《上緬甸高原的政治制度》評述”，《民俗研究》，1998年第1期，第90-95頁。并且，總體而言，這種體系盡管是屬于一種動態平衡的，但根本上還屬于是一種結構性靜態的，也就是從大處著眼是不會有什么太多逸出軌道的結構變異可言，或者說平衡不大容易隨意發生改變，而在此之中生活之人，最多也只能是對此做一種兩個擺動的極端之間的相互性適應和自我改變。

如果我們再去細分，可以有兩種城鄉擺動模式的發生，其中一種便是從鄉到城再到鄉的水平軸關系的擺動模式存在，或我們可以名之為“農軸”的在水平面的那種擺動，不妨稱之為鄉擺模式，即“鄉-城-鄉”模式；另外一種則是從城到鄉再到城的垂直關系的擺動存在，我們可以名之為“工軸”的垂直性擺動，不妨稱之為城擺模式，即“城-鄉-城”模式。在這兩種擺動之中的農軸和工軸相互交叉便成了一種紡錘體模式的交互作用的圖形（參見圖1）。

圖1 鄉擺與城擺

這里，首先便發生了一種城鄉之間的“觸碰”（encounter），也就是“農”遭遇到了“工”，反之也是一樣，“工”遭遇到了“農”，也就是工農之間因為有觸碰而發生了一種交叉。說到底，這根本算是一種城鄉之間本有關系的在一種新語境之下的觸碰，由城去觸碰鄉，或者反過來，由鄉再去觸碰城，而農與工這二者之間必然是有一種相互性需求的存在，即一種彼此互惠共生關系的構建，否則這種觸碰也便極為難于發生。應該清楚，一個遙遠而完全自我封閉的鄉村，和一個同樣遙遠而同樣完全自我封閉的城市這兩者，從理論意義上而言，都必然是不可能真實存在的，也就是在人類交往的現實世界中，不可能有所謂“桃花源”或“烏托邦”的存在。因此，觸碰和交叉才是社會和文化之間存在的真實。

基于上述這樣的一種城鄉之間的互依和互動，傳統的鄉土中國便在城鄉之間形成了一種彼此有一種需求和相互依賴的互惠循環。因此，從一種更為實質性的意義上而言，“鄉”在這里意味著“農”，而“城”則意味著“工”，至少城是指非農的，但農未必就是非工。甚至可以說，在鄉土中國的獨特空間之中，農和工之間恰恰發生了一種并接和共存。實際而言，這里的“工”一定并非單單是指城市工業的，而是指與“農”相對而言的各種“非農”的行業，它們跟城市相關聯，但并非完全都存在于城市之中，而是城鄉共存的，并且是為鄉村所必需的。從傳統的手工業到現代服務業、現代機器工業以及最新的信息技術產業都可算作一種傳統“工”的范疇，或者都可以在“工”這個概念之下得到涵蓋和容闊。并且，在傳統鄉土中國社會之中，一種“農”接觸并觸碰到了“工”“農”的生活才有一種活力和富足的可能，而單靠“農”自身是無法使自己旱澇保收地富裕起來的，在農業社會的生產之中，生活的根本是要在農工之間做一種資源的分配的，有此才真正可以出現一種農工之間的觸碰，進而才可能會出現一種農軸和工軸各自鄉擺和城擺的擺動之間的相互交叉。

從根本上而言，農業所帶來的是一個圍繞著溫飽線上下的一種生活，單單依靠農業，必然是存在著一定的年度風險性和不確定性的，換言之，是一多半要靠天來吃飯的。這種風險性和不確定性，就要求農業社會里的人若想富足得一種衣食無憂，便要有一種非農行業的額外收入來做一種補充才可以，如此才會實現一種小農經濟的韌性與可持續的生存。與此同時，農閑時期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的剩余，又使得工業的生產便有了一種充足的勞動力供應，而城市之中各種形式的手工、機器乃至工廠化的經營，才可能真正有一種連續運轉的發生。很顯然，現代純粹意義上以工廠勞動為單一工作或職業的所謂“工人階級”的形成，大約是在工業化世界以后基于一種勞動密集型的工廠生產而實現的［2］。但無一例外的，傳統農業則是屬于一種小農經濟的，是一家一戶的作坊式的生產，不會是大規模人力集中的并坐落于大城市之中的工廠化的生產。不過，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這種大工廠、大工業被擠入到鄉村社會空間中去的生產模式，也在一些靠近城市的鄉村地域社會中正在發生著。

但總的情形是，在最為傳統的時代里，工和農之間必然要求有一種相互的補充，彼此不可同時同地的進行，更不可各自分離而單獨開展，而是伴隨著一種農忙和農閑的季節性的節奏間或進行。因此，也就無所謂一種專門化的工人階級觀念的出現，曾經在城市或城鎮里做工之人在這一社會中都會有著多種的角色，他們也必然和作為家鄉的鄉村之間有著一種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既可能是工人，也還可以是農民，或者，農忙務農，農閑務工，農工二者兼而有之。

二、工農二軸的自傳與觸碰原理

這里更應該特別指出的是，農、工二軸都是在做著一種自我的轉動。換言之，也就是兩個軸向各自的形態都是在發生著一種自轉式的改變。這種各自自我的轉動，其運行的結果就可能會出現二者之間在各種新形勢之下發生種種接觸或觸碰的可能。

在這里，首先便是農軸在自轉，也就是所謂的鄉土中國其自身的農業性在發生著不斷的變化。它真正發生并帶來的是一種社會與文化上的轉型，這種轉型意味著鄉土之人從一種更多地依賴土地，依賴于傳統的農耕，而向更多地依賴于現代工業、技術以及非農耕的生活方式上的轉變。

20世紀80年代所轟轟烈烈興起的中國鄉鎮企業的發展壯大，就屬于是這種鄉村的農業性轉變的一個最為明顯的例證。與此同時，傳統鄉村手工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之所以能夠在新形勢之下受到城鄉之人的關注，根本也是在于這種改變和轉型之上，也就是農軸在向著非農軸的工和城的方向上做一種轉變或擺動。

在這一點上也可以說，之所以能夠有這種農業向鄉鎮企業的轉變或轉型的發生，一種鄉土中國的土地擁有提供了地方性文化資源的獨特性存在，這種獨特性在一個鄉土社會的轉變時代里就變得日益突出了。而這種獨特性也就成了一種新鄉土書寫的基礎以及一種有某種形態并可以為人所掌握的結構性框架之所在。

其次，工軸自身也在扭轉，即城市的生活在發生著一種變化或轉型。今天越來越多人所熟知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出現便是這種轉變的映射或體現。隨著從純粹手工制作到現代機器生產，從蒸汽動力到石油、電力以及今天的數字技術的信息工業的發達，基于18世紀以來的原始工業化的整個世界的工軸都在發生著一種不斷提速、增能以及超車式發展的大扭轉。

而在這種工軸自身的大扭轉之中，有一個影響世界人們生活方式改變的副產品是真正需要人們特別去予以注意的，那便是作為“無煙工業”的旅游業的興起。對旅游業本身而言，理解它可能不僅是一般人所說的“無煙工業”那樣的簡單，更多還是要從一種文化的維度去做一種理解。從最初的對人人而言作為稀缺性資源的旅游，到今天作為大眾消費之一種的旅游，背后則是承載了無數的文化內涵和密碼，有待于我們進一步去加以挖掘和解密。也許這是關注于旅游文化內涵的研究者最應當努力去追尋的。但或許更為重要的是，在這里必然首先要去予以探索的便是鄉土生活和旅游工業之間的各種形式的觸碰、關聯和交叉，它們是分別并接在了農軸和工軸上的一種交叉、關聯和觸碰。

在這里我所理解的觸碰原理，它不僅是一種純粹的物理之力的相互作用，其中更為重要的，特別是對于有生命的人的存在而言，它還是一種相互之間的感知力。在這方面，如果兩種相互作用的力過強，一方就自然會把另一方推倒，甚至推到很遙遠的地方去，而如果相互作用的力微弱，那實際上相互之間的觸碰也便真的就難于發生了?？梢哉f，觸碰之間的感知往往是在一種有無之間的那種閾限狀態，或許才是最為完好或理想的。也就是，如果假設一方感知到了另一方的存在，卻并不為之所動，這并不是一種真正的觸碰所希求的。反過來，有如一種身體過電一般的觸碰，那才算是比較準確的對于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人之觸碰的理解，這也就是觸碰雙方各自要有其各自的力量和身心投入的存在，由此帶來的相互觸碰，其結果才會發生一種觸電般的接觸，受到一種心靈上的震撼，彼此也會因此而有一種認知和行為上的改變，這就是觸碰原理應用于人身上的一種恰如其分的理解。

而這樣一種觸碰關系的原理，如果能夠真正應用于鄉土和旅游的關系解釋上，或許是最恰當不過的了。對于一種傳統鄉土生活而言，這恐怕是我們之前在鄉村生活或者研究鄉村者較為熟悉的一項生活，即我們所一直強調的，它是跟土地的存在和依附于土地的生產之間是極為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在這方面，旅游盡管是被稱之為無煙工業或文化產業的，但它并不是一種純粹的工業生產，它還是以人的移動性和感官消費為載體的一種文化生產方式，在這背后體現出來旅游者的一種價值選擇和人文關懷。它更多的是跟一種個人體驗性觀念的內容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即指人們從自己極為熟悉的生活之所，挪移到了自己并非熟悉的旅行之地，由此而獲得的一種獨特的視覺的、味覺的乃至全部身體感官刺激以及隨之而出現的一種人的差異性存在的獲得感。從游客自身的經濟學意義上而言，它必然是一種消費性的生產而非是一種積累性的生產，人們在這種過程中一定要付出自己的體力、錢財和積累，由此而獲得一種在各種感官刺激上的滿足，即俗語所謂的身心愉悅，或朝圣一般的脫胎換骨。

對一個熱心旅游的旅行者而言，其所失去的是在于某種物質性意義上的“錢財物”，而其所得到的則是在于一種精神性層面上的“身心悅”，對于后者而言，它更多是跟一種文化的屬性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更為偏向于一種精神消費的那種觀念和價值之上。因此，旅游對人類學的論題而言，確切地說乃是一種軟性的文化消費業，但它無疑又屬于是非農工業的一種。這種為城市之人更為偏好的旅游，越來越多地是跟一種傳統鄉土生活之間的觸碰交織在了一起，生發出諸多形式在我們這個時代里極為有影響力的新生活模式或樣態出來。

三、鄉土旅游與基于現代世界的文化轉型

伴隨著一種世界性的游客旅游偏好的向著一種新的文化消費業的轉向，如下這樣一些情形在使得鄉土生活真正觸碰到了一種現代的旅游業，鄉土旅游也因此自然成了現代人生活的一種新選擇。而這種新選擇在激發了鄉土中國和旅游中國的相互觸碰時，也在激發著一種在中國和世界之間越來越易于辨識出來的受當下世界影響并轉而去影響當下世界的文化轉型。

在這里，最為明確的一點便是，這種基于旅游消費業而有的一種文化轉型，它首先便是由于現代汽車工業的發達和日益出現大眾普及所帶來或促進的。由此，當汽車開始進入到了城鄉之民或千家萬戶的日常生活中去之后，汽車作為一種消費品也真正成了大眾日常出行和假期閑暇時間遠足的代步交通工具。這一點或許最為重要，對每一位有車一族而言，生活之中恰恰是因為有了私家車，才可以實現一種通過屬于自己所選擇的自由駕駛而去任何一個想要去或想要到達地方的那種理想價值的實現。

很顯然，在中國，基于普通家庭而日益高漲的旅游狂潮，也就必然會在汽車得到百姓之家普及之后而成了一種新的潮流井噴式的在社會出行或旅游行為的模式中得以涌現出來。換言之，中國的大眾消費是最為具有一種典型性的，也就是我們的人口結構中很大一部分構成之中乃是最為平民化的一種大眾群體，一旦這個群體開始進入到了主流的消費市場，就汽車消費行業而言，也就是家家戶戶開始有了汽車，或者消費得起由汽車所帶來的種種費用，包括汽油、保養、維修以及交通出行的過路費之類，那也便意味著家家戶戶都要去出行，都要借助于汽車而有一種更遠距離的旅行了，在這一點上，它實際上難于真正區分出性別、族群和地域，差異之處只是體現在了出行的時間安排和空間去處上，在這方面的行為是否同一還是分化，差別也許會很大，但其中的共同性便是，人們借助于私家車在中國國內旅行成了一種可能，甚至是成就了許多“說走就走的旅行”，并會逐漸地通過一種社會群體間的模仿效應而相互流行開來。與此同時，汽車的日益普及也在使得我們生活的半徑陡然增加，這是借助徒步旅行的時間和距離所無法真正可以企及的。在沒有汽車的傳統時代里，每天可以走一個來回的距離，或許就是人們生活出行的最遠半徑，而在有了汽車的時代里，汽車一天可以方便走來回的距離，則成了人們新的生活的最遠半徑，前者或許只有10到20公里，而后者則可能達至100甚至200公里以上了。

其次便是一種遍布全國乃至世界路網交通的全覆蓋，也就是人們旅行的道路在做一種不斷地延伸，路連接彼此，路也在往來復去的使人可以在不同的地域之間做快速地移動。今天陸地上的高速、高鐵以及空中的飛機飛行所構成的立體性交通網絡已經在全球范圍內實現了一種互聯互通，遍布城鄉的路網交通基本格局已經日益突出地體現在我們的尋常生活之中，使得我們的生活越來越離不開這種基礎設施所提供的出行便利和交通服務。由此而使得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出行將會有多種的道路和交通工具可供選擇，我們也可因此方便地去安排一種常規的出行路線和時間。而在道路日益變得四通八達的同時，各種形式的道路也在把城市和鄉村更為便利地聯結在一起。細密分布的交通網絡，使得鄉村不再是一個封閉偏遠之地，它因為相對城市而言的遙遠和差異，越來越多地成了城市普通居民度假生活中近在咫尺的一種旅游、消費，乃至長時間居住之所。在此意義上，鄉土農家，或者遙遠族群的異文化表達，也不再是一種遙遠阻隔的他者，而是自己可以隨時去造訪，方便停留和居住在那里的休閑之地。

人們如此旅行的結果，在使得我們城市的生活開始真正在一種后工業的消費文化的新語境之下去觸碰城鄉之擺。也就是，人們在節假日出行之時，城市里的人開上自己的汽車，從自家城市里熟悉的居所擺動到了鄉村新異的社會之中，在一路欣賞鄉村美景、品嘗農家飯菜以及體驗農耕文化之時，也實現了一次對于親近自然之期待的近乎朝圣之旅，然后在工作日之前再匆忙地從鄉村旅游目的地駕車返回到城市的居所之中，在休息中等待著第二天工作日的來臨，城鄉之擺的垂直軸的“城—鄉—城”的擺動由此而得以完成了一次往復循環的擺動。這使得鄉土旅游成了一種鄉土中國和旅游中國之間真正觸碰出來的一種交叉性產物，這是對于之前的農民進城務工，然后再年節之時回歸鄉村的另一條擺動軌跡，即“鄉—城—鄉”擺動的一種時代性回應，在這種雙向的城鄉之擺的背后，映射出來一種相互之間經濟、社會以及文化構成意義上的需求的互依性或相互性。

第三則是一種鄉土空間的廣闊、自然以及原生態，這恐怕也是城鄉之擺中的城市能夠向鄉村去擺動的根由或最大的吸引力之所在。如果說城市是一處擁擠狹隘之地，那鄉村正好是與之相反的，有寬闊的居室庭院，綠油油的田野，還有新鮮的空氣，所謂“青山綠水”，都是城市之人因此而能夠獲得的一種文化差異性的存在感，也可以算作是一塊真正可以“在草地上撒點野”之地，城市之人因此過電一般地觸碰到了自然萬物，從日常玻璃窗所隔離開的生活中無法真正接觸到的動物、植物和自然，一下子真正觸碰到了一種真實自然的存在，人們因此暫時性地不再麻木而無感覺地生活在周遭布滿鋼筋水泥的物質生活世界之中。相比于城市之人所建造出來的那些鋼筋水泥構筑的高樓大廈，對城市之人而言，鄉村必然屬于一種自然的存在狀態，是到處都可以看到青山綠水和原始土地存在的地方。這必然會吸引到那些已經日益厭倦都市生活的人們到這里來駐足觀光，由此而獲得一種心靈生活上的真正洗禮和生活自覺。

第四則是一種城鄉關系上的潔凈與污染觀念的大逆轉，結果可謂是一種城市的被工業化所污染和鄉村的保持一種自然生態潔凈的價值觀念在日益深入人心。從一種自然而非人為的屬性上去思考，鄉村逐漸地從人們舊有觀念里的一種環境上的臟亂差而轉為城市人心目中的潔凈之地、不受污染之地。而觀念里的從鄉村的“臟亂差”，到今日城市之人借由“鄉愁”觀念而對鄉村自然生活的一種向往，這過程中實現了一種從污染到潔凈的觀念結構的位置轉換，換言之，曾經被認為是污染之地的鄉村，日益成了城市里的人要擺動到那里去的一個潔凈向往之所。反過來，曾經的追求居住在城市里的城市生活的那處神圣之所日益被看成是一處污染之地，特別是由大都市工業化所帶來的水污染、空氣中PM2.5重度超標所帶來的重重霧霾以及各種工業化食品添加劑的令人恐懼生厭，至于由城市大量燃燒化石燃料所帶來的整個地球的溫室效應以及其背后給氣候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都使得一種美好城市的形象在人們的心目中發生著一種重大的扭轉，人們雖無法完全可以逃離開城市而生活，但卻以一種自我暫時逃離的城市之擺的那種擺動到鄉村的旅游而實現著一種生活面貌的改觀以及對原本生活面貌的抗拒和不滿。也可以說，這是城市之人通過擺動之法而與大自然之間進行的一次新的交換和溝通，由此在一種相對窒息的城市空間中被再一次充進了一股新鮮的鄉土氣息。與此同時，城鄉之間也不再是一種相互的隔離，而是相互的往來，而真正能夠實現這種往來的媒介便是一種鄉土旅游的深入人心。而在城市之人向鄉村擺動之時，鄉村自身也處在了一種改變之中，此時鄉村原生態的文化被重新得到了一種激活，在城市的鄉村旅游者的凝視目光之下，傳統的鄉村文化從日常的生活，轉換成為了一種節假日為游客舉行的一種表演。在這樣一種時空的轉換之中，傳統的文化得到了一種再發明，這是城鄉密集互動之下所必然會出現的一種交互作用以及在此種交互作用之下可能出現的一種鄉村文化的傳統再造。

很顯然，由于現代工業的更多集中于城市之中的一種大工業生產，人們的生活在日常使用各類工業品之中出現了一種高度的抽象性、風險性以及不安全感，也就是我們越來越身臨其境般感受到了“風險社會”的來臨［3］。很顯然，環境、食品，乃至于日常的生活，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了各種形式的物理和化學的污染，在此種現實的殘酷環境之下，鄉村里的一種自然生態上不受污染的屬性重新為人們所發現，人們趨之若鶩地涌向了地域廣闊的鄉村之中，甚至不僅是做一種短暫的旅行，有些可以自由去安排自己時間之人還選擇了越來越多時間居住在了鄉村之中，借此去享受和體驗那里的自然以及無污染的潔凈世界。

而遠行到鄉村之中去的鄉村旅游，因為此種城鄉環境之間的鮮明對照而有了一種蓬勃的發展。這是一種城市之人對城市背離之后的一種自我積極主動地向鄉村生活的歸屬和擺動，之所以有這種擺動，那是因為人們無法真正可以永久地居住在鄉村之中的緣故，城市之人只能是假借一種休假和休閑的名義，而將城市生活的自我存在暫時性地做一種放逐，因此而帶來的一種生活模式便是，城市之人終究還是要不斷地在城鄉空間之中做來回的擺動。當然，這因此也才會有范圍廣大的基于城市之人生活一部分的鄉村旅游的博興。平?？沼嘀畷r，人們躍躍欲試地要到城市邊上乃至遠郊區真正的鄉村去看一看、走一走，即一種城市之人所謂的觀光旅游，這種閑暇時間的安排成為了人們生活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種過久了的世俗化生活之后的凈化心靈之旅，也是一種向著自然的朝圣之旅，更是投射出一種期待生活有所改善的理想之旅。

最后，還有一點就是鄉村自身生活的大改變，它使得鄉村在日益可以接納城市之人的凝視和體驗。很顯然，今日的鄉村已經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窮鄉僻壤的鄉野了，它自身的面貌和生活的物質基礎也必然處在不斷的改變之中，即上文所說的一種農軸自身的轉動。特別是它的一些基礎設施，包括道路、網絡、電力、煤氣、電視、電話、無線信號系統、上下水以及廁所沖刷系統的增加等，在這些設施滿足了城市里鄉村旅游需求的同時，也在無形之中改變著當地人的口味、生活方式以及價值觀念。這是城鄉相互影響之下而實現的一種鄉村自身社會與文化的改變，是鄉村之人逐漸適應一種由外來人在場的自我選擇的結果，生活方式因此而改變了，與此同時，價值觀念自然也會隨之發生一種轉變。

應該清楚，人必然都是在一種相互看的過程之中不斷成長起來的。在一種相互看或旅游凝視之中形成了一種彼此的觀照，這種觀照改變了人們相互之間所形成的一種刻板印象，所謂的民俗，便是在這樣的一種語境之中慢慢成長起來的，民俗因此也必然便是一種觀看者眼中的民俗。因此，外來者和當地人的關系不再可能是一種純粹支配和被支配的關系，而是轉換成為彼此知曉對方存在之后相互交流、互惠與互換的新城鄉關系。

四、鄉土如何觸碰旅游

當下中國鄉村旅游的空間，必然是一個傳統添加上了現代，并且相互有了一種基于交流、交換和互惠而產生的彼此結合轉化之后的鄉土文化、鄉土旅游，再加上一種“鄉土設計”意義上的一個混合性的產物［4］，也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作用和彼此滲透的存在和發展狀態。與此同時，人們會浸潤于自然之中，又能享受到現代科技帶給人們的生活方式上的舒適選擇，這是由作為新技術的虛擬的互聯網而讓世界人群之間沒有了一種阻隔，交流變成是發自自己意愿的一種自由選擇，而互聯網世界中資源信息的網絡式分布，也讓人們生活的空間從一種聚居而逐漸轉變成為一種分散式的去中心化的分布?？梢韵胍姷奈磥硎?，或者說就在當下，在一個互聯網發達的時代里，今天的人們完全可以在一個鄉村之中去完成城市所要求的那些日常性的工作，比如通過電腦，或智能手機的電子郵件，再或者圖文音視頻的傳輸，一篇論文、研究報告以及新聞稿的上傳，一門課程或慕課的網上觀看，或者還有某一筆交易款項的支付之類，生活中有越來越多的方面在實現著一種借由遠距離信息傳輸而對于舊有生活方式的一種替代。

因此，鄉土和旅游這兩個各自有著其各自存在和發生背景的社會文化要素，在此一點上發生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觸碰。到鄉村去旅游的觀念開始進入城鄉尋常百姓之家，又實實在在地轉而進入農戶的家中，體現在他們的旅游接待的實踐中。從最初的“農家樂”，到今天日益火爆的“民宿”，這一路連續性的鄉村旅游形態和模式的改進，體現出來鄉土的開放空間以及敏感性地對于作為現代工業副產品，或者后工業化時代最具象征性的旅游消費經濟的接納，這同時也體現出來對傳統城市大工業逐步替代或轉型升級的新實踐。很顯然，在此過程之中，鄉村傳統的結構仍舊存在和保持著，人們因此也就有了更為新型的增加收入的產業和契機。

在這里，最為值得關注的一點就是，新時代基于頻繁交流的社會觸碰，已經是大為不同于傳統時代的社會融合。此種觸碰必然是敏感地覺知到對方的存在，是突然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性的一種感通或感悟，由此而激發出人們去不斷去作出新的行動的動機和熱情，塑造出來一種新的行動性力量，并對自身的文化擁有一種高度自覺和敏銳。相比較而言，傳統的社會融合，其所強調的是一種中心和邊緣，或者上下之間的關系，這相對而言是一種權力不平衡的關系，借助于這種不平衡，而最終實現了一種中心對于邊緣，上對于下的一種社會融合，由此而用權力的支配來消除彼此之間的差異，彌合相互之間的分化。對于現代互聯網存在的世界而言，這種社會整合的機制很顯然已經是不再可能單一性地發揮其作用，而是轉而在日益地被實時密集交流的各種形式的觸碰所取代，鄉土觸碰到了旅游（或者反過來也是一樣，旅游觸碰到鄉土），便是其中一例。

在一定意義上，觸碰也可以造就出一種新鮮感，并借助于彼此的觸碰而去不斷地要求保持和發揮這種新鮮感，而且，更為重要的一點便是，這種新鮮感往往是社會與文化創新的動力來源?？梢匀ピO想一下，對于當代中國而言，如果沒能有1978年所開啟的改革開放，沒有因此對于西方，特別是歐美發達世界科學與技術進步的新鮮事物的全面了解，中國人在改革開放之后的40余年的動力又從何處而來呢？

一般而言，極為熟識的兩個事物之間很難會有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觸碰，此時感知的閾限升高到了無法真正實現覺知到彼此存在的境地。對中國而言，改革開放政策的落實，其基調是要求一種與時俱進的，也就是要在不斷地改變之中去尋求一種標新立異的發展，是全方位的新鮮感在推動著一種陳舊脫胎換骨一般地激發出一種自我革新的行動力，而走入鄉村、觸碰鄉村的鄉土旅游，在這個意義上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后鄉村鄉鎮企業大發展帶動著鄉村社會文化轉型之后的又一次極具新鮮感的新轉型，這種轉型將把中國鄉村帶入一個基于“綠水青山”新價值理念的新生活方式之中去。

或許，理想的“綠水青山”應該是這樣的：鄉村之人仍舊居住在他們祖祖輩輩耕耘的土地上，那將是他們永久的家園，他們時空的核心仍舊是一種“耕者有其田”的自食其力，在鄉村時空的剩余之中，他們可以有余力地分配注意力和收入經濟轉向于包括鄉村旅游在內的非農行業的發展，他們借此可以使得自己的生活不僅富足而且豐富多彩。他們因此也無須專門跑到城市之中去辛苦的打工，他們依賴土地生活的空余便可為自己尋求到一份相對閑適的收入來源，在這方面，社會的新組織以及文化的新價值的引導，對于鄉村生活的新改造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在后工業時代的互聯網和信息技術日益可以普惠到鄉村基層社會之時，鄉村與城市交互作用、互為依賴的新社會理念的核心文化價值觀念的自覺將會是未來文化轉型的一種必然方向之所指。

因此，在這里所說的旅游觸碰鄉土的“觸碰”必然是一種鄉村之人去看城市絡繹不絕而來的旅游者們的新鮮感和創造性產生的來源之所，只有通過這種城鄉之間的直接觸碰，只有這種觸碰的原理基于城鄉之擺的擺動而發揮出一種接觸的效應，城和鄉、新和舊、鋼筋水泥和青山綠水之間才能發生一種新的交叉，創造和轉化出來一種新鮮感，鄉土和旅游這兩個社會文化的要素才能有所溝通以及各自都有所創造性的轉化。

在此意義上，觸碰必然是一種可交換發生的前提，沒有發生一種觸碰的人群交換，它一定是不可能真正發生的，這里對于觸碰的理解，一定不要局限在一種身體或客體之間的那種觸碰，它也還可以是虛擬的，信息意義上的，可以是一種眼神、目光以及意義的觸碰，其間交流的是彼此之間文化意義的獲取和體會，而這可能就是鄉土去觸碰旅游，或旅游去觸碰鄉土所帶來的一種鄉土社會的文化轉型的真正動力源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