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預算軟約束的影響因素研究

摘要：本文通過合并中國工業企業微觀數據、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及市場化指數數據，以1998-2007年為時間窗口期，依據不同假設，使用混合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實證分析了影響企業預算軟約束的主要因素。結果表明：提高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有利于克服預算軟約束;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和市場化程度越高，從整體企業看，所在地區企業預算軟約束越嚴重，從企業屬性看，惡化了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硬化了民營企業的預算約束;而市場化與產權改革協調推進有助于硬化企業預算約束。筆者認為，適當降低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推進市場化及產權改革、消除政策性負擔、提高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有利于克服企業預算軟約束。

關鍵詞：政府干預;市場化程度;預算軟約束;全要素生產率（TFP）;經濟增長目標

中圖分類號：F27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20）04-0093-09

一、引言

“預算軟約束”是匈牙利經濟學家Kornai[1]提出的一個概念，它描述了政府通過提供財政補貼、減免稅收和追加投資和貸款，以解救發生虧損的國有企業的現象。自“預算軟約束”概念提出以來，預算軟約束所造成企業的微觀行為與資源配置效率的扭曲，逐漸被經濟學家所認識和重視。企業預算軟約束的成因是什么？怎樣才能克服企業預算軟約束？逐漸成為理論研究的熱點問題。李濤[2]、田利輝[3]與盛明泉等[4]認為，預算軟約束是源于國有企業公有制的產權結構。Dewatripont和Maskin[5]與Qian和Roland[6]主張前后期投資時間的不一致性是預算軟約束產生的根源，認為預算軟約束是一個內生現象。林毅夫和李志赟[7]、林毅夫等[8]與龔強和徐朝陽[9]認為，企業預算軟約束產生的主要原因是企業承擔太多政策性負擔，它與企業所有制性質無關。因為不同的理論觀點在如何克服預算軟約束的政策建議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正確剖析預算軟約束形成機理，并探討克服預算軟約束導致的資源配置效率損失，已成為經濟學尤其是轉型經濟學領域關注的核心課題之一。

本文合并使用國家統計局工業企業微觀數據、樊綱等[10]計算的分省的中國市場化指數數據和徐現祥和梁劍雄[11]根據各級政府的工作報告文本以及五年規劃文本整理所得中國各省區市經濟增長目標數據，實證考察了企業預算軟約束的影響因素。本文的實證研究發現：從整體企業看，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越高、市場化程度越高的企業預算軟約束越嚴重。從企業所有制性質看，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越高的地方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越嚴重，民營企業的預算約束得到了硬化;市場化雖短期內惡化了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硬化了民營企業的預算約束，但市場化與產權協調推進有助于硬化企業預算軟約束。政策性負擔會導致企業預算軟約束，而提高TFP有利于克服預算軟約束。

本文可能的學術貢獻主要體現在：筆者首次引入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探討了政府干預對不同屬性企業的影響，在此基礎上考慮政府干預動機強弱對企業預算軟約束的影響程度，加深了對政府干預企業機制的理解。研究發現，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未必能硬化企業預算約束，對不同所有制企業作用不一致，它有利于硬化私營企業的預算約束，卻軟化了國有企業的預算約束，加深了對市場化作用的理解。引入企業自生能力的量化指標，使得實證考察企業自生能力與預算軟約束之間關系成為可能，實證發現提高企業的TFP可以改善企業的預算軟約束，為克服企業預算軟約束提供了有效途徑。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一）政府干預與“父愛主義”

政府的“經濟參與人”“政治參與人”的雙重角色以及官員晉升錦標賽[12]，很難對地方政府行為形成強有力的制約。而以經濟增長（GDP）為標尺的地方官員考核機制所導致的地方政府投資沖動，是造成地方企業預算軟約束的重要原因。

首先，隨著財政分權改革的實踐和“貸款分配”政策的實施，地方政府對財政的直接控制有所減弱，這與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意愿相沖突。但政府卻通過控制高級銀行經理的任命以及市場準人和業務范圍，強化了對銀行服務定價和利率的控制，進而加強對商業銀行的控制，以達到對政府青睞的企業和行業提供財政支持的目的。因此，服務于政府利益必然是銀行的理性行為[3]。政府干預下推動的商業銀行貸款出現問題時，政府自然有義務對其行為負責，并對商業銀行提供支持，這也導致了商業銀行的預算軟約束預期。其次，國有企業的管理者一般與政府部門保持著密切的聯系，甚至許多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就是政府官員。國有企業經理行為服務于政府官員的利益，并且政府是國有企業事實上的股東。因此，當內生于分權導致的以經濟增長為目標進行過度投資時，即使國有企業投資失敗，其決策者也不會遭受到嚴厲的處罰，反而還可能會獲得各種優惠。

辛清泉和林斌[13]將這些現象概括為政府、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的雙重預算軟約束。其背后的一般運行機制是，政府基于經濟增長或其他政策目標，干預國有企業造成過度投資，由此導致對資金的過度需求，隨后在政府的干預下，國有商業銀行向企業發放貸款。如企業事后投資失敗，由于三者的緊密關系及政府的自身責任，政府勢必救助國有企業和國有商業銀行。廖國民[14]提出，消除政府干預的方案是促進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的市場化改革，即實施股份制改革。通過股份制改革，約束政府越位行為，迫使政府從企業經營活動中退出，改變企業從屬政府的關系，從而阻斷政府官員通過國有企業謀取政治利益。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課題組[15]構建了一個DSGE模型，通過模擬發現，降低預算軟約束企業比例，讓市場中更多企業承擔正常的融資價格，可促進資源合理配置，從而提高整體經濟效率。林毅夫等[8]認為，政策負擔的存在，企業破產受到國家干預，無論私有還是國有企業，國家都要對企業的損失負責。并認為企業預算約束的硬化取決于政策負擔的消除?；诖?，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政府干預動機越強，企業預算軟約束越嚴重。

（6）企業所有制（OWS）和國有比例（ratio）。從實收資本角度定義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將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及部分法人資本整合為公有制經濟，將個人資本、港澳臺資本、外商資本及部分法人資本看做非公有制經濟。按控股情況（contr），將國有比例大于50%的企業定義為國有企業，國有比例小于50%的企業定義為民營企業，反映企業屬性情況。國有比例從量化角度反映企業股權結構。根據科爾奈的理論，預算軟約束與企業所有權有關，國有企業更容易形成預算軟約束。Hart等[18]也指出，國有企業通常比民營企業存在更強的預算軟約束。但對于企業中國有股權比例大小的作用還不明確，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文用公有制經濟占實收資本的比重衡量國有比例。

3.控制變量

（1）債務結構（cr）。企業的利息支出是一個年度累計價值，負債總額是年末未清償債務。流動負債較多且資金周轉較快的企業，其利息支出占債務的比重（IDR）值會相對偏高，債務結構（cr），即年末流動負債占總負債的比重可以控制住這種偏差。

（2）清算比例（Tang）。清算比例（Tang）越高的企業收回貸款越有保障，企業更容易貸款融資，IDR值也就越高。清算比例用固定資產總額占資產總額的比重來衡量，它可以控制住這種偏差。

（3）生存年齡（age）。理論上，生產效率越高的企業，規模應越大，生存能力越強。然而，Tybout['9]指出，對發展中國家企業來說，并沒有充分證據表明規模越大的企業生產效率越高。企業生存年齡用（登記年一注冊年）/100表示。

（4）企業規模。企業規模大可能由于得到政府扶持所致，也可能由于壟斷所致。企業規模用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表示。

（二）數據描述

本文所選取的時間窗口期為1998-2007年，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滿足計算工業企業TFP對數據的要求;二是中央組織部在2006年7月制定了新的干部考核方式，改變以往“唯GDP”論英雄的考評形式，強調地方官員的考核不僅要重效益，也要重效率。本文對數據做了如下處理：首先，關鍵的財務指標不能為負或者缺失，這些財務指標包括總資產、所有者權益、實收資本、工業總產值、固定資產凈值余額、總負債和銷售收入等。其次，按照Brandt等[20]的做法，刪除了職工人數低于8人、銷售收入小于500萬元和法人資本未能分類的企業。最后，依據Cai和Liu[21]的建議，刪除了不滿足以下原則的企業：總資產必須大于固定資產凈值余額;總資產不能小于流動資產或總固定資產;實收資本應為各類投資主體資本的總和。在刪除部分數據基礎上，對數據進行了兩端1%縮尾處理，最后得到樣本總數1158372個。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表1顯示，預算軟約束（IDR）、政策性負擔（CIO）、國有比例（ratio）、生存年齡（age）的方差與均值之比較大，同時從最大值和最小值可以看出其離散程度較大。其他變量均值與中位數比較接近，但市場化指數（market）最大值為最小值的兩倍多，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GDP）的最大值是最小值的近四倍，這也說明地方間的市場化程度及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存在著較大差距。

變量的相關系數分析如表2所示。表2顯示，預算軟約束與TFP、國有比例、清算比例顯著正相關，與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政策性負擔、市場化指數、債務結構、企業規模顯著負相關，與赫芬達爾一赫希曼指數、生存年齡負相關但不顯著。其中，市場化指數與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的相關系數為0.468，與國有比例的相關系數為-0.448，相關性較高，故在回歸分析時，將相關性較高的變量分別放人模型中依次考察主要因素和所有因素，對企業預算軟約束的影響。

四、實證分析

（一）不包含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和國有比例的其他因素對企業預算軟約束的影響

本文構建模型如下：

其中，不可觀測隨機變量u_i代表個體異質性，ε_i為隨個體與時間改變的擾動項。在回歸方法中，依據不同假設，使用了三種估計方法：第一種假設u_i退化為常數，使用混合效應模型;第二種假設u_i與所有解釋變量不相關，使用隨機效應模型;第三種假設u_i與某個解釋變量相關，使用固定效應模型。F檢驗顯示固定效應模型優于混合效應模型，Hausman檢驗顯示固定效應模型優于隨機效應模型，故在分析時，主要分析固定效應模型結果，其他兩類估計結果作為參考。模型（2）和模型（3）使用的方法與之相同，不再贅述。模型（1）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TFP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企業TFP提高有利于克服企業預算軟約束。主要原因在于TFP的提高可以提升企業的盈利能力，增強企業的自生能力，從而克服預算軟約束。政策性負擔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存在政策性負擔的企業會軟化企業的預算約束，而且與企業的性質無關，這與林毅夫等[8]的結論一致。市場化指數的系數在混合效應和隨機效應回歸中顯著為負，而在固定效應回歸中國有企業顯著為負，民營企業顯著為正，這說明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軟化了國有企業的預算約束，硬化了私營企業的預算約束。原因在于市場化程度的提升，壓縮了政府干預的空間，要素和產品更多由市場來決定，國有企業由于失去政府扶持，自生能力下降，而民營企業可以更加公平地獲得要素資源，自生能力增強。這說明企業所有制是形成預算軟約束的一個原因，靳濤和陳嘉佳[22]從政府運用轉移支付來補貼國有企業角度對此進行了驗證。從整體企業來看，市場化程度提高加劇了企業在產品市場及要素市場的競爭，必然會壓縮企業的盈利空間，盈利能力減弱導致企業的自生能力減弱，強化了企業的預算軟約束，驗證了林毅夫等[8]的推測。赫芬達爾一赫希曼指數系數顯著為負，這說明競爭行業有利于企業硬化預算約束。因為行業的競爭程度越激烈，政府干預可能性就越小，在競爭行業中能生存下來的企業，自生能力較強，而在壟斷行業中，政府干預可能性大，企業自生能力較弱，因而行業內企業更容易產生預算軟約束。生存年齡在國有企業中系數顯著為負，而在民營企業中系數顯著為正，這也驗證了企業屬性是形成預算軟約束的一個原因。國有企業生存年齡越長，受到政府干預可能性就越高，越可能導致企業的預算軟約束，而民營企業在一個相對不利的環境中生存越長，其自身經營管理能力會隨著生存時間得到提升，企業盈利能力得到強化，從而有利于企業預算軟約束的硬化。企業規模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存在大而不倒的現象，從側面說明政府出于經濟和社會穩定考慮，當大企業出現危機時，政府往往會出手相救。債務結構顯著為負，與預期結果一致。清算比例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有資產抵押的企業更容易通過借貸方式融資，故其利息占總債務比例也越高。

（二）不包含市場化指數的其他因素對企業預算軟約來的影響

本文構建模型如下：

模型（2）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的系數除固定效應中民營企業顯著為正外，其他均顯著為負，說明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越高，政府越有動機干預企業活動，并在國有企業中表現更嚴重。即地方政府為經濟增長或其他政策目標事先干預國有企業投資決策，當事后投資失敗時，會作出救助國有企業的行動。國有比例在國有企業固定效應中不顯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國有控股情況下，無論國有比例大小，政府對國有控股企業的干預是一致的;而在民營企業中顯著為正，可能是民營企業中國有股權有利于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增強了企業的盈利能力，這說明國有股權對預算軟約束在不同屬性企業中的作用是不一樣的。結合市場化指數及國有比例在不同所有制性質企業中的作用可知，市場化與產權改革協調推進有利于硬化企業的預算約束。TFP的系數顯著為正，政策性負擔的系數顯著為負，赫芬達爾一赫希曼指數系數在固定效應中顯著為負，企業的生存年齡、企業規模、債務結構、清算比例的系數符號及顯著性與表3一致，說明回歸結果具有穩健性。

（三）綜合效應

為了檢驗綜合效應，構建模型如下：

考慮到不同市場化程度下，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國有比例對預算軟約束的影響存在差異，模型（3）同時包含市場化指數、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國有比例以及市場化指數與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和市場化指數與國有比例的交互項。模型（3）的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TFP的系數顯著為正，與表3和表4一致，說明不同回歸模型和不同估計方法估計所得系數顯著為正，未曾發生變化，可以看出TFP的結果非常穩健。也就是說，通過提高企業的TFP有利于克服企業預算軟約束，即TFP的提高增強了企業的盈利能力，提升了企業的自生能力，進而有利于克服企業預算軟約束。政策性負擔、市場化指數和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的系數顯著為負，與表3和表4一致，結果具有穩健性。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與市場化指數的交互項的系數多數顯著為正，說明市場化程度的提升會減弱政府干預動機所起的作用，主要原因可能是市場化程度越高，壓縮了政府的干預空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了更大作用。國有比例系數在固定效應中顯著為正，而市場化指數與國有比例的交互項顯著為負，表明民營企業由國有比例帶來的融資便利性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升在減弱，這也很正常，因為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壓縮了政府的干預空間，國有股權的融資優勢隨之減弱。赫芬達爾一赫希曼指數系數在固定效應中顯著為負，與表3和表4一致。生存年齡、企業規模、債務結構、清算比例的系數符號及顯著性與表3和表4一致，說明回歸結果具有穩健性。

五、結論

本文的實證研究發現，政策性負擔會導致企業預算軟約束，而TFP的提高有利于克服企業預算軟約束。從整體企業來看，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越高，企業預算軟約束越大;從企業所有制性質來看，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越高，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越嚴重，而民營企業的預算約束得到硬化。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的實施主要通過國有企業來完成，必然給予國有企業事前事后的扶持，由于資源有限，導致國有企業對私營企業的擠出效應，私營企業面對惡劣的生存環境，要么淘汰，要么自生能力較強而生存下來。與此同時，國有企業生產效率不高，再加上政府干預形成的政策性負擔，很容易造成預算軟約束。從整體企業來看，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會惡化企業預算軟約束;從企業所有制性質來看，市場化短期內惡化了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硬化了民營企業的預算約束，但從長期來看，市場化與產權協調推進有助于硬化企業預算軟約束。其原因在于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壓縮了政府的干預空間，資源配置更多由市場來決定，原本得到各類政策扶持的國有企業失去了自生能力，與此同時，私營企業由于環境的改變而更有競爭力，自生能力顯著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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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艷）

[DOI]10.19654/].cnki.cjwtyj.2020.04.011

[引用格式]謝富生.企業預算軟約束的影響因素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20，（4）;93-101.

收稿日期：2019-12-20

甚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中國城市發展的金融化趨勢及金融風險”（71661137004）;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趨勢性特征及政策取向研究”（15ZDA008）;上海市浦江人才項目“對流動性、資產泡沫和經濟發展的研究”（14PJC039）;上海財經大學科研項目“抵押品的價值沖擊：為什么中國進入經濟增長的新常態”（CXJJ-2015-370）

作者簡介：謝富生（1976-），男，江西吉安人，講師，博士，主要從事金融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研究。E-mail：fusheng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