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的“類比”嘗試

熊騰

摘要：在《判斷力批判》中，為了闡述判斷力的先天原則，康德首次引入“類比”思維，借助于反思判斷力的提出，以及情感能力的主觀性特征，將“類比”從單純的修辭性話語提升為一種原則高度的運作方式。這可以說是康德為了統一整個批判體系而在審美情感領域中的一次大膽嘗試，美學也因此具有了一種獨特意義。

關鍵詞：康德;判斷力;類比;主觀性;情感

在康德最初對批判哲學體系的建構計劃中，他并未考慮到《判斷力批判》的寫作工作①，在他的哲學體系中，目的論這部分作為聯接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的中介和橋梁，“被認為最缺乏先天規定的根據”②?？档缕谕诖朔矫嫒〉猛黄?，他以情感能力為突破口，將自然和自由之間的中介任務托付給了審美領域，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了“知、情、意”的三分體系，審美作為人的情感方面，成為中介知識和意志的橋梁。不過，在《判斷力批判》對中介問題的具體解決思路中，我們會發現，康德往往在關鍵的論述中使用“類比”式的修辭方式。這類現象的意義不可小覷，因為使用一種模糊的“類比”方式進行論證，這本身與邏輯論證所要求的高度嚴謹性是背離的。更重要的是，這些“類比”現象不是偶然出現的，而是往往出現在論證的關鍵環節上，它們涉及的問題非常緊要，從中輻射出的問題更是廣泛而深入，幾乎涵蓋了康德美學中的大部分主題。關于此種“類比”現象，如果缺乏相應的敏感性而忽視它們的話，那么對于《判斷力批判》和康德美學中的許多重要問題難免會理解不清，得不到有效的梳理或解答。另一方面，如果將其中的“類比”單單理解為表面修辭意義上的運用，那么無疑又會將康德相關論述的可靠性置于非常不利的情況，并且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對于康德的誤解和非難。在筆者看來，“類比”現象絕非僅僅是康德偶然不經意為之的修辭方式，也不是面對分裂問題無可奈何的妥協之策，它其實是康德在知識的邏輯論證之外，對于一種新的可能性論證的嘗試，而且也只有這種迥異于邏輯推論的方式，才有可能打通自然和自由，將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連接為一個整體。下面，試對上述看法做一個初步論證。

一? 導論中“類比”的引入和確立

《判斷力批判》的導論是整本書的核心和概要，此導論有先后兩個版本，正式出版的是第二版，它在第一版的基礎上進行了簡要的修改，使之更加簡短精煉?？档碌膬砂鎸а蕴岢隽艘环N建筑術上的考慮，即建立起判斷力和愉悅的情感能力之間的聯系，并為這種聯系尋找一種先天原則③。他需要處理兩個問題，一個是判斷力究竟有沒有先天原則？以及這種先天原則與中介問題有何關系？

我們發現，康德在回答這些問題時，采用了一種特殊的論述策略，他將判斷力的先天原則與一種“類比”式的運作方式聯系起來，這種“類比”不同于知識性質的邏輯運作，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推論或證明，而是更多地與一種“主觀猜測”相聯系。然而從常識看來，主觀的猜測怎么可能擔任起嚴肅哲學體系的建筑要求呢？在這一點上，康德很自然地遭受了諸多非難。不過問題并沒有這么簡單，鑒于批判體系中分裂問題的復雜性和嚴峻性，康德不得不在客觀邏輯之外，尋找新的進路的可能性。在《判斷力批判》中，康德把中介自然和自由的重任交付給審美，那么他必然需要在知識和意志的體系之外，尋找新的審美運作方式，這種運作方式既不同于認識的邏輯判斷也不同于實踐的完善目的，它在人的情感主觀性中開辟出一種嶄新的關聯世界的方式。這是一項大膽的嘗試，康德以為，唯有在這種審美的中介下，人的自由才不會是一紙空文，理論和實踐的分裂問題才可能得到真正解決。

康德在《判斷力批判》開始的新嘗試，集中表現在反思判斷力這一關鍵概念上，而反思判斷力的主要內涵又集中在其先天原則即合目的性原則上?？档抡窃谔幚砗夏康男栽瓌t時引入了“類比”這種新的運作方式。

首先，康德在導論的第一、二小節概述了整個批判哲學體系的基本背景后，提出了前兩大批判遺留的分裂問題，同時明確了本書的基本任務就是解決此問題。在第三小節，康德將判斷力作為切入此問題的鑰匙。他在此處首次引入“類比”概念來猜測和論述判斷力的先天原則：“不過，在高層認識能力的家族內卻還有一個處于知性和理性之間的中間環節。這個中間環節就是判斷力，對它我們有理由按照類比來猜測，即使它不可能先天地包含自己特有的立法，但卻同樣可以先天地包含一條它所特有的尋求規律的原則，也許只是主觀的原則……但這方面（按照類比來判斷）還應該有一個新的根據來把判斷力和我們表象能力的另一種秩序聯結起來……所以至少我們暫時可以猜測，判斷力自身同樣包含有一個先天原則并且由于和欲求能力必然相結合著的是愉快和不愉快，判斷力同樣也將造成一個從純粹認識能力即從自然概念的領地向自由概念的領地的過渡，正如它在邏輯的運用中使知性向理性的過渡成為可能一樣?！雹?/p>

在引文中，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既然康德將判斷力定位為知性和理性的中間環節，如果判斷力確實如康德所說，能夠中介起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那么它理應具備某種先天原則，因為先天原則意味著先驗哲學的高度，即在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保證下，能夠在理論的徹底性方面沒有遺漏，這是經驗原則所無法達到的，也是批判哲學體系所必然要求的。但令人意外的是，在這種應該力求嚴謹和精確的場合，康德卻反其道而行之，使用了一種弱意義上、至少是不確定的表述——“我們有理由按照類比來猜測”，這樣的語氣難免給人底氣不足的感覺，似乎這樣的處理方式更多是一種不得不如此的妥協之策，如果康德聲稱對分裂問題的解決只能用一種單純的猜測（vermuten）來表示，那么這種說法顯然不能使人滿意，更不能使人信服。

這里非常容易對康德做出武斷性的解讀，一方面源于康德論述時使用的模糊性語氣，另一方面在此論證的合法性上，似乎也存在疑點。美國著名康德研究專家Guyer就認為，康德通過這種論證方式，實際上一開始就預設了最難證明的東西，被預設的東西（即判斷力的先天原則）本來是需要證明的目標，現在反而成了論證出發的前提，這不可避免地會有一種循環論證的疑難⑤。根據這種解讀，康德的這段論述在論證的合法性方面是存有疑問的。

這兩段進一步地解釋了何謂合目的性原則的主觀性?？档抡J為，合目的性這一先驗概念不在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兩者統轄的領地之內，但這并不意味著它有自己獨立的領地，在康德對哲學的基本劃分中，判斷力沒有自己獨立的立法領地，但合目的原則作為一種先天原則，其本質內涵就是要為某種對象進行立法。因此，康德將合目的性原則處理為一種獨特的自我立法的原則，這一特性可以概述為：主體的一種自我反身式的反思特性，即再自律（Heautonomie）。合目的性原則在這種再自律性中并未給客體自然添加任何東西，因此它只是以自己為對象，不對自然對象頒布任何規律，這的確符合康德對判斷力無立法領地的基本規定。由此，判斷力在此種先天原則中反而具有了一種優勢，它憑借不涉及客觀質料的主觀再自律性，能在知性立法和理性立法的具體沖突中抽離出來，不會因為其中一方而偏頗另一方，這種第三者的中立性為其提供了中介過渡的可能。也就是說，它可以作為考察自然的一種特殊工具，當知性的合規律性原則和理性的終極目的原則對同一個自然對象發生激烈沖突時，判斷力的合目的性原則能夠在其再自律性中進行自我立法，反過來為兩者的調和尋找一種特殊的主觀視角，兩者的過渡在此種意義上獲得了可能。

因此，康德在結合判斷力和情感能力時使用“類比”式的猜測，其實正符合合目的性原則本身的主觀性特征。反思性判斷力的提出，即其作為分裂問題的解決鑰匙，并不像第一批判中的規定性判斷力那樣，能夠在一個嚴格的推理鏈中獲得證明，那是在認識論和經驗范圍內的論證方式，一旦問題擴展到理性層面，人類就缺乏客觀的、實然有效的論證手段，因此就只剩下“類比”這種唯一可以設想理念的方式13。它能夠提供一種主觀的、應然有效的證明，這是一種弱意義上的論證方式，人類憑借這種方式畢竟獲得了一種途徑來過渡到無條件者的理念層面。實際上，這一弱意義上的“類比”論證方式，不僅沒有成為反思性判斷力的負擔和缺陷，反而能賦予其靈活多變的豐富內涵。不過，“類比”在其主觀性中依然具有一種自我限定。一方面，它固然不同于知識對自然頒布的客觀規律所要求的邏輯運作，但另一方面，它依舊在一種原則的高度上具有自律性，這種自律性表現在它將自己限制在主觀的情感領域內，只對自己立法，它在立法中給出的先天原則并不是一種知識性的規律，這意味著它在客觀的知識層面不具有實在性，它被限定在情感的主觀領域內，抽離于任何外部的客觀質料。在此種漠不相關性中，“類比”與康德所要求的審美無功利性緊密相連，在某種程度上為康德美學的形式主義提供了一條隱蔽線索。

三 “類比”的非推論性

康德在劃分兩種不同的判斷力時，將反思判斷力的運作方式定義為“為特殊尋求普遍”，以區別于規定性判斷力的“將特殊歸攝于普遍之下”。他顯然有意在審美領域內，探索一種不同于邏輯運作方式的情感模式。簡單來說，規定性判斷力在于“歸攝（subsumieren）”行為，而反思判斷力在于“尋求（finden）”行為，前者是知識層面的嚴格邏輯推論，而后者則試圖在審美領域探索一種“類比”式的非推論方式。

具體而言，對于兩個不同的對象，如果能夠用一個嚴格的推論性關系來概括，那么這就屬于歸攝和包含的關系，其中一方被包含在另一方的內涵中，這是規定性判斷力的運作方式。而如果兩者之間缺乏明顯的推論性歸攝，那么只能嘗試在“類比”中建立兩者的關系，這種關系雖然不像知識那樣是客觀實然的，卻可以理解為主觀意義上的范導性或調節性。在康德看來，對于兩個難以在嚴格推論中獲得聯系的對象，“類比”法是一種特殊的統一模式，是在知識失效的場所重新建立秩序的特殊方式。

在“類比”所適用的場域中，目標對象由于各自具有對方無法統攝的部分，因此它們處于一種相互排斥的狀態，以至于無法在知識體系中建立直接推論式的邏輯過渡。就此而言，“類比”方式的主要特點表現為，其涉及的雙方所相互保持的異質性和獨立性，各自具有某種無法借用、不可替代的部分?？档聦⑦@種獨立性表述為：“對于兩個不同性質的事物，我們雖然可以正好在它們不同性質這一點上對一方仍然按照與另一方的某種類比來思考;但由它們不同性質的那一點出發，卻不能從一方按照類比推論出另一方來，即把這一方的特殊區別的標志轉移到另一方身上去?！?4

這里康德強調了“類比”與推論的不同，其要點在于，“類比”不能將其中一方的特殊部分（異質部分）轉移到另一方。也就是說，兩個不同性質的事物，誠然可以通過“類比”聯系起來思考，但作為兩個獨立的對象，其區別于對方的特有性質并不能在“類比”中被抹除，這是康德對“類比”的一個基本限定。它必須被限定在其主觀性中，無法達成一種邏輯推論式的強意義過渡，只能有一種弱意義上的過渡，對象雙方的獨立性在此意義上被保留。就此而言，“類比”在其非推論性上承接著最經典的康德體系的批判方法，即它需要自我澄清和劃界，當對象雙方處于“類比”關系時，何者可以轉移和借用、何者必須自我限制、保持獨立。

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有不少使用“類比”運作方式的實例，包含四個基本要素。以專制國家和手推磨的類比為例，這四個要素是：君主、國家、手、磨15;以自然目的之物與藝術的類比為例，這四個要素是：原始存在者、自然、藝術家、藝術品16。這里必須澄清，“類比”不是直接發生在四種要素之間的替代和借用，而是發生在前兩要素之間的關系與后兩要素之間的關系的替代，也就是所謂的規則的借用。在第一個例子中，手推磨的推動關系被借用在君主和國家的關系中，于是我們“類比”地說，君主統治國家好像是手推磨一樣;在第二個例子中，藝術家創造藝術品的創造關系被借用在原始存在者和自然的關系中，于是我們“類比”地說，原始存在者就好像是一個藝術家創造藝術品一樣創造了自然。所謂“類比”雙方的獨立部分，指的就是在四種要素之間不能相互借用或轉移，其結果就是，一方的規則關系只在其本身中有確實的客觀實在性，當它被借用到另一方，由于規則關系所涉及的兩個基本要素都發生了改變，因此它在新的場域中不能被視為一種客觀的規則關系，而只能看作是一種主觀上的借用，它作為一種規則在新的場域中就只有調節性或應然性的作用，不能當做是客觀實然的規則。

這種獨立的部分是“類比”在主觀性上非常重要的一面，如果在運用和理解“類比”時稍不注意，或是對這種獨立性沒有一個清晰認識，便很容易在這四個要素之間進行相互替代和借用，發生誤解和混淆。比如原始存在者和自然的關系，康德認為，我們對原始存在者（上帝）的學說只能被處理為一種道德神學，而非自然神學?？档轮鹨获g斥了各種自然目的的系統，無論是觀念論的還是實在論的，比如斯賓諾莎的宿命觀念論、物活論、一神論等。在康德看來，它們的癥結在于，原始存在者只能根據自然目的而被類比設想，這些學說將此“類比”中將設想出來的原始存在者當作客觀的推論結果了，即當做是一種邏輯推論性的知識，忽略了這一“類比”方式在其主觀中的非推論性和獨立性，由此，各種自然神學必然在其內部存在矛盾和缺陷。對于這一問題，康德的處理方式是，將原始存在者的意義放入道德的實踐領域，在一種“應然”的實踐維度中，其主觀性方能被保留。這種處理可以說是康德整個哲學的核心導向，邏輯推論被限定在客觀的知識領域，康德為道德留出了地盤，知識和道德各自并行不悖，具有獨立的運作場所，而且這兩個領域能夠通過“類比”方式相連。

此外，“類比”的非推論性雖然可以不受邏輯推論的束縛，但它依然要求一種清晰的界定，一種清醒的自我澄清，這可以看作是反思性判斷力在其自律性方面的表現。因為所謂的自律，就是只在自己的主觀考慮中，自己給自己頒布規則。在第三批判中，康德將規定性判斷力理解為他律的，也就是為他者規定規則。自律性和他律性，也是反思性判斷力和規定性判斷力的主要區別點，前者表現為“類比”過程中規則的非推論性，它只能進行主觀的借用，任何規則只有在其原有場域中才是實然有效的，即只能自己給自己頒布規則;后者表現為嚴格推論過程中的規則包含與歸攝，它能在不同內涵場域進行客觀的過渡，并且保持為一條相同的規則。

結 語

綜上所述，康德在審美領域中運用“類比”方式不是偶然的，他的嘗試開辟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使“類比”從一種單純的修辭格手段提升為一種基本的情感運作方式。雖然對于批判體系的整體大廈而言，康德更愿意把“類比”方式看作是理論哲學中邏輯推論的一種補充形式，但它的重要意義在于，它能夠在其主觀性中擴展知性規則，以啟發性的方式發揮作用，使知性逐漸過渡到理性的自由王國。就此而言，康德似乎提供了一種新的批判體系圖景：規定性判斷力的歸攝法（也可以說是演繹法）和反思性判斷力的“類比”法。兩者各司其職，前者能夠為對象在合法性方面提供嚴格論證，形成一個嚴謹的知識系統;后者則擴展了對象在內涵規則方面的局限，為其添加新的思考維度，并使自由理念有了實現的可能。筆者認為，此問題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并且這一問題很可能處于批判哲學體系的核心地位。因此，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康德引入“類比”方式的嘗試深遠地影響了整個《判斷力批判》基本的理論路向，同時對于其整個批判哲學體系而言，也無疑開放了新的可能性維度。

注釋：

①②[德]康德：《康德書信百封》，李秋零編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111頁。

③⑤Paul Guyer， Kant and the claims of tas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30，pp.31-34.

④⑦⑧⑨⑩1112141516[德]康德：《判斷力批判》，鄧曉芒譯，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11-13頁，第12頁，第22頁，第22頁，第22頁，第19頁，第20-21頁，第322-323頁，第199-200頁，第219頁。

⑥Henry E. Allison， Kants theory of tas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3-14.

13[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鄧曉芒譯，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454-455頁。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

責任編輯：劉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