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芻議羅振玉流亡日本期間的書法學術交流

文/王 曄

《集殷墟文字楹聯匯編》 木耳社版

一、東渡扶桑 致力學術

羅振玉與王國維都是近代中國矚目的國學大師，共同創立“羅王之學”。二人結識于1898 年，交往共歷30 載。1911 年，在日本本愿寺教主大谷光瑞、歷史學家藤田豐八等人的邀請下，羅振玉與王國維偕家眷前往日本京都，羅振玉遂也開啟了長達八年的旅居生活（其間有短期返程）。這八年，羅振玉遠離國內政治旋渦，潛心學術，成果斐然。

羅振玉是殷墟甲骨收集、文字考釋及書法創作方面的先驅。他深感甲骨價值的珍貴，大量搜集，即使流亡期間也在堅持。1915 年還曾回安陽實地考察：“天不出神物于我生之前，我生之后，是天以畏予也。舉世不之愿而以委之予，此人之召我也。天與之，人與之，敢不勉夫?！碑吷詹丶坠瞧_到三萬余枚，這也為其研究甲骨文字提供了廣泛資料。

到達日本之后，羅振玉將自己的眾多書籍、資料存放在京都大學圖書館，并繼續對甲骨文字的研究，進而撰寫了《殷虛書契考釋》。在1914 年的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以下簡稱“往來書信”）中也記錄下寫書歷程：

拙序昨夕改訂數處，尚有未愜而未能改得者。茲先將已改者寫奉，仍祈斧正。

信中內容說明了羅振玉撰寫《殷虛書契考釋》及改定序言時的情況，《殷虛書契考釋》中的甲骨原文為羅振玉親自書寫，推翻了他人代筆的言論。

羅振玉自1911 年開始陸續出版了《殷墟書契》（1913）、《殷虛書契前編》（1913）、《殷虛書契菁華》（1914）、《殷虛書契后編》（1916）等，一系列著作開甲骨考釋之先，也讓羅振玉成為甲骨文研究領域的奠基人。

作為“甲骨四堂”之首的羅振玉不僅在甲骨學領域是理論翹楚，在甲骨書法創作方面也是開山之人。其在見到殷墟契文之后，開始臨寫抄著，并用考釋過的甲骨文字集聯，遂成《集殷墟文字楹聯》。

昨小憩塵勞，取殷契文字可識者，集成偶語，三日夕得百聯。存之巾筒，用佐臨池。辭之工拙非所計也。

雖然搜集有萬余甲骨遺片，但除去重復字例，所得釋字也是有限。羅振玉仍用其集成了一百七十多副楹聯，后又續寫《集殷墟文字楹聯匯編》。日本學者內山知還對《匯編》進行了全譯，后東京木耳社出版《甲骨文墨場必讀—集殷墟文字楹聯匯編》，已成日本書界甲骨文書法創作的必備參考書目。

不少書者書寫甲骨文，會模擬契刻文字尖銳刀口。羅振玉是將毛筆書寫筆意融入甲骨文字書寫之中，加之其是“由許書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窺書契，窮其蕃變”。故后期還把大篆筆法運用其中，顯現出法度嚴謹、工整穩重的書卷氣息。羅振玉在甲骨文的臨摹與創作上用功頗多，其孫羅繼祖曾回憶說：“辛酉年我八歲，已能記事，每見公為人寫楹帖，總是集契文，大小篆倒反而少寫。以后也常常如此，如果人家不指明要那一體的話，就統以契文應之?！?/p>

羅振玉寄給王國維的書信大多為行草寫就，其行草結體修長，斜勢明顯，有董華亭筆意?！暗艽舜嗡T畫跋尾，自問如與華亭共語，當相視而笑。先生或不以我為誕乎？”沈曾植也曾曰：“學問之事，既為公等壟斷，而公之小行楷書，又復卓絕。我畢生染翰，竟無入處，此關天事，又復何云?！?/p>

可見羅振玉以實用性為主的“稿草”書寫具有濃厚的文人氣息，自己不僅對此頗有信心，也得到了他人的肯定。

羅振玉在旅居日本期間，偶執鐵筆，除自用印外也為朋友刊刻。其以璽印實物為典章研究之助，而不趨明清諸流派，出秦入漢，以古璽漢印為宗，以醇厚學養出之。

1916 年羅振玉為王國維治印二方，一方朱白文姓名印，一方白文名號印，均取法漢印，謹嚴工穩，古穆淡雅。

今日為公制（治）印，晚間始成，而得惠簡，茲先將印本呈鑒。名印仿漢人撥燈法，甚愜意；號仿切玉法，則未盡愜心，然尚大雅可用。至所作邊款，則不成字，如蔣山堂晚年款矣。因目力大遜，老境漸逼，可懼也。

二、往來交游 中外互鑒

羅振玉在日期間，也持續保持與國內和國外學者、收藏家、古董商等的交流與交易：一是為了不斷更新信息，了解最新的出土和發掘情況，豐富藏品并增加書籍刊??；二是通過國內外的交游，能夠互通有無，開拓眼界。

國內學者、收藏家諸如沈曾植、梁鼎芬、曹元弼、劉惠之等與羅振玉多有交流，其中沈、梁二人與羅為肺腑交：

昨見沈乙老，暢談二時許。座中并見曹叔彥。今朝梁節老來，略悉近來情狀。

節老辮發竟被其學生剪去，今安一假辮。沈、曹則不復他出，故幸免。乙老好客如故，志趣堅定，向之投書，宜其不懌也。

乙老深贊大序之考證，斯世竟得知己，然恐無第二人也。

羅振玉《流沙墜簡》

羅振玉刻“上野理一”“有竹”

早在1898 年，羅振玉等在上海創辦了農學社、南洋公學東文學社，王國維是文學社培養的學員之一。當時羅振玉為了能翻譯日本及歐洲的農學書籍，遂請來了藤田豐八，而后又通過藤田，認識了京都大學的內藤湖南和富岡謙藏。也正是在這些人的幫助下，羅、王二人可以舉家東避。

內藤湖南，日本近代中國學的重要學者，中國學京都學派創始人之一。

富岡謙藏是金石學家，主攻中國金石學，與羅振玉、王國維多有往來。1912 年2 月，在富岡謙藏的牽線下，其父親文人畫畫家富岡鐵齋拜訪了羅振玉，飽覽羅的收藏，并相互切磋。羅振玉還為富岡鐵齋篆刻了“富岡百煉”“鐵如意齋”等印。

上野理一，號有竹翁，齋號有竹齋，出版家、收藏家，篤愛中國古物，富藏法書名畫及商周秦漢古玉。1915 年，“頃博文堂來報上野氏太夫人之喪”，羅振玉聞聽上野理一母親過世的消息，特意偕同王國維向其表示問候。1917 年，上野理一將所藏中國古印鈐成《有竹齋所藏璽印》四冊。羅振玉亦應上野之請，為此題寫書名及分類標記。

羅振玉致鄒壽祺信札

日本學者林泰輔對甲骨文也做研究，判斷甲骨出土故墟在河南湯陰，并將論文《清國河南省湯陰縣發現之龜甲獸骨》寄給羅振玉。羅振玉后考證出甲骨出土地是河南安陽小屯，糾正了林的誤斷。林泰輔在辛亥革命后又到安陽親自考察搜集，并與羅振玉、王國維保持著學術交流。其間，王國維著《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1916），羅振玉著《與林浩卿博士論卜辭王賓書》（1917）。羅王二人與林泰輔的互相切磋探討對甲骨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羅、王二人與日本諸人的學術交游也可見于書信中：

前劍峰學士過此，念公甚，已以近狀告之。渠又言林浩卿博士每得公及弟手書，如獲異寶。

林浩卿博士所著《周公》一書，乃博士會院之賞金，此尚算公道。林在彼邦學者，自是翹楚也。

今日見長尾雨山。數日前，湖南來，以我崇德四年高麗所刊太祖皇帝圣德碑所贈，漢滿蒙三文書之（望告乙老，渠不知曾聞有此碑否），此在高麗碑中最有用，校之三韓漢晉諸刻，尤有價值。

此間能讀漢籍者，實僅長尾雨山一人，下次即添贈渠一本可也。

屬贈東友《叢刊》，已分致內藤、狩野、富岡，東京則寄藤田、林兩君，弟留一份。

不僅是東瀛，羅振玉也與西方學者有直接往來。羅振玉在敦煌寫本文獻研究上用功頗深，在東渡日本前，羅振玉已從法國伯希和劫敦煌漢簡文書中得到了部分影印資料。東渡最初兩年，仍在整理校對敦煌文獻照片，后著錄《鳴沙山石室佚書》《敦煌石室遺書》。

伯希和昨有信來，已轉往北京使署，言有照片二百紙贈弟，戰后乃可寄云云。此中殆必有嘉品，恨不得寓目也。

羅振玉除與法國伯希和外，又接觸到了英國斯坦因和沙畹教授，互相探討并糾正了沙畹教授的一些學術主張，后與王國維合力編撰《流沙墜簡》，此書為中國近代最早研究簡牘的著作。

并請問敦煌遺書（西夏字書影照否？）及有無影照，有無目錄，及沙、伯兩君有無托致弟之信。

古簡牘粗閱一過，擬分為三大類：一小學、方技、術數書，二西域屯戍叢殘，三簡牘遺文，而總名之曰《流沙墜簡》。

《流沙墜簡》樣本已來，奉覽。竟與法人原書無二（幾過之）。

日本后期熱衷研究敦煌學，也是深受羅振玉的影響。

三、鬻物自給 傳古是務

旅居日本的這八年，羅振玉在學術上碩果累累，成就斐然。清末民初，殷墟甲骨、敦煌遺書、西域簡牘、中原碑志等考古資料大量發現，羅振玉也竭盡所能廣泛搜集，分門別類整理研究。他曾言：“自問平生文字之福，遠過前人，殷墟文字一也，西陲簡冊二也，石室遺書三也，大庫史料四也?！逼渌T如高句麗與百濟遺民之最初研究、西夏文字等均有開創之功，并有專集刊行。

在書學的收藏研究上能有如此巨績，羅振玉是需要有一定財力的。郭沫若曾評說“功勞即在為我們提供出了無數的真實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傳、考釋，實在是中國近三十年來文化史上所應該大書特書的一項事件”。王國維亦評：“辛亥以后，流寓海外，鬻長物以自給，而殷墟甲骨與敦煌古簡佚書先后印行。國家與群力之所不能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他所印書籍，亦略稱是。旅食八年，印書之費以巨萬計，家無旬月之儲，而先生安之。舉力之所及，而惟傳古之是務，知天即出神物，復生先生于是時，固有非偶然者?！?916 年，王國維回到上海，在哈同花園編《學術叢編》，并擔負起羅振玉“書畫買賣事”的重要職責。從1916這一年的往來書信中可知，羅、王二人在書畫交易上頗為操心。國內古董商人程冰泉的汲修齋和日本的博文堂在書信中出鏡頗多，可見它們多是羅、王二人所收書畫的流轉運作之所?！百I賣事”也為二人的學術工作提供了豐富的物質資料和強有力的經濟支撐。

羅振玉與王國維的書信往來讓世人看到兩位學者專心篤行的治學態度和志同道合的深情厚誼。羅繼祖言：“兩公為學，有疑或有獲，必相質證，真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從“滿紙春蚓秋蛇，非公不能識也”中可見二人的熟知與默契；從“公歷次來書，已盛以小匣中，將盈矣。初欲將來書所述摘入日記中，乃多不勝記，乃專匣儲之。不意弟之惡札，公亦儲之篋衍也。天壤之大，疑如吾二人，可決其必無矣”中可知兩公皆珍其手稿，重視此情。

羅振玉能夠著作等身是與他堅韌的毅力和東渡扶桑后的環境分不開的。在京都期間，羅振玉遠離國內的政治旋渦，1912年又堅辭日本京都大學教職之聘，相對的寧靜使其能全身心投入學術活動中。羅振玉“知一切學術，非從最古書籍讀起不可”。也知學術之路艱辛，誠如其所說：

回憶此事研究，先后垂十年，積銖累錙，遂有今目。當今之世，舍公而外，尚無能貫徹此書者。譬猶以數分鐘觀博物館，徒訝其陳列之眾，竟無人肯以長久之時日，一一細覽之者。不知異世有潛心搜討如公與弟者否？弟竊謂考古之學，十余年來，無如此之好資料，無如此之關系重大，無如此之書癡為之始終究。今有之，而世人尚罕知貴重，可哀也……今世士竟弟之業者，舍公外無第二人，幸屏他業，以期早日成就，何如。當今海內外相距數千里，而每月通書數十次，以商量舊學，舍公與弟外，恐亦無第三人也。

羅振玉信札

羅振玉臨金文

羅振玉書札

雖“惜國家往者不注意，我輩一人之力，不能盡其千百之一二，為可恨也”。但羅振玉仍憑自己一人之力，為現代學術的繁榮做出了突出貢獻，并贏得了國際聲譽。在日期間，他繼續甲骨文的考釋刊布、開敦煌學先例、加深漢晉木簡研究，為簡牘學奠基、整理金石文字資料、進行古器物研究，可謂中國近現代學術界第一人。羅振玉以“傳古”為己任，書學思想和書印臨創均以“古”為靈魂，體現出了其深厚的傳統功力和人文素養。一代國學巨擘，除去其在政治上的守舊，其在書學領域上披荊斬棘所閃耀的熠熠光輝可永爍世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