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背景下對外開放對內陸地區創新效率的影響研究

翟 艷

對外開放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一帶一路”開啟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新局面。2015 年中央發布《關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完善內陸開放新體制是優化對外開放區域布局的重要環節。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低是內陸地區的短板，依托我國全面對外開放新格局的重大戰略，內陸省市積極構建對外開放新高地，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創新是引領經濟發展的源動力。我國經濟已進入結構調整、轉型發展的新階段，需要技術創新和大量資本的參與。由于我國區域發展失衡，不同地區的對外開放、技術創新存在很大差異。在研發投入不斷增加、構建內陸對外開放新高地的情況下，內陸地區的創新效率處于什么水平，深層次對外開放能否提升其創新效率，其創新效率受哪些因素的影響，本文將對這些方面展開研究。

一、文獻述評

關于對外開放與創新效率關系的研究，主要從外商直接投資（FDI）、對外直接投資（OFDI）和進出口貿易等三個方面來考察二者之間的關系。

FDI 對創新效率的影響決于FDI 的進入程度、東道國技術水平和吸收能力等因素，地區不同產業結構不同，FDI 的作用也有所差異。從Macdougall（1960）提出FDI的溢出效應開始[1]，國內外就FDI與創新效率的關系展開了大量研究，目前形成三種觀點。第一，FDI促進了東道國創新效率的提升。Neto 等（2013）對139 個國家的研究發現，FDI 以技術擴散的方式帶動創新[2]。Crescenzi 等（2015）發現英國企業的創新績效隨著FDI 投資規模的增加而變強[3]。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入，FDI 顯著促進我國創新效率的提升。張宏元（2016）實證研究得出FDI促進了我國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結論[4]。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較大，中西部地區與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較大，更容易以模仿創新來提高技術水平，因此FDI對中西部地區創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明顯高于東部地區[5-6]。隨著“一帶一路”的發展，程廣斌（2017）發現FDI顯著促進了“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省份的技術創新效率提升，卻阻礙了其成果轉化效率[7]。呂承超、王媛媛（2019）認為FDI對我國的技術創新效率有促進作用但不顯著，并且其對西部地區技術創新效率影響最大[8]。黃志勇（2013）從行業的角度研究后得出FDI在高技術水平行業的創新效應高于低技術水平行業，但并不顯著的結論[9]。第二，FDI 不利于東道國創新效率的提升。馬林、章凱棟（2008）把FDI 分類后發現，海外華資對我國技術創新的負面影響遠高于外國投資[10]。王鵬、郭永芹（2011）發現FDI 對泛珠三角區域九省區的技術創新產生了負面影響[11]。肖遠飛、吳允（2019）指出FDI顯著抑制了區域工業企業的綠色創新效率，但環境規制政策卻能將這種不利影響減弱[12]。第三，有條件的溢出效應。羅軍、陳建國（2014）認為由于存在門檻效應，在研發資金、勞動投入超過最低門檻值及跨越高門檻值后，FDI對我國創新能力的促進作用由弱變強，在其低于最低門檻值時，FDI阻礙了我國創新能力提升[13]。

OFDI對創新效率的影響?！白叱鋈ァ笔墙洕l展的必然趨勢，2018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位居全球前三，與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基本持平。大量的OFDI 能提升我國的創新效率嗎？理論上，OFDI 的逆向溢出效應會帶動母國的技術進步，提升創新效率，但OFDI 對母國創新效率的影響研究也未得出一致結論。李娟等（2017）發現其對我國創新能力的影響仍相對較小[14]。謝鈺敏等（2014）把創新能力進一步分解后指出，OFDI抑制了我國的自主創新和二次創新，只對模仿創新能力有逆向溢出效應，最終抑制了總體創新能力[15]。

進出口貿易對創新效率的影響。進出口貿易是國際技術傳遞和溢出的主要途徑，進口貿易通過引進、吸收和模仿先進技術來提升國內的自主創新能力，出口貿易是企業置身于國際激烈競爭市場中因提升競爭力而進行主動創新，但不同地區通過進出口貿易利用國外先進技術的程度卻不盡相同。國內對二者關系的研究主要從區域和行業的角度展開，且結論以促進作用為主。呂承超、王媛媛（2019）認為進口貿易的技術溢出效應及出口貿易的水平溢出效應均提升了我國的創新效率[8]。王鵬、陸浩然（2012）對廣佛肇經濟圈創新效率的研究發現，進出口貿易提升了該區域的創新效率[16]。王鵬、郭永芹（2011）發現進出口貿易對泛珠三角區域九省區的技術創新作用不顯著[11]。工業是經濟的主體，陳娜等（2019）對西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研究發現，進出口貿易有利于提升企業的創新效率[17]。楊青峰（2013）發現出口顯著提升了我國高新技術產業新產品創新效率[18]。王銳淇等（2010）指出，進出口貿易因只重視總量增加而忽視其隱藏的技術，最終降低了我國區域技術創新效率[19]。

上述研究對對外開放的度量只集中于FDI、OFDI 及進出口貿易對創新效率的促進作用。事實上旅游業發展也是衡量一個地區對外開放程度的重要內容，因此，對外開放不僅包括外資、外貿，還包括跨境旅游，但已有文獻卻從未涉及跨境旅游對技術創新效率影響的研究。

內陸地區無論是對外開放還是創新效率均落后于東部地區，本文將從創新效率的角度出發，研究對外開放是否提升了內陸地區的創新效率，并進一步考察其他因素對內陸地區創新效率的影響。與現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的對外開放包括外資、外貿和跨境旅游三個維度。

二、創新效率的測算

本文把不靠海不沿邊的省市歸為內陸地區，具體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陜西、四川、重慶、青海、寧夏和貴州等12個省區市。從地理區域上來看，青海、寧夏、重慶、四川、貴州和陜西6 省市為西部地區，其余6省區為中部地區。內陸12 省區市中，陜西、寧夏、青海、重慶是“一帶一路”重點省市，西安、西寧、成都、重慶、鄭州、武漢、長沙、南昌、合肥是“一帶一路”節點城市。

（一）測算方法和變量說明

創新效率測算方法主要有數據包絡分析法（DEA）和隨機前沿（SFA）分析法[20-21],與SFA分析法相比，DEA 可以評價多種投入多種產出。在規模報酬變動時，DEA-BCC 模型把綜合效率分解為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本文選取BCC 模型作為測度內陸12 省區市創新效率的工具，由于多個文獻已進行詳細介紹[20]，此處不再贅述。

技術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需要長期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考慮到數據的有效性和可得性，內陸12 省區市技術創新投入變量基于人力和財力投入的考慮，選取R&D 人員全時當量和R&D 經費投入，創新產出基于創新成果的知識性和經濟性考慮，選取專利授權數和新產品銷售收入[20][23]。本文以2005—2018 年內陸12 省區市為研究樣本，利用Deap2.1軟件測算其創新效率，數據來源于2006—2019年的《中國科技年鑒》，測算結果見圖1、圖2、圖3。

圖1 內陸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技術創新綜合效率

（二）結果分析

技術創新的綜合效率即創新效率，反映創新資源是否被有效利用，可分解為規模效率和純技術效率之乘積，規模效率的高低反映了創新資源的配置結構和規模是否為最優，純技術效率反映了技術創新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高低。由圖1 可知，內陸地區創新效率呈上升趨勢，創新能力不斷提高，但仍未達到有效狀態；西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創新效率在2011 年之前波動較大且西部地區較高，2011 年之后穩步上升且中部地區多數年份較高，但均未達到有效狀態。具體來看，內陸地區的規模效率和純技術效率均未達到有效狀態（圖2），說明在創新資源投入不斷增加、配置結構不斷改善的同時，創新水平和管理水平也不斷提升，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內陸地區的創新能力雖不斷提升但未達到最優狀態。從圖2可知，西部地區的創新資源投入規模小于中部地區，但其純技術效率卻高于中部地區。內陸地區仍需繼續加大創新資源投入，提高技術創新水平和管理水平，聚焦高技術高效率產業以提高其創新能力。

由圖3可知，西部六省市中，重慶的創新效率最高，其次為貴州，最低是陜西。重慶因其地理位置和政策優勢擁有較多的創新資源，使得其多數年份的創新效率達到最優狀態。貴州由于技術創新基礎薄弱，發展快且效率高，較少的創新投入即可帶來較高產出，因而表現出較高的創新效率。陜西是高教大省，其創新效率低主要是因為其技術水平相對較高，隨著創新投入的不斷增加，進一步提升技術水平的難度較大。山西在中部六省區的創新效率最低，這與其長期的創新投入較少且缺乏高新技術產業，創新資源沒有投入到高效率行業有直接關系。江西、寧夏、青海和貴州創新投入嚴重不足，要提高其創新效率必須加大創新資源投入；重視創新質量，提高創新資源的優化配置效率和管理水平則是陜西、四川、湖北、河南、湖南和安徽創新效率提升的關鍵。

圖2 內陸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

圖3 2005～2018年內陸12省區市平均創新效率

三、模型構建及變量確定

（一）模型構建

根據前文分析，本文構建了對外開放對內陸地區創新效率影響的計量模型。

式（1）中，i，t 分別表示各省和時間，RDEit表示創新效率，OPEit表示對外開放，GOVit表示政府支持力度，HUMit表示人力資本投入，INFit表示基礎設施，ECOit表示經濟發展水平，ε為誤差項。

（二）變量確定與數據來源

參考現有研究成果，模型中涉及的變量如下：被解釋變量為創新效率（RDE），用前文計算出來的技術創新綜合效率來表示；解釋變量為對外開放（OPE）。目前我國的對外開放是深層次、全方位的開放，只用FDI、OFDI 或進出口衡量顯然是不全面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高水平參與國際經濟的重要渠道。進出口貿易是衡量一個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人員跨境流動更加頻繁，跨境旅游也會帶來技術交流進而引發技術創新。因此，本文的對外開放從外資、外貿和跨境旅游三個維度反映。其中，外資用各省區市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和對外直接投資（OFDI）各自占其GDP 比重度量，外貿用各省區市的進出口總額占其GDP 比重度量，跨境旅游用各省區市的跨境旅游收入總額占其GDP 比重度量，且外資、外貿和跨境旅游收入均已按照當年美元人民幣匯率折算為人民幣。

創新是一個比較復雜的過程，創新效率受多種因素的共同影響，參考目前的研究成果[20][22-23]，選取以下控制變量：①政府支持力度（GOV）。創新是高風險的開拓性活動，具有一定的公益性，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引導。本文用各省市科學技術投入占其財政支出的比重表示政府支持力度。②人力資本投入（HUM）。已有研究表明，人力資本顯著促進了我國的技術創新[22]，用每10 萬人口高等學校平均在校生數表示。③基礎設施（INF）?；A設施是內陸地區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的保障，用各省市的郵政郵電與電信之和表示。④經濟發展水平（ECO）用各省市人均GDP表示。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創新投入越多，技術創新能力越強。為消除異方差問題，人力資本、基礎設施和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對數化處理。

FDI 來源于各省市2006—2019 年《統計年鑒》，OFDI 來源于歷年《對外投資統計公報》，2005、2006 年的科學技術支出來源于各省市2007年的《統計年鑒》，其余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

四、對外開放對內陸地區創新效率的影響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1 列示了我國內陸地區12 個省市全樣本數據統計值，根據標準差可以看出各變量數據的波動性。其中，RDE、OFDI、TRA、GOV 和ECO 的標準差在0.2～1 之間，波動性適中，INF、HUM、IMP 的標準差遠高于1，波動明顯，FDI 的波動性介于前兩組數據之間。

表2 對外開放對內陸地區創新效率影響的實證結果

（二）對外開放對內陸地區創新效率影響的實證分析

本文的面板數據模型根據豪斯曼檢驗和F統計檢驗結果，內陸地區模型確定為隨機效應模型，西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模型確定為固定效應模型。地區因素對創新效率、對外開放均有顯著影響，觀察表2（1）（2）（3）模型估計系數，結果分析如下。

1.對外開放-外資、外貿、跨境旅游的影響。

（1）外資。FDI在內陸地區、西部地區的系數均為正，在中部地區的系數為負，但均不顯著,說明FDI 促進了內陸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創新效率提升，雖不顯著，但其提升創新效率的作用已顯現[8]。原因在于內陸地區利用FDI 的總體規模較小，由于自身的技術水平較低，吸收高新技術的能力差，只能對先進技術進行簡單模仿，FDI并未對內陸地區創新效率起到足夠的推動作用。FDI抑制中部地區創新效率的作用不明顯，這與中部地區的FDI的產業結構不合理，主要集中于制造業等傳統行業，且多為技術含量不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密切相關。

OFDI 的系數均為正，且內陸地區和中部地區分別通過了5%和10%的顯著性檢驗，其系數從大到小依次為中部地區、內陸整體和西部地區，說明其提升內陸省市創新效率的作用已凸顯，支持了已有研究的結論[14]。OFDI 的系數較小與其規模、投資流向有關。2018 年，內陸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占全國的比重為7.79%，其中，中部地區占比為4.85%，西部地區占比2.94%。OFDI主要流向制造業、批發零售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傳統行業，導致其逆向技術溢出較小。

（2）外貿。IMP在中部地區的系數為正，在內陸地區和西部地區為負，但系數的絕對值均較小且不顯著，表明進出口貿易還未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從規模來看，內陸12 省區市的進出口規模較小，2018 年其進出口總額僅為全國的11.86%，青海、寧夏、貴州的進出口總額排名分別在全國第31、29、27 位，中部6 省排名在第13～22 位，進出口規模最大的四川在全國也只排到第10 位，而排在首位廣東的進出口總額占全國的23.46%，是內陸12 省區市的2 倍。從進出口產品技術含量來看，2017 年內陸12 省區市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總額僅占全國的5.46%?？梢?，內陸地區的外貿規?？傮w偏小，參與國際經濟的程度不僅表現為內部差異較大，并且遠落后于東部地區。

（3）跨境旅游。TRA 均為負，且內陸地區的跨境旅游系數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表明跨境旅游不利于提升內陸地區的創新效率。究其原因，第一，中西部地區的旅游起步晚，旅游城市較少，中部地區的地理位置及交通相對較好，但兩個地區均未顯現旅游經濟效應[24]。第二，旅游業是關聯性很強的行業，隨著其迅猛發展不但占用了更多的勞動力，還帶動了餐飲、酒店、交通運輸等產業的快速發展，促使工業部門的資本、技術和勞動力等流向旅游及相關產業，導致工業部門乃至該地區的創新效率下降[25]。

2.政府財政支持的影響。政府財政支持的系數均為正，說明政府財政支持有助于提升內陸地區的創新效率。政府對內陸地區和中部地區的創新效率有明顯的促進作用，且對中部地區的促進作用更大，但對西部地區創新效率的提升作用卻不顯著。原因在于，基礎研究是一國技術發展的基礎，政府是我國基礎研究的主要投入者，政府財政支出的持續增加充分發揮產業引導資金的作用，其對技術創新的溢出效應和杠桿效應增強。

3.人力資本的影響。人力資本投入阻礙了內陸地區和西部地區創新效率提升但不顯著，促進了中部地區創新效率的提升，也不顯著。技術創新關鍵在人才，人力資本通常有助于創新效率的提升。我國的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數量反映了高技術勞動力的供給量，內陸地區的受高等教育水平普通較低，而且人才還不斷向經濟發達地區聚集，內陸地區的人才大量流失，科技人才長期匱乏制約了內陸地區技術創新效率的提升。

4.基礎設施的影響?；A設施能夠顯著提升內陸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創新效率，卻對中部地區創新效率提升產生不利影響?；A設施是創新的基礎，通過配置效應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技術創新倒逼基礎設施不斷改善，經濟發展越好的地區基礎設施越完善。內陸地區尤其是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差是制約其發展的關鍵，隨著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提速，投入少見效快，對創新效率產生明顯的提升作用。中部地區的基礎設施遠好于西部地區，在現有基礎上提升需要更大的投入，還可能存在資源分散浪費等現象，導致其并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5.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經濟發展水平對內陸地區和西部地區創新效率的提升作用不顯著，對中部地區的阻礙不顯著。理論上，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相互影響，經濟發展增加新的需求和資金積累，推動區域自主創新能力，從而提高創新效率，推動著產業結構不斷優化，促進經濟發展。對內陸地區和西部地區而言，其創新資源投入缺乏，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投入的創新資源越多，越有利于提升其創新效率。中部地區則是因為創新資源沒有投入到高新技術高效率的行業，導致其產出效率低下。

五、結論

本文利用內陸12 省區市2005—2018 年的相關數據，運用BCC 模型測算了其創新效率，從外資、外貿、跨境旅游三個維度度量對外開放，并構建了對外開放對內陸地區創新效率影響的理論模型，從內陸地區、西部地區和中部地區三個角度分析了對外開放對創新效率的影響，結論如下。

第一，2005—2018 年內陸地區的創新效率呈上升趨勢，其中，中部地區的創新效率略高于西部地區。內陸地區目前仍需繼續加大創新資源投入，聚焦高技術高效率產業，從而提高其創新效率。

第二，對外開放對內陸地區創新效率的影響結果不確定。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提升內陸地區的創新效率，其在內陸地區和中部地區的作用更顯著；跨境旅游阻礙了內陸地區的創新效率提升，在西部地區的作用更顯著；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內陸地區、西部地區的創新效率提升，阻礙了中部地區創新效率提升，但均不顯著；進出口貿易不利于內陸地區、西部地區的創新效率提升，卻提升了中部地區的創新效率，但均不顯著。

第三，政府財政支持提升了內陸地區的創新效率，在內陸地區和中部地區的作用更顯著；基礎設施和經濟發展水平均有利于內陸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創新效率提升，均不利于中部地區的創新效率提升；人力資本阻礙了內陸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創新效率，提升了中部地區的創新效率。

內陸地區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技術和資金的支持，技術創新是產業轉型、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所在，構建內陸地區對外開放新高地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內陸地區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應繼續加大外資的利用效率，找準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路徑，通過對外開放的技術溢出、技術擴散，配套創新資源，推進創新驅動，提高內陸地區的創新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