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漢字音讀與注音的變化發展

摘 要：聽覺符號和視覺符號與對象意義的結合，是一個民族文明發達的重要標志之一，因為語言符號是文明的承載工具。而這種視覺符號和聽覺符號是怎樣的結合在一起更有利于當世和后世人的釋讀，既是語言學的任務，也是文化解讀的任務。怎樣的音讀和注音，反映出因聲求義的程度，這也是令后人極力探索的地方。梳理出它們在歷史長河中的變化發展有一下幾個方面：造字初期的諧聲音讀;對聲音的描寫;以字注字;反切法。

關鍵詞：漢字;音讀;注音

一個真正完全意義上的語言，它首先應該是表音的語詞形式。肢體語言可能是人類最早出現的交流形式，它也伴隨著人類的出現而出現，消亡而消亡，但不是我們所說的完全意義上的語言，它在人類語言的長河中始終是輔助的地位。語言最方便的表達是聲音，所以聲音一直是語言最主要的形式，沒有了聲音，人類便無所謂語言（這里我們不去討論其它動物的語言）。所以語言是由兩個要素組成——意義和聲音，它們在創立之初遵循著任意性原則。如果只是僅僅為了日常的交流和表情達意，這種意音結合的語詞的表達形式，可能就沒有必要進一步的發展，但是，隨著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隨著人們在現實日常生活中經驗的累積，以及文化傳承的需要等等，經驗和文明文化需要有固定的形式承載下來，繼承下去，而聲音的形式稍縱即逝，也容易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而變得與原來的本義不同而走樣，因而文字變應運而生。文字由三個要素組成——意義、聲音和視覺符號形式。所以說，漢字是意音文字，這一點是有商榷余地的，現實中的任何語言都是意和音的結合，無論我們所說的拼音文字還是象形文字都是這樣，當用符號來固定它們的時候，它就是一種符號文字，包含了形、音、意。語言還沒有形式符號出現以前，它是通過聲音這種耳聽的形式來表達意義的，它不存在讀音或注音這一額外的負擔，當記載信息、傳承經驗和思想的符號產生之后，對符號的認讀和注音才有了意義，這種負擔是必然的，也是人類文明化的“代價”。地球上任何一個文明的語言的產生，起初都是象形的形式變化而來，發展了一段時間之后，象形的程度降低，表音的成分增加，漢字到了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之后，形聲字就占了百分之九十。所以古人在創立語言文字之初，就一直在注重注音或讀音的變化發展。我們體認一個語言的符號的同時，聲音和意義是同時反映在我們頭腦這個機能中的。

一、造字初期的的標音成分

除了象形、指事、會意是早期文字創制的三種主要方法外，形聲字的聲符更加擔任著文字孳乳的重任，因為聲音是語言的顯著特征，它在孳乳文字之時，不僅起到了示源性的作用，而且擔任著注音的作用。比如“工”這個字，它是一種工具，具有規范事物的性質，讀音為“古紅切”。當人脫離了自然屬性，而轉向為社會屬性時，早期的人類要對自然進行規范，從而為人類生活服務，于是人類的各種生活用品便制造出來，以利于人們的生產和活動。用手的力量反復去規范一種事物，這就是做“功”，反復擊打即是“攻”。語言的聲音階段是只有“古紅切”的“工”音，當我們去規范、反復擊打制造所需要的不同的生活用品對象時，就會形成各種的生活用品，我們會用黏土制作盛水的陶器用品，用線串連獸皮制作衣物用品，等等，這時只有“工”音，沒有文字符號，多種語詞單位是音同而義有別。當這種反映不同事物的同音語言大量累積時，便有了區別它們的需要，特別是文字符號出現之后，更加迫切，于是有了上面事物相對應的“缸”、“紅”等形符的創制。這一系列的字的聲音的區別在文字孳乳時期是相同的，也沒有形符的區別，一個“工”字承載了很多意義。后來隨著交際的擴大和文字語言的運用，便有了聲音相區別的辨義作用，也增加額外的義符來表示不同的含義。從它們的發音部位相同看來，它們是屬于同一系列的諧聲字，這就是諧聲系統，段玉裁“一聲可諧萬字”的原理反映的就是這個時期語言的讀音或注音方式?！肮ぁ辈粌H示源示義，而且標音。從“木”之字，反映了我們人類生活中一個普遍的視覺所及的范圍現象，如“松”“柏”“榆”“槐”等，左邊的“木”表意，右邊的符號標音。我們不僅可以了解這些字的意義，而且能夠讀出其字音來。區別性特征的聲符和義符在一定時期可以說是同時產生的。

象形指事會意窮，而以形聲為之，形成了系列諧聲之字。有抽象不能為之之字，則以音同音近之字假借之。比如“其”字，本是象形指事之字，在表示猜測語氣之詞時，無法為之創造，如古漢語的“其是之謂乎！”的語氣詞“其”，就借用象形字“其”來指代?！捌洹钡脑疽饬x則加一形符“竹”字頭來表示，即“箕”。我們在讀先秦兩漢出土文獻時，大量的假借字首先提供給我們的就是字的聲音的信息，不僅正字可以“因聲求義”，而且這種假借字是必須要“因聲求義”的。

二、文獻中的描寫譬況標音法

早期的語言現象和理論為我們認讀字音提供了基礎，而先秦以來的韻文為我們了解語音的規律提供了可能，再加上中華文化幾千年來的一脈相承，方言和各種語言的地域保存和接觸等為我們擬測古音也提供了現實的樣板。因而，音系的建立在漢字系統中得以盡可能的完善起來，它為我們解讀漢民族古籍中豐富的語音現象提供了堅實保障。如《左傳》中有一則“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的故事，“謀未發而聞于國”，原來是他們兩個人在臺上商討此事時，被不遠處的掃地的雜役看到，雖聽不到聲音，但能從其口形判斷出來，“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薄豆茏印罚骸耙暥谔蒙峡陂_而不合，言莒也?！薄秴问洗呵铩罚骸褒R桓公與管仲謀伐莒……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薄皡怼?、“吁”和“莒”三個字，我們現代漢語讀為撮口呼，在上古音為開口，魚部，主元音為[a]。這是元音高化而造成的古今音的巨大差別。

又如，《公羊傳·莊公二十八年》休注：“伐人者為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蔽覀冎?，語音有四要素，即音高、音長、音強和音質，所謂“長言”“短言”即是指音的長短，現代漢語方言中很少用音的長短來辨義，“齊人語”的這個現象在古籍中也很少見。又宣公八年何休注：“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边@種注音可能指的是舌的發音部位的前后的不同。當有方言地理位置上的空間差異，再加上時間上的間隔上千年，我們很難把握這種描述性的語言所反映的讀音。正如《淮南子·本經訓》高誘注：“露，讀南陽人言道路之路”，如果我們不是南陽人或不懂南陽人的語音，我們就沒有辦法準確地讀出“露”的字音。又《地形訓》高誘注：“旄，讀如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薄膀宰x人性情交易之交，緩氣言乃得耳?！薄凹睔狻薄熬彋狻奔瓤梢灾敢舻拈L短，也可以指音的強弱，在這里也不能起到標音的作用。

又如《釋名·釋天》：“風，豫司兗冀橫口合唇言之，風，汜也。青、徐言風，踧口開唇推氣言之，風，放也?！薄皺M口合唇”，我們可以參考《韻鏡》的聲韻來推測，應該是合口唇音展唇東韻三等字，音標為[pi??];至于“踧口開唇推氣”，則可能是唇音、開口、送氣、韻尾為閉音節：[phalam]，可以從朝鮮語借音“風”的讀音找到對應的關系。但這種推測的準確性是很難把握的。又如，“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鄙喔?，應該指的是舌根部位，舌頭指的是舌尖中。這種描述法，非得有專門的現代語音學知識不能通曉，而且也只能是推測。

三、以字注字的標音法

首先是讀若法，即是用讀音相似或相近的字給被注字注音，又作“讀似、讀如、音若、音如”等。如，《說文解字》：“莙……讀若威?！薄稘h書》服虔注：“嬗，音如蟬?！边@種方法其實和直音法是一樣的原理。

直音法是用一個同音字給被注字注音，始行于漢代。如，“豭音家”、“竺音竹”，顏師古注《漢書·高帝紀》“單父人呂公善沛令”引孟康的注音：“單音善，父音甫”，一般是用常用字、易認字去注冷僻字，但是如果遇到“無同音之字，則其法窮;雖有同音之字而隱僻難識，則其法又窮?！睂τ谶@種情況，則會利用四聲的方式曲折注音，如《論語》“巧言令色鮮矣仁”的“鮮”字，為上聲字，其同音字“癬”比“鮮”更難認讀，于是就去找一個同音不同聲調的常用字“仙”，本為平聲，可注音為“仙上”，讀成“仙”的上聲調。在反切法發明之前，直音法是最為合理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一直和反切法并行，一直沿用到清末。

四、反切法

這種方法又稱為“反語，反言，反，翻，切”等，不同時代不同人的叫法不一樣，性質沒變，有的與忌諱有關。反切法的原理是“切語之法以二字為一字之音，上字與所切字雙聲，下字與所切之字迭韻;上字定其清濁，下字定其平上去入;上字定清濁而不論平上去入，下字定平上去入而不論清濁?！比纭巴?，徒紅切”、同、徒的聲母同，同、紅的韻母和聲調同;“東，德紅切”，東、紅的聲調在我們現在看來又區別，但在中古都屬平聲。陳澧在這里也說到了反切的原則，是來源于雙聲疊韻字的原理。連綿詞從《詩經》時代就有了，主要包括雙聲、疊韻、疊音等方面：雙聲，指的是兩個字的聲母相同，如：栗烈、觱發;疊韻，指的是兩個字的韻相同，如：窈窕;疊音，指兩個同音的字的疊加，如：“關關”、“孜孜”。還有一種“合音字”，出現于先秦文獻中，如“窟窿”為“孔”，“蒺藜”為“茨”，“不聿”為“筆”等。這些原理和方法都是不自覺地在運用，是一種音律的和諧，還沒有自覺地用在漢字音的分析和拼讀上面。直到佛經的傳入，翻譯的需要才開始注重漢字音節的分析和自覺。所以，我們通常所說的魏晉以后時代文學的自覺，其實更應該說成是語言學上聲韻調的認識的自覺，它的直接結果就是格律詩的產生和自覺運用。

據考證，使用反切法最早的學者是東漢的應劭（約153-196年）和服虔（184-189曾任九江太守）。臺灣的竺家寧老師提出了東漢杜林（？～47年））和馬融（79年-166年）的反切用語，但是沒有注明出處，文獻不可靠，且他們都是陜西人，而應劭、服虔是河南人。東漢明帝時期第一次派人去西域取經，譯經地點在洛陽白馬寺，所以反切法的傳播也許與地域和時間有關。許慎的《說文解字》成于121年，沒有用到反切，說明反切法的產生和傳播要晚于早期譯經時期，這說明反切的產生和運用有一個時間的過程和地域傳播輻射的限制。故最早當在應劭、服虔時。

而四聲的發現更晚，在齊梁時期的周顒（？-485）和沈約（441-513）：“汝南周颙，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反切也有其局限性，主要是時有更革、地有不同，從而導致的方音差異，因而反切起來每人會有不同。魏晉南北朝時代三四百年，雖“音韻豐出”，但“各有土風”，直到隋朝陸法言《切韻》問世，朝廷的科舉取士用作標準，才有了讀書音的相對統一。

如果說《切韻》等是字典和韻書的性質，那么《韻鏡》則完全是聲韻調的配合表。這一時期也出現了明確的36聲母的代表字，其方法來源于梵文字母“悉曇”中“體文”的啟發，參照到了藏文字母體系，而成36聲母系統。清濁的概念是分析聲母的主要特點，發音部位則采用唇舌牙齒喉五音統領。韻則以206韻統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語音系統。后人則主要是在《切韻》系韻書和《韻鏡》音系里努力開拓，至清末民初則漸大成。

關于認字讀音，南宋張麟之在其刊行的《韻鏡序》中說：“讀書難字過，不知音切之病也。誠能依切以求音，即音而知字，故無載酒問人之勞。學者何以是為緩而不急與？余嘗有志斯學，獨恨無師承，既而得友人授《指微韻鏡》一編，且教以大略。曰：反切之要，莫妙于此，不出四十三轉，而天下無遺音?！奔仁菍湃俗x書認字音的感慨，又是對《韻鏡》系列的音書的贊嘆。道出了古人認字讀音的艱難和隨后而來的欣喜。

鄭樵《七音略序》也道：“臣初得《七音韻鑒》，一唱而三嘆，胡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今作諧聲圖，所以明古人制字通七音之妙，又述內外轉圖，所以明胡僧立的得經緯之全?！辈⒖偨Y釋氏是“以參禪為大悟，以通音為小悟”，可見佛家的聲明之學對漢字音分析的影響之大。

作者簡介：

朱懷清（1967--）男，湖北荊門人。凱里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古文獻，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