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伯恩斯的《送奶工》中的庶民政治與性別倫理

摘 要：安娜·伯恩斯的《送奶工》是一部表現北愛爾蘭20世紀70年代政治紛爭時期普通人生活境遇的作品。通過描述一段普通女孩與反政府領導者的離奇關系，作者創造性地展示了特殊歷史時期庶民政治背景下普通女性受到的來自社會政治和男性權力的雙重壓迫。這種壓迫的主要力量不是來自物質或經濟環境的現實危機，而是來自政治流言、心理暗示以及滲透于日常生活各個角落的政治—心理環境。

關鍵詞：安娜·伯恩斯 《送奶工》 庶民政治 性別倫理

《送奶工》（Milkman）是北愛爾蘭女作家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的第三部小說，出版于2018年，并于當年獲得布克圖書獎。伯恩斯也因此成為第一位獲得該獎的北愛爾蘭作家。1948年愛爾蘭宣布脫離英聯邦，英國繼續保留北部六個郡，以貝爾法斯特為首府的北愛爾蘭繼續留在英國。但是北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者為了該地區的最終獨立堅持斗爭，與英國政府以及當地親英派在20世紀70年代一度發生了激烈的武裝沖突，史稱“北愛爾蘭沖突”或“麻煩時期”（The Troubles）。伯恩斯的小說正是以此為背景。北愛爾蘭文學雖然從語言和地域上來說都屬于英國文學的一部分，但由于其繞不開的歷史政治環境又具有明顯的特殊性。愛爾蘭文學也因此具備了德勒茲與瓜塔利所說的“小文學”（Minor Literature，或譯“少數文學”）的特征。這種文學的基本特征可以歸納為“不可不寫”以及“一切都是政治”。a而安娜·伯恩斯的小說也印證這一點。

小說《送奶工》以第一人稱意識流式的回憶口吻講述了 “麻煩時期”一位普通女孩與一位秘密反政府領導者（綽號“送奶工”）之間莫名其妙的瓜葛。這段關系本質上無關男女情感，而是北愛爾蘭特殊政治和心理環境下普通民眾之間廣泛存在的各種暗示、想象和流言的結果。作為秘密武裝分子的“送奶工”在民眾中擁有強大的政治和精神力量，這種力量的真實性質無從甄別，因為它沒有任何官方的和可證實的來源，但身處其中的大眾卻時刻能夠感受到它真實而直接的影響。從文化角度來說，這種不可言說卻又真實存在的政治—心理遭遇正是印度裔歷史學家拉納吉特·古哈（Ranajit Guha）提出的“庶民”的生存狀態。b雖然北愛爾蘭與殖民地印度不能相提并論，但小說在表現北愛爾蘭歷史語境中的普通民眾生活時，特別關注的正是以女性敘述者為代表的游離于政治沖突之外的邊緣群體。她們不僅在政治話語中不被認可，在日常生活中的主體身份也不斷因為政治流言和男性權力的雙重壓力而被弱化和物化。

一、庶民政治與流言

作為文化概念的“庶民”（Subaltern）一詞來自意大利馬克思理論家葛蘭西的著作，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過古哈、斯皮瓦克（G. C. Spivak）等人的闡釋，現已成為后殖民文化批評的重要理論范疇。c作為一個批評術語，庶民指的是處于社會底層，在官方或主流文化表達中通常得不到重視的階層。庶民的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經濟上受壓迫的社會階級，它更多指向的是那些因為種種原因被忽視和遺忘的群體。以斯皮瓦克為代表的當代文化學者尤其關注女性庶民問題，并使之成為性別批評的重要理論資源。d這一概念之所以能夠對我們理解安娜·伯恩斯的作品提供方便，在于20世紀70年代北愛爾蘭微妙的政治氛圍和作家描述這種氛圍的獨特視角，從某種意義上暗合了“庶民研究”對官方和主流歷史意識的反思，尤其是斯皮瓦克所說的“作為庶民的女性的問題”e。

庶民社會中的政治意識不同于官方政治意識。它們沒有明確的政治訴求，不存在組織和綱領，它的傳播和表達一方面是含蓄和暗示的，但另一方面又清晰可辨。伯恩斯以一個女孩的視角細致地記錄了生活在這個特殊時代的普通人的真實情感。政治意識無處不在。但全書有意不使用“英國政府”或“愛爾蘭共和軍”這些高度政治化的標簽，而代之以“海那邊的”“路這邊的”等模糊詞匯。甚至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物都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化：

大家心照不宣——外人很難理解，除非涉及他們的個人情況——大家都知道當我們用“我們”“他們” “他們的宗教”“我們的宗教”這些標簽的時候，指的并不是字面意義上所有的“他們”或所有的“我們”……所有普通人都知道這些規則，什么被允許，什么不允許，什么是中立而不帶暗示的，從命名到標識到外表。f

這正是當時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現實：政治斗爭不可避免地滲透于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而大家又有意不去正面談論它。這種模糊的、暗示的、有時是似是而非的緊張感彌漫著整部小說，同時也賦予了這部小說獨特的真實感和歷史意識。而作者有意強調的“所有普通人”（all ordinary people）正是那些在主流政治生活中并不被重視的“庶民”群體。他們不是處于政治斗爭任何一方的真正的政治活動者或武裝分子，甚至不一定完全了解政治斗爭的真實情況，他們只是在政治環境所營造的社會心理環境中不自覺地選擇了自己的陣營，并將這種無意識的規定性視作理所當然。

這種庶民的政治既可以培養某種群體認同感，但同時也可以輕易地破壞危機社會里本已脆弱的人際關系。這種庶民政治得以運作的一個重要途徑便是流言（rumor）?！傲餮阅軌蚣ぐl一種認同感，因為它屬于每一個‘讀者和‘傳播者，卻無人是它的起源和渠道?！眊小說中敘述者的男友是一位汽車修理工，同時也是一位狂熱的汽車愛好者。一次偶然的機會，他搞到了一輛老舊的賓利車，這款因為加裝了機械增壓裝置而俗稱“吹風筒” 的賓利老爺車在汽車愛好者圈子里具有極高的地位。但這輛英國產的賓利車因為車身上帶有英國旗，在當時北愛爾蘭敏感的政治氣氛中，顯然具有微妙的政治象征意義——它不應該出現在“我們這邊”。 敘述者的男友因此被謠傳與親英派勾結，甚至被“送奶工”這樣的反政府武裝分子暗示可能會被汽車炸彈炸死。敘述者與其男友的關系也因為流言和死亡威脅逐漸崩潰，最終在“送奶工”的強大心理暗示下無疾而終。當政治流言與男性權力結合到一起的時候，這種無所不在的壓迫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二、庶民社會的性別倫理

由于“送奶工”與女孩的幾次“偶遇”，社區中開始傳言女孩在與這位“送奶工”發展關系。流言的力量再一次得到戲劇化的展現，而同時參與其中的則是庶民社會中男性權力的無形威懾。仿佛一夜之間，周圍的人開始對女孩另眼相看。她成了那位令人敬畏的神秘人物的女人，身上開始籠罩著某種英雄般的浪漫光輝。酒吧里過去對她不理不睬的女孩們現在開始主動與她攀談，甚至說她像電影里的明星。而只有女孩自己知道，這種英雄主義氣氛背后的虛假和殘酷，考慮到“送奶工”暗示她的男友可能會被暗殺，她甚至認為他是出于嫉妒她和男友的關系而想要借刀殺人。雖然暗殺最終并沒有發生，但他們的關系卻因此發生了真實的變化。小說沒有說明兩人任何實質性的交往。作者也暗示了“送奶工”在女孩的生活中以及在她與其男友的關系中產生的強大力量也可能部分來自女孩自己的想象。但正是這種模糊的、虛實難辨的彌漫感加深了流言的力量，并使之轉化為實際的倫理壓迫。

伯恩斯以這種個人想象與歷史真實相互交織的方式，借用一個十八歲女孩的感受、推測和幻想，作者有意凸顯了女性在特殊政治氣氛中感受到的雙重壓抑。雖然“送奶工”并未對她實施任何實質性的性騷擾，但在小說中他幾乎是一個幽靈一般的存在。他的出現不僅毫無理由地打破了她原本平靜的生活，迫使她改變了日常生活習慣，毀掉了她與男友的正常關系，也讓她成為整個社區都在評頭論足的另類女孩。而這一切不僅違背了她本人的意愿，甚至最后借她最好的朋友之口，被認為是她自己不問世事，特立獨行的結果。這個“不喜歡20世紀”，只愿沉浸在經典文學作品之中的安靜女孩，自以為可以在紛亂世界中獨善其身，卻無時無刻不在各方勢力共同營造的暗流涌動之中。當女孩與男友的關系在各種流言壓力之下終于無疾而終，女孩獨自在街上徘徊時，“送奶工”的車再一次出現在她身旁。此前一直拒絕的女孩這一次“仿佛自然而然地”上了車：

他一言不發地送我回家，只到到達我媽家的前門，始終不曾看我一眼。這個途中他不說話很聰明，但是“送奶工”一直都很聰明。這是一種完美的營造，創造出一種非常恰當的氣氛，好讓我聽到并聽進他最后要說出的話……可是沒有選擇。沒有其他選項。我毫無準備地接受了別人可能一開始就會接受的事情：我一直都是“送奶工”的“囊中之物”。h

敘述者有意使用了一個特殊的法語表達：fait accompli，本意為“既成事實”，在這個具體語境中，譯為“囊中之物”與其本意或許更為接近。這個表達既呼應了女孩正在上法語培訓班的個人經驗，又恰到好處地表達了這種被洶涌的流言裹挾其中的無助感和荒誕感。個人在政治力量和男性權力的雙重壓迫在小說中以一種非常個人化的方式表達出來，并借助兩個人的特殊身份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八湍坦ぁ辈恍枰獙ε⑦M行太多的實際脅迫，僅靠他“聰明”而熟練地利用他的男性權力以及依附其上的作為秘密武裝分子的神秘身份，就足以對女孩構成致命的壓力。

這種女性身份在特殊歷史環境下感受到的雙重壓力也與庶民群體的特殊性有關。正如我們指出的，“庶民”概念并不意指物質或經濟意義上的被壓迫階級。小說中并沒有暗示女孩的家庭遭受任何經濟壓力，女孩熱愛古典文學、每周固定去上法語培訓班等細節也顯示她的現實物質生活并沒有因政治紛爭而受到太大影響。真正影響她和像她一樣的普通女性的，是極端環境下的社會心理和文化因素。這種與政治暴力的非道德性相伴而來的性別倫理意義上的非道德性正是作者力圖表達的歷史真實。對于身處庶民社會的個人來說，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往往并非來自政治斗爭中敵對雙方公開的行動和宣傳，而更大的部分來自普通民眾自發的、模糊的、壓抑的甚至扭曲的非理性沖動。而作者著力營造的正是20世紀70年代北愛爾蘭政治環境下這種微妙而且危險的“心理—政治氛圍”（psycho-political atmosphere）i。

北愛爾蘭的政治紛爭與民族意識和宗教情感不可避免地糾纏在一起，而這正是北愛爾蘭問題的復雜之處。作為小說家，伯恩斯自然不可能在復雜的政治問題上過多表達個人觀點。但她巧妙地利用了這一歷史時期獨特的復雜性，在準確表現了身處歷史危機中的女性的個體困境，同時也表達了超越現實政治、基于普遍人類情感和西方宗教傳統的融合與交流的愿望。這種超脫與反思雖然不時表現出了矛盾和虛幻的成分，但在北愛爾蘭的現實語境中卻顯得格外真實。

a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From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Second edition， ed. Vincent B. Leitch. New York： Norton， 2010：1451.

b Guha， Ranajit. Preface to Subaltern Studies I： 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 ed. R. Guh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vii.

c 張旭鵬：《“庶民研究”與后殖民史學》，《史學理論研究》2006 年第4期，第83頁。

d 章輝：《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論》， 《甘肅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第41頁。

e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Second edition， ed. Vincent B. Leitch. New York： Norton， 2010：2117.

fhi Burns， Anna. Milkman. London： Faber & Faber，2018：22， 299， 24.

g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213.

基金項目： 本文系三峽大學2019年“課程思政”專題項目（K2019028）和廣東省2018年度哲學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項目“當代英美文學經典中的倫理道德主題研究”（項目號：GD18WZX23）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 者： 楊冰峰，文學博士，三峽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編 輯：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