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發展水平評價研究

藍慶新 黃婧涵

摘要：作為一項復雜和系統的全球經濟合作與社會發展理念，“一帶一路”建設涵蓋了諸多方面，其中綠色“一帶一路”合作已經逐漸引起國際關注，成為發展共識。構建相關評價指標體系，客觀、科學地評價“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綠色發展水平有助于形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評價范式，從而對因地制宜地采取差別化策略推進“一帶一路”綠色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本文選取經濟總童、產業發展、經濟可持續發展、資源稟賦、環境壓力和環境響應指標，嘗試構建綠色“一帶一路”指標評價體系，運用因子分析法對“一帶一路”沿線42個國家的綠色發展水平進行評價和比較分析。結果表明，“一帶一路”沿線的東亞、東歐等國家綠色發展水平較高，而中南半島、南亞、西亞北非和原獨聯體等國家的綠色發展水平較低，且存在嚴重的區城差異，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提高“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綠色發展水平。

關鍵詞：一帶一路;綠色發展水平;因子分析;指標評價

中圖分類號：F114.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20）04-0121-08

一、問題的提出

為應對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和實現經濟社會高效和諧可持續發展，推動能源結構轉型、推進綠色發展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紛紛提出綠色發展理念，倡導向低碳、循環、生態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中國政府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不斷豐富其內容，適應全球發展新形勢，不斷提出綠色“一帶一路”主張，獲得了諸多國家的響應。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7月25日給“一帶一路”媒體合作論壇的賀信中指出，中國愿同相關國家一道，攜手打造綠色絲綢之路、健康絲綢之路、智力絲綢之路、和平絲綢之路，造福相關國家和人民。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理念從此提到發展議程上來，并逐漸成為推進“一帶一路”的重要方向。2017年4月26日，環境保護部、外交部、國家發改委、商務部聯合發布《關于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明確了推進綠色“一帶一路”的總體要求、主要任務、組織保障，成為綠色“一帶一路”發展的綱領性文件。2017年5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發表的主旨演講中提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要踐行綠色發展的新理念，倡導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的生產生活方式，加強生態環保合作，建設生態文明，共同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2019年中國發布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進展、貢獻與展望》明確提出，將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共同踐行綠色發展理念，共同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在2019年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綠色“一帶一路”和數字“一帶一路”成為重要強調話題，習近平總書記在發言中強調要推動綠色基礎設施、綠色投資、綠色金融建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圓桌峰會聯合公報與成果清單中，關于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自然資源保護、生態保護等綠色發展的內容篇幅頗多，推進綠色“一帶一路”逐漸成為國際共識。

伴隨“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以及綠色發展理念成為國際共識，關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資源與環境問題的研究迅速升溫，其研究議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資源環境要素的分布特征及風險評定。Dong等[1]、李明亮等[2]與唐金榮等[3]重點分析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資源及生態環境要素，如水、耕地、礦產、石油和天然氣等的分布格局和特征，指出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過程中，需要對資源環境要素的安全治理給予充分重視，并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模式和路徑。此外，Tracy等[4]與徐鶴等[5]基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資源環境要素，進行了“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的綜合風險評估，提出了“生態文明”的新政策范式對環境風險的規避。（2）“一帶一路”建設的資源環境效應研究。徐海燕[6]重點關注了鐵路、水利、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對沿線生態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如動植物棲息地喪失、生物多樣性減少以及水和耕地資源破壞等。（3）全球氣候變化與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徐新良等[7]與丁金光和張超[8]研究分析了“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主要國家氣候變化特征，特別是氣溫、降水等變化導致的極端自然災害對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影響。孟凡鑫等[9]與徐如濃和吳玉鳴[10]重點關注引起全球氣候變暖的關鍵因素CO₂，包括CO₂排放特征、影響因素等，分析CO₂排放對沿線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以及綠色“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沿線各國的低碳經濟發展路徑。此外，也有一些國外學者，如Tracy等[4]的研究無視產業轉移的客觀規律，妖魔化“一帶一路”倡議，認為“一帶一路”建設將實現中國的“污染轉移”。（4）“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發展水平的研究。王小騰等[11]、齊紹洲和徐佳[12]與葛鵬飛等[13]分要素分析了金融發展、貿易開放和創新等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機制。高贏和馮宗憲[14]開展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低碳發展效率的測評及影響因素分析。

隨著研究的逐步深入，有關“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資源環境問題的研究成果日益豐富，部分學者開始涉及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綠色發展水平的評價。如王建事[15]基于綠色增長、綠色福利和綠色財富指標評價“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發展水平。郭兆暉等[16]基于低碳效率、能耗效率、低碳社會和低碳引導對“一帶一路”沿線區域的低碳競爭力進行研究。但這些研究選取的評價指標相關性過大，在構建全面系統的指標體系方面有許多不足之處。筆者認為，綠色發展水平指標評價體系的構建應符合綠色發展的系統內涵，由于“一帶一路”沿線涉及多個國家，其經濟發展總量、結構和質量等狀況各異，評價“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發展水平，必須建立起盡可能全面的指標體系。因此，本文基于數據指標的典型性與代表性，擬建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指標評價體系，對沿線42個國家（數據齊全）的綠色發展能力進行客觀評價，全面比較不同國家的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為提高綠色治理水平和綠色國際合作水平，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目標提供重要抓手，并為中國全面參與全球環境治理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綠色可持續性執行提供政策參考。

二、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一帶一路”沿線涉及多個國家，其內部地理環境、經濟發展和環境質量狀況存在較大差異，對其綠色發展水平評價涉及面廣，蘊含的信息量大，涵蓋經濟增長、資源狀況和環境治理等多方面要素。本文結合“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特點，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選擇經濟總量、產業發展、經濟可持續發展、資源稟賦、環境壓力和環境響應這6個一級指標，據此設計23個二級指標來構建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的指標涵蓋了有關綠色增長的核心要素，如表1所示。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內容涉及眾多國家，其經濟、社會發展極不均衡，相當一部分國家的統計系統還很不完善，歷史數據缺失。本文盡可能多地搜集“一帶一路”沿線42個國家上述23個指標的最新數據（2016年）。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世界統計年鑒2017》《國際統計年鑒2017》《中國環境統計年鑒2017》。

（二）評價方法

目前經濟綠色發展水平的評價方法主要包括專家評分法等主觀評價法和五種客觀評價法?？陀^評價法具體如下：（1）模糊綜合評價法，該方法有利于解決指標判斷的不確定性問題，但對指標權重矢量的確定主觀性較強。（2）AHP評價法，該方法包含主觀的邏輯判斷和分析，但應用該方法時所選要素、要素定義或要素間的關系等問題會影響AHP評估的結果。（3）熵權法，該方法注重利用原始數據信息，相對于主觀賦值法客觀性更強，但缺乏各指標間的橫向比較，各指標的權數依賴于原始樣本，在應用上受到限制。（4）聚類分析法，該方法結論形式直觀簡明，但受制于樣本量，而且不能進行橫向比較。（5）因子分析法，該方法用較少的復合指標來代替原來較多的指標，可有效解決指標間的信息重疊問題，并簡化指標體系結構，且具有較好的客觀性，難點在于變量降維與主成分的解釋。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作為一個整體研究區域的發展水平評價還處于起步階段，而利用盡可能多的指標進行綠色發展評價研究更不多見?？傮w而言，因子分析法通過建立從高維空間到低維空間的線性映射，保持樣本點在高維空間中的某些結構，利用公共維度構造綜合評價函數來處理指標間信息，是較為客觀的用于多個體樣本點評估與比較研究的主流統計方法，較以上幾種評價方法具有更好的客觀性和可操作性。

（三）因子分析

運用因子分析法應首先對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與無量綱化處理，然后利用降維思想把大量指標轉化成少數主成分，便于對各個樣本進行評價。

1.適用性檢驗

對選取的變量進行KMO和Bartlett球形度檢驗，檢驗結果表明，KMO值為0.653，Bartlet球形度檢驗的χ²統計值的顯著性概率是0.000，小于1%，較為適合進行主成分分析。

2.特征值與累計貢獻率

在表2中，相關系數矩陣特征根大于1的前五個成分對方差解釋的累計百分比為77.134%，可以充分反映所選樣本綜合信息。因此，提取這前五個成分分別作為第一主成分F₁、第二主成分F₂、第三主成分F₃、第四主成分F5。

3.主成分分析

表3是旋轉后各成分的載荷值表，反映了各成分對原始變量的影響。

第一主成分F₁主要用于解釋X₈、X₁₀、X₁₁、X₁₆、X₁₇和X₁₉。其中，X₈、X₁₀和X₁₁是經濟可持續發展指標，反映經濟增長的綠化度。X₁₆、X₁₇和X₁₉是環境壓力指標，反映各國伴隨經濟增長而出現的環境污染情況。因此，第一主成分主要衡量了“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環境壓力和經濟增長綠色化水平。

第二主成分F₂主要用于解釋X₁、X₂、X₃和X₁₈。其中，X₁、X₂和X₃是經濟總量指標，反映的是經濟發達程度，X₁₈是環境壓力指標，反映各國人均PM2.5污染情況。因此，第二主成分主要衡量了“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經濟增長情況，是綠色增長的經濟基礎。

第三主成分F₃主要用于解釋X₄、X₅、X₆和X₉，其中，X₄、X₅和X₆是產業發展指標，反映的是產業要素生產率。X9是經濟可持續指標，反映各國單位GDP耗水量。因此，第三主成分主要衡量了“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產業發展程度和經濟發展效率。

第四主成分F₄主要用于解釋X₇、X₂₀、X₂₁和X₂₃。其中，X₇是產業發展指標，反映的是產業結構清潔化程度。X₂₀、X₂₁和X₂₃是環境響應指標，反映的是政府對環保設施和環境治理的投入程度。因此，第四主成分主要衡量了“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產業結構的綠色化程度和政府對綠色發展的主要支持力度。

第五主成分F₅主要用于解釋X₁₂、 X₁₃、X₁₄、X₁₅和X₂₂。其中，X₁₂、X₁₃、X₁₄和X₁₅是資源稟賦指標，反映各國自然稟賦的豐裕度和資源能源的占有情況。X₂₂是環境響應指標，反映各國網絡普及度。因此，第五主成分主要衡量了“一帶一路”沿線各國資源承載力情況和綠色發展的潛力。

四、評價模型構建與分析

因子評分以各因子解釋方差貢獻率占累計方差貢獻率的比重作為權數計算各國的綜合得分F，據此構建“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綠色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模型，具體如下：

F=λ₁F₁+λ₂F₂+λ₃F₃+λ₄F₄+λ₅F₅（1）

將5個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歸一化得到λ值，即有λ₁=0.269，λ₂=0.199，λ₃=0.194，λ₄=0.175和λ₅=0.162，以此為權重得出：

F=0.269F₁+0.199F₂+0.194F₃+0.175F₄+0.162F₅（2）

其中，F₁、F₂、F₃、F₄和F₅按照表4因子得分系數矩陣表的主成分負荷來計算。

按照表4具體數值展開的F₁-F₅公式如下：

根據式（2）—式（7）計算“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綠色發展水平的綜合得分F，并根據得分結果由高到低排序，具體排序結果如表5所示。從表5可以看出：

第一，“一帶一路”沿線的東亞、東歐等國家綠色發展水平較高，位于東亞的新加坡、中國、文萊、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以及位于東歐的匈牙利、斯洛文尼亞、波蘭、拉脫維亞、希臘、克羅地亞和捷克等國家的綠色發展水平綜合排名位居前巧位，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好且工業化發展程度較高，其產業結構已實現或正在實現轉型升級，產業多以服務業為主，生態環境良好。埃及、格魯吉亞、越南、亞美尼亞、約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伊朗、摩爾多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等中南半島、南亞、西亞北非和原獨聯體國家的綠色發展水平綜合排名較低，這些國家往往資源豐富但是技術水平較低，工業化程度較低，其經濟增長長期依靠資源的開發和投入，粗放型經濟增長明顯，能源利用效率低，各類污染物排放量較高，生態破壞嚴重。

第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發展區域差異性明顯。一方面，由于“一帶一路”沿線，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等均有分布，各國的經濟總量、經濟結構、經濟開放度等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性，并且各國的經濟產業效率也存在較大差異;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很多國家森林、淡水、能源等資源環境分布與生態承載力相對差異較大。此外，“一帶一路”沿線人口基數大，伴隨工業化進程污染排放壓力各異，生態環境基礎設施建設與環保水平也差異較大，從而導致生態環境壓力與綠色發展水平分布的區域差異性明顯。

第三，區域綠色發展水平與經濟可持續發展及環境壓力有較強的關聯性?！耙粠б宦贰毖鼐€各國的綠色發展水平評價的第一影響因子主要分布在單位GDP能耗、單位GDP碳排放、清潔能源消費占總能源消費的比重、人均CO₂排放量、氮氧化物排放量及人均其他溫室氣體排放量等指標，表明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各國面臨的環境壓力是綠色發展水平的主要決定因素。在經濟綠色度評價因子排名較為靠前的新加坡、以色列、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希臘等東亞國家以及歐洲國家基本進入后工業化階段，清潔生產和生態園區模式廣泛實施，環保水平較高。而綠色發展水平綜合評分排名位居第三位的中國，第一主成分的排名仍舊較低，產業結構還主要呈現出高碳、高能、高污的特征，經濟綠色發展水平還有較大提升空間。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本文基于數據指標的典型性與代表性，充分利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等數據庫系統，參考各國統計年鑒，構建了包含經濟總量、產業發展、經濟可持續發展、資源稟賦、環境壓力和環境響應六個方面的指標評價體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具體測算了“一帶一路”沿線42個國家的綠色發展水平，并對其進行排序對比。結果發現，“一帶一路”沿線的東亞、東歐等國家綠色發展水平較高，而中南半島、南亞、西亞北非和原獨聯體等國家的綠色發展水平較低，且區域差異性明顯，大部分區域尤其是中亞、西亞、南亞等區域的綠色發展水平明顯較弱;“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發展水平與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環境壓力具有較強的關聯性。

（二）政策建議

第一，將中國綠色發展新理念和建設生態文明的經驗傳播到沿線國家。綠色發展已經成為建設“一帶一路”的共識，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的國家面臨許多相似的環境挑戰，同時中國在過去經濟快速發展的幾十年中又積累了許多綠色發展的寶貴經驗。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曾專門發布《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中國生態文明戰略與行動》報告，充分肯定了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舉措和成果。在此背景下，通過開展“一帶一路”生態環保工作向沿線區域提供綠色公共產品，使綠色“一帶一路”建設促進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同時，成為推動中國生態文明及綠色發展理念走出去的關鍵。同時，中國的環境治理水平還較差，需要向“一帶一路”沿線發達國家汲取經驗，如向以色列引進生態產業、水資源節約、污水處理等先進經驗，引進新加坡等國花園城市、海綿城市等發展理念和模式。

第二，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發展提供資金融通?！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環?；A設施建設薄弱，技術水平落后，工業化程度較低。建議中國與沿線國家多方籌措資金，吸引社會資本進入，共同設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基金，并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以及其他國際金融機構合作，致力于解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綠色發展問題，為各國綠色技術開發、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產業轉型和升級提供融資支持，為生態薄弱國家提供環保援助。

第三，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能源轉型和可再生能源發展?！耙粠б宦贰毖鼐€的中西亞、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擁有豐富的能源資源，開發潛力大，是“一帶一路”推進中應重點關注的區域。但該區域多以發展中國家為主，資源利用效率低，經濟協調體系不發達，生態文明建設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核心應是能源結構的調整，從長遠來看，需要資本投資和技術發展。中國作為全球的能源裝備生產與應用大國，應將自身產業優勢與“一帶一路”主要能源資源生產國家構建新能源體系的需求相結合，為沿線發展中國家合作輸出綠色能源技術，并結合各國具體因素，探索可再生能源投資項目。例如，水電項目可在老撾、巴基斯坦等東南亞國家開展，EPC電力項目可在非洲國家開展，幫助“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地區建立綠色能源體系和節能型電力傳輸體系。

第四，加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發展合作?！耙粠б宦贰毖鼐€各國面臨的環境問題有其歷史和現實根源，歷史上“一帶一路”沿線多為人類活動密集區，生態環境相對脆弱，要解決環境的歷史和現實問題，應從國際間跨界污染物轉移、環保法規建設、生物多樣性保護等多角度人手，加強國與國之間在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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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9654/j.cnki.cjwtyj.2020.04.014

[引用格式]藍慶新，黃婧涵.“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發展水平評價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20，（4）：121-128.

收稿日期：2020-02-19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帶一路建設專項項目“推動綠色‘一帶一路研究：理論、評價和戰略”（18VDID10）

作者簡介：藍慶新（1976-），男，遼寧撫順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綠色“一帶一路”和低碳經濟等研究。E-mail：nankai_akylan@163.com

黃婧涵（1992-），女，山東青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綠色“一帶一路”和對外投資研究。E-mail：huangjinghanhell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