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身份認同與風險承擔水平

蔡松青

一直以來，由于歷史原因和現實需要，民營企業家的身份認同是當今社會發展所不可回避的一大問題，它在影響民營企業家積極性的同時，也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有不同意義。筆者在查閱許多相關資料后，用數據來驗證民營企業身份認同問題和企業風險承擔問題。

何謂風險承擔？風險承擔是指企業自己非理性或理性地主動承擔風險，即指一個企業以其內部的資源來彌補損失，表現在實際過程中就是企業在投資決策時選擇的風險投資項目。

從微觀角度來看，風險承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企業能否成功，對于企業的經濟收益和股東分紅有著重要的積極意義，甚至從企業長期規劃發展來看也有利于競爭力的提升。

從宏觀角度來看，風險承擔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根本動力，如果沒有企業愿意進行風險承擔，資本積累將停滯不前，技術進步更是無從談起。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面臨社會經濟發展轉型繼續以創造性的方式來加快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優化，尤其是在全球疫情持續蔓延的今天，如何確保經濟能夠持續增長，實現高質量發展，民營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就起到了重要意義。

不過現階段來看，要通過民營企業風險承擔來推動社會經濟發展還面臨著不少桎梏，一方面是制度建設相較于經濟發展的滯后性，另一方面是執行過程中程序的不完善等，加上一些民營企業在改革開放初期財富原始積累存在不規范的問題，也讓公眾質疑其原始積累的不當延伸至企業本身的合法性，雖然時間過去較久，但依舊存在著人身和財產安全被法律追溯的可能。所以企業持續經營還存在不可預估的法律風險，這時企業家主要考慮的是自身面臨的法律安全風險而不是經營風險，對于產業升級和未來投資機會等顯然不是民營企業家首要考慮的問題，這也就進一步影響了民營企業家的風險承擔意愿。

1.身份認同作用的理論和實證解釋

在實際生活中，通過不同的稱謂對特定身份進行強調，像是士兵、醫生、商人等，每個人在社會中都有著自己被集體認同的身份，有著對應的行為規范。那么在個人承認了同時接受了這種稱謂以后，就是自我認同了這種身份，同時伴隨著對認同的加深，便會更加自覺地按照身份對應的規范去履行，如果做不到就可能出現自責心理。對于民營企業家同樣如此，身份認同能夠讓人產生自豪感，對于個人有監管、約束的作用，也有助于企業文化的傳承。具體來說，在民營企業家認同了自我身份后，就會把自我的定位融入到自身的價值觀中，也更容易為自己而自豪，從而為自己在工作中提供激勵和動力。

例如在2008年的政協會議上就有杭州的委員提交了相關提案，希望通過合適的載體來實現民營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希望加強自身身份的認同感，通過“杭商”這一帶有明顯地域特色的稱呼來加強當地個人的身份認同。

其次，身份認同對于個人而言有著一定的監管和約束作用。從經濟學意義上來看，身份認同對于個人而言，當他沒有按照身份對應的規范行事，就會導致這個身份給他帶來的效益降低，所以為了追求身份收益的最大化，保持外界的身份認同，人們通常都會進行自我約束。對于民營企業家來說，為了保持外界對企業家這個身份的認可，愛國守法、遵守社會公德、秉持公平正義理念經營企業等有助于保持身份認同的事情他們都會選擇去做，在提高外界對他們身份認同的同時，也有助于促進企業家提高風險承擔水平，更樂意于去參與風險高的投資項目。

2.民營企業風險承擔受企業身份認同問題影響

風險承擔行為指的是企業在投資過程中對投資項目的選擇，反映的是企業追逐利潤過程中的一種傾向，從正面意義來說，有著積極的價值創造效應，無論對于企業還是社會經濟發展都有著積極作用。同時越高的風險承擔水平說明企業更傾向于選擇高風險高回報的項目。但是企業的風險承擔是受到其所處環境限制和影響的，尤其是在中國經濟制度轉型的當下，不少民營企業面臨著身份認同的問題。社會公眾從民營企業家原始財富積累中是否規范的質疑延伸到對企業本身合法性的認同。這種身份認同問題若不利于民營企業的發展，可能造成民營企業產權無法得到合法的保護以及認定。

在設定其他條件不變時，民營企業身份認同問題對企業風險承擔水平在兩方面產生影響，一方面是合法身份認同如果出現問題可能導致企業的產權和企業家個人財富被法律清算，這樣企業家就會擔心個人財富安全，影響了經營企業的意愿，這時的企業家從理性角度出發更愿意選擇規避風險，減少在投資決策中對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目標考慮從而保證自身利益，對于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機會出現背離情況，這時就會減少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另一方面是面臨身份認同不足問題的民營企業家考慮的首先不是企業的發展，而是通過不同路徑來提高身份認同，從而保證人身和財產安全，在這一過程中企業的經濟投資決策是要為保護人身財產讓道的，這就影響了企業的長遠發展。根據上述內容，因為合法身份認同存在問題，導致民營企業面臨潛在的法律安全風險，所以企業家缺少長期穩定的經營意愿，因此他們將表現出更低的風險承擔動機。所以筆者假設，同等條件下，民營企業身份認同問題將會導致企業家減少風險承擔水平。

如何去解釋變量，也就是民營企業家的身份認同情況，這屬于社會性的個體感知概念，是很難通過定量進行確定的。按照《招股說明書》的要求，企業根據發行人歷史沿革情況和實際控制人通?？梢苑譃閮煞N，一種是公司之前作為國有控股、集體或全民所有，在股權轉讓以后變成私人所有企業，也就是國有轉制民營企業，但是因為產權獲取過程中存在制度留白和不規范的行為，導致企業的合法身份沒有得到政府和外界認可，成為一個歷史遺留問題。另一類則是公司從創立開始就是自然人控制，不過因為一些歷史原因，由自然人實際出資但是掛靠集體，然后在產權確定后歸屬為私人所有的公司，也就是創業型企業，這一類企業往往是企業家自己創建的，所以外界對其合法身份認同度相較前者更高。民營企業的合法身份認同問題還是因為過往制度上的留白和不完善，導致民營企業面臨法律安全風險，這就造成民營企業家長期經營的意愿低，在經營過程中企業的長期發展并不是企業家的首要選擇。所以一旦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出現制度或政府政策的變化，那么將導致企業身份認同對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變遷。為了避免國有資產的流失，加強國有資產的保護，2008年我國出臺了《國有資產法》，為國有資產的轉讓、保護、資產流動等問題提供了詳細有效的法律依據，這也為民營企業的國有轉制中獲取的企業產權是否合理合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和制度保障，也為民營企業的合法身份認同提供了清晰的界定標準，這就有效激勵了民營企業家進行企業經營的意愿，從而更好地推動企業發展?；诖俗鞒黾僭O，《國有資產法》的頒布有助于提高民營企業家的身份認同問題，提高民營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

3.《國有資產法》影響企業風險承擔

從一些學者的研究數據表明，相較于創業型民營企業來說，國有轉制型民營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顯然低得多，也就是由于國有轉制型民營企業在轉制過程中面臨的身份認同問題使其時刻擔憂被清算的威脅，這就阻礙了企業家進一步發展企業的意愿，所以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也就下降了。

而在《國有資產法》頒布以后，為國有產權做了清晰的界定，有效地保護了國有資產，也為民營企業的合法身份問題提供了法律依據與解釋，這樣民營企業家的身份認同問題削弱，有效地加強了民營企業家的經營意愿，也就提高了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同時公司規模越小的情況下，其現金資產占比越低、成長性越低、負債水平高的話，表示這個民營企業的風險水平越高。

此外，國有轉制型民營企業的經營意愿和地區失業率、企業家政治聯系以及企業家年齡有著緊密聯系，呈正相關關系，也就是失業率越高的地方、企業家政治聯系緊密和企業家年齡較大的情況下，就極有可能導致用國有轉制的方法來獲取企業產權，從歷史上來看和我國過去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出現的混亂情況相匹配。同時根據數據顯示，在21世紀過渡階段，正面臨國有企業轉型的改革時期，一些地方政府積極參與國有企業改制工作，導致出現國有資產流失問題，也正是這一時期一些國有企業轉制出現了漏洞，帶來了民營企業身份認同問題。同時根據數據顯示，民營企業產權獲取方式和《國有資產法》的頒布都影響到了民營企業最終的風險承擔水平，驗證了筆者作出的假設的合理性。

企業身份認同問題作為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難以避免的一個問題，不僅影響著民營企業的長期發展，也可能不利于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所以看待此問題既要從微觀上看待，也要從宏觀上關注。所以通過數據驗證，企業身份認同問題對于民營企業風險承擔是有著重要影響的，而《國有資產法》的頒布則是在保護國有資產的同時，也保護了民營企業家的積極性。從數據驗證的假設來看，民營企業家的身份認同問題，不僅關系到企業的經營意愿，對于社會的整體發展也有著重要意義，是歷史和現實都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在確定了身份認同問題和企業發展之間的關系，就為國家確定相關規章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據。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就下發了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的相關意見，為今天民營企業產權的保護提供了文本依據。

（本文作者單位：廈門立龍集團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