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風雨話詩學

摘 要：在20世紀里，中國新詩真正沖破了兩千多年的古典模式，開始了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國現代詩學幾乎是與新詩共生的。本文通過論述中國現代詩學發展的簡況，旨在理清其演變和發展的脈絡和軌跡，對中國現代詩學有一個宏觀的把握和輪廓。

關鍵詞：中國新詩 現代詩學 發展

一

中國詩學不僅是詩歌及詩歌現象的闡釋者，而且也是詩歌創作的動力和“向導”?！爸袊F代詩學的發生幾乎是與新詩同步的?！薄靶略姷拈_山人胡適”在《談新詩》中認為，新詩不但要打破五七言的詩體，更要推翻詞調曲譜的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最終形成新詩“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詩學觀念。他還指出：“新詩大多數的趨勢，依我們看來，是朝著一個公共方向走的，那個方向便是‘自然的音節?！?0世紀初的“白話詩實驗”是一次針對古代格律詩的大反動，沖破了古詩板滯的格式束縛，獲得了“作詩如作文”的詩體大解放?！俺跗诎自捲娡瓿闪怂鶕摰挠膳f詩向新詩過渡的歷史使命?！薄啊逅陌自捫略娺\動真正開創了中國詩歌發展的新紀元?！钡跗诎自捲娨泊嬖谙忍觳蛔愕臏\白和粗糙，聞一多曾批評初期的白話詩人，“都有一種極沉痛的通病，那就是弱于或竟完全缺乏幻想力，因此他們詩中很少濃麗繁密而且具體的意象”。這一現象與“初期白話詩學的觀念主要是詩體解放、自然音節、作詩如作文和明白清楚等”有關。1920年，以書信形式出現談詩的文章有《三葉集》。專論有宗白華的《新詩略談》、康白情的《新詩底我見》、周作人的《論小詩》、聞一多的《〈女神〉之時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等。專門著作有汪靜之的《詩歌原理》。這些詩學著作標志著詩學雛形的形成。

郭沫若狂飆突進，詩風浪漫，主張詩是“自我”“自然”和“藝術”的三位一體的自由創造?！靶略略娕伞痹娙寺勔欢嗔Τ叭馈?，實踐“創格”，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白話詩“實為白話而非詩”的尷尬局面，確立了新詩正確發展的航向?！叭》ㄓ诠湃撕颓拜叀钡年翱思乙蚴苈勔欢嗟挠绊?，提倡“嘔心瀝血，苦痛沉吟”，詩風似“孟郊”。以朱自清、廢名、梁宗岱為代表的詩學上的學院派立足傳統，借鑒西方心理學，理論趨向系統化。朱自清的《新詩雜話》、廢名的《新詩問答》、梁宗岱的《詩與真》等可見一斑?，F代主義學派是現代詩學中的主流派別，劉半農的《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茅盾的《論早期白話詩》《徐志摩論》等清晰可鑒。象征主義詩學派別“重感覺”，在“純詩”和“色彩”中多用暗示和比喻的藝術技法。王獨清明確指出：“我理想中最完美的‘詩便可以用一個公式表示：（情+力）+（音+色）=詩?！逼鋵嵾@也是李金發、穆木天、馮乃超、姚蓬子、施蟄存等共有的相似的藝術情趣和變調。從象征主義走向現代主義的戴望舒注重意象技巧的運用，善于營造新穎別致的意象。在創作手法上戴望舒有獨到的見解：“韻和整齊的字句會妨礙詩情，或使詩情成為畸形的。倘把詩的情趣去適應呆滯的、表面的舊規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別人的鞋子一樣。愚劣的人們削足適履，比較聰明一點的人選擇較合適的鞋子，但是智者卻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腳的鞋子?！?/p>

以胡風為代表的“七月派”強調詩人“跳躍在時代的激流里”，反對“空洞的叫喊”和“感傷主義”，提倡“主觀戰斗精神”，有著普遍的自覺的詩學追求?！熬湃~詩群”在詩歌本體論上，主張以經驗的升華和提純取代抒情，詩不再是情感的“宣泄”。在詩學觀念上提出“新詩戲劇化”：情感向理性轉化；審美體驗的間接性?！靶略姂騽』钡慕Y果使詩產生朦朧、靜穆、幽遠之美。20世紀30、40年代，“普羅詩歌”和解放區、國統區的朗誦詩和墻頭詩運動，也是當時一股強大的詩學思潮?！捌樟_詩歌”有一個公式：“革命+戀愛”。朗誦詩和墻頭詩運動推動詩歌“散文化”和“平民化”，鼓動和彰顯“集體意識”。中國現代詩學與新詩共生共長，真正標志中國現代詩學走向成熟的是20世紀40年代的四大“詩論”，即艾青的《詩論》、朱光潛的《詩論》、朱自清的《新詩雜話》、李廣田的《詩的藝術》。

二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人民的政治社會生活的“萬象”也自然而然地體現在詩歌中，詩歌不會拒絕人們所生活的時代，有時會充當政治的傳聲筒和時代的代言人。詩學無法生活在真空中，必然要與政治發生這樣或那樣的內在聯系?！岸椤狈结樀拇_立，政治抒情詩在這一時期極為盛行?！皷|方紅”“紅心”“太陽”“青松”“梅花”“松柏”“山峰”“長城”“長江”“黃河”等是頻繁使用的意象。詩歌評判“政治標準”壓倒一切，出現多元詩學格局式微，“政治論詩學”一元主導的局面?！罢握撛妼W”嚴重損害了詩的美與真，違背了藝術自身發展的規律，1958年“新民歌運動”導致了“詩歌大躍進”。中國現代詩學由“一江春水”變成殘喘的小溪，走向一段非常態的窄化道路。

雖然這一時期詩學的發展出現了較大的偏頗，但仍有給詩更多的敏銳的觀察、思考和探索的詩人和詩評家，何其芳是一代表。他的《關于現代格律詩》至今仍閃耀著詩學的光芒。專著不多，有亦門的《詩是什么》、曉雪的《生活的牧歌——論艾青的詩》、楊匡漢和楊匡滿的《戰士與詩人郭小川》等。論文發表數量上尚可，但質量不高。郭小川和賀敬之對詩歌文體進行了大膽的有益的探索。郭小川詩體多變，如“樓梯體”的借鑒和運用；賀敬之“信天游”式的自由體給當時沉悶的詩學空間輸入了新鮮的氣息。1976年“天安門詩歌運動”是一現實主義詩歌的“大出場”，在沉悶的中華大地猶如一聲春雷，讓麻木許久的國人開始蘇醒。在情感的表達和思想的啟蒙上有“五四”余風。

三

1978年，隨著“思想大解放運動”，中國詩學迎來它的第二次“春天”?！皻w來”的詩人在“春天”里歌唱豐收的“金秋”，更新了詩學觀念，在情感的抒發上更加 “自我”和自由。這就回歸到“中國現代新詩的情感也就基本上不是體現群體本位的道德情感，而是體現個體本位的自我情感”的正常的軌道上來?！半鼥V”詩人既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詩體，也解放了詩人自己。在“爭鳴”中“朦朧詩”受到謝冕、孫紹振和徐敬亞等人的支持和推崇。20世紀80年代，中國現代詩學形成了三大理論“群落”：“傳統派”“崛起派”“上園派”。20世紀90年代以降，詩歌出現的思潮有“下半身寫作”“先鋒詩”“第三代詩派”等?；钴S在新時期的詩評家有孫玉石、孫紹振、謝冕、呂進、陸耀東、洪子誠、吳思敬、駱寒超、龍泉明等。

新時期詩歌在被放逐的危難中走向了邊緣，詩學研究步入了困境，一些“聰明”的研究者紛紛轉行，但仍有一些詩評家堅守著精神的陣地完成一次又一次的“醫改”和“升級”。這種精神在浮躁充塞、欲望“伸張”和“銅板”至上的當代中國顯得尤為難得和可貴。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是詩學研究的重鎮，“上元派”的根就在這里。呂進倡導新詩“二次革命”和“三大重建”為現代詩學注入了新質活力。此外臺灣詩人余光中近幾年提出關于新詩的傳播既要“大眾化”，又要“小眾化”。余光中的詩學主張值得關注和借鑒。

從人類學認識所提倡的本土立場看，當今新詩研究者思考“中國現代詩學”問題時，只有對象和素材是中國的，而思考的概念、理論框架大多是照搬西方的，這樣的詩學理論有“先天”的限制。無論詩學如何發展，都無法獲得超越的基礎條件，這就難免使其研究變成“換湯不換藥”的局部變化和重復。長期以來信奉的西方觀念和理論范式應給予清理，或擯棄或批判式“拿來”。從時代、本土的角度看，反觀時代、本土所特有的因素，正像呂進所言：“我們需要解決兩大問題：古代詩學的現代化和西方詩學的本土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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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喬軍豫，碩士，武夷學院中文系講師，研究方向：中國現代詩學。

編 輯：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