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氮水平下秸稈、生物質炭添加對旱作農田土壤酸解有機氮組分的影響

張世漢，武 均,2，張仁陟,2,3，齊 鵬，2，3，賀永巖，郭萬里

(1.甘肅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0；2.甘肅農業大學甘肅省干旱生境作物學重點實驗室，甘肅 蘭州 730070；3.甘肅省節水農業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甘肅 蘭州 730070)

有機態氮是土壤氮素的主要成分[1]， 90%以上的氮以有機態化合物的形式存在[2]，有機態氮只有轉化為無機態氮才能被作物吸收利用[3]。因此，研究有機氮組分的含量與組分間的關系對土壤的供氮能力及優化農業生產氮肥投入具有重要意義。眾多研究表明[4-8]，土壤有機氮組分的含量與分布受土壤類型、耕作措施、施肥種類和方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而合理的施肥方式可維持土壤肥力與生產力、改善土壤生態環境、節約農業投入。

自Bremner[9]提出將有機氮分為酸解有機氮和非酸解氮后，有機氮組分備受學者們關注。研究者們[10-15]對有機氮組分的分布特征及其礦化特性進行大量研究，但由于受土壤類型、氣候環境等因素影響，各有機氮組分對土壤供氮潛力尚存爭議。張電學等[6]研究不同施肥制度對褐土有機氮組分的影響，結果表明，有機氮積累過程中，化肥氮主要進入土壤氨態氮和氨基酸態氮庫，而有機肥料氮則主要進入土壤氨基酸態氮庫；韋至激等[16]研究稻田土壤有機氮組分發現，干濕交替灌溉和增施氮肥可提高稻田土壤酸解氨態氮和氨基糖態氮含量；賈倩等[17]對比研究了水旱輪作下氮肥用量對土壤有機氮含量及其組分的影響，發現周年氮肥合理施用能明顯提高土壤有機氮含量，水旱輪作下土壤酸解態氮庫各組分變化差異明顯；任金鳳等[18]通過研究長期施肥對潮棕壤有機氮組分的影響，發現無論單施化肥還是有機肥或二者配施均會顯著影響土壤有機氮各組分的含量，單施化肥顯著提高了酸解氨態氮含量，而氨基酸態氮降低，單施有機肥主要提高氨基酸態氮和氨基糖態氮含量，二者配施有機氮各組分含量均有所增加，其中酸解未知氮增加較多。盡管國內外學者關于有機無機肥對有機氮組分相關關系及其礦化特性的影響做了大量研究，但大多集中于草地、稻田、森林和濕地等，對旱地有機氮組分相關研究較少，尤其是土壤貧瘠、生產力低下的黃土高原隴中地區[19]鮮見報道。此外，結合特定生態環境和農作措施研究土壤有機氮組分的變化規律，對提升土壤供氮潛力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本研究依托甘肅農業大學于2014年布設在定西市安定區李家堡鎮的不同氮水平下秸稈、生物質炭添加定位試驗，利用Bremner分級法，通過對該試區2018年土壤酸解有機氮組分含量的測定分析，以探明不同氮水平下秸稈、生物質炭添加對酸解有機氮組分含量的影響，并為該區春小麥栽培尋求有利于提高土壤供氮能力的合理施肥方式。

1 試驗設計與方法

1.1 試驗區概況

試驗區位于隴中黃土高原半干旱丘陵溝壑區的甘肅省定西市李家堡鎮。該區海拔2 000 m左右，年均太陽輻射594.7 kJ·cm-2，日照時數2 476.6 h，年均氣溫6.4℃，≥0℃積溫2 933.5℃，≥10℃積溫2 239.1℃，無霜期140 d，多年平均降水390.9 mm，年蒸發量1 531 mm，干燥度2.53，80%保證率的降水量為365 mm，變異系數為24.3%，土壤為典型的黃綿土，土質綿軟, 土層深厚, 質地均勻，儲水性能良好。0～200 cm土層土壤容重平均為1.17 g·cm-3，凋萎含水率7.3%，飽和含水率21.9%，是典型的雨養農業區。試驗布設前，土壤全氮含量為0.88 g·kg-1、土壤全磷含量為0.83 g·kg-1、土壤有機質含量為15.91 g·kg-1、土壤硝態氮9.27 mg·kg-1、銨態氮含量為4.23 mg·kg-1、速效磷含量為12.34 mg·kg-1。

1.2 試驗設計

試驗涉及秸稈、生物質炭、氮素3個因素，秸稈設置為不施、施用秸稈2個水平；生物質炭為不施和施用生物質炭2個水平；氮素設置為不施氮、施純氮50 kg·hm-2、施純氮100 kg·hm-23個水平。試驗共設9個處理(表1)。采用隨機區組排列，各處理3個重復，共計27個小區，小區面積3×6=18 m2。其中，生物質炭于2014年3月上旬一次性均勻施入15 t·hm-2，利用旋耕機將其翻埋入土壤(耕深18±2 cm)。秸稈于每年收獲后利用鍘草機切割為3～5 cm長小段均勻散布于還田小區內，并利用旋耕機將其翻埋入土壤(三耕兩耱，耕深18±2 cm)。各處理于每年播種前均施入P2O5105 kg·hm-2(過磷酸鈣，P2O5含量為14%)；試驗中所添加氮素為尿素(純氮含量為46%)，于每年播種前根據各處理所需用量同磷肥一并均勻撒施于各小區后，迅速利用播種機播種(播深7±2 cm)，待肥料與土壤混合，利用耙耱將地耱平。

供試作物為定西40號春小麥(TriticumturgidumL.)，自2014年開始，采用春小麥連作并遵循定西當地傳統耕作生產方式，于每年3月下旬播種，播量為187.5 kg·hm-2，行距20 cm，7月下旬收獲，收獲后三耕兩耱。供試生物質炭來源于金和福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生物質炭(過200目篩)，碳含量53.28%，氮素含量1.04%；小麥秸稈含碳量38.49%，氮素含量為0.55%。

1.3 樣品采集與處理

于2018年7月作物收獲后采集不同氮水平下秸稈、生物質炭添加試驗的供試土樣。利用5點采樣法用土鉆分別采集各小區0～5、5～10、10～30 cm 3個土層土樣各1 000 g左右，混合均勻后裝自封袋，帶回室內風干后過2 mm 篩待測。土壤有機氮分級采用Bremner方法[9]，土壤酸解總有機氮采用6 mol·L-1HCL酸解—凱氏半微量定氮法測定；酸解氨態氮采用MgO蒸餾法測定；酸解氨態氮+氨基糖態氮采用磷酸鹽—硼酸鹽緩沖液蒸餾法測定；酸解氨基酸態氮采用茚三酮氧化、磷酸鹽—硼酸鹽緩沖液蒸餾法測定；酸解未知態氮和酸解氨基糖態氮則采用差減法求得。有機質采用重鉻酸鉀外加熱法測定，全氮采用凱氏法測定。

表1 試驗處理

1.4 數據處理與統計方法

利用Microsoft Excel 2010軟件作圖與制表，采用SPSS 21.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其中多重比較采用新復極差法。

2 結果與分析

2.1 不同氮水平下秸稈、生物質炭添加對土壤酸解總有機氮的影響

由圖1可知，各處理下土壤酸解總有機氮含量均隨土層加深呈降低趨勢。各土層土壤酸解總有機氮含量均以BN100處理最高，CN0處理最低。在0～5 cm土層，CN50、CN100、BN50、BN100、SN50、SN100處理土壤酸解總有機氮含量高于CN0處理8.00%、14.81%、17.86%、24.45%、12.29%、17.86%；在5～10 cm土層，CN100、BN0、BN50、BN100、SN50、SN100處理土壤酸解總有機氮含量高于CN0處理19.23%、9.57%、18.53%、23.79%、12.90%、20.25%；在10～30 cm土層，CN50、CN100、BN50、BN100、SN50、SN100處理土壤酸解總有機氮含量高于CN0處理8.94%、15.10%、16.84%、22.01%、11.41%、19.70%。

注：不同字母表示在P<0.05水平下各土層不同處理差異顯著，下同。Note: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under the level of P<0.05, the same below.圖1 不同氮水平下秸稈、生物質炭添加處理土壤酸解總有機氮含量Fig.1 Soil total acid-hydrolyzable nitrogen content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straw and biochar treatment

由表2可知，氮素、秸稈和生物質炭對0～30 cm各土層的酸解總有機氮含量均有顯著效應。N100處理(CN100、BN100、SN100處理的均值)的土壤酸解總有機氮含量高于N0(CN0、BN0、SN0處理的均值)(土層由上至下)15.60%、16.41%、15.89%。添加秸稈處理(SN0、SN50、SN100處理的均值)的土壤酸解總有機氮含量分別高于無碳素添加處理(CN0、CN50、CN100處理的均值)(土層由上至下)4.26%、4.72%、4.47%。生物質炭處理(BN0、BN50、BN100處理的均值)的酸解總有機氮含量顯著高于無碳素添加處理(土層由上至下)10.12%、9.14%、7.61%。

2.2 不同氮水平下秸稈、生物質炭添加對土壤酸解氨態氮的影響

由圖2可知，各處理下土壤酸解氨態氮含量均隨土層加深呈降低趨勢。各土層土壤酸解氨態氮含量均以BN100處理最高，CN0處理最低。在0～5 cm土層，CN50、CN100、BN0、BN50、BN100、SN0、SN50、SN100處理均高于CN0處理土壤酸解氨態氮含量12.71%、25.28%、11.47%、27.50%、37.16%、9.09%、23.72%、32.41%；在5～10 cm土層，CN50、CN100、BN0、BN50、BN100、SN0、SN50、SN100處理均高于CN0處理土壤酸解氨態氮含量12.98%、31.99%、19.31%、31.84%、38.09%、13.33%、25.02%、36.72%；在10～30 cm土層，CN50、CN100、BN0、BN50、BN100、SN0、SN50、SN100處理均高于CN0處理土壤酸解氨態氮含量15.52%、26.59%、17.09%、32.16%、37.58%、13.64%、23.14%、35.18%。

由表3可知，氮素、秸稈、生物質炭對0～30 cm各土層的土壤酸解氨態氮含量均有顯著效應，而氮素和生物質炭的交互效應僅對5～10 cm土層的土壤酸解氨態氮含量效應達到顯著水平。N50處理(CN50、BN50、SN50處理的均值)、N100處理(CN100、BN100、SN100處理的均值)的土壤酸解氨態氮含量分別高于N0(CN0、BN0、SN0處理的均值)(土層由上至下)15.81%、14.10%、15.03%，26.76%、27.28%、25.36%。添加秸稈處理(SN0、SN50、SN100處理的均值)的土壤酸解氨態氮含量分別高于無碳素添加處理(CN0、CN50、CN100處理的均值)(土層由上至下)10.45%、11.03%、11.39%。生物質炭處理(BN0、BN50、BN100處理的均值)的土壤酸解氨態氮含量高于無碳素添加處理(土層由上至下)15.02%、16.25%、17.19%。

表2 氮素、秸稈、生物質炭對土壤酸解總氮含量的效應

注：*，**，***分別表示在P<0.05，P<0.01和P<0.001水平下有顯著效應，n.s.表示在P<0.05水平下無顯著效應；*，**，***和n.s.前的數值為F檢驗值，下同。

Note: *, **, and ***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P<0.05,P<0.01, andP<0.001, respectively; n.s. indicate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P<0.05. The values representF-statistic in front of n.s. *, **, and ***. The same below.

2.3 不同氮水平下秸稈、生物質炭添加對土壤酸解氨基糖態氮的影響

由圖3可知，各處理下土壤氨基糖態氮含量均隨土層加深呈增加趨勢。各土層土壤氨基糖態氮含量均以SN100處理最高，CN0處理最低。在0～5 cm土層，B0、BN50、BN100、SN0、SN50、SN100處理土壤氨基糖態氮含量高于CN0處理21.26%、24.76%、29.25%、26.40%、34.04%、35.60%；在5～10 cm土層，CN100、BN0、BN50、BN100、SN0、SN50、SN100處理土壤氨基糖態氮含量高于CN0處理13.89%、17.96%、19.73%、26.25%、29.41%、32.03%、32.98%；在10～30 cm土層，CN100、BN0、BN50、BN100、SN0、SN50、SN100處理土壤氨基糖態氮含量高于CN0處理11.70%、14.26%、17.58%、27.89%、26.35%、31.01%、33.17%。

圖2 不同氮水平下秸稈、生物質炭添加處理土壤酸解氨態氮含量Fig.2 Soil acid-hydrolyzable ammoniac nitrogen content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straw and biochar treatment

表3 氮素、秸稈、生物質炭對土壤酸解氨態氮含量的效應

由表4可知，氮素、秸稈和生物質炭對0～30 cm各土層的土壤氨基糖態氮含量均有顯著效應。N100處理(CN100、BN100、SN100處理的均值)的土壤氨基糖態氮含量分別高于N0(CN0、BN0、SN0處理的均值)(土層由上至下)12.30%、9.83%、12.24%。添加秸稈處理(SN0、SN50、SN100處理的均值)的土壤氨基糖態氮含量分別高于無碳素添加處理(CN0、CN50、CN100處理的均值)(土層由上至下)26.46%、26.51%、25.78%。生物質炭處理(BN0、BN50、BN100處理的均值)的土壤氨基糖態氮含量高于無碳素添加處理(土層由上至下)18.86%、15.32%、15.20%。

2.4 不同氮水平下秸稈、生物質炭添加對土壤酸解氨基酸態氮的影響

由圖4可知，各處理下土壤酸解氨基酸態氮含量均隨土層加深呈降低趨勢。各土層土壤酸解氨基酸態氮含量均以BN100處理最高，CN0處理最低。在0～5 cm土層，CN50、CN100、BN0、BN50、BN100、SN0、SN50、SN100處理土壤酸解氨基酸態氮含量高于CN0處理9.77%、16.50%、9.04%、22.32%、29.91%、11.12%、18.82%、26.47%；在5～10 cm土層，CN50、CN100、BN0、BN50、BN100、SN0、SN50、SN100處理土壤酸解氨基酸態氮含量高于CN0處理8.96%、21.52%、10.68%、22.38%、29.46%、14.23%、21.72%、29.93%；在10～30 cm土層，CN50、CN100、BN50、BN100、SN0、SN50、SN100處理土壤酸解氨基酸態氮含量高于CN0處理10.54%、19.22%、19.97%、26.28%、10.13%、18.56%、26.46%。

圖3 不同氮水平下秸稈、生物質炭添加處理土壤酸解氨基糖態氮含量Fig.3 Soil acid-hydrolyzable amino sugar nitrogen content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straw and biochar treatment

由表5可知，氮素、秸稈和生物質炭對0～30 cm各土層的土壤酸解氨基酸態氮含量均有顯著效應。N50處理(CN50、BN50、SN50處理的均值)、N100處理(CN100、BN100、SN100處理的均值)的土壤酸解氨基酸態氮含量分別高于N0(CN0、BN0、SN0處理的均值)(土層由上至下)11.11%、10.34%、11.44%，19.07%、20.24%、19.48%。秸稈處理(SN0、SN50、SN100處理的均值)的土壤酸解氨基酸態氮含量高于無碳素添加處理(土層由上至下)11.06%、12.86%、9.32%。生物質炭處理(BN0、BN50、BN100處理的均值)的土壤酸解氨基酸態氮含量高于無碳素添加處理(土層由上至下)13.31%、11.84%、8.74%。

表4 氮素、秸稈、生物質炭對土壤酸解氨基糖態氮含量的效應

圖4 不同氮水平下秸稈、生物質炭添加處理土壤酸解氨基酸態氮含量Fig.4 Soil acid-hydrolyzable amino acid nitrogen content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straw and biochar treatment

2.5 不同氮水平下秸稈、生物質炭添加對土壤酸解未知態氮的影響

由圖5可知，各處理下土壤酸解未知態氮含量均隨土層加深呈降低趨勢。各處理下各土層土壤酸解未知態氮含量無明顯規律。在0～5 cm土層，SN100處理顯著低于CN0處理土壤酸解未知態氮含量33.71%；在5～10 cm土層，SN50、SN100處理土壤酸解未知態氮含量低于CN0處理25.84%、33.50%；在10～30 cm土層，SN0、SN50、SN100處理土壤酸解未知態氮含量低于CN0處理17.98%、25.95%、28.53%。

由表6可知，秸稈對0～30 cm各土層的土壤酸解未知態氮含量有顯著效應，生物質炭僅對10～30 cm土層的土壤酸解未知態氮含量效應達到顯著水平。秸稈處理(SN0、SN50、SN100處理的均值)的土壤酸解未知態氮含量低于無碳素添加處理(土層由上至下)31.64%、32.75%、27.55%。生物質炭處理(BN0、BN50、BN100處理的均值)的土壤酸解未知態氮含量低于無碳素添加處理10.04%。

表5 氮素、秸稈、生物質炭對土壤酸解氨基酸態氮含量的效應

圖5 不同氮水平下秸稈、生物質炭添加處理土壤酸解未知態氮含量Fig.5 Soil acid-hydrolyzable unidentified nitrogen content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straw and biochar treatment

2.6 不同氮水平下秸稈、生物質炭添加對土壤有機氮組分的影響

由圖6可知，不同處理下各土層均以酸解氨基酸態氮含量最高，酸解氨基糖態氮含量最低，排序均為：酸解氨基酸態氮>酸解氨態氮>酸解未知態氮>酸解氨基糖態氮。酸解氨態氮/酸解總有機氮范圍為24.20%～31.65%；酸解氨基酸態氮/酸解總有機氮范圍為36.77%～44.52%；酸解氨基糖態氮/酸解總有機氮范圍為6.43%～13.22%；酸解未知態氮/酸解總有機氮范圍為15.07%～29.44%。各處理下酸解氨態氮/酸解總有機氮、酸解氨基酸態氮/酸解總有機氮均隨土層的加深而減??；氨基糖態氮/酸解總有機氮隨土層的加深而增大，酸解未知態氮/酸解總有機氮隨土層的加深呈先增大而后減小的趨勢。

2.7 不同氮水平下秸稈、生物質炭添加對土壤全氮含量的影響

由圖7可知，各處理下土壤全氮(STN)含量均隨土層加深呈降低趨勢。各土層土壤全氮含量均以BN100處理最高，CN0處理最低；在0～5 cm土層，CN100、BN0、BN50、BN100、SN50、SN100處理土壤全氮含量高于CN0處理12.21%、8.48%、16.11%、21.35%、11.18%、15.64%；在5～10 cm土層，CN100、BN0、BN50、BN100、SN50、SN100處理土壤全氮含量高于CN0處理16.07%、8.44%、16.07%、20.79%、10.76%、17.06%；在10～30 cm土層，CN50、CN100、BN50、BN100、SN50、SN100處理土壤全氮含量高于CN0處理7.58%、12.54%、14.69%、18.94%、10.95%、16.44%。

由表7可知，氮素、秸稈和生物質炭均對0～30 cm各土層的全氮含量有顯著效應。N100處理(CN100、BN100、SN100處理的均值)的土壤全氮含量高于N0(CN0、BN0、SN0處理的均值)(土層由上至下)12.43%、13.86%、13.37%。添加秸稈處理(SN0、SN50、SN100處理的均值)的土壤全氮含量高于無碳素添加處理(CN0、CN50、CN100處理的均值)4.82%、4.08%、4.84%。生物質炭處理(BN0、BN50、BN100處理的均值)的全氮含量高于無碳素添加處理(土層由上至下)9.87%、8.40%、6.64%。

表6 氮素、秸稈、生物質炭對土壤酸解未知態氮含量的效應

圖6 不同氮水平下秸稈、生物質炭添加處理土壤有機氮組分分布/%Fig.6 Distribution of soil organic nitrogen components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straw and biochar treatments

圖7 不同氮水平下秸稈、生物質炭添加對土壤全氮含量的影響Fig.7 Effect of different straw and biochar on soil total nitrogen content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levels

2.8 不同氮水平下秸稈、生物質炭添加對土壤有機質含量的影響

由圖8可知，各處理下土壤有機質含量均隨土層加深呈降低趨勢。各土層土壤有機質含量均以BN100處理最高，CN0處理最低；在0～5 cm土層，BN0、BN50、BN100、SN0、SN50、SN100處理土壤有機質含量高于CN0處理23.26%、24.89%、26.20%、13.40%、16.46%、16.58%；在5～10 cm土層，CN50、CN100、BN0、BN50、BN100、SN0、SN50、SN100處理土壤有機質含量高于CN0處理5.22%、6.05%、21.87%、24.24%、25.31%、8.27%、12.46%、12.80%；在10～30 cm土層，CN50、CN100、BN0、BN50、BN100、SN0、SN50、SN100處理土壤有機質含量高于CN0處理6.07%、6.20%、14.18%、15.60%、16.59%、5.27%、5.27%、5.60%。

表7 氮素、秸稈、生物質炭對土壤全氮含量的效應

圖8 不同氮水平下秸稈、生物質炭添加對土壤有機質含量的影響Fig.8 Effect of different straw and biochar on soil organic matter content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levels

由表8可知，生物質炭對0～30 cm各土層的土壤有機質含量有顯著效應；秸稈僅對0～10 cm各土層土壤有機質含量有顯著效應；而氮素僅對5～10 cm土層土壤有機質含量有顯著效應;施氮與秸稈的交互效應僅對10～30 cm土層土壤有機質含量有顯著效應。在5～10 cm土層，N100處理(CN100、BN100、SN100處理的均值)的土壤有機質含量高于N0(CN0、BN0、SN0處理的均值)5.07%。添加秸稈處理(SN0、SN50、SN100處理的均值)的土壤有機質含量分別高于無碳素添加處理(CN0、CN50、CN100處理的均值)(土層由上至下)13.01%、7.69%。生物質炭處理(BN0、BN50、BN100處理的均值)的有機質含量高于無碳素添加處理(土層由上至下)22.58%、20.81%、11.78%。

表8 氮素、秸稈、生物質炭對土壤有機質含量的效應

3 討 論

本研究表明，與僅施氮肥相比，不同氮水平下秸稈、生物質炭添加可不同程度提升土壤全氮含量，這與張水清等[20]研究結果一致，其中BN100處理對0～30 cm土層的土壤全氮提升效果最優。這主要是由于生物質炭、秸稈作為外源有機物料，含有一定量的氮素，添加秸稈、生物質炭可以增加土壤中氮素含量；有機肥作為土壤團聚體形成的粘合劑，在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的同時，可改善土壤團聚體，使更多氮素可以受到土壤團聚體的保護，降低其與微生物的接觸，減緩了土壤全氮因微生物分解而引起的損失[21-23]，進而減少了土壤全氮的損失；氮素在土壤中淋溶能力較強，而生物質炭添加可有效降低土壤氮素淋溶，提升土壤固氮能力[24]；生物質炭添加可有效降低N2O排放量，降低了土壤氮素因N2O排放而引起的無效損失[25]；此外，由于生物質炭具有較強的吸附性，與氮肥配施后，賦予了化學肥料緩釋性，從而形成了協同互補效應，減少了氮素的損失[26]。

土壤酸解性氮庫處于動態平衡之中，它的含量高低取決于不同農作措施下土壤微生物礦化-同化過程對各組分的直接或間接影響。本研究表明，在0～30 cm土層，各處理下酸解總有機氮、酸解氨態氮、酸解氨基酸態氮、酸解未知態氮均隨土層的加深而減小，這與王克鵬等[7]研究結果一致，而土壤酸解氨基糖態氮隨土層的加深而增加，這與申曉輝[27]研究結果相似。這可能是土壤類型、土壤肥力、氣候條件不同所致[27]。大量研究表明[5-7,12-16]，不同施肥處理可普遍提升土壤酸解有機氮組分含量，尤其對酸解氨態氮、酸解氨基酸態氮含量提升最顯著，這與本研究結果相似。較之CN0，生物質炭配施氮素可顯著提升0～30 cm土層土壤酸解總有機氮、酸解氨態氮及酸解氨基酸態氮含量，且BN100處理提升效應最優，這與黃東邁等[28]、于洪飛等[29]研究結果吻合；而秸稈配施氮素可顯著提升酸解氨基糖態氮含量，且SN100提升效應最優。這是由于生物質炭、秸稈添加配施氮素后，盡管大部分氮素會被作物吸收利用以及通過淋溶、反硝化作用等方式流失[29]，但土壤酸解有機氮組分仍可通過生物質炭、秸稈添加得到有效補充；另一方面，生物質炭、秸稈添加有益于固氮微生物的大量繁殖，且極大地豐富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30]，有利于土壤酸解有機氮組分的積累；此外，生物質炭、秸稈添加可顯著改善土壤團聚體結構，增加了土壤各酸解有機氮組分的物理保護[31]，有益于土壤酸解有機氮組分的固持。

Kwon等[10]研究發現，施用有機肥能顯著提升土壤有機氮含量；李世清等[5]研究結果表明，有機肥配施化肥可顯著提升酸解氮的含量和比例，這與本研究結果一致。Smith等[14]認為不論施化肥還是有機肥，對土壤有機氮組分含量的影響如何，均不會改變各組分的相對含量，李樹山等[15]也得出相似結果。本研究結果表明，不同處理下，酸解有機氮組分形態分布趨勢為酸解氨基酸態氮>酸解氨態氮>酸解未知態氮>酸解氨基糖態氮，這與郝小雨等[32]研究結果相吻合。較之CN0，生物質炭、秸稈配施氮素可顯著提升0～30 cm各土層酸解氨態氮、酸解氨基糖態氮、酸解氨基酸態氮占酸解總有機氮的比例，且BN100處理對酸解氨態氮、酸解氨基酸態氮占酸解總有機氮比例提升效應最優，而SN100處理對酸解氨基糖態氮占酸解總有機氮比例提升效應最優。這是由于有機物料進入土壤后會較多地轉向酸解氨基酸態氮和酸解氨基糖態氮[6,33]；酸解氨基酸態氮和酸解氨基糖態氮與土壤微生物細胞壁及結構蛋白所含成分相似[28]，有機物料進入土壤通過改善微生物群落結構、提升微生物活性，進而提升土壤酸解有機氮組分含量及其占酸解總有機氮的比例；此外，富東英等[33]研究發現，長期施入土壤中的化肥氮主要向酞胺態氮轉化，秸稈氮向氨基糖態氮轉化最多，有機肥氮則向氨基酸態氮轉化率最大。眾多研究表明[32-35]，土壤酸解氨基酸態氮、酸解氨態氮是土壤礦化氮的主要來源，對土壤氮素的保持和有效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傊?，SN100處理對酸解氨基糖態氮及其占酸解總有機氮比例提升效應最優，但其含量及其占酸解總結總有機氮比例較低，而BN100處理對土壤酸解氨基酸態氮、酸解氨態氮含量及其占酸解總有機氮比例提升效應最優。

4 小 結

在0～30 cm各土層，有機氮各形態的分布趨勢為酸解氨基酸態氮>酸解氨態氮>酸解未知態氮>酸解氨基糖態氮；不同氮水平下秸稈、生物質炭添加能顯著改變土壤酸解有機氮組分含量及其占酸解總有機氮比例，其中BN100處理對土壤酸解氨基酸態氮、酸解氨態氮含量及其占酸解總有機氮提升效應最優，可有效提升土壤供氮能力，可篩選為該區最佳施肥方式。但酸解氨基糖態氮含量隨土層加深的變化趨勢與其他酸解有機氮組分相反，其原因尚不明確；生物質炭、秸稈配施氮肥對酸解未知態氮含量的影響及其供氮能力還需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