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積累結構變遷與中國經濟增長

方敏 李梁

摘要：當前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深層次的原因在于社會積累結構（Social Structure ofAccumulation，SSA）發生變遷。SSA對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影響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本文將中國1953-2018年的SSA劃分為四個階段：改革開放前的SSA階段1（1953-1964年）、改革開放前的SSA階段2（1964-1978年）、轉型期的SSA階段1（1978-2010年）和轉型期的SSA階段2（2010-2018年）。本文重點分析了轉型期的SSA階段1與階段2的不同特點，以考察SSA是如何促進經濟增長，以及這種促進作用為何會減弱。本文的經驗分析結論顯示：（1）中國SSA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具有周期性;（2）與改革開放前相比，轉型期的SSA顯著促進了經濟增長;（3）轉型期的SSA階段2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有所減弱，未來經濟增長的延續有賴于形成新的促進增長的SSA。

關鍵詞：社會積家結構（SSA）;經濟增長;社會制度結構;經濟長波

中圖分類號：F0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20）04-0003-09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增長率于2007年達到14.2%的峰值，隨后逐年下降，到2018年已降至6.6%。這一變化引發了大量有關經濟增速下滑的討論[1]-[6]。本文試圖在這些文獻的基礎上提出一個更加長期的分析視角，即SSA的長期演變影響長期的宏觀績效，并構成了當前經濟增速下滑的深層次原因。

SSA指的是維持資本積累順利進行所需的一整套社會結構，其由Gordon提出并用來解釋經濟長波現象，Gordon[7]認為，適宜的SSA可以化解積累過程中的矛盾，促進積累與經濟增長，而不適宜的SSA將阻礙積累與經濟增長，由此產生了經濟長波現象。與經濟制度、經濟機制等相對抽象的概念相比，SSA的概念更為具體和精確，它聚焦于對積累與增長產生直接影響的各種具體的制度結構，①包括若干核心制度及眾多邊緣制度，以此來分析特定時期影響特定國家經濟增長的社會制度因素。①同時，通過將同一國家不同時期的SSA進行前后對比，可以理解該國經濟增長不同階段的前后關聯。雖然SSA的具體內容很龐雜，但是對資本主義經濟體來說，最核心的結構包括勞資關系結構、資本間關系結構、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國際經濟關系結構等。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看，SSA的提出為理解資本積累過程中的結構變遷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工具。

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存在基本經濟制度的差別，但是都需要一套制度體系來保證持續的經濟增長，也都必須遵循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首先，從基本經濟制度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所有制基礎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經濟發展需要同時利用公有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相應的，在分配制度上，不僅存在按勞分配關系，而且還存在按要素分配關系。不同經濟成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是平等的市場主體，相互之間存在著為利潤而競爭的關系。以上各種生產關系不僅構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因素，而且與西方國家進行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所建立的SSA具有一定的共性。其次，從SSA自身的特點來講，SSA的變化可能出現在所有制等基本經濟制度不發生根本調整的情況下。單純由于技術和資源稟賦等生產力因素發展引起的勞動方式變化，以及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各個環節具體生產關系的變化，使得中國經濟在不同發展階段可以呈現出不同的階段性特征。經濟增速的加速與放緩，就是最明顯的階段性特征之一。

圖1顯示了1953-2018年中國GDP年增長率，圖2顯示了1953-2018年中國GDP增長率放緩時期的GDP年增長率。由圖1可知：（1）改革開放前也有過快速的經濟增長;（2）GDP增速的波動在改革開放前非常劇烈，在改革開放后相對溫和;（3）2010年以來的GDP增速下降，與新中國歷史上其他增速下降期相比要溫和得多。由圖2可知：（1）多數GDP增速下降時期仍屬高速增長時期;（2）盡管2010-2018年的年增長率低于2007-2010年，但是沒有證據顯示這種下降是一種長期趨勢，②因而唱衰中國經濟的“崩潰論”并無依據。

二、SSA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

SSA通過影響資本積累過程進而影響經濟增長。將SSA所涵蓋的社會制度與其他制度區分開的外界條件是這些制度是否會直接影響資本積累過程。對于最典型的產業資本而言，實現資本積累的條件是必須經過購買、生產、售賣完成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實現，進而進行資本積累。在購買階段，使用貨幣資本購買原材料、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生產階段，將生產要素結合并生產商品;在售賣階段，出售商品以獲得更多貨幣資本。資本積累過程的順利進行要求三個階段緊密銜接，但三個階段必須在穩定的SSA下才能進行。如生產要素的購買要求有可交易的市場，而商品的售賣則要求購買群體具有相應支付能力。因此，資本積累過程必須在穩定的SSA下才能長期自我維持。這些制度結構包括可靠的勞動市場（以確保企業家通過便捷可靠的途徑找到工人）、制度化的勞動管理過程（以確保工人盡可能地努力工作）、獲得消費資料市場的各種途徑（涉及一定的信用與交通運輸制度）等。一套維持資本積累的穩定的SSA就是由各個具體制度結構緊密交織而成的，存在于購買、生產、售賣的各個環節，對資本積累起到保障作用。

一旦SSA變遷，對積累的促進作用也會發生變化。SSA的變遷過程可分為相對穩定期與快速變化期。在相對穩定期，積累過程順利進行并帶來經濟的快速增長;而在舊的SSA分化瓦解與新的SSA形成期，由于圍繞積累三個階段的制度條件無法全部得到保障，引起積累遇阻并導致經濟增長放緩。經濟增長是資本積累的結果，而資本積累又受SSA變化的影響，因而經濟增速的變動最終要受到SSA變化的影響。

由于基本經濟制度和發展階段不同，中國的SSA與西方國家的SSA相比存在很大差異，其特殊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資本的屬性不同。馬艷等[8]認為，西方國家的資本主要是私有資本，即無限追求價值增值的資本，而中國占主體的是公有資本，其本質是借助資本積累發展公有制經濟，實現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其次，積累的目標不同。甘梅霞和麥克唐納[9]將資本積累分為兩種類型，即以個體資本家的積累為目標和以社會整體的積累為目標。西方國家的資本積累模式屬于第一種，而中國的資本積累模式屬于第二種。最后，積累的主體不同。西方國家積累的主體是私人資本家，而中國資本積累的主體在改革開放前以國家為唯一主體，改革開放后積累主體中企業與個人的比重攀升，但國家積累仍占一定比重。

除這些差異之外，資本積累也存在普遍性的規律。首先，任何國家，無論其社會性質如何，要實現經濟增長都要進行資本積累[9]。新中國自成立以來的各階段都在進行資本積累，如新中國成立初期推行的快速工業化戰略及改革開放后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目的都是不斷提高積累效率與速度，以解決人民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間的矛盾。盡管改革開放前后積累的主體與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但積累過程在各階段延續，成為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來經濟不斷增長的根本原因。其次，資本積累都需要依靠制度和體制的支撐，SSA作為影響資本積累過程的一整套相互協調的社會制度結構，其相對穩定與快速變化的過程決定了資本積累的不同歷史階段，這對所有國家都是一樣的。

在把握資本積累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辨證統一關系的基礎上，我們就可以運用SSA的理論框架來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性和結構性變化。一方面，從結構意義上考察SSA的變遷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需要深入分析中國SSA在不同階段的具體特點，此時關注更多的是特殊性。本文劃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SSA階段，分析了導致1953-1958年、1978-2010年快速增長與1970-1978年、2010-2018年增速下滑的SSA，目的即在于分析這種特殊性從而考察1953-2018年不同歷史時期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結構性邏輯。另一方面，從總量意義上考察SSA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則應更多關注普遍性。本文以GDP增長率為被解釋變量，以利潤率為解釋變量，以不同SSA作為虛擬變量構建計量模型，旨在驗證SSA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的周期性是否存在普遍規律。

三、1953-2018年SSA的階段劃分

作為影響資本積累過程的一整套相互協調的社會制度結構，SSA往往與積累的不同歷史階段高度相關;反之，積累的不同歷史階段同時也代表了不同的SSA。為了找出SSA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證據，本文為1953-2018年不同階段的SSA作了時間上的劃分。這種劃分是根據GDP增速的變化作出的，劃分結果與制度變遷及結構轉型的年份基本吻合。借鑒科茨等[10]在劃分美國歷史上SSA時間節點時采用的原則：（1）對時間節點的劃分應考慮短周期，以避免周期性因素影響，方法是從短周期的峰頂年份中選擇SSA的邊界，如圖1所示，1953-2018年共有12個完整的短周期;（2）若將SSA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稱為階段1，將SSA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弱化的時期稱為階段2，則從階段1到階段2的臨界年份應依據經濟績效變差的時間來確定?；谏鲜鲈瓌t，本文將1953-2018年SSA各階段劃分如下：（1）1953-1964年為改革開放前的SSA階段1;（2）1964-1978年為改革開放前的SSA階段2;（3）1978-2010年為轉型期的SSA階段一：（4）2010-2018年為轉型期的SSA階段2。

這種劃分還考慮到了一些更加具體的因素。1953年是可獲得中國GDP數據的最早年份，2018是研究截止年份。其余年份均為圖1中較短周期的峰頂年份。1958-1970年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特殊時期。1958年GDP增速高達21.31%，但隨后驟降，1961年為-27.32%。經歷了1963-1966年的快速增長后（1964年達到峰值18.24%），1967-1968年再次跌為負值，這種劇烈波動主要源于嚴重的自然災害與政治動亂。由于1964年既是短周期的峰頂年份，也是1958-1970年間兩個特殊短周期的分界點，因而改革開放前的SSA階段1與階段2應以1964年為界。①1978年則既是短周期的峰頂年份，也是公認的制度轉折與結構調整年份，因而將1978年作為改革開放前SSA與轉型期的SSA分界點。而新SSA的起點究竟在2007年還是2010年有些模糊，筆者將其定在2010年主要基于以下兩個原因：（1）盡管GDP增速下滑趨勢始于2007年，但直到2010年以后才趨于明朗，直觀地看，2007-2010年GDP增速與前一時期更接近，比后一時期高;（2）目前公認2012年以后為新常態時期，2010年與2012年更為接近。為保持短周期的完整性，1964年、1978年、2010年等臨界年份既被歸入前一階段，也被歸入后一階段。

需要強調的是GDP增長率的周期性變化。如圖3所示，四個階段GDP增長率呈現出高→中高→高→中高的周期性變動趨勢。傳統SSA理論認為，SSA的變遷會引發經濟在長期增長與長期停滯之間的交替，一套SSA階段2意味著SSA本身的劇烈變化，不僅SSA無法繼續促進增長，而且往往伴隨著增長停滯與經濟危機，西方發達國家正是如此。但在中國SSA階段2，盡管GDP增長率下滑，卻并未造成增長停滯與經濟危機。如1970-1978年GDP增速比1953-1958年低約4%，且該時期的制度結構常被視為阻礙增長的典型，但實際上該時期的平均GDP增速仍高達7.41%，遠遠談不上停滯。2010-2018年的經濟增速下滑，也與停滯相去甚遠。對比同期的美國，可以深刻地認識這一點。美國經濟在1973-1979年深陷“滯脹”危機，GDP增長率僅有2.97%，而在次貸危機后的2007-2015年，GDP增長率則僅有1.19%[10]。本文把這種GDP增長率在長期上升與長期下降之間的周期性變動的原因歸結為SSA變遷。1953-1958年、1978-2010年兩個時期的SSA促進積累，而1970-1978年、2010-2018年兩個時期的SSA對積累的促進作用減弱，這是長期GDP增長率呈現周期性變化的根本原因。

四、對長期GDP增長率周期性變動的SSA解釋

運用SSA分析經濟增長過程，關鍵是要把握SSA主要矛盾的轉化。SSA具體內容很龐雜，但大體上包括幾大核心結構，它們雖不能覆蓋SSA的全部細節，但是足以將不同時期的SSA相區別。通過1953-2018年不同時期SSA核心結構的分析，可以把握不同SSA的主要特點。

（一）改革開放前的SSA

1953-1964年為改革開放前的SSA階段1。1953年是中國進入大規模建設的第一年，是一五計劃（1953-1957年）的開端。盡管公有制尚未占據主體，但國營成分已有相當大比重[11]。該時期是新SSA形成與發展時期，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標志著新的SSA初步建立。從核心的制度結構來看，該時期SSA最顯著的特點包括：人口總量開始增加、①公有制經濟顯著上升、與公有制相適應的平等勞動關系確立、高度集權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建立。②在上述SSA下，新中國利用國家力量將有限的財力、物力、人力結合起來，通過大規模投資，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尤其是重工業）與國民經濟體系，開始了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12]。從圖1中可以看出，除1960-1962年出現經濟倒退外，改革開放前的SSA階段1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還是很明顯的。

1964-1978年為改革開放前的SSA階段2。該階段SSA的主要特點包括：人口快速增長但少兒撫養比較高、③公有制經濟中集體成分上升、分散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13]等。在該時期，低齡化的人口結構尚未轉變為人口紅利，而計劃經濟體制所帶來的分工效益與規模效應逐漸耗竭，其內部矛盾（如忽視市場規律、政企權責不明、體制僵化、平均主義分配等）則日益凸顯。這導致新中國成立后形成的SSA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日益削弱。大量文獻所描述的“改革開放前制度結構對經濟發展的束縛作用”指的正是這一時期。從圖1中可以看出，排除1958-1970年的特殊時期，1970-1978年的GDP增速明顯低于1953-1958年的GDP增速。

（二）轉型期的SSA

1978-2010年與2010-2018年分別為轉型期的SSA階段1與階段2。在階段1，計劃經濟體制逐漸瓦解而市場經濟體制逐漸確立，從而開啟了快速增長的引擎。該時期GDP平均增速略低于1953-1958年，但持續時間長達三十多年，從而使中國經濟體量迅猛增長。但在階段2，所有制改革促進經濟增長的勢能已基本耗盡，而內生的重大技術突破尚未形成，從而使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深入探討轉型期的SSA階段1與階段2影響經濟增長的具體制度結構，以探析改革開放后幾十年經濟快速增長與2010年以后經濟增速放緩的深層次原因。

表1從人口結構、積累主體、勞動關系、政府經濟角色、積累的中介、國際經濟關系等六個方面考察了轉型期的SSA的主要特點。這六個方面雖不能覆蓋SSA的全部特點，但足以將不同時期的SSA相區別。同時為理解階段1何以持續如此之久，即1978-2010年的SSA為何能夠持續促進經濟增長，將其進一步分為1978-1992年與1992-2010年兩個階段。

通過三個時期SSA的對比可以發現，1978-2010年的經濟快速增長與2010-2018年經濟增速放緩皆非由單一因素決定，而是由諸多制度結構多元決定。上述核心制度結構緊密聯系形成整套SSA，這些核心制度結構的變遷帶動整體SSA的變遷，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

轉型期的SSA階段1包括1978-1992年與1992-2010年兩個時期。1978-1992年為轉型期的SSA形成時期。在該時期，制度結構的變化打破了計劃經濟對生產力的束縛，提升了經濟活力與資源配置效率，為經濟發展釋放勢能?？梢?，SSA的有利變遷啟動了經濟快速增長的引擎。1992-2010年則為轉型期的SSA的成熟時期。在該時期，六大核心結構與1978-1992年相比有更深入的發展，繼續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兩個時期相比，1978-1992年SSA的突出特點是所有制改革與政府放松管制，1992-2010年SSA的突出特點則是城鎮化進程與政府在經濟中的積極角色，這些特點相繼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而人口紅利在兩個時期均發揮重要作用?？傊?，1978-2010年中國SSA的變遷是整體有效的，這大致給出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持續時期如此之久的原因。

但2010-2018年中國SSA的特點發生了變化，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七個方面：（1）人口紅利消退，勞動力成本上升，經濟增長更加依賴消費與投資，企業被迫提高投資數量與效率，進行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2）所有制變遷紅利消退，市場競爭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3）通訊技術的普及節省了勞動者就業、工作、消費的成本，催生了共享經濟、網紅經濟等新的經濟形態;（4）城鎮化動能耗竭，投資機會轉向城市間與城市內人員流動及其引致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5）政府更加注重發展的均衡性，但擴張性財政政策受日益增加的政府債務限制;（6）金融產業的迅速發展為生產與消費的不平衡提供潤滑劑，但也帶來不穩定因素，房地產市場增速放緩;（7）出口增速放緩且外部風險增加，積累了一定技術與資本的企業開始“走出去”。

可見，2010年以后的SSA展現出與1978-2010年截然不同的特征，該階段可視為轉型期的SSA逐漸瓦解與新SSA形成的時期。在該階段，由于經濟主體力量對比反轉，通過所有制改革促進經濟增長的勢能已耗盡，但激烈的競爭成為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的動力;勞動力適齡人口減少導致企業勞動力成本上升，但勞動者收入提高促進了消費;盡管赤字增加，但政府為保持均衡發展仍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盡管外部風險增加，但中國的高科技行業仍在開辟新的市場。根據SSA理論，社會結構的變化在不斷沖擊瓦解原有SSA的同時，也在塑造新的SSA?？傮w而言，盡管轉型期的SSA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力日趨耗竭導致經濟增速下滑以及SSA自身的快速變動，但SSA自身的變遷表明中國已進入“增長動力轉換”時期，這將意味著粗放的高速增長將被更加溫和的高質量增長所取代。體量增速的放緩與結構優化的加速正是近年來中國GDP增長率下滑的根本原因。

五、數據分析

（一）模型的構建

為了驗證以上判斷，即中國SSA在階段1會促進經濟增長，而在階段2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會減弱，本文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t為年份，ROG_t為t期GDP增長率。而GQ_t1、GQ_t2、ZX_t2為虛擬變量，分別代表改革開放前的SSA階段1、改革開放前的SSA階段2、轉型期的SSA階段2。為保持短周期的完整性，將臨界年份（1978年、2010年）的數值取兩次，分別歸入前一時期與后一時期。由于剔除了1959-1969年的數據，因而各虛擬變量取值所代表的年份如下：（1）GQ_t1=1對應1953-1958年，GQ_t1=0對應1970-2018年;（2）GQ_t2=1對應1970-1978年，GQ_t2=0對應1953-1958年或1978-2018年;（3）ZX_t2=1對應2010-2018年，ZX_t2=0對應1953-2010年。轉型期的SSA階段1（1978-2010年）為對照組。μ_t為隨機誤差項。根據虛擬變量設置規則，若定性變量有m個類別，應引入m-1個虛擬變量。式（1）有4個類別，應引入3個虛擬變量ˇγ₀、γ₁、γ₂、γ₃的符號與顯著性水平則分別代表中國SSA的四個階段對經濟增長的不同促進作用。為驗證SSA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的周期性，需檢驗“γ₁顯著大于γ₂”與“γ₀顯著大于γ₃”的假定。

但上述模型不足以捕捉SSA與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經濟主體對利潤率的追求是驅動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而SSA的變化則通過影響利潤率最終影響經濟增長。為了捕捉SSA對GDP增長率的影響，引入利潤率與代表SSA的虛擬變量的交互項。為了捕捉GDP增長率對利潤率的相應變化，引入利潤率與代表SSA的虛擬變量以及代表SSA階段的虛擬變量的交互項。本文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t為年份，ROG，為t期GDP增長率，ROP，為t期平均利潤率。GQ，為改革開放前的SSA虛擬變量，GQ_t=1對應1953-1978年，GQ_t=0對應1978-2018年。GQ_t2為改革開放前SSA階段2虛擬變量，GQ_t2=1對應1970-1978年，GQ_t2=0對應1953-1958年或1978-2018年。ZX_t2為轉型期的SSA階段2虛擬變量，ZX_t2=1對應2010-2018年，ZX_t2=0對應1953-2010年。ε_t為隨機誤差項。這些參數測量了不同SSA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及不同SSA下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偏效應。當GQ_t=0且ZX_t2=0時，對應1978-2010年，這一SSA為對照組。α₁為改革開放前SSA與轉型期的SSA的截距差，用于捕捉改革開放前后不同SSA對經濟增長影響的水平效應。β₁為1978-2010年SSA下利潤率對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β₂為改革開放前后不同SSA下利潤率對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的差異。β₃為改革開放前SSA的階段1與階段2的利潤率邊際貢獻的差異。β₄為轉型期的SSA階段1與階段2的利潤率邊際貢獻的差異。在不同SSA下，資本積累（利潤率）對增長的邊際貢獻，如式（3）所示：

由于剔除了1959-1969年，因而GQ_t=1且GQ_t2=0代表1953-1958年，該SSA下利潤率對經濟增長的偏效應為β₁+β₂;GQ_t=1且GQ_t2=1代表1970-1978年，該SSA下偏效應為β₁+β₂+β₃;GQ_t=0且ZX_t2=0代表1978-2010年，該SSA下偏效應為β₁;GQ_t=0且ZX_t2=1代表2010-2018年，該SSA下偏效應為β₁+β₄。

（二）數據來源與統計匯總

本文的GDP增長率數據源于國家統計局。選取1953一一2018年的逐年GDP指數（上年=100），減去1即得1953-2018年GDP增長率數據。為得到1953-2018年的平均利潤率數據，我們做了如下工作：首先，從文獻中讀取1956-2014年利潤率。借鑒齊昊[4]計算的中國1956-2014年剩余價值率與利潤率，使用Getdata Graph Digitizer 2.25軟件將總利潤率的圖像讀取出來。其次，構造2015-2018年利潤率的替代數據，令x=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成本，計算2013-2018年的x值。令2013年總利潤率/2013年x值=n₁，2014年總利潤率/2014年x值=n₂，令n=（n₁+n₂）/2，再以2015-2018年的x值均乘以n得到2015-2018年利潤率替代數據。即利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率的變動趨勢來替代總利潤率的變動趨勢。最后，計算1953-1955年利潤率的替代數據。筆者查閱到1953-1957年國民收入中積累率數據[11]，令1956年總利潤率/1956年國民收入中積累率=m₁，1957年總利潤率/1957年國民收入中積累率=m₂，令m=（m₁+m₂）/2，再以1953-1955年的國民收入中積累率均乘以m得到的1953-1955年利潤率替代數據。這樣做的原因在于，1953年后中國為發展工業，絕大多數利潤被用于積累，因此，國民收入中積累率的變動可大致反映總利潤率的變動趨勢，乘以n與m是為了消除不同方法帶來的數據估值差異。1953-2018年的GDP增長率與利潤率統計匯總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中可以看出：（1）1958-1970年GDP增長率與利潤率的標準差遠高于其他時期，說明數據波動過于劇烈，在計量分析中應予剔除;（2）階段1的GDP增長率與利潤率均高于階段2，說明不同SSA的階段1對積累與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均高于階段2;（3）兩個階段1相比，改革開放前SSA階段1的GDP增長率與利潤率更高，但轉型期的SSA階段1持續時間更久;（4）從全部時期看，GDP增長率與利潤率的方差有縮小的趨勢，說明中國經濟的穩定性逐漸增強;（5）一個額外發現是，長期利潤率有下降的趨勢。

（三）回歸結果

式（1）的回歸結果顯示，γ₀、γ₁、γ₂、γ₃的參數估計值分別為10.02、1.35、-2.60、-2.22。其顯著性水平分別為，在1%的水平上顯著（t=15.01）、不顯著（t=0.79）、在5%水平上顯著（t=-1.81）、在10%水平上顯著（t=-1.54）。γ₁=γ₂的原假定在10%的水平上顯著（F=3.83），而γ₀=γ₃的原假定在1%的水平上顯著（F=43.82），因而均被拒絕。根據式（1）的回歸結果，GQ_t1與常數項的系數估計值均為正，而GQ_t2與ZX_t2的系數估計值均為負且均顯著，意味著無論改革開放前SSA還是轉型期的SSA，階段1均促進經濟增長而階段2均不促進經濟增長。而γ₁=γ₂與γ₀=γ₃的原假設被拒絕，也說明階段1與階段2的GDP增長率存在顯著差異，即階段1的GDP增長率顯著高于階段2，這說明SSA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具有周期性。

式（2）的回歸結果顯示，α₀、α₁、β₁、β₂、β₃、β₄的系數估計值分別為4.72、-23.64、0.17、0.53、0.02、-0.06。其顯著性水平分別為，不顯著（t=1.10）、在1%的水平上顯著（t=-2.90）、不顯著（t=1.23）、在5%的水平上顯著（t=2.49）、不顯著（t=0.30）、不顯著（t=-1.26）。根據式（2）的回歸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結論：（1）GQ_t的系數估計值顯著為負，表明與改革開放前SSA相比，轉型期的SSA顯著促進了經濟增長;（2）ROP_t的系數估計值為正但不顯著，表明在轉型期的SSA階段1利潤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不明顯，可見，該時期的經濟增長更多源自經濟結構變遷;（3）GQ_t×ROP_t的系數估計值顯著為正，表明與轉型期的SSA相比，改革開放前SSA背景下利潤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更大;（4）GQ_t×GQ_t2×ROP_t系數估計值為正但不顯著，意味著改革開放前SSA階段2利潤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略高于階段1，但這種差異并不顯著;（5）（1-GQ_t）×ZX_t2×ROP_t系數估計值為負且不顯著，意味著轉型期的SSA階段2利潤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略低于階段1，但這種差異也不顯著。

已知不同時期SSA背景下利潤率對經濟增長的偏效應分別為：1953-1958年為β₁+β₂，1970-1978年為β₁+β₂+β₃，1978-2010年為β₁，2010-2018年為β₁+β₄。根據式（2）的回歸結果，可計算不同SSA下偏效應的數值，并以“該偏效應為?！睘樵僭O計算其顯著性，可得：（1）在改革開放前SSA的階段1，利潤率對GDP增長率偏效應估計值為0.70，高度顯著（F=19.20）;（2）在改革開放前SSA的階段2，利潤率對GDP增長率偏效應估計值為0.71，高度顯著（F=14.44）;（3）在轉型期的SSA的階段1，利潤率對GDP增長率偏效應估計值為0.17，不顯著（F=1.52）;（4）在轉型期的 SSA的階段2，利潤率對GDP增長率偏效應估計值為0.11，不顯著（F=0.51）。因此，在改革開放前SSA的兩個階段，利潤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都非常顯著，而轉型期的SSA的兩個階段利潤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則都不顯著。說明改革開放以后，利潤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大幅降低，經濟增長更多源自制度變遷與規模效應，而不是利潤率的增加。而轉型期的SSA階段2與階段1相比，利潤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更低，也更不顯著。

綜合上述計量結果，本文得到下述結論：（1）SSA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的確具有周期性，階段1促進作用更強，階段2促進作用減弱;（2）改革開放顯著促進了經濟增長;（3）對全部時期而言，利潤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日趨微弱。

六、結論

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來，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由此引發了大量有關中國經濟增長問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其中，有的著重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因素的決定性作用，有的著重分析要素稟賦結構、產業結構、對外貿易等因素的作用。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中，這些不同的視角和方法需要進行有效的結合，為此找到一個能夠聯系深層次生產關系與經濟增長過程的中間層次范疇。筆者認為，SSA能夠滿足這種要求。

隨著經濟發展，SSA必須不斷變革。當舊的SSA不再滿足經濟增長所需的環境與條件時，SSA本身必須發生有利的變遷，才能為新一輪經濟增長創造機遇。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生產關系不斷調整的基礎上，SSA發生了有效的變遷，從而為經濟增長提供結構性支持。本文的分析表明，SSA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變化確實產生了周期性的影響。1953-1958年、1978-2010年的高速增長和1970-1978年、2010-2018年的增速放緩都可以歸結為SSA發生的變遷。具體來講，人口結構、積累主體、勞動關系、政府經濟角色、積累的中介和國際經濟關系等SSA核心結構的變化既是1978-1992年、1992-201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構性原因，也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背后存在的周期性和結構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