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同志的詩教：能賦能興

文_王化橋 成都弘道書院

郭沫若（1892一1978年），四川樂山人，現代文學家、劇作家、詩人，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書法家、古文字學家，中國科學院首任院長、中國文聯首任主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首任校長，還擔任過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

“孔子同志”：新文化運動的異類

2015年研究生考試政治卷里有一道題，引用郭沫若1925年寫的一篇穿越文《馬克思進文廟》為素材。文中，郭虛構了一場馬克思與孔子的對話。對話結束時，孔子對馬克思驚嘆：“你這個理想社會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謀而合”；馬克思對孔子也驚嘆：“我不想在兩千年前，在遠遠的東方，已經有了你這樣的一個老同志！”

評論認為，出題者“緊跟時代脈搏”，借古喻今，循誘考生“打通儒家與馬列主義”。

我可能見過這位出題的教授，因為近年到北京、上海開會時，認識了好幾位大陸新儒家在京滬高校的代表人物，媒體界大多稱之為“文化保守主義者”。

在會議上我感覺到，大陸新儒家與港臺新儒家正在漸行漸遠，正如當年新文化運動的胡適、傅斯年等人，與郭沫若、田漢等人漸行漸遠一樣，內在邏輯是相同的。

因為尊孔，郭被一些同時代人稱為革命儒家。

這期《新教材》，并不想談論政治的是非——誠如郭沫若在文壇的名聲像某些人所言，諸如“民國渣男”“無恥文人”等等。

本文想借郭沫若的詩歌，來談一談湮沒已久的中華詩教。

五千年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在于中國人能賦能興，尤其這個意思滿滿的“興”，新文化運動一百年間，一直被現當代詩歌界有意無意地遺忘了。

至于郭的“臭”名聲，偉人被小人攻擊是歷史的常態。是的，親愛的讀者，我沒有寫錯，是“偉人”，也就是思想的巨人。小人出于私利，精神高度往往只有三厘米，只能看見巨人腳指甲里的污垢，如高華、李銳之流。

其實，正是因為郭的精神高度，他與毛主席從1927年就開始暗通款曲（本期《新教材》這首詩即是與主席的呼應）。主席詩詞里《……和郭沫若同志》也成了常見題目。

70周年大典前，幾篇辯污的自媒體文章如《郭沫若渣男、蔣介石種梧桐……你被騙了多久》《有關郭沫若的五個流言及真偽》《郭沫若和胡適，哪個更有骨氣》等，大多是10萬+的閱讀量。所以，本文不必再翻歷史舊賬，而從另一角度來看看郭的價值。

據秘書回憶，“故宮博物院”幾個字是郭隨手寫在一張廢紙上的

比如錢，鈔票，因為金錢不認善惡是非。

書法界有“北沈南于”之說，即沈尹默和于右任。郭不以書家自許，但他贈谷牧的行書《建設》二字，2018年拍出1610萬。他一般的條幅之類，通常也在數百萬人民幣，甚而略勝于近現代的一流書家。

據秘書回憶，“故宮博物院”幾個字是郭隨手寫在一張廢紙上的，“中國銀行”幾個字人們已司空見慣了。讀者有興趣可搜索：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共祭黃帝陵，郭書寫的“黃帝陵”，與蔣介石等人所寫的并觀，馬上能體會到什么叫“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中國的詩歌是依于人世的

“郭老不算老，詩多好的少”。

這是郭沫若文革時期的自嘲。的確，因為時風所至，郭寫了很多應景的詩，有歌頌領袖的，也有寫給大眾的大寨詩，這些詩是真誠的，雖然通俗易懂，算不上好詩。至于高曉松編造的《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早已被證偽。

1955年冬天，另一位倍受小人攻擊的思想巨人錢學森，歷經艱險從海外回到北京。當晚，郭舉辦接風晚宴。1956年春節，錢學森介紹《噴氣和火箭技術》的規劃后，作為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激動不已，當即賦詩一首《贈錢學森》：

大火無心云外流，登樓幾見月當頭。

太平洋上風濤險，西子湖中景色幽。

突破藩籬歸故國，參加規劃獻宏猷。

從茲十二年間事，跨箭相期星際游。

錢學森夫婦一生珍愛這幅作品，一直懸掛在客廳中央。

先賢說，中國的文學是人世的，西洋的文學是社會的。唐詩大多是文人間的酬答唱和，朝廷的表疏奏章和家書，也可以是千古不朽的名篇。西方的文學是一個專門，《巴黎圣母院》是揭示教廷的虛偽以彰顯人道主義，《紅與黑》間接地啟發了法國大革命。

彼此的功能不一樣，各美其美，中國的文學也不必妄自菲薄。

而郭沫若的現代詩罕見地繼承了中國的詩教傳統，他的詩正是依于人世的，這與新月派“為藝術而藝術”的造作大不一樣。

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新文化運動的正面意義。

新文化運動以來，存在著三股勢力的此消彼長，各領一時風騷：

一是胡適、林語堂等人，這一派主張全盤西化，即《魯迅日記》里所斥的“西崽相”。

二是魯迅領導的“左聯”。當然，郭沫若、田漢、郁達夫的創造社也在這個統一戰線之內，魯迅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中說：“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沖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斗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

魯迅、瞿秋白等是主張漢字拉丁化的，這與胡適等對新文化之“新”的理解是一致的，那就是推倒重來。

因此，必然存在不同的第三種力量，郭沫若理解的“新”，是推陳出新的新、溫故知新的新、吐故納新的新。這正是傳統“與時偕行”的題中之義。

郭沫若書贈的一首《贈錢學森》，常年被錢學森夫婦懸掛在客廳中央

1952年，郭沫若榮獲“加強國際和平”的斯大林國際獎金

新中國成立后，掌控主流的是創造社諸君。尤其郭沫若，即是管文教的副總理，又任中國科學院院長。

歷史的吊詭在于，新文化運動的初衷是打倒封建禮教，推翻孔孟這一封建道統。這個道統有四大護法，即建國后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古典四大名著《三國》《水滸》，幕后推動者為郭沫若。

“四大護法”深植在東南亞人民的心中，很難打倒。這還不算，郭宣傳抗日創作的戲劇《屈原》，在日本被占領后，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初，接連在日本巡回公演，引起巨大轟動。原因無他，當年的日本需要這個道統來挺直脊梁。

日本重新改編的《屈原》，從音樂、道具到服裝，影響了此后的武士電影。韓國學者權五明認為，《屈原》無限接近莎士比亞戲劇。

戲劇是賦，詩是興，郭老的戲劇也是依于人世的。

那么，現在就不難理解，郭是新中國唯一的，其居住地樂山、上海、重慶、北京、東京千葉均開辟紀念館的人，這種待遇在古代是杜甫、諸葛亮才有的。雖說魯迅在日本仙臺、廈門大學、中山大學也有紀念館，是因魯迅在那里上學或講課，不是以故居的規格，最關鍵的是不賣門票。

在別國也有紀念館，郭老的這份殊榮，在中國歷史、甚而人類文明史上，至今我還沒有想到第二人。

能賦能興，所以中國人能打天下

2019年7月中旬，“郭沫若與新中國”學術研討會暨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第七次會員代表大會在威海舉行。魏建教授認為，現有的文學史對郭認識不足，忽視了他對新詩詩體的全方位探索……

比如1958年“大躍進”時期，作為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在《迎春序曲》中寫道：

趕上英國只需要十五年，

農業綱要七年就可實現；

一個大躍進連著一個大躍進，

英雄氣概可以覆地翻天。

看吧，要把珠穆朗瑪鏟平！

看吧，要把大戈壁變成良田！

勞動人民歷來就是創世主，

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嚴……

這首詩今天看起來很夸張，像是“獻媚”，就如同很多人對當時中國的批評一樣。但他們同樣不理解，盡管我們犯了不少錯誤，但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大發展，都是基于前三十年奠定的工業化基礎。這個基礎是由郭詩中的“勞動人民”奠定的，由農民和工人奠定的。這就是郭老對那個大時代的“詩教”：革命文藝也要依于人世，不能造作。勞動人民有無窮“英雄氣概可以覆地翻天”。

在傳統詩人看來，這首詩的妙處在于“興”字。能興，就可以化腐朽為神奇，而詩歌創作的目的，豈不是讓讀者會心一笑，李白的“床前明月光”，正是這樣的妙詩。

清儒朱義烏說，李白、杜甫之所以高出千古，就在于樂府讀得熟。古代樂府詩正是能興能賦，這樣的民族就打得了天下，治得了天下。

詩要興，要依于人世，就要扎根大地，與人民在一起。1965年為響應“農業學大寨”，郭沫若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