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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治理內在原則的哲學前提反思

2020-05-14 13:40彭雙貞賀來
社會科學研究 2020年3期
關鍵詞:個體性辯證法國家治理

彭雙貞 賀來

〔摘要〕 國家治理是以制治理,而制度的產生則決定了國家治理內在原則的基本內容為個體性與共同性原則及其相互關系。國家治理在從傳統向現代的發展過程中,其內在原則發生著深刻的自我變遷與自相反對。無論是以抽象共同性為原則的傳統國家治理模式,還是以抽象個體性為原則的資產階級現代國家治理模式都走向了其反面,陷入了“自相反對”的困境。通過對國家治理內在原則及其時代變遷進行哲學前提反思可知,抽象的共同性與抽象的個體性治理原則皆有其自反性。從哲學層面的原則高度而言,推動國家治理真正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在于尋求共同性與個體性原則的辯證統一。

〔關鍵詞〕 國家治理;共同性;個體性;自反性;辯證法

經世治國不僅是一個技術和實證層面的政治學、社會學問題,更是從古至今哲人們思考的重要問題。柏拉圖曾就城邦治理提出,國家治理者必須是哲學家。①哲學反思對于國家治理發展的重要意義可見一斑。從哲學層面反思國家治理,并不是對具體治理術的思索,而是要把握和反思國家治理的內在原則及其時代變遷,從而在原則層面抓住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不能照搬西方國家治理現代化模式,而需要在哲學層面反思從傳統到現代的國家治理內在原則的自我變遷及其困境,把握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共同性和個體性原則的辯證聯結,超越傳統社會(以城邦共同體為主體的理想主義國家治理藍圖走向以君主為主體的個人專制主義治理模式)和資產階級現代社會(以個體為主體的自由主義國家治理模式走向現代官僚體系和制度對個體的規訓與新的專制)國家治理的“自相反對”的悖論,推動實現以“自由人聯合體”為治理主體的共產主義國家治理藍圖,從而“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雹?/p>

一、個體性與共同性:國家治理的內在原則的基本內容

在哲學層面反思國家治理的內在原則,首先需要指出何謂國家治理的內在原則?由于國家治理始終要以制度為落腳點和出發點,而制度的構成本身則牽涉共同體與個體及其相互關系,因此,個體性與共同性原則及其相互關系構成國家治理內在原則的基本內容。

制度是國家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亞里士多德曾在其名著《政治學》的開篇指出“政治家憑城邦政制的規章加以治理?!雹酃糯某前蠲裰髡紊星胰绱?,現代民主政治亦是如此。制度化是國家治理邁向現代化的標識,越是現代化的國家,其國家的各項基本制度越是完善。國家治理者總是根據已有制度進行國家治理并且根據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對制度予以修正。雖然對于什么是好的善的制度安排這一問題,思想家們總是莫衷一是,但是對于通過堅持和完善制度來進行現代化的國家治理卻有著基本共識。國家治理總是離不開制度的參照與依循,脫離制度建設來談國家治理是空洞的。正是基于對制度作用的認識,習近平指出,“我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雹堋吨泄仓醒腙P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實質上已經明確指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路徑就在于制度的堅持與完善。

在明確了制度是國家治理展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之后,就可以進一步通過對制度產生的哲學反思來理解為什么個體性與共同性原則及其相互關系構成了國家治理內在原則的基本內容。一個國家的制度有多種類型,如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等制度,其中每一種制度都具有某方面的功能并形成一種共同的規范。但制度的類型、功能并不是哲學研究的直接對象,哲學的反思首先關注制度本身,即制度的產生。關于制度的產生,羅爾斯的觀點十分富有教益。在羅爾斯看來,“社會制度應當這樣設計,以便事情無論變得怎樣,作為結果的分配都是正義的?!雹荨爸贫葘⒋_保正義背景條件,各個體和聯合體的行為正是在這些正義的背景條件下發生的?!雹蘅梢?,制度的設計與產生牽涉個體與共同體行為和結果的正義。首先,制度的內涵是將不同個體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約束起來所形成的一種共同的約束。制度本身代表著共同性的約束與規則?!吧鐣闹贫刃问接绊懼鐣某蓡T,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他們想要成為的那種個人,以及他們所是的那種個人?!雹咂浯?,制度的約束對象是個體與共同體的行為。一方面,制度約束個體的行為,使個人能有秩序地聯合起來創造社會生活;另一方面,制度也從總的方面對作為整體的共同體的意志代表——國家政府——的行為進行約束,使國家有序運行。最后,制度產生的目的是為了協調和實現個體或共同體的利益。按照制度經濟學家的說法,制度是“均衡博弈”的結果⑧,制度的產生是為了調節個體之間以及個體與共同體之間的利益關系。

由此可見,制度的產生就包含著這樣一個問題意識:我們怎樣通過一種共同的制度讓不同的個人組成共同體并和諧地生活在一起?按照羅爾斯的話說,“一個因各種盡管互不相融但卻合乎理性的宗教學說、哲學學說和道德學說而產生深刻分化的自由平等公民之穩定而公正的社會如何長期存在?”⑨因而,制度本身就內含著對“一種理性和諧而又穩定多元的社會”的價值訴求,并內含著個體性與共同性的原則。國家治理依制而治,個體性和共同性的原則也就構成了國家治理內在原則的基本內容。

當然,除了制度以外,從國家治理的對象和主體上來看,共同體和個體是國家治理的對象和主體,國家治理總是圍繞個體與共同體展開。以何者為中心進行國家治理、如何規范個體與共同體的行為等等問題是國家治理的基本問題。因此,以個體為價值參照的個體性原則和以共同體為價值參照的共同性原則是國家治理的內在原則的基本內容。

制度是國家治理重要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且制度的產生本身牽涉個體與共同體及其相互關系,此外共同體和個體是國家治理的對象和主體,因而個體性原則和共同性原則及其相互關系構成了國家治理內在原則的基本內容。個體性原則意味著國家治理以個體為治理主體,以個體的發展為治理參照和價值訴求;與之相反,共同性原則指的是國家治理以共同體為治理主體,以共同體的發展為治理參照和價值訴求。從歷史上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中,國家治理的內在原則發生著深刻的變遷與內在的糾纏,無論是以抽象共同性為原則的傳統國家治理模式,還是以抽象個體性為原則的資產階級現代國家治理模式都走向了其反面,陷入了“自相反對”的困境。要把握國家治理真實的內在原則,真正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對從傳統到現代的國家治理內在原則的自我變遷及其困境進行哲學前提反思。

二、抽象共同性及其自反性:傳統社會國家治理內在原則的哲學前提反思

要理解何謂現代化的國家治理,就要把握在傳統社會中國家治理的內在原則,了解傳統社會國家治理內在原則向現代的轉變。在傳統社會中,國家治理的內在原則是共同性原則。共同性原則體現為共同體對個人的權威,共性凌駕于個性之上。傳統社會以共同性為原則的國家治理表現為早期的以城邦共同體為主體的理想主義的國家治理模式。

傳統社會國家治理的共同性原則與城邦自然產生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懊總€人為了各種需要,招來各種各樣的人。由于需要許多東西,我們邀集許多人住在一起,作為伙伴和助手,這個公共住宅區,我們叫它作城邦?!雹獬前畹某霈F和發展首先是出自人的自然需要的發展,人們為了滿足自身多樣的需要而形成城邦。為了能夠生活,能夠“創造歷史”,人必須生產物質生活資料。B11而人一開始面對的就是“作為一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的”自然界,因此,“人們同自然界的關系完全像動物同自然界的關系一樣,人們就像牲畜一樣懾服于自然界,因而,這是對自然界的一種純粹動物式的意識(自然宗教);但是,另一方面,意識到必須和周圍的個人來往,也就是開始意識到人總是生活在社會中的?!盉12自然對人的統治以及人的自然生存需要促使人們進行往來,一開始是村落間的交往,隨著人的需要和生產方式的擴大,形成了更大范圍的城邦共同體。共同體成為了個人生活的重要場所,共同性治理原則也自然而生。

“城邦出自于自然的演化,而人類自然是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盉13隨著城邦共同體的自然出現與演化,出現了以城邦共同體為主體的理想主義國家治理模式與藍圖,城邦共同體成為國家治理的主體,城邦的發展與繁榮和“大寫的正義”成為國家治理的目標。柏拉圖所構想的“正義的城邦”是以城邦共同體為治理主體的理想主義國家治理藍圖的典例。

柏拉圖所謂的善治是使國家成為“大寫的人”?!爱攪易钕褚粋€人的時候,它是管理的最好的國家”。那么,如何讓國家像一個人一樣行動?柏拉圖認為,這需要“每個人有自己的東西干自己的事情”B14,生產者或輔助者、生意人以節制進行生產活動,護衛者以勇敢保衛城邦,統治者以智慧治理城邦。城邦的三種人各做各的事情,互不干擾,其中每一種人都構成城邦整體的部分機能。這樣,國家就像一個人一樣行動,統治者是人腦和靈魂,輔助者和生意人是血肉,護衛者是骨架?!皣业恼x就在于三種人在國家里各做各的事情?!盉15治理的目標是作為“大寫的人”的城邦,而不是個人。雖然它也許諾“為全體公民的幸?!盉16,但是共同體總是優先于個人,整體凌駕于部分之上。例如在生育方面,將兒童和女人納入城邦的公共財產,通過政治干預兩性行為培育良種人口,將“有先天缺陷的人要秘密處理?!盉17顯然,為了城邦的繁榮,在國家治理過程中,個人是被忽視的。柏拉圖的治理術要鑄造“一個整體的幸福國家?!彼僭O當整個城邦繁榮發展了,個人也必定會從中獲得幸福。由此可見,柏拉圖的以城邦共同體為主體的理想主義國家治理藍圖的內在原則是抽象的共同性原則——共同體對個人具有絕對權威和優先性,共性凌駕于個性之上。當他從此種原則和上述假設出發,他也就把正義的、繁榮的城邦當作了目的,把個人當作了實現城邦繁榮的手段,因而無法實現其前提假設中允諾的個人幸福。

人依附于共同體之中,共同體凌駕于個人之上。城邦共同體對人具有重要意義,共同性原則也自然而然成為了城邦治理的原則。但是,抽象的共同性原則本身具有其自反性,即“自我反對”的性質。共同性本身就內含著同一性的要求,因而共同體不僅是部分之整體,而且要化為整體性的“一”。以共同性為內在原則的城邦共同體,它本身代表的是作為整體的“一”或“大寫的人”。這種整體的“一”或“大寫的人”是理想性的,“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或許在天上建有一個模型”。B18因此,在國家治理實際過程中,整體的“一”或“大寫的人”總要轉變成具體的和世俗的“一”。以城邦共同體為主體的理想主義國家治理藍圖便走向了以君主為主體的個人專制主義治理模式。抽象共同性的自反性使得國家治理走向另外一個反面,即不再是以城邦共同體為治理主體,而是以個人君主為主體。治理的目標不是城邦繁榮和正義,而是維護君主個人統治,實現君主個人意志。而所謂善治也就是專制,必須基于君主的個人意志,而不是其他人的意志,體現在治理術上就是君主需“讓人民畏懼”B19自己。以抽象的共同性為內在原則的理想主義國家治理模式走向了其反面,城邦共同性演變為君主個人意志。傳統社會國家治理的共同性原則的自反性也預示著現代社會擺脫共同性原則的個體性原則及其國家治理模式的來臨。

三、抽象個體性及其自反性: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國家治理內在原則的哲學前提反思

從傳統社會到資產階級現代社會,國家治理的內在原則發生了深刻的躍遷,即國家治理告別了傳統社會的共同性原則轉向了個體性原則。隨之而來,通過資產階級革命,以個體為治理主體的自由主義國家治理模式取代了以君主為治理主體的專制主義國家治理模式。

隨著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進步,人越來越擺脫“自然的懾服”,人的個人主體性開始覺醒,個體性原則作為現代社會的原則得以確立。一方面,由于生產力水平的發展,人變得更加獨立了,從原始共同體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思想運動進一步推動了人類社會逐漸破除原始共同體的神圣性,代之以個人權利的神圣性。因而不同于傳統社會的共同性原則,“把社會成員鑄造為個體,這是現代社會的特征”。B20個體性成為了現代性社會的原則,國家治理的內在原則也由共同性原則躍遷為個體性原則。

個體性原則的基本內涵是個人主體性、個體理性、個性或差異性和物的依賴性。個體性原則首先表現為近代以來個人主體性的覺醒,以主觀性的自由為首要內涵。在傳統社會中,個人被人以外的自然或神圣權威所控制,個體缺乏自覺意識和個人自由。在現代社會,個人主體通過社會生產的發展和思想解放逐步實現了主體性的覺醒。按照黑格爾的話說,主觀性的自由成為了現代世界的原則。B21主體自由成為現代社會生活的價值基礎,共同體、君主、宗教等神圣形象則喪失了其權威;其次,個體性以個體理性為前提。主觀性自由的基礎是個體理性。主體性的覺醒是從“觀念”開始的,傳統社會中的人的精神生活是蒙昧和狹隘的,對于自然界和神圣形象的崇拜和迷信出自自然需要并缺乏理性思考的。到了近代乃至現代,人的思想和觀念發生了重要變化,產生了主體的自覺意識和自由意志。人的理性不僅要為自然界立法而且也要為人自身立法。人之所以是不同于客體的主體、不同于動物的受動而是能動的存在就在于人具有理性。人通過自己的理性獲得知識和力量,從而使自身擺脫自然的束縛,征服自然,向客觀世界展現自己以個體理性為基礎的主體力量?!啊页闪藙e具一格的主體,其它的物都根據 ‘我這個主體才作為其本身而得到規定?!盉22簡言之,理性為主觀性的自由奠基;再次,個體性表現為個人個性或差異性。每個人都成為獨立的個體,并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擁有自主選擇權。個人個性體現為個性化和多樣化的藝術表達形式、文化樣式、生活方式等等。這些都充分彰顯了現代社會的“個體化”發展趨勢;最后,現代社會的個體性原則表現為個人對物的依賴性?,F代社會的個人獨立性的表現在于對財產的物的形式——商品、貨幣、資本等——的占有?,F代人之所以能夠獨立,就在于通過大量生產并占有財富,使之獲得對于自然界和社會的相對獨立性。按照馬克思的看法,個人主體之所以能夠展現主體力量就在于通過自身的實踐活動將自己的本質賦予對象,而對對象化產品占有則確證主體的本質性力量,在資產階級現代社會展現為資本與人的異化關系。因此,現代社會的人的存在狀態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B23個體性原則在資產階級現代社會國家治理中體現為:在內在本質上強調“每個人生而自由、平等”B24,在外則表現為保護個人的私有財產權利,“尊重私有財產是所有政府的基礎”。B25在資產階級現代社會,個人的獨立與自由是以承認私有財產為前提的,人格要自由和獨立,必須首先經濟上獨立、財務上自由。因而,以個體為治理主體的自由主義國家治理模式體現為保護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的治理術。

基于這種國家治理的個體性原則,思想家們開啟了一種現代社會典型的國家治理模式的探索,即以個體為治理主體的自由主義國家治理模式探索。其中,從洛克的“有限的政府”到諾齊克的“超低限度的政府”最具有代表性。洛克從“社會契約論”傳統、自然狀態和自然法理論出發,論證和提出了“有限的政府”的治理方式。按照洛克的看法,政府的權力主要包括立法權、執行權和對外權,其中立法權是政府的最高權力。B26立法權是為了保護生命和財產權利人民委托給立法權力機關的。國家治理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權利。所謂善治也就是法制,統治者基于人民的意志立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個人具有生命權、政治自由權、以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為核心的民主權利、私有財產權等權利。在政治治理方面,“有限的政府”只根據法律條文來管理公共事務,維護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政府不能干涉個人活動,不具有對個人的絕對權力。在經濟治理方面,“有限的政府”對于經濟活動沒有干預的權力,強調自由競爭。在社會治理和文化發展方面,個體起到重要自我治理作用。諾齊克對洛克的思想進一步發揮,提出“超低限度的政府”。B27在他看來,政府在國家治理中僅僅起到“守夜人”的作用。洛克和諾齊克的思想最為典型地反映了以個體性作為國家治理內在原則的資產階級現代社會的治理模式——政治治理上以法制保障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權利、經濟治理上強調自由競爭。他們的自由主義國家治理思想,最為典型地反映了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以個體為主體的治理模式。

從傳統到現代的過程中,通過以個體為主體自由主義的國家治理模式,資產階級現代社會破除了共同體和君主的權威,確立了“人的權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則。一方面,資產階級現代社會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以個體性為原則的國家治理推動了個人從原始共同體中解放出來,對人類社會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現代社會在分享“個體性”的現代化國家治理帶來的解放和歡樂的同時,也必須承擔個體性的自反性所導致的風險和痛苦。抽象的個體性原則本身也有其自反性。抽象個體性的自反性使得以個體為主體的自由主義國家治理模式走向了其反面,形成了現代官僚體系和制度對個體的規訓與新的專制。

抽象個體性的自反性表現為“個體的受動和被‘規訓”“個體的‘無根與無向”與“個體的‘孤立化與平均化?!盉28首先,個體主體性的能動性與主觀性自由演變為“個體的受動和被‘規訓”。社會的“個體化”過程是“理性化”為前提的,工具理性使得人超越自然。而工具理性的發展,也使得社會更加“理性化”,即“服從于合理決斷標準的那些社會領域擴大”。個體的活動“受到資產階級的私法所允許的交往形式和官僚統治形式”B29的制約。因此,個體性的自反性以及社會化“個體化”的理性前提造成了現代政治對個體的規訓與新的專制,??潞桶⒏时镜纳螌W分別從正反兩個方面向我們進行了揭示。??碌摹吧巍彼枷胫赋?,以工具理性保存個體生命,通過“安全技術”的干預,降低生命風險和控制整體人口安全,使生命“活得更好”B30,以“正?;焙汀鞍踩钡拿x將社會“標準化”的生命政治構成了現代社會的根本性的政治形態。個人主體通過理性的治理術使生命“活得更好”的同時,個人主體能動性也變為了受動性、個人受到了現代政治的“規訓”。對此,阿甘本指出,“從古代世界到現代世界的通道中,‘主體化的諸種過程使個體把自己的自我對象化,把自己構建為一個主體,并同時又把他自己與一個外部控制的權力相綁定?!盉31現代社會的國家治理的主體——理性個體——被至高權力所控制。

其次,抽象個體性的自反性表現為“個體的‘無根與無向”。個人擺脫了原始共同體和神圣君權的權威,但是個體徹底成為了單子式的個體,在城邦共同體和君主專制國家中被安排的個體變得失去了方向。個人由于缺乏共同理想處于徹底的海德格爾所言的“不在家”狀態。因而,在現代社會中,個人常常處于“沉淪和異化”狀態。人雖然擺脫外在權威的控制,但也成為了缺乏自覺意識的消費大眾,陷入了價值虛無主義的深淵。這種缺乏自覺意識的大眾又為現代社會的新的集權主義和專制主義提供了統治基礎。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趁虛而入給現代社會以及現代文明帶來了深刻的災難,“集中營成為了現代政治隱秘的典范”。B32

最后,抽象個體的個性及其對物的依賴性演變為“個體的‘孤立化與平均化?!痹诂F代社會中,人的個性基于對物的依賴性,因而人的個性和獨立性僅是物的獨立性和個性。馬克思指出,“在資產階級社會中,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盉33由于個體對物的依賴,因而,財富生產和資本增殖成為了政治和經濟組織形式的目的。政府治理的目的是“生產率動員”,并且這種“生產率動員超越和凌駕于任何個人和集團利益之上?!盉34“政治權力的運用突出表現為它對機器生產程序和國家機構技術組織的操控?!盉35合理化、技術化、標準化的社會生產造成人的同質化和平均化,使人不會反思和思考成為“單向度的人”。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所言,“在文化工業中,個性就是一種幻象?!盉36資產階級的標準化的大眾文化正揭示了“個體”的虛假特征。

總之,正是由于資產階級現代社會的抽象個體性治理原則的自反性,以個體為主體的自由主義國家治理模式走向現代官僚體系和制度對個體的規訓與新的專制。因而,這種個體性的自反性所造成的現代治理困境證實了盧梭的斷言,“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盉37

綜上所述,無論是傳統社會國家治理體現的共同性原則,還是資產階級現代社會國家治理的個體性原則,都體現了極強的自反性,從而使得各自的理想治理走向了其反面。共同性及其自反性使得以城邦共同體為主體的理想主義國家治理藍圖走向以君主為主體的個人專制主義治理模式;個體性及其自反性使得以個體為主體的自由主義國家治理模式走向現代官僚體系和制度對個體的規訓與新的專制。因而,要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既不能像資產階級現代社會國家治理現代化采取完全個體性原則,也不能采取“逆個體化”的道路,也不能回到傳統社會國家治理的共同性原則,而要找到個體性與共同性的辯證聯結。

四、尋求個體性與共同性的辯證統一: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在原則的哲學理想

人類社會從原始共同體發展到了“個體化”的社會?!皞€體化”的現代社會是否意味著在國家治理中只能采用個體性的治理原則并且必然走向“自相反對”的困境?亦或是回到傳統社會以共同性為內在原則的治理模式,走上“逆個體化”道路?顯然,通過上文分析,可以看到,無論是傳統社會以共同性為原則的治理模式還是現代社會以個體性為原則的治理模式,都走上了“自相反對”的困境。因而,“個體化”和“逆個體化”道路都不是直接可取的。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既要避免“逆個體化”路徑、回退到傳統社會國家治理的抽象共同性原則,也要對現代社會國家治理的個體性原則及其自反性所帶來了“自相反對”的治理困境進行深刻反思,把握共同性原則和個體性原則的辯證聯結,從而找到破解治理困境的出路。

對于抽象的共同性與抽象的個體性治理原則及其自反性導致的“自相反對”的困境,哲學家們在哲學層面予以了深刻的反思,黑格爾和馬克思從歷史哲學和辯證法的視角提出國家治理原則共同性和個體性的辯證法、羅爾斯從政治哲學的視角提出了“重疊交叉共識”理念、哈貝馬斯從語言哲學和社會學的視角提出了交往行為理論。哲學家們對于國家治理內在原則的哲學前提反思,為我們展現了尋求個體性與共同性的辯證統一這一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在原則的哲學理想。

黑格爾從唯心辯證法出發對個體主體與國家實體的關系展開了討論。在黑格爾看來個人主觀的自由權利是抽象的,沒有任何實質性內容,只有在作為倫理實體的國家中,個人自由才能獲得客觀性和普遍性。主觀性的個人自由權利必須與倫理實體的義務統一起來,個人才能得到“解放而達到了實體性的自由?!盉38這樣既擺脫了對自然狀態的束縛,又擺脫了作為主觀特殊性所陷入的困境,從而實現了個體主體與國家實體的辯證統一。

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指出,個體只有在實體或共同體中才能獲得具體的現實性?;谶@種個性與共性的辯證法,黑格爾對國家治理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黑格爾將國家治理分為三個層面: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其中,國家是家庭和市民社會的合題,即辯證統一。家庭是個人與他人發生關系的第一個階段,這一階段主要通過愛和自然法,其內容主要是婚姻、家庭財產和子女教育。作為家庭成員,人具有權利和義務,偶然性的個體開始成為倫理性存在。家庭成為最為基礎的原始的自然統一體,個體依附于家庭之中,獲得自己的現實性。其次,這種原始的自然統一體由于個體和所有權的發展過渡到現代市民社會。市民社會是整體的需要與個體的自然偶性的結合?!霸谑忻裆鐣?,每個人都以自身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來都是虛無?!盉39因此,市民社會治理包括三個方面:以勞動的中介滿足個人需要——需要的體系;用司法來保護“自由這一普遍物的現實性”——保護所有權;用警察和同業公會控制個體的任意性和偶然性,關懷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B40由于市民社會個體性原則的任意性、自然的偶然性,因而需要倫理性的國家實體調控“惡的主觀性”。黑格爾在其國家哲學中提出,“反對單個人意志的原則”。B41雖然,黑格爾把主觀性的自由視作現代社會的原則,但是他也看到了主觀性自由的任意性、匱乏的偶然性。國家不能同市民社會一樣僅以保護所有權和個人自由為目的,相反必須作為倫理實體,以規制“惡的主觀性”?!皞€人本身只有成為國家成員才具有客觀性、真理性和倫理性?!盉42只有國家才是具體自由的實現?!艾F代國家的原則具有這樣一種驚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觀性的原則完美起來,成為獨立的個人特殊性的極端,而同時又使它回復到實體性統一?!盉43國家具有神圣性和普遍性,其作為“地上的神物”對個人具有規范作用。

黑格爾從唯心辯證法出發,看到了個人主觀性的任意性、偶然性的非現實性及其所造成的市民社會的分裂。黑格爾對個體性與共同性辯證法有所揭示,但由于顛倒了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個體性與共同性僅是抽象的辯證統一。因而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用國家倫理實體淹沒市民社會利己的個體,最終走向了君主專制。馬克思在批判和繼承黑格爾辯證法的基礎上,對傳統社會共同性治理原則及其自反性和現代社會個體性治理原則及其自反性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自由人聯合體”的治理藍圖。馬克思“自由人聯合體”思想及其所蘊含的國家治理理念充分展現了個體性與共同性的辯證法,并指出了實現個體性與共同性的真正統一在于改變人的生存狀態,從而為避免傳統社會國家治理的共同性原則及其自反性帶來“自相反對”的治理困境并破解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國家治理的個體性原則及其自反性帶來“自相反對”的治理困境,真正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了理論啟示。

馬克思也同黑格爾一樣認為,“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盉44但是,馬克思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指出政治國家并不是對市民社會原子式個體的倫理規范與治理,而只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政治反映。因而黑格爾的國家實體對于個體的聯合與治理仍是以市民社會原子式個體為前提的。造成個體分裂的原因在于人的生存狀態的經濟原因,要避免個體性及其自反性首先要從市民社會的經濟治理開始。

針對黑格爾唯心辯證法的政治-經濟治理二元結構的顛倒,馬克思從現實的人及其歷史出發,對古代社會的抽象共同性治理原則和現代社會的抽象個體性原則進行了深刻反思,指出它們與人的生存發展狀態有著內在聯系。古代共同性治理原則對應的是“人的依賴性關系”的人的存在狀態。因而,“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作為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盉45落后的生產力與人的自然需要的矛盾導致共同性原則順理成章地成為國家治理原則;而現代社會,個人表現為“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存在?!比祟惿鐣奈镔|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通過占有物人獲得其獨立性。因而資產階級現代國家治理保護人的自由和獨立就表現為保護私有財產權利。由此可見,人的生存狀態決定國家治理的內在原則。要突破國家治理共同性原則與個體性原則的對立,又避免黑格爾式的抽象的辯證統一、破解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自相反對”的治理困境,首先應該從經濟治理著手,改變人的生存狀況,實現個體性與共同性的辯證統一。改變人的生存狀況是個體性與共同性的辯證統一的現實基礎,也是破解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自相反對”的治理困境,推動國家治理真正實現現代化的關鍵。

基于此,馬克思提出了“自由人聯合體”的治理思想,“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盉46“自由人的聯合體”思想從根本上要解決的就是現代社會治理難題——現代社會個體性治理原則及其自反性帶來了“自相反對”的治理困境——自由人之間如何共處的問題。要實現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實現個體性與共同性的辯證統一,就必須改變人的生存狀況,就是要推動人從“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存在狀態向“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B47發展。實現的人的全面發展,既要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要變革一切不合理的社會關系,使人和人的關系從“物和物的關系”中解放出來,破除人對物的依賴和物的各種形式——商品、貨幣和資本——對人的抽象統治。將人異化給物的獨立性和個性回歸人本身?!叭姘l展的個人——他們的社會關系作為他們自己的共同的關系,也是服從于他們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盉48在“自由人聯合體”中,個體的獨立性不依賴于物,而是內在于自身。個體與共同體以自由人的聯合和自由個性的生成為中介實現了真正的辯證的統一。

從馬克思的觀點看,所謂國家治理現代化,從哲學層面的內在原則上來說是實現個體性與共同性的辯證統一,改變人的不合理的生存狀況和社會關系,實現以“自由人聯合體”為治理主體的共產主義國家治理藍圖。因而從馬克思的觀點看,要真正推動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必須要全面深化改革,“真刀真槍推進改革”B49,推動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實際上,不止是經典的辯證法理論家黑格爾和馬克思,其他許多現代哲學家在吸收黑格爾和馬克思思想的基礎上都對現代社會“個體化”特征和個體性與共同性的關系進行了反思。羅爾斯從政治哲學的視角提出“重疊交叉共識”理念論證自由個體所組成的社會的穩定性問題——“如果秩序良好的公平正義之民主社會的理性多元論特征是既定的,該社會如何建立并保持穩定統一?”B50哈貝馬斯從語言哲學和社會學的視角提出了交往行為理論,從分析哲學和情境主義的視角,分析了個體之間如何形成合理的交往形式。在哈貝馬斯看來,“在世界觀的范圍內,語言共同體的成員可以就他們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主題內容達成理解”B51,繼而提出了“商談倫理學”。社會學家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政治”——“尋找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新型關系”B52——則從社會學層面回應了當代哲學家們對于國家治理在原則層面的思考。面對“個體化”的社會和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抽象個體性的國家治理原則,借用吉登斯的發問,“我們是否正在眼睜睜地看著一個以‘我為中心的一代——它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共同價值和公共關懷的瓦解和‘自我優先的社會的產生——的興起?”B53可見,用哲學語言來說,破除個體與共同體的對立關系和自反性及其所帶的治理困境,尋求個體性與共同性的辯證統一成為了當代具有敏銳洞察力的思想家的問題意識與哲學理想。

綜上所述,黑格爾從國家倫理實體來解決個體與共同體的矛盾,從唯心辯證法的角度抽象地提出了個體性與共同性辯證統一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在原則的哲學理想。面對個體性與共同性的關系,羅爾斯從政治哲學的視角提出了“重疊交叉共識”理念,哈貝馬斯從語言哲學和社會學的視角提出了交往行為理論。相比之下,馬克思的觀點最富有教益。馬克思從人的生存狀況出發,提出了“自由人聯合體”和“自由個性”的思想,為尋求個體性與共同性的辯證統一這一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在原則的哲學理想提供了現實和歷史的因素。當前我國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和高速邁向現代化的途中。一方面,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劇,社會的“個體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另一方面,家庭和集體的倫理觀念根植于我們的傳統文化,“天下為公”、心懷天下的家國情懷深入人心。傳統與現代因素、個體和共同體處于內在糾纏和緊張的關系之中,因此,國家治理應該以改善人的生存狀況為現實動因和出發點,尋求個體性與共同性的辯證統一。同時,將尋求個體性與共同性的辯證統一這一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在原則的哲學理想落實在制度層面,從制度的堅持與完善入手,真正推動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① ⑩ B14 B15 B16 B17 B18〔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230、58、158、171、135、197、389頁。

② ④ 習近平:《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1頁。

③ B13〔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2、7頁。

⑤ 〔美〕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216頁。

⑥ ⑦ ⑨ B50〔美〕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萬俊人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第247、249、5、123頁。

⑧〔美〕科斯等:《制度、契約與組織》,劉剛等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21頁。

B11 B12 B4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534、571頁。

B19 〔意〕馬基雅維利:《君主論》,潘漢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82頁。

B20 〔德〕貝克等:《個體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46頁。

B21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291、191、224、231、289、289、296頁。

B22 〔德〕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下卷,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第882頁。

B23 B45 B47 B4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52、56頁。

B24 〔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6、4頁。

B25 B37 〔英〕休謨:《休謨政治論文選》,張若衡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20頁。

B26 〔英〕洛克:《政府論》下篇,葉啟芳、翟菊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91頁。

B27 〔美〕諾齊克:《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姚大志譯,北京: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50頁。

B28 賀來:《重建個體性:個體的“自反性”與人的“自由個性”》,《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5期。

B29 〔德〕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李黎、郭官義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54頁。

B30 〔法〕??拢骸侗仨毐Pl社會》,錢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4頁。

B31 B32 〔意〕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權力與赤裸生命》,吳冠軍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第163、168頁。

B33 B4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53頁。

B34 B35 〔美〕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劉繼譯,上海: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5頁。

B36 〔德〕霍克海默、阿多諾:《啟蒙辯證法》,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0頁。

B49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97頁。

B51 〔德〕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第1卷,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4頁。

B52 B53 〔英〕吉登斯:《第三條道路》,鄭戈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8、37頁。

(責任編輯:顏 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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