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東股權質押會導致上市公司隱藏內部控制缺陷嗎

聶順江 田訓浩 子若飛

【摘要】由于投資者負面偏好的存在， 內部控制缺陷一旦披露將會招致極大的負面后果， 這將對股權質押后以穩定股價為目的的控股股東產生極大的影響。 為了穩定股價、防止控制權轉移， 上市公司是否會故意隱瞞內部控制缺陷？ 通過選取2012 ～ 2018年我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 實證分析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行為對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的影響， 結果表明：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缺陷隱藏顯著正相關; 股權制衡與市場化水平能夠有效抑制上述正相關關系。 研究發現， 內部控制缺陷隱藏是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后穩定股價、防止控制權轉移的重要手段， 這對于進一步完善我國資本市場的股權質押制度、規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為具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內部控制缺陷隱藏;股權制衡;市場化水平

【中圖分類號】F233?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0）16-0045-8

一、引言

自2013年5月券商正式開展場內質押業務以來， 我國資本市場股權質押呈現井噴式發展態勢。 與其他融資方式相比， 股權質押具有融資成本低、速度快等優點， 從而使得控股股東更傾向于通過質押股權來緩解自身資金壓力， 股權質押已然成為上市公司控股股東主要的融資方式之一。 股權質押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控股股東自身的融資需求， 但這一融資方式本身卻潛藏著較大的風險。 對于控股股東而言， 若抵押品價格下跌至接近預警線， 就會面臨補提擔保品的壓力; 一旦價格下跌至平倉線， 控股股東又不能及時追加擔保， 所質押的股權便很可能被金融機構強行賣出， 從而導致控制權轉移。 因此， 穩定股價對于控股股東防止控制權轉移至關重要。

如何才能穩定股價， 避免控制權的轉移？ 對此， 不少學者進行了深入研究， 認為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后， 相關利益方會共同努力排除潛在的“地雷”[1] ， 通過盈余管理[2] 、會計政策隱性選擇[3] 、股利政策選擇[4] 、稅收規避[5] 、關聯方交易[6] 等方式粉飾財務報表、操縱企業利潤、儲備現金流來達到穩定公司股價的目的。 但是， 目前尚未有學者從內部控制缺陷隱藏角度來研究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行為的后果。 佘曉燕和畢建琴[7] 研究認為， 內部控制缺陷作為企業的負面消息， 一旦披露將會對企業造成實質性傷害。 尹律等[8] 研究發現， 一些上市公司出于自我保護的目的， 往往會對內部控制缺陷認定標準等信息進行選擇性披露。 鑒于此， 存在股權質押的上市公司是否會為了降低控制權轉移風險和規避負面結果而隱瞞實際存在的內部控制缺陷？ 作為公司行為的重要約束機制， 股權制衡和市場化水平是否會在股權質押對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的影響中發揮一定的作用？ 本文將圍繞以上問題展開研究。

本文以2012 ～ 2018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 實證分析了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內部控制缺陷隱藏之間的關系， 并進一步考察了不同股權制衡和市場化水平下兩者關系的變化。 研究發現：內部控制缺陷隱藏是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后穩定股價、防止控制權轉移的重要手段， 二者呈顯著正相關關系， 股權制衡與市場化水平對二者的正向關系具有抑制作用。

本文可能的貢獻體現在：第一， 從上市公司隱藏內部控制缺陷這一角度來研究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后的機會主義行為， 一方面拓寬了已有關于股權質押行為后果的研究，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引起資本市場相關方對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質量的關注， 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第二， 從公司內外部治理環境兩個層面出發， 就如何抑制股權質押后控股股東的內部控制缺陷隱藏行為進行了探討， 這對于優化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加快市場化進程具有借鑒意義。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內部控制缺陷隱藏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是指控股股東將自身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出質給第三方金融機構的融資行為。 通過這種方式， 控股股東不僅獲得了融資， 緩解了財務壓力， 更重要的是維持了其控股股東的地位。 由于在質押過程中， 質押額度與股票質量掛鉤， 因此， 為了最大限度地獲取質押資金， 控股股東往往會盡力抬高股票價格。 在股權質押前， 控股股東會利用其絕對控股地位降低會計穩健性， 通過向上盈余管理、提前披露“好消息”等方式影響盈余， 進而提升股價[9] ; 在股權質押后， 控股股東面臨著股價下跌的風險， 股權質押合同中一般設有預警線和強制平倉線兩條警戒線， 當質押公司股價下跌、到達預警線邊緣時， 控股股東就需要向質權人追加擔保物， 如果股價繼續下跌至強制平倉線或控股股東無力按時還款， 質權人有權拋售股票套現， 此時， 控股股東便喪失了對上市公司的控制權。 因此， 為了穩定股價， 進而維持控股地位， 控股股東有強烈的動機利用自身的表決權、投票權等對上市公司的決策進行干預， 采取更多短期機會主義行為。

目前， 控股股東為穩定股價可能采取的行動有盈余管理、稅收規避、關聯方交易等， 這些方式為上市公司粉飾財務報表、操縱利潤提供了途徑。 也有學者考察了內部控制質量的調節作用， 發現內部控制能夠有效地抑制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后的短視行為[10] 。 但上述研究對內部控制的衡量多使用企業直接披露的內控信息， 未曾考慮所披露內控信息的可靠性。 在投資者負面偏好的影響下， 內控信息披露尤其是重大缺陷信息的披露會引起一系列消極后果， 甚至是巨大的市場波動， 這就為上市公司提高信息不對稱程度提供了“理由”。 內部控制缺陷隱藏作為控股股東隱瞞壞消息的重要方式， 有利于穩定上市公司的股價、規避控制權轉移的風險， 誠然為控股股東所青睞。 綜合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企業內部控制缺陷隱藏正相關。

（二）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股權制衡度與內部控制缺陷隱藏

股權制衡是指其他股東對第一大股東的制衡， 一般情況下， 其他股東可以通過行使自身所擁有的投票權、表決權等權力制約第一大股東的機會主義行為。 股權制衡的調節作用可以從直接和間接兩個方面來分析：一方面，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后若無力償還債務而發生控制權的轉移， 將會影響上市公司的穩定性與持續性， 損害公司價值[11] ， 為了降低風險， 其他股東可以行使自身的權利， 拒絕通過有關股權質押的決策， 從而直接影響控股股東的股權質押行為， 進而降低隱藏內部控制缺陷等短視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股權制衡屬于公司內部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股權制衡度越高， 其他股東監督上市公司的動機與能力越強， 也越有助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增強內部控制的有效性， 企業整體治理能力的提高將對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后干預上市公司的行為產生抑制作用， 相應的機會主義行為也會減少。 因此， 可以認為控股股東進行股權質押后， 為避免控制權發生轉移， 會采取一系列機會主義行為來維護自身利益， 而較高的股權制衡度不僅可以直接抑制控股股東的短視行為， 而且能夠通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與加強內部控制信息披露來間接發揮制衡作用。 綜合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股權制衡度越高，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對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的影響越小。

（三）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市場化水平與內部控制缺陷隱藏

自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市場化水平明顯提高， 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市場化水平具有明顯的地區差異性， 根植于特殊環境中的公司治理行為也表現出明顯的不同。 一般而言， 高市場化水平伴隨著更健全的法制建設、更嚴格的市場監管和更規范的政府行為。 對股權質押行為而言， 市場化水平高的地區控股股東的股權質押行為會受到更為嚴格的審核與更為有效的監管， 這極大地降低了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后采取短期機會主義行為的可能性。 就內部控制缺陷披露而言， 上市公司所處地區市場化水平高則意味著企業處于相對公正、透明的環境中， 媒體、分析師、審計機構、監管部門等外部力量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上市公司隱藏壞消息的可能性較小， 即使隱藏了壞消息， 后期被發現并曝光的速度也更快、概率更高。 同時， 上市公司與管理層基于違規成本和聲譽等的考慮也會減少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等機會主義行為， 提高信息披露質量， 降低潛在的損失[12] 。 而在市場化水平較低的地區， 由于違規成本較低， 上市公司本身就缺乏完善內部治理機制的動力， 內部控制的實質性無效導致信息披露質量長期低下， 而弱化的市場監管也沒有起到相應的外部監督治理作用， 這在無形之中提高了控股股東干預公司行為的可能性， 盈余管理、關聯方交易、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等現象則更為常見。 綜合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相對于市場化水平較高的地區，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對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的正向影響在市場化水平較低的地區更為明顯。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我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2012 ～ 2018年的相關數據作為研究樣本， 主要是考慮到我國自2012年起在滬深主板上市公司開始實施《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和《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 要求所有主板上市公司自2012年起著手開展內控體系建設， 并分批披露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以及內部控制審計報告。 同時對初始樣本做如下篩選：剔除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 剔除研究期間曾被ST、?ST的公司; 剔除數據缺失樣本。 最終得到樣本共計17576個。

本文的數據來源如下：與內部控制相關的數據來源于深圳迪博內部控制風險與管理數據庫; 股權質押數據、其他財務與公司治理數據均來自CSMAR數據庫。 本文涉及的所有連續變量均作了1%的Winsorize處理。 樣本數據采用WPS和STATA 15.0進行整理、計算和分析。

（二）變量定義與度量

1.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PLD）。 借鑒錢愛民和張晨宇[13] 的研究方法， 采用虛擬變量PLD來衡量年末控股股東是否存在股權質押行為， 若存在則PLD賦值為1， 否則為0。

2. 內部控制缺陷隱藏（ICD）。 本文以上市公司是否隱藏內部控制缺陷（ICD_1）以及隱藏程度（ICD_2）來衡量企業內部控制缺陷隱藏行為。 對于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的衡量， 是將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缺陷披露情況與重大缺陷跡象的識別進行對比的結果。 對于重大缺陷跡象的衡量， 一方面， 依據《企業內部控制審計指引》的規定， 企業更正已經公布的財務報表， 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舞弊以及注冊會計師發現當期財務報表存在重大錯報， 而內部控制在運行過程中未能發現該錯報等表明其存在內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跡象， 同時， 還需要考慮一項內部控制缺陷或多項內部控制缺陷的組合是否構成重大缺陷; 另一方面， 參考Rice等[14] 、佘曉燕和畢建琴[7] 的研究， 本文最終選擇發生財務重述、違法違規、財務報表被出具非標審計意見以及企業存在公司層面的設計方面的財報缺陷作為存在內部控制重大缺陷跡象的標準。 對于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缺陷披露情況的衡量， 選取了當年該公司自評報告中所披露的最嚴重的缺陷。

具體而言， 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內部控制缺陷隱藏行為（ICD_1）， 是和內部控制重大缺陷跡象的識別作對比， 有跡象但當年沒有披露或者披露的重要性不足表明有隱藏， 此時取1， 否則取0。 隱藏程度（ICD_2）是將企業在內部控制評價報告中披露的最嚴重的內部控制缺陷和內部控制重大缺陷跡象作對比， 評價報告中披露重大缺陷時， 隱藏程度取0， 披露重要缺陷時取1， 披露一般缺陷時取2， 沒有披露缺陷時取3。 數值越大， 表明隱藏程度越高。

3. 股權制衡度（EBD）。 股權制衡度指大股東之間相互牽制、相互制衡的程度， 通常表現為公司其他大股東對第一大股東的制衡程度。 參考陳德萍和陳永圣[15] 的衡量方法， 本文采用第二至第十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之比來衡量上市公司股權制衡度， 該比值越大， 股權制衡度越高。

4. 市場化水平（ML）。 王小魯等編寫的《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是市場化衡量指標的重要來源， 本文亦根據該報告中的數據來衡量我國各地區的市場化進程。 由于2018版的報告僅統計到2016年各省份的市場化數據， 為了便于理解， 本文直接采用各地區2016年的市場化指數表示各地區的市場化進程。

5. 控制變量（Control）。 本文選取了如下控制變量：產權性質（State）、公司規模（Size）、盈虧狀況（Loss）、企業成長性（Growth）、董事會獨立性（Indep）、財務杠桿（Lev）、上市公司年齡（Age）、會計師事務所規模（Big4）、審計費用（Fee）。 同時， 在模型中加入年度和行業虛擬變量， 以降低年度和行業因素對實證結果的影響。 具體變量定義見表1。

（三）模型設定

借鑒 Rice等[14] 的研究成果， 結合我國經驗證據， 本文構建以下模型， 用于檢驗假設1：

模型中， ICD由ICD_1和ICD_2兩個指標度量， 由于ICD_1表示管理層是否隱藏內部控制缺陷， 指標是“是”或“否”的0-1變量， 因此， 選擇Logit回歸較為合適; 同時， ICD_2表示隱藏程度， 取值有1、2、3三種情況， 屬于離散的多值而非二值， 因此， 選擇Ologit模型進行回歸較為合適。 PLD為控股股東是否存在股權質押行為， Control代表控制變量。 如果假設1成立， α1應該顯著為正。

為了檢驗假設2， 本文按照上市公司股權制衡度的中位數， 將全樣本分成兩部分， 分別對模型進行回歸， 進而得出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內部控制缺陷隱藏指標ICD_1和ICD_2的關系在高股權制衡度組和低股權制衡度組的差異。

為了檢驗假設3， 本文按照上市公司所在省份市場化水平的中位數， 將全樣本分成兩部分， 分別對模型進行回歸， 進而得出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內部控制缺陷隱藏指標ICD_1和ICD_2的關系在高市場化水平組和低市場化水平組的差異。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列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由表2可見， 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的兩個指標ICD_1和ICD_2從最小值到75分位點均是0， 說明樣本中存在內部控制缺陷隱藏行為的上市公司較少;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PLD）的均值是0.535， 說明所選樣本中有53.5%的上市公司存在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行為; 股權制衡度（EBD）的均值是0.917， 說明平均而言第二至第十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還不及第一大股東持股數量; 市場化水平（ML）的方差為1.761， 最小值為2.95， 最大值為10.46， 說明我國各地區市場化進程差異顯著; 產權性質（State）的均值為0.368， 說明所選樣本中非國有企業多于國有企業; 公司規模（Size）的均值為22.17， 最小值與最大值差距較大; 資產負債率（Lev）的均值為0.426， 最大值為0.956， 最小值為0.052， 說明我國上市公司面臨的融資約束差異明顯; 盈虧狀況（Loss）均值為0.91， 說明91%的樣本公司處于盈利狀態; 企業成長性（Growth）的均值為0.2， 在25分位點左右時即將為正， 說明大部分企業營業收入在增長， 方差為0.516， 各公司間成長性存在一定差異; 審計費用（Fee）方差為0.69， 最小值為12.35， 最大值為16.31， 各公司的審計費用差異較大; 董事會獨立性（Indep）均值為0.375， 超過了1/3的比例要求， 符合規定; 會計師事務所規模（Big4）均值為0.055， 說明只有5.5%的公司選擇國際四大進行審計; 上市公司年齡（Age）平均在10年左右。 由此可以看出， 變量統計結果均在合理的范圍之內。

為進一步研究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的關系， 基于描述性統計， 本文對樣本數據進行了Person相關性分析。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PLD）與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的兩個衡量指標（ICD_1和ICD_2）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 這也說明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 存在控股股東股權質押的上市公司進行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的可能性更大， 隱藏程度更高， 初步驗證了假設1。 此外， 模型主要變量之間呈現相關關系， 且相關性系數均小于0.5， 說明回歸模型主要變量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二）回歸分析

1.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的回歸分析。 表3報告了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對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缺陷隱藏行為的回歸結果。 第（1）、（2）兩列展示的是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對上市公司是否隱藏內部控制缺陷的影響， 其中， 第（1）列結果表明，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上市公司是否隱藏內部控制缺陷的相關系數為0.2214， 在1%的水平上顯著。 這與前文相關性分析的結果一致。 第（2）列則在第（1）列回歸的基礎上增加了一系列有可能影響回歸結果的控制變量， 結果顯示，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上市公司是否隱藏內部控制缺陷的相關系數為0.1338， 在5%的水平上依舊顯著為正， 這表明存在控股股東股權質押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隱藏內部控制缺陷。 第（3）、（4）列展示的是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對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程度的影響， 其中， 第（3）列結果表明，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程度的相關系數為0.2232， 在1%的水平上顯著。 這與前文相關性分析的結果相一致。 第（4）列則在第（3）列回歸的基礎上增加了一系列有可能影響回歸結果的控制變量， 結果顯示，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程度的相關系數為0.1323， 在5%的水平上依舊顯著為正， 這表明存在控股股東股權質押的上市公司， 其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程度更深。 上述分析結果驗證了假設1， 表明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后有強烈的動機干預公司的內部控制， 更多地隱藏內部控制缺陷等壞消息來規避控制權轉移的風險。

2.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股權制衡度與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的回歸分析。 表4報告了不同股權制衡度下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對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缺陷隱藏行為的影響結果。 第（1）、（2）兩列為不同股權制衡度下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對上市公司是否隱藏內部控制缺陷的影響， 對比第（1）、（2）兩列可以發現， 高股權制衡度組和低股權制衡度組的股權質押系數分別為0.0307和0.2425， 前者不顯著， 而后者在1%的水平上顯著。 這說明在低股權制衡度的公司中，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后能夠更加輕易地對內部控制進行干預， 采取隱藏內部控制缺陷的行為。 在隱藏程度方面， 第（3）、（4）兩列的回歸結果顯示， 高股權制衡度組和低股權制衡度組的股權質押系數分別為0.0288和0.2391， 前者不顯著， 而后者在1%的水平上顯著， 同樣說明了在低股權制衡度的公司中，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后能夠更加輕易地干預企業的內控缺陷披露狀況， 表現為缺陷隱藏程度更高。 上述結果驗證了假設2， 表明股權制衡抑制了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公司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的正向關系， 即高的股權制衡度可以降低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后隱藏內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和隱藏程度。 原因可能是， 當第二至第十大股東相對于第一大股東所持股份更大時， 對控股股東的決策能夠達到一種有效抗衡， 對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與內部控制的關注度也會提升， 對于控股股東及管理層的機會主行為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上市公司隱藏內部控制缺陷的行為也會受到抑制。

3.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市場化水平與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的回歸分析。 假設3的回歸結果見表5。 根據企業所在省份的市場化水平將全樣本分為高市場化水平組和低市場化水平組， 并分別對模型進行回歸， 檢驗不同市場化水平下，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對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的影響。 實證結果顯示， 在第（1）、（3）兩列高市場化水平組中，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的兩個衡量指標ICD_1和ICD_2的相關系數均為正， 但不顯著; 在第（2）、（4）兩列低市場化水平組中，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的兩個衡量指標ICD_1和ICD_2的相關系數均為正， 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 該結果驗證了假設3的預期， 表明相對于市場化水平較高的地區，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對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的正向影響在低市場化水平地區更為明顯。 原因可能是， 高市場化水平地區外部治理環境較為完善、法制建設更為健全、政府行為更加規范， 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缺陷隱藏行為很容易被媒體、審計機構、機構投資者、監管部門等外部力量發現， 由此公司的股權質押行為和內部控制行為更加規范。

（三）穩健性檢驗

1. 替換解釋變量。 對控股股東股權質押的衡量， 本文在前文是否存在股權質押的基礎上， 進一步選取控股股東股權質押程度（PLP）進行穩健性檢驗。 具體而言， 參考鄭國堅和林東杰[16] 、黎來芳和陳占燎[17] 的方法， 用控股股東年末股權質押股數與所持總股數之比來衡量年末控股股東股權質押的程度。 表6中第（1）、（2）兩列是更換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度量方法后的回歸結果， 可見，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程度與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的兩個衡量指標ICD_1和ICD_2的系數分別為0.6602和0.6651， 在1%的水平上顯著， 說明控股股東股權質押程度越高， 越有可能采取隱藏內部控制缺陷的行為， 且隱藏程度越深， 這與前文的研究結論一致。

2. 個體固定效應分析。 考慮到個體固定效應包含了行業特征間的差異性， 比行業固定效應更為嚴格， 本文采用控制年份和個體公司的固定效應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 表6中第（3）、（4）兩列是控制了年份和個體公司后的回歸結果， 可見，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的兩個衡量指標ICD_1和ICD_2的系數分別為0.1815和0.1727， 在5%的水平上顯著， 說明在控制了公司間個體差異之后，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內部控制缺陷隱藏之間依舊是正相關關系， 這與前文的研究結論依然一致。

3. 縮小樣本。 考慮到一些企業未主動披露內部控制自評報告， 而前文把這部分樣本視為沒有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的樣本， 現在把這部分樣本刪除后重新進行回歸。 表6中第（5）、（6）兩列結果顯示：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內部控制缺陷隱藏的兩個衡量指標ICD_1和ICD_2的系數分別為0.1262和0.1248， 在5%的水平上顯著， 說明該部分樣本并沒有影響回歸結果， 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內部控制缺陷隱藏之間依舊是正相關關系， 這再次驗證了前文的結論。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選取2012 ～ 2018年我國滬深 A 股上市公司作為樣本， 以年末控股股東是否存在股權質押作為解釋變量， 研究控股股東存在股權質押行為對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缺陷隱藏行為及隱藏程度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考慮到公司內部股權制衡度和外部市場化水平對于我國資本市場的特殊影響， 本文又深入研究了不同股權制衡度和市場化水平下前述兩者關系的差異。 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 得到以下研究結論：①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上司公司內部控制缺陷隱藏行為與隱藏程度正相關; ②股權制衡抑制了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對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缺陷隱藏行為的影響; ③市場化進程抑制了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對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缺陷隱藏行為的影響。

研究所得到的啟示主要有以下幾點：①對于控股股東而言， 應該合理利用股權融資這一融資渠道， 避免因控制權轉移而采取損害公司長遠發展的機會主義行為; ②對于上市公司而言， 應該完善內外部公司治理機制， 優化股權結構、加強內部控制體系建設， 進而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 促進企業健康持續發展; ③對于政府部門而言， 應該進一步規范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行為， 同時加強對企業股權質押行為的監督， 保證我國資本市場的良好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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