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粉絲”相處(下)

王崇剛

當我返回紐約，DEccA唱片公司的負責人麥克埃文（Terry McEwen）告訴我，N女士已經接連給他發來好幾封信函并撥打電話，請求麥克埃文將她引薦給我。

一個月后我再次見到N女士，她登上了我乘坐的從紐約前往維也納的班機。我心里不再懷疑——就是這個女人送來的玫瑰花！離開維也納，我必須繼續前往斯德哥爾摩，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登臺獻唱。N女土又出現在我的飛機上！她甚至設法弄到了與我相鄰的座位。在交談中，她告訴我：她是個紐約的攝影模特，還出演過一部電視?。何磥淼膸字苁撬募倨?，N女士計劃在歐洲兜兜轉轉：作為歌劇愛好者，她希望成為一名歌手：她也將入住斯德哥爾摩大飯店。后來，我聽說N女士出席了在音樂廳舉行的諾貝爾獎慶典。憑借著她的天生麗質——以及與我的相識——她獲準參加了這項活動。

某天，我突然接到斯德哥爾摩大飯店經理的電話。他在一位客人那里遇到了麻煩。他說，有一位N女士，想用空頭支票付賬。那位女士向他保證，尼爾森會為她買單。飯店經理想確認一下這件事。我告訴他，我與這位年輕女士毫無瓜葛，她應該用另外的方式解決自己的問題。

斯德哥爾摩諾貝爾獎慶典的合同結束后，我直接前往慕尼黑，在那里我將出演瓦格納《指環》的新制作。N女士此時已經在慕尼黑的四季酒店安頓好了自己。我到達的第二天，就在酒店門前遇到了她。我利用這個機會嚴詞勸告她應該明智一些，返回紐約去工作。她說，她無心對我進行騷擾，只希望成為我的朋友。我告訴她，我習慣于自主選擇朋友，而她絕對不合適。毫無疑問，我懇求她放開我。這次“對抗”之后，我們彼此再也不說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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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要以為我的嚴詞拒絕會讓她灰心喪氣。事實上，9年來她一直尾隨著我。

她設法與我同住一家酒店。這個人很有手段，不知為何，總能搞定我的隔壁房間。我覺得自己好像被跟蹤了。我的伴奏者，非常了不起的約翰烏斯特曼（John Wustman），曾經與她有過一次嚴肅的談話。但N女士一臉無辜，聲稱實際上是尼爾森在跟蹤她l

N女士尾隨我周游列國期間，經常由不同的年輕男子陪同。她端坐在劇院前排，身穿黑衣，行為舉止有種可怕的虔誠，但同時又非常好笑令人鄙視。我不想賦予她制造公開丑聞的欲望，因為這可能會助她達成登上小報以及八卦專欄的目的。我對自己的痛苦保持緘默，只管登臺演唱。

一到酒店，我就把自己不尋常的狀況告訴酒店經理，但只有一次，我成功地讓N女士下榻在與我不同的樓層。男人們對她的魅力總是趨之若鶩。她真的認定，是我瘋了，而不是她。當時她大約23歲或24歲，與瑪麗蓮夢露有些相像，擁有完美的身材，能把酒店的員工玩弄于股掌之間。

有一天我在報紙上看到，N女士打贏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獲得了20萬美元的賠償金。她是個模特，曾經與一頭活獅子一起坐在通用汽車的引擎蓋上。獅子很粗魯地咬了她的大腿。由于這次意外傷害，她獲得了一大筆錢。

從此，N女士開啟了奢華生活模式。她裝扮成貴賓，而且一定要預訂飛機上我最喜歡的座位一一第一排的左邊。她擁有昂貴的皮草外衣，身上穿一件，胳膊上搭一件。不管去什么地方，都有不同的男性在身旁“護花”。攝影師為她拍照，供報館使用。她接受采訪，明確表示，自己多次長途旅行，就是為了尼爾森——她最喜歡的歌手。

我開始注意到，我放在酒店房間的東西，比如照片、服裝甚至內衣會莫名其妙地消失。因為有次丟失了幾件貴重珠寶，我找到警察局。對于警方提出的，誰有可能闖入我房間這個問題，我給予了明確回答。但他們表示對此無能為力，因為我沒有證據，僅憑懷疑，警方無法搜查另一位賓館客人的房間。

然而，在芝加哥，在好友的幫助下，我說服了一名警官去搜查N女士的房間。但是所有的抽屜和口袋都沒有找到線索。桌子上有一封沒有寫完的給金格爾羅杰斯（Ginger RogeG，1911～1995，美國女演員，曾獲奧斯卡獎）的信。信中寫道，她正在與自己的偶像一起旅行。說得真好哇！警官發現這位女士的衣柜非常奇特，里面大部分都是非常性感的睡衣。

后來，我弄明白了N女士是怎樣進入我房間的。美國酒店前臺桌子的后面，每個房間的鑰匙都放在郵箱中。N女士可以很方便地索要我房間的鑰匙，比如說，我的房間號是427，如果前臺接待員碰巧質疑她，她可以說：“噢，對不起，我說的當然是426房間?！?26是她的房間。她可以隨身攜帶自己的鑰匙，因為大多數美國酒店客人都隨身攜帶鑰匙。這可能是她執意要租下我隔壁房間的緣故。她知道我習慣在演出前提前離開旅館。然后，她就可以自由進入我的房間。在那里，她可以查看我的預約、未來的演出合同以及旅行計劃。好像她活著就是為了監視我。N女士真的應該成為聯邦調查局的優秀候選人。

在芝加哥，我被安排到一個沒有相鄰房間的套房。當我在歌劇院工作的時候，我還雇了一名私家偵探來監視自己的房間。但這次警方行動的結果，僅僅是在我的臥房里搜到了許多臭烘烘的煙頭。很顯然，偵探曾在這里舒舒服服地看著電視。

我住在15樓，晚上懶得拉上窗簾，沒有人能看到我的房間。不幸的是，我沒注意到窗外有個帶小平臺的消防樓梯。一天晚上，有人輕拍我的窗戶，我看到一張熟悉的面孔，那是N女士護衛中的一個。他很著急的樣子，試圖打開窗戶，但沒有成功。他解釋說，他想出去透透氣，消防樓梯的門在他身后被反鎖上了。我馬上給酒店保安打電話。保安趕到，讓他進來。庭審沒有給我帶來成功的結果。警察寧愿相信他，也不相信我。這是個比較快捷的解決辦法。

N女士成功地讓她的同伙對我進行監視?？吹絺商奖黄錈熿F所迷惑，他們一定在哈哈笑！有時我覺得非常無助，認為自己有可能失去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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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秋天，我和伯蒂爾前往澳大利亞旅行，感到非常開心。對我來說，擺脫長期的跟蹤者是一種美妙的感覺。我不擔心N女士會跑到澳大利亞這么遠的地方去，雖然這種跟蹤已經持續了5年。然而，自從1968年12月，在慕尼黑酒店前的街道上與N女士相遇后，我們就再沒有說過一句話。

我們在珀斯機場最先看到的，是一架從夏威夷飛來的班機。行李領取處遇到的第一批旅客中有一位是——沒錯，的的確確就是N女士！我當時的反應難以形容，最強烈的念頭就是打道回府。她在機場受到一位紳士的迎接。接著從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從一家酒店到另一家酒店，展開了同樣的追逐。有時候，我們會改變預定的行程，但這無濟于事。用不了多久，她就會再次踅進我們的賓館。

這次澳大利亞的旅行中，我計劃與我的伴奏者杰弗里帕森斯（Geoffrey Parsons）舉行演唱會，還有幾場與樂隊合作的音樂會。紐約愛樂樂團正在澳大利亞進行巡演，埃里克萊因斯多夫（ErichLeinsdorf，1912～1993，奧地利裔美國指揮家）擔任指揮。一位年輕的美國指揮家登臺指揮了其中的幾場，替代身體不適的萊因斯多夫。管弦樂隊長期巡演時，這樣的措施是必要的。在墨爾本，愛樂樂團舉行了告別晚宴，我和伯蒂爾接到邀請，還有墨爾本的市長以及其他貴賓。

N女士成功地俘獲了那位頗有名氣的年輕指揮，并陪同他一起參與到這場聚會中。我們入場時，她和他站在迎賓隊列中。我和伯蒂爾隨即轉身返回旅館。這種情況有悖常理，但記者們并沒有注意到。

我們計劃在前往墨西哥的途中游覽斐濟群島。在悉尼，因為機場發生了罷工，我們很晚才抵達目的地。在平靜的小島上，我們度過了短暫卻很愉快的放松時光。

在斐濟的酒店里，我經常被很快掛斷的電話打攪，接聽時只能聽到對方輕輕的呼吸聲。我很生氣，但沒多想，總以為是總機的話務員撥號出現了問題。

我們在斐濟的第一天，晚飯之后，酒店里表演起當地的舞蹈。在離我們不遠的一張桌子旁，坐著一對年輕伴侶，他們擁抱在一起。女孩穿著傳統的民族服裝。我瞥了一眼，結果愣了一下而后恍然大悟一一是的！那就是N女士！我輕輕推了推伯蒂爾，問他是否認得對面的那個女孩。伯蒂爾一貫嘲笑我，說我用N女士的事情自尋煩惱。但當他看到那真是N女士的時候，他的嘲笑停止了，也感到心煩意亂。因為伯蒂爾不能陪伴我所有的客座演出（他有自己的事情要打理），過去他將這種對我的跟蹤當作一件可笑的事情，沒有意識到我正在經歷什么。

離開斐濟群島的旅程中，N女士坐在我喜歡的座位上，第一排，左邊。她像希巴女王那樣被周圍的男人以及乘務員服侍著。在紐約音樂會之前，我有一個星期的空閑時間，我們計劃在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度過?，F在我們預感到原先預訂的公主酒店不可能風平浪靜。于是，我們在一家更低調的酒店預訂了住宿，并以伯蒂洛夫婦的身份登記人住。我向紐約的代理人通報了我的新名字和住址。這是我的記憶中，第一次成功地擺脫掉N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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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開始在N女士身上留下了印記。她的衣著變得越來越難看，護花使者的年齡和腰圍也都開始有些偏大。她的20萬美元賠償金好像快要花光了。

我在美國的演出不再頻繁。從1975年到1977年，由于種種原因，我根本不去美國。N女士僅有一次走進公眾的視野（在我斯德哥爾摩《沒有影子的女人》演出期間），她成功地接受了一家報紙的采訪和拍照。我還經常注意到她出現在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池座的第一排，但在薩克酒店，我隔壁的普通房間卻空無一人。

過了這么多年——確切地說是9年，我們彼此間沒說過一句話，突然她開始用信件和大量自己的照片對我狂轟濫炸。她的信變得越來越悲涼，上面懊悔地寫道，她試圖成為我的朋友是個錯誤。她聲稱自己已經厭倦了生活，唯一的渴望是了此一生。N女士顯然很不快樂。

1977年維也納音樂節期間，她又坐到了第一排。我的演出，中間只有兩天的間隔，先唱《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然后是《埃萊克特拉》。當我們演完《特里斯坦》返回賓館的時候，門衛遞給我一個厚厚的信封，上面有N女士的筆跡。伯蒂爾建議我明天再讀這封信，因為他擔心會發生一些打擾我睡眠的事情。我聽從了他的建議。但當我第二天早上讀到這封信時，我嚇壞了。如果信上說得是真的，那前一晚她就自殺了。

這是一封語氣夸張的告別信，她在信中向我保證，我不必認為我與她決定自殺有任何關系。但如果我有勇氣來到她身邊與她道別，那樣，她就可以安詳地離去：“第一排12號的位置明天將會空下來。伊索爾德的死意昧著‘我們同歸于盡?。═od！Todunsbeiden?。?/p>

她以《特里斯坦和伊索爾德》里的這句臺詞，結束了她的告別信。厚厚的信封里，還有一份她遺書的副本，上面有她的簽名并且還做了公證。幾個美國人將繼承她的財產。但是，當我讀到遺囑下一部分的時候，我驚恐得連頭發都豎了起來：她的骨灰將撒到瑞典我家的農場里！我叫醒了伯蒂爾，他給賓館前臺打電話，告訴他們可能發生了什么。N女土的房門被反鎖，賓館工作人員不得不破門而人。人們發現她躺在地板上不省人事。她被立即送往醫院，從她的胃里取出了大量安眠藥。

第二天，伯蒂爾和我需要在警察局待上好幾個小時。由于維也納人喜歡制造丑聞，警方很難相信，這場悲劇的背后，僅僅是一位病得不輕的女士的故事?；蛟S還有比表面看起來更重要的？當警察局長看到我有多難過時，便結束了聽證會。

維也納最后一場《埃萊克特拉》結束后，我前往芬蘭的薩翁林納演出音樂會，萊夫塞格斯坦（LeifSegerstam，1944～，芬蘭指揮家）擔任指揮。音樂會在世界上最大的木質教堂里舉行。我寄宿在城外森林里的一間平房。這里不會再有N女士的追蹤，我感覺卸掉了很大的精神負擔。她在信中所說“我們同歸于盡”真的有點嚇人，但據說，她還必須在醫院里待上十天。

因為在例行的斯德哥爾摩格羅納隆德夏季音樂會之前，我還有兩天的空閑時間，我決定在薩翁林納多住幾天，以便觀摩一下實力派男低音瑪蒂塔維拉（Martti Talvela，1935-1989，芬蘭男低音）《鮑里斯戈杜諾夫》（Boris Godunov）的彩排。

當我晚上在老朋友、斯德哥爾摩歌劇院的宣傳經理伯蒂爾哈格曼的陪同下回到賓館，前臺職員遞給我一封從維也納發來的信，上面說N女士再次被送進醫院，人事不省。

這是最后的消息，也是“N女士故事”的最后一章。一段時間之后，紐約的朋友發來一份《紐約時報》的剪報，上面登著一位知名的攝影模特，在長島某家賓館被發現死亡的消息。

直到現在，這個可怕的故事還讓我難以釋懷。我無法解釋N女士對我的癡迷。也許她非常認同我（她也想成為一名歌手），以至于真的無法將夢想與現實區分開來。N女士深受心理困擾，然而她的才華與美貌卻無法讓大多數人看到。

我經常捫心自問，為什么她總會在我演出的時候來到歐洲。難道這是我一直與她保持距離的懲罰嗎？或者這是一種求助？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如何才能幫助她呢？

她的“我們同歸于盡”的威脅，還有在自殺前希望我去她那里與她告別，在警察看來是強迫癥的表現：她希望我用這樣的方式陪伴她死去。當時曾有人勸我，在警察的保護下盡快離開維也納。

讀者們也許會認為，這個故事是虛幻的，就像一部古老的情節劇，但對我來說，它是令人驚悚的現實。

事情結束后，我充滿了自責。為什么我沒有采取更強硬的立場？我相信并希望，如此明顯的疏遠能讓她意識到，強行進入我的生活是多么的不可能。但一位精神病醫生好友說，正是我的抗拒強化并刺激了N女士的癡迷。就像伊索爾德，在無望的愛情中，她最后的想法只能是“我們同歸于盡”！

再過一段時間，這個故事肯定會成為一部歌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