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他者文化：由壯族樂器“比咧”談開

徐海龍

[摘? ? 要]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壯族吹奏樂器“比咧”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經過音樂家30多年的關注，“比咧”在樂器學方面的發展得到完善。時至今日，“比咧”作為廣西壯族特色民族樂器已被學界所熟知。梳理相關研究文本，在這件樂器的名稱上呈現出五花八門的表述。其中高頻出現的稱謂已達六種之多。與鄧如金先生的訪談，糾正了若干對這件樂器以訛傳訛的文本信息。而溯流探源則發現由漢字標注壯語發音帶來的種種不便，以及長久以來忽視壯語方言區差異產生的理解困惑。

[關鍵詞]比咧;啵咧;波比咧;國際音標;他者文化

“比咧”①是壯族的一種特色氣鳴樂器。我國壯族民族音樂學家范西姆于1985年發表了《壯族樂器哵咧》一文，對這種少數民族樂器進行了簡要介紹。此后30多年間陸續有音樂工作者對這一樂器予以關注，可見成果分別從樂器改良制作、樂器演奏法整理、曲目創作、音樂人類學考察等諸方面進行。時至今日壯族“比咧”已被民族音樂學界熟知，有關樂器學研究文本逐漸豐富。筆者追溯最初點，對該樂器的命名予以審視和討論。

一、“比咧”若干代表性研究成果簡述

目前，這件樂器可查閱的代表性研究文本，按照刊發先后順序簡述如下：

《壯族樂器哵咧》（范西姆1985）、《“比列”的源流形制和特點》（鄧如金 1986）、《“啵咧”出國記》（桂子 1986）、《“壯族的驕子”——啵咧的發現與改革》（李平1987）、《獨奏曲〈情深似?！祫撟麟S想》（農峰1988）、《藝術動態》（1988年）、《壯鄉的驕子——李平與他心愛的啵咧》（吳申1994）、《論廣西壯族吹管樂器改良啵咧最佳音色與控制》（梁歡2003）、《壯族啵咧探析》（高嬿 2011）、《廣西龍州縣金龍鎮壯族啵咧藝術研究——以板池屯為例》（雷日朗，廣西民族大學，2011屆碩士學位論文）、《田東新安村布努瑤“啵咧”音樂調查研究》（郭玉2016）等。

我們發現，除去范西姆于1985年發表的《壯族樂器哵咧》一文，其后刊發的研究文本對這一樂器的稱謂，似乎“約定俗成”般主要使用了“啵咧”。最早出現“啵咧”的叫法是載于《民族藝術》1986年桂子的《“啵咧”出國記》一文。

那么，這種流行于廣西壯族自治區龍州、寧明、憑祥等邊境地區的壯族吹奏樂器②民間的土語叫法是什么？時至今日學術界認知的對這件樂器的普及性稱呼是否應該重新商榷？

二、對參與當年調查該工作的鄧如金先生的采訪

翻閱《中華樂器大典》，在“氣鳴樂器”下屬的“雙哨管氣鳴樂器目·單管雙哨管氣鳴樂器科”中介紹了諸多我國南方特別是西南少數民族隸屬于這種樂器分類法的吹奏樂器，略舉如下：“篳魯”“烏翁”“篳里”“哦比”“波蘆”“篳多喝”“利列”“利羅”“笛列”“篳爾”“篳管”等。筆者在閱讀這一類樂器文字介紹部分發現，這一科目的吹奏樂器大多數按照“少數民族語言音譯漢語擬聲詞”或“樂器發音漢語擬聲詞”來命名，例如“篳魯”“篳里”“波蘆”等。在《中華樂器大典》中，筆者找到本文討論的壯族吹奏樂器“波列”釋義條目。釋文這樣描述：“波列，是壯族雙哨管氣鳴樂器。壯語又稱比列、別列。壯語‘波‘比‘別皆為吹，列為‘管，即吹管之意?！雹?/p>

關于這件樂器，筆者于2019年5月28日對鄧如金②先生進行了采訪。

筆者：中國知網上能查到“啵咧”最早的文章是范西姆1985年12月發在《樂器》上面的《壯族樂器哵咧》。

鄧如金（以下簡稱鄧）：這個說來有原因，當時我們在貴陽開會，對“比列”進行了討論，范西姆做的會議記錄。我們之前到龍州金龍鄉下去調查“比列”時范西姆并沒有一起去?；貋砗笪邑撠煂懸黄{查報告（指調查“比咧”的報告），范西姆根據開會時的一些發言，寫出一個文章（即《壯族樂器哵咧》1985）先投去《樂器》，我的調查報告（即《“比列”的源流形制和特點》1986）寫好才后寄給《樂器》。兩個月后收到《樂器》回信，信中說范西姆也寄過來一篇，和你寫的是同一件樂器（指“比咧”），建議合在一起刊發。我不同意，我要求誰寫就署誰的名字。這就是《樂器》1985/1986先后刊發“哵咧”“比列”兩篇文章的原因。那時候的習慣是誰發現問題就快寫文章，誰先寫好就趕快去投稿，“比咧”的調查，范西姆并沒有和我們去，他只在我們調查完回來開會時做了記錄，就寫成文章先去投稿，我當時對這個事情有意見。當時有人看到他寫的文章（即《壯族樂器哵咧》1985），寫有“可吹奏三個八度的音”的話就來問我，我就說怎么能有三個八度音域？當時我對這個樂器測音，一共就是12度?，F在改良后的比列，也吹不到三個八度{3}。

筆者：是用鋼琴來測的嗎？音準能對得上鋼琴嗎？

鄧：用鋼琴，一個人吹，我在鋼琴上找音。音準還行，能對上。這些都是民間藝人做的，開孔、管徑也比較隨意，音高也不會和鋼琴完全一樣。

筆者：從知網上看，好像從《民族藝術》1986年發的桂子的《“啵咧”出國記》，往后對這個樂器的介紹，都用了“啵咧”。

鄧：不是，出版在《器樂集成》{4}上，還是用“比咧”，《器樂集成》就是我編的，所以我還是用“比咧”。

筆者：那桂子的那篇文章怎么就變成“啵咧”了呢？

鄧：桂子就是周保旺，桂子是他筆名。1986年的時候“比咧”已經被宣傳出去了，當時大家習慣上都叫“啵咧”。我感覺應該是李平{5}在演出時，報節目單的時候念“啵-比列”?！班！痹趬颜Z里是“吹”的意思，“啵-比咧”就是“吹比咧”，口語聽起來中間的“比”像是一帶而過、模模糊糊的，下面的觀眾可能就聽成“啵咧”了，就這樣傳開了的。估計周保旺也是按照社會上都這么叫來寫的。也是那個時候，壯族權威的學者黎承綱、潘明訓來問我“啵咧”是什么。他們都是壯族人、講壯語，我和他們講這個樂器是叫“比咧”，他們一下子就聽懂了。我說“波比咧”，他們也聽懂，但是說“啵咧”聽不懂。當時和他們是在路上碰面，順便說了這個事情，我沒對他們講太多這個“比咧”怎么都叫啵咧了，也沒有深講。

筆者：就是他們用壯語思維，能聽懂“比咧”和“波比咧”？

鄧：是的。周民震也提到“啵咧”這個事情，想讓我出來對這個樂器名稱澄清一下，我當時看社會上都叫“啵咧”，自己當時也正在忙別的事情，就算“以訛傳訛”了，沒有寫文章對“比咧”進行說明。但是我負責編的《器樂集成》，我后來寫的東西，提到這個樂器還是使用“比咧”。

筆者：那你當時去龍州金龍鎮考察，黃玉偵對這個樂器叫什么？

鄧：在金龍鄉梗懷村①，我現在還記得這個村的名字，就是叫“比咧”，因為這個吹起來聽上去聲音就是“比咧比咧”。

筆者：那其實就是用擬聲詞來命名這個樂器。

鄧：是。80年代我去防城②，就像那個天琴③，現在都叫天琴。當時我們下去，問當地人，指著問這是什么。當地人說是“叮鼎”。也就是彈起這個樂器時發出的聲音，調查時沒人把這個叫天琴。天琴也是后來文化廳去調查，學者互相寫文章，宣傳這些，慢慢就叫出來的名字。因為“叮鼎”是用來伴奏，唱的歌曲叫“天”，這種音樂形式叫“唱天”，那這個樂器就起名“天琴”④。

筆者：還有論文里面介紹“啵咧”的說法很多，如田陽稱“俚列”，寧明稱“別咧”，憑祥稱“比列”，龍州稱“波列”，而“正宗”的“啵咧”唯獨金龍鄉黃玉偵老人手中的一支，已經傳了四百多年。⑤

鄧：80年代我們去的時候，當時只有龍州金龍鄉發現有這個“比咧”，別的地方沒有這個樂器。這些都是不知道當時的情況，這些說法是錯的。

筆者：那就是說流行于田陽、寧明、憑祥還有南寧⑥這些地方對這個樂器的這些叫法是不存在的？

鄧：80年代去考察時候，當時只有龍州金龍鄉有“比咧”。田陽、寧明、憑祥這些叫法可能都是龍州“比咧”后來宣傳過去才這樣叫起來的。

筆者：那介紹說金龍鄉黃玉偵老人手中有400多年的“比咧”，你覺得這個時間可信嗎？

鄧：黃玉偵當時就是我去他家里采訪他的，那個“比咧”我們是花30還是40塊錢，多少錢記不得了，買下來的⑦。買下來后，過段時間我們又去他家，發現他自己又做了一個新的、一模一樣的“比咧”。買的這個舊的是全木做的，表面涂了一層像琉璃光的漆，后來那個舊“比咧”就放在我那里，我還拿去給博物館的人幫忙鑒定，但是說到底傳了多少年也說不清楚。幾次搬家弄丟了，現在找不到了。

筆者：那個舊“比咧”是黑色的嗎？上面有沒有一些比如壯族民族性特點的花紋圖案？

鄧：看起來也不是全黑色，沒有花紋，上面涂了一層琉璃樣的漆。說是傳400多年，我們就算30年一代人，或40年一代人，400年就是10代人，那這件東西能在10代人手里都用過，對吧？這個沒法考證，只能說這個是民間的一種說法，都喜歡把時間說得早一點、久一點，但是只能參考一下。

筆者：“比咧”使用場合方面是什么樣的？比如婚喪嫁娶中？

鄧：葬禮上有使用，結婚沒有①。這個在我的文章中有記錄，就是葬禮“吃人肉”的那個故事。

筆者：使用場合也是黃玉偵和你說的嗎？

鄧：是的。當時去調查，只在葬禮上用。包括那個“母牛生小?！雹诘墓适?，都是黃玉偵告訴我的。

筆者：那對現在改良后的“比咧”，你有什么看法呢？

鄧：改良就因為原來的音質不好，這個樂器音量可以。其實就是用海笛（即高音嗩吶），李平就是在歌舞團吹嗩吶，改良“比咧”就是按吹嗩吶的那一套方法。

筆者：那個400年的舊“比咧”桿子上是幾個孔？

鄧：7個，前面6個，后面1個。

筆者：是均孔的嗎？

鄧：我的文章里面（指《“比咧”的源流形制和特點》）有測量孔距的數據，還有一個樂器的圖。

目前，可參閱的較為系統的“比咧”民族音樂學研究文本，是廣西民族大學雷日朗的碩士學位論文《廣西龍州縣金龍鎮壯族啵咧藝術研究——以板池屯為例》。該論文中提到：“啵咧”發音也接近壯族原本“pe：51le：51”讀音……啵咧本意很明顯，就是樂器名稱，是個名詞，吹③啵咧，龍州壯話叫“tsui42 pe：51 le：51”，發音跟普通話“吹別咧”很相像，如果啵咧的“波”和“別”已經是“吹”之意，那當地人就沒有必要前面再加一個動詞“吹”了?！班＿帧笔窃摌菲鞯乃Q，“pe：51le：51”（別咧）才是使用民族的自稱……啵咧傳人李日勝說，我們這里的壯族人民世世代代就稱這種樂器為“pe：51le：51”，本村還有一種叫法稱“ken41”，吹啵咧叫“？da41 ken41”就是吹響啵咧之意……“啵咧”是漢族人叫法。④

雷日朗作為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經過民族學理論系統訓練的壯族青年學者，以壯族局內人的內視角，運用壯語思維分析了“比咧”“吹比咧”語言學方面的問題，并涉及語音、語義方面的討論。其在采訪龍州金龍鎮“比咧”傳承人李日勝時聽到的我們這里的壯族人民世世代代就稱這種樂器為“pe：51le：51”之田野訪談資料，與20世紀80年代鄧如金在龍州金龍鄉調查黃玉偵老人時，聽到的對這個樂器稱呼完全一致。

三、“比咧”被誤讀的根源及語言學問題討論

中國漢族本土原生樂器，其名均為一個字，例如“鐘”“磬”“琴”“簫”“阮”“瑟”“箏”等?！氨冗帧钡牧鱾鲄^域，即廣西的龍州一帶在古代并非華夏漢族活動的中心區域。從這一點上我們排除了“比咧”屬于漢族樂器的可能⑤。從音響擬聲角度觀察，譬如典型的外來樂器“琵琶”，即由這種樂器彈奏起來“噼噼啪啪”音響而得名。琵琶樂器史脈絡明晰，且擁有充分的文獻學、圖像學、語言學、出土實物即所謂“四重證據”材料。壯族的琵琶類樂器“天琴”，正如鄧如金先生口述，20世紀80年代前去調查，土語亦擬聲稱其為“叮鼎”?！疤烨佟边@一稱謂是文化科研工作者在寫作、研究、宣傳中慢慢叫出來的名字。而本文關注的壯族吹奏樂器“比咧”，目前我們能發現的最早文字記載是“1963年，廣西詩人、詞作家韋顯珍同志等到龍州縣采風，發現當地壯族人喜歡吹奏一種全身木質的管樂器，稱之為啵咧” ①?！啊＿值恼f法很多，如田陽稱‘俚列，寧明稱‘別咧，憑祥稱‘比列龍州稱‘波列，而‘正宗的‘啵咧唯獨金龍鄉黃玉偵老人手中的一支，已經傳了四百多年?！雹谟捎诓捎脻h字記錄壯語發音，這種不合乎語音學規范的記法給這件樂器在普及宣傳上造成了混亂，尤其是壯語“吹（動）【chui】boq;ci ”在“比咧”的流行地龍州金龍鎮還有“另一種叫法”（即波比咧）的出現，漢語意譯后造成表述理解方面的困擾。雷日朗的研究文本中提供的口述資料，證實了這件樂器的稱呼存在漢族（他者）、壯族（自者）的兩種不同叫法，即龍州金龍鎮李日勝認為，“哵咧”是漢族人的稱呼。筆者結合對當年參加過田野調查工作的鄧如金先生訪談，確認了龍州金龍鎮發現的有400多年歷史的“比咧”實物，當地的土語（龍州壯話）就是叫“比咧”（“比咧”龍州壯話發音pe：51le：51”）。

以往在“比咧”的樂器學研究方面長期被忽略的，首先是壯語存在復雜的方言區問題。壯語作為我國壯族的民族語言，其內部的方言區非常復雜，相關語言學調查指出即便是同一土語方言區，例如龍州壯話，其中龍州的布岱人和布雷人口音又有區別。筆者在南寧工作，接觸到眾多壯族的同事朋友，與其交談關于壯語的問題，發現了一個現象：廣西壯族自治區壯語新聞播音，這些壯族朋友很多都反映“聽不懂”;大街上的壯語文字標識，相當一部分壯族人也表示“看不懂”。筆者詢問原委得知：其一，出版物上的壯文是一種語言文字，需要學習才能看懂;其二，壯語新聞播音是以“廣西武鳴縣壯語為標準音”③，這種官方認定的壯語“普通話”在現實中卻不能像漢語普通話那樣普及④，曾有來自廣西天等、大新、河池、東蘭、寧明等地的壯族朋友告訴筆者，壯語新聞播什么他們都聽不懂。他們中不乏受過高等教育的本科生、碩士生，也有50多歲自幼就生長在壯語方言區的中老年人。這一現象表明目前在我國講壯語的人群中，專家認定的“武鳴壯話標準音”似乎并不具備像漢語普通話那樣有普及的受眾。追溯20世紀80年代記錄的龍州黃玉偵老人的文本資料，我們發現并沒有涉及關于黃玉偵的壯話隸屬方言區或口音歸屬問題的討論。筆者對此詢問當年參與考察工作的鄧如金先生，他的回答是“黃玉偵會講漢語、壯語兩種語言，我們到他家去他和我們講漢語，但他漢語講得不怎么好。沒注意他說的是什么壯語方言”?？梢钥隙ǖ氖?，黃玉偵老人在描述這個樂器的時候，一定是講壯語的擬聲詞，而記錄黃玉偵老人的講話，據鄧如金回憶當時并沒有配備錄音筆之類的設備，采訪完就趕回來南寧開會寫調查報告，相關信息都是通過記憶寫出來，沒有考慮壯話國際音標的標注問題。⑤筆者由此認為：有關“比咧”命名的一切困擾因此產生：其一，用漢字標注黃玉偵老人的壯語發音，宣傳出去后在隸屬不同壯語方言區的壯族局內人中，由于各自口音差異，對由漢字注音的壯話理解產生困擾。其二，“波比咧”即“吹比咧”之意，在漢語語境中的宣傳長期被誤解為完全名詞，即“比咧”的又一“名稱”。這是導致這件樂器在研究文本資料中名稱不統一現象的根源所在。

在可查閱研究資料中，初次出現“四百多年比咧”是李平文章中描述的“金龍鄉黃玉偵老人手中擁有的傳了四百多年的‘哵咧①”，隨后引用此說的文章還有《壯鄉的驕子——李平與他心愛的啵咧》（吳申1994）、《廣西龍州縣金龍鎮壯族啵咧藝術研究——以板池屯為例》（雷日朗 2011）。鄧如金則描述為“該比列至少已有一百多年歷史了”②。而《中華樂器大典》則是表述為“民間老藝人黃玉偵家中，曾保存著一支600多年前的波列，是黃家世代相傳之珍品”③?！吨袊鴺菲鞔笤~典》“啵咧”詞條收錄為：“龍州金龍村黃玉偵藏600年前‘啵咧?！雹芄P者對此存疑。其一，何為“正宗”的“比咧”并沒有界定標準。黃玉偵老人手中的比列是否就是血統完全“正宗”“正統”的壯族土生的民間樂器⑤？此器最后的保存者鄧如金先生透露“經過幾次搬家，弄沒了”，已無法找回原件，即無物證不可考。且關于可見的“比咧”文本資料基本全為田野調查口述、故事傳說及各種沒有定論的猜測，且這件樂器的原生地及流傳脈絡均為空白。我們假設按照黃玉偵手中的樂器有400多年⑥歷史推斷，以20世紀80年代為時間點，前溯400年即追溯到16世紀80年代，那么可能涉及的龍州縣金龍鄉人口族群遷徙的討論，以及這件樂器是否隨著人口遷徙帶到此地等問題已超出本文研究范圍。其二，這個信息只能說明黃玉偵老人手中有400多年歷史的“比咧”是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農業社會樂器，是可以作為研究、仿制、復原的比列樂器參照“標準器”。

筆者在文章中關注的“波咧”問題，實質上涉及他者文化書寫的討論?！八摺痹谙嚓P文本闡述中被定義為后殖民主義批評理論方面的重要詞語?！八摺笔前私洕?、文化、政治、種族、宗教等多重內容的復合型概念。在本文討論的“比咧”問題上，其中有兩對關系必須厘清，其一是漢族書寫壯族文化，其二是壯族內部不同壯語方言區的局內人相互理解的問題。我們追溯最原始的情景，鄧如金先生與黃玉偵老人之間的對話，就會發現這是一個用漢語思維記錄壯語思維的田野調查案例。時隔30多年后的今天，在“比咧”的稱呼混亂現象的解讀方面，當筆者提出“是否考慮到使用國際音標及壯語方言區口音差異”對這個樂器的命名，鄧如金先生想了想，表示“應該就是這么回事”。在20世紀80年代，民族音樂學理論在國內并沒有得到普及。當時我國的民族音樂理論工作者的田野調查工作實踐大多數是按照自己的某些“經驗”，其后的案頭工作整理，可能并不會考慮到當今學術訓練中普及的諸如“要用國際音標記錄民族語言發音”“局內人、局外人”或“直接經驗、間接經驗”“跳進、跳出”等研究文化人類學“雙視角”方法論。正如鄧如金先生回憶道：“當時這些調查，都是文化廳派下來的工作。下去后當地村干部會有對接，帶著到黃玉偵家……時間都很緊，調查完了就趕緊回南寧寫報告?！雹咭簿褪钦f，當年的這些調查本質上是上級安排的業務性工作，并不涉及當今人類學研究的“考察前扎實的相關準備或對考察對象有比較充分的學術層面了解、預先制定訪談問題清單”等要求?，F場的田野訪談也是比較隨機的聊天。筆者翻閱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比咧”研究文本，發現其中甚少涉及運用民族音樂學的方法論，如運用“雙視角”來深描、淺描寫作?！罢{查報告”的語言大多平鋪直敘，并帶有鮮明的時代風格，例如開頭或結尾以抒情性的文學筆觸來表達贊美、熱愛鄉土的情懷?？梢哉J為，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比咧”調查，把這件特色樂器帶進了人們的視野，這是功勞，但在書寫他者文化方面，這次調查可作為典型的、值得國內民族音樂學界反思的一次“失敗”的田野調查案例。

四、結語

行文至此，對于這件樂器的名稱，也逐漸理清。筆者整理了“比咧”發現者、壯族局內人、參與田野考察當事人的有關信息以及雷日朗2010年對龍州金龍鎮板池屯李日勝的田野調查資料。證實在樂器的最初發現地點——廣西龍州金龍鎮，在當地壯語（龍州壯話）環境中，這個樂器稱為“比咧，壯語發音pe：51le：51”即擬聲詞的樂器命名，無實際含義。而在當地另一種稱呼“波比咧”，壯語發音（龍州壯話）叫“tsui42 pe：51 le：51”則是描述演奏這件樂器時的狀態，類似“彈琵琶”“吹笛子”“敲揚琴”“拉二胡”這類短語表述。

通過采訪當年參加比列考察工作的鄧如金先生，筆者發現目前可以翻閱的研究文本中存在若干與當時田野采訪相矛盾之處。行文中提到的范西姆（壯語左江方言區）、黎承綱（壯語右江方言區）、潘明訓（百色地區）等具有漢語和壯語“雙語能力”的老一輩壯族學者，他們都是在純正的沒有受到現代西方化生活模式沖擊的壯族聚居區中長大。這件樂器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的“啵咧”（用漢字誤標，黃玉偵操龍州壯話發音）稱呼，在當時就引起了壯族內部不同方言區局內人的質疑、困惑。而20多年后，雷日朗到龍州金龍鎮的田野采訪“比咧”傳人李日勝（壯族），李日勝認為“啵咧”是漢族人叫法也再次證實了把這件吹奏樂器叫“啵咧”是一種長期（自80年代中期出現）“以訛傳訛”的錯位。

可以確認的是，這種樂器在壯語環境中，是按照樂器發音擬聲原則命名。這個樂器被發現后，宣傳過程中之所以在社會上，特別是壯族局內人的理解方面產生的困惑，是由于壯語方言區的口音差異。而梳理相關資料，至少在“比咧”的流傳地、命名、黃玉偵老人保存的“比咧”樂器年代及樂器音域四個問題方面，存在混亂的、相互矛盾的描述?！氨冗帧痹诎l現之初，或者至今為止的宣傳推廣中，都是用漢字標記壯語發音，并沒有“國際音標”方面的釋義。其中涉及的人類學層面關于對他者文化的書寫、“他文化”之規范記錄問題討論值得學界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