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客》：“植物敘事”的小說詩學

馬春光

摘 要： 李佩甫的小說《平原客》延續了他在“平原三部曲”中的人性探索和精神書寫，并建構了一種極具象征內涵的“植物敘事”的小說詩學。李佩甫植根于深厚的中原文化傳統，又密切關注變動的時代現實，用一種與中原大地高度契合的“植物敘事”象征性地表達了他的獨特思考。在小說中“，麥子”“梅花”“種子”等各自承載不同維度的人性書寫，集中彰顯了現代社會中潛隱的傳統遺留的痼疾，反映了時代快速向前之時人性中固有的“文化塵垢”對其精神、心態的拉扯與影響。

關鍵詞： 李佩甫；《平原客》；“植物敘事”

中圖分類號： I20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8264（2020）04-0016-04

斯洛伐克漢學家馬力安·高利克曾經指出，“對于中國現當代詩歌來說，在世界宗教經典作品中，《圣經》無疑是最大的靈感來源?！备呃说倪@一論斷同樣適用于中國現當代小說。在這樣的背景下，李佩甫小說詩學與基督教的深層關聯，成為重新審視這位作家的一個有效入口。自“平原三部曲”以來，李佩甫有意化用《圣經》中的思想資源來結構自己的小說，并不斷嘗試一種新的小說詩學：“植物敘事”。

在圣·奧古斯丁看來，《圣經·創世紀》是一個充滿象征意涵的文本，對于其中的“孳生繁殖”一詞是重要的解釋點，“一切從種子產生的，都符合孳生繁殖一語，但從象征意義來理解，則意指精神和物質、靈魂、人類社會等各個方面，在這個詞中，我們都能找到蕓蕓眾生?！备叛灾?，《創世紀》中“孳生繁殖”是以植物、動物的繁殖來象征世人社會的各種情狀。李佩甫喜歡用《圣經》中的語句作為“平原三部曲”的題記，這顯然不只是形式意義上的，而是大有深意?！渡鼉浴烽_篇第一句就是“我是一粒種子。我把自己移栽進了城市?！薄堆虻拈T》開篇就著力書寫形形色色的“卑賤的草”。在2017年出版的《平原客》中，李佩甫沿著這條線索進行了更深刻的人性探索和精神生態的書寫。

一、“麥子”隱喻：李德林的“孳生繁殖”

《平原客》在隱喻的維度著力書寫了兩種植物：鮮花和麥子。小說從少年時代的劉金鼎寫起，逐漸引出他的兩位貴人：“花客”謝之長和“小麥專家”李德林。后來劉金鼎在仕途上的一帆風順，即是在“花客”和“小麥專家”的聯袂推進中展開的。

小說中的故事發生地是梅陵，這是一個“小麥基地”和“梅花之鄉”。不難看出，麥子是李德林的靈魂，是他的人生根基。他的“變壞”，他的“腐敗”是沒有一點痕跡的。它隱喻了人性沉浮的了無痕跡，在小說的宣傳頁上，作家重點標舉這句話，既是對小說主題的一種暗示，同時也是他“把人當植物來寫”之小說寫作理念的一個明證。李德林經歷了由學者到官員的轉變，他以麥子的方式，在不知不覺間，背叛了麥子。

小說中李德林經歷了三個女人，與這三個女人纏斗的過程，其實也是李德林與“麥子”的親近、背離和再親近的過程。這個過程被李佩甫巧妙地融合、凝結進歷史進程中，城鄉之間復雜的人物關系。小說中李德林對他的新婚妻子說出的這段話：“你不知道，我欠著鄉人們的情。我上大學的時候，老村長樹山伯在村里敲了鐘，集合全村的父老鄉親，當眾宣布說：德林是咱村的第一個大學生，人小力薄的，出門在外，咱得幫襯他一下?！?/p>

小說正是在對李德林兩次婚姻的書寫中展開的。第一任妻子是生活在城市的知識分子女性，因為對“小麥之父”的濃郁情感而嫁給李德林，但因為李德林身上的“鄉土性”而最終分離。其直接原因是李德林的深層文化烙印。這個婚姻悲劇充分反映了城鄉之間深刻的文化沖突，是“麥子”離開自身的生長土壤之后所發生的必然變異。小說中，李德林與第一任妻子的離婚，是生活中那些微小的細節扼殺了婚姻，在這背后，其實是城鄉之間無法調和的生活與文化沖突。小說集中敘述了三次沖突：第一次，兩人新婚后在梅陵農村的“鬧新房”；第二次，李德林老父親來城里；第三次，從美國回來之后。其中以第二次最為精彩：

“羅秋綺整晚上都大睜著兩眼，聽著老爺子拉風箱一般的咳嗽聲，一夜都沒合眼?？伤塘?。第二天早上，老爺子在馬桶上蹲了一個多小時。爾后，整個衛生間讓羅秋綺嘔吐著清掃了一個早晨?！?/p>

這個鄉間老漢隨地吐痰、胡亂揩鼻涕的行為，是從城市女子羅秋綺的視角寫出來的。父親是李德林無法掙脫的來自鄉土的束縛，這浸潤著“麥子”及其成長的土地的氣息，在這樣的矛盾沖突中，就隱隱地傳達了小說的雙重結構：故事的表層是人物之間的沖突，而文本的深層則是城鄉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在這個意義上，李佩甫思考的是“麥子”進城之后的問題，這恰恰關乎轉型期中國的內在問題。

小說中李德林第一任妻子在離婚前留下一句話：“你要想真正成為一個科學家，就要切斷‘臍帶，切斷你與家鄉的一切聯系，不然，他們會毀了你的?！毙≌f中，這兩句話像是讖言，在故事的最后全部應驗，成為李德林命運的注腳。而這也恰恰寫出了他悖論化的人生軌跡，依靠“麥子”躋身于都市，獲得權力，又必須切斷與它的聯系才能更好地實現自己的價值，但小說的深刻之處在于，李德林是一個有根的人，他的毀滅，是符合人性邏輯的，也高度契合了地域文化生態的塑造。

正是因為巨大的生活及文化差異，當劉金鼎想要為李德林尋找伴侶時，他的要求就顯得那么實在，那么的符合常人的邏輯：“就一條要求，會照顧人。能跟老爹吃一鍋飯。哪怕是沒文化的，也行?！痹谀撤N意義上，當李德林說出這句話，也就意味著他的生活中埋下了一顆危險的種子。這是基于人生的創痛體驗而發出的本真要求，但他顯然想得過于簡單了，他忽略了人性的邏輯和權力、金錢的邏輯。

李德林充分吸取第一次失敗婚姻的教訓，第二任妻子的要求已經去除了自我基本的婚姻訴求，只要能照顧老父親就行。李德林懷著這樣樸素而堅定的信念迎來第二任妻子徐二彩時，他忽略了權力對于人性的強大扭曲作用。這是來自于“有文化”與“缺乏文化”之間的深刻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李德林一心回歸他念茲在茲的鄉土，但實際上，他已經背離了鄉土，那種理想化的鄉土也終歸只能是理想。在外力的推動下，李德林身上積攢深厚的鄉土觀念被利用、被調劑以最大的能量，直接導致了他的毀滅。他以回歸鄉土（也是回歸他自己）的姿態，徹底背離了鄉土。

其實，由第一次失敗的婚姻到第二次，李德林的精神生態是由“城市而鄉村”的。他在城鄉之間尖銳的對立中離婚，第二次婚姻便投入了鄉村經驗的懷抱。充滿反諷意味是，他原以為那個充滿鄉村氣質的女子徐二彩會滿足他的期待，但恰恰是這個徐二彩——典型的鄉村經驗的攜帶者，當她遭遇強烈的城市經驗（以及其中的權力），她以一種堅定的、拼命的姿態迅速背離原來的自己。就這樣，李德林再一次陷入婚姻的麻煩中，這一次更加變本加厲。

二、“梅花”“梅莊”與“化蝶”的隱喻

李佩甫曾經說過，他寫的是植物和土壤的關系。小說有所暗示，劉金鼎這個人的突出與優秀，某種意義上與那盆花一樣，也是“雜交”的產物：“那些從西南大山里買回來的女人，所生的孩子，看上去又白又聰明，一雙大眼忽靈靈的。這也許就是雜交優勢吧?！毙≌f中的劉金鼎就是這樣的一個孩子，在這個意義上，那盆名貴的梅花就是他的化身。

在《平原客》的封皮上，印有李佩甫的這句話，“廣闊平原是我的領地，而那里的人物是我的植物?！逼鋵嵅浑y發現，李佩甫小說一直訴求的是一種“植物象征敘事”，同時，植物在小說中具有濃郁的抒情氣息。這不難讓人想到起源于中原大地的《詩經》，其中就是以植物的抒寫眾多而見長的。劉金鼎借助“梅花”不斷求學，走出鄉村，面臨災難時“又跟梅花睡在了一起?！眲⒔鸲Φ母赣H、花匠劉全有用18年的心血培育了古樁梅花“化蝶”：“他還是覺得這花妖，有邪氣。夜里，每當他獨坐在花前的時候，不知怎的，心里就有一種不祥的感覺油然而生?！泵坊ㄒ虼吮毁x予神秘色彩。在這里，不禁讓人想起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小說《百年孤獨》中各種植物的魔幻神異色彩，以及閻連科在《炸裂志》中用“神實主義”對各種植物展開的書寫。

植物的生命，正是人的生命?；蛘哒f，植物作為“人性的審判者”而存在?！懊坊ā笔怯猩羁淘⒁獾?。它首先傳達的是植物與土地的關系，即這片土地是盛產梅花的，另外，它又是具有象征意義的。在某種意義上，劉金鼎、李德林就是梅陵這個地方出土的名貴的“化蝶”。他們本應該價格昂貴，充分綻放自己，但是就像小說中那盆“化蝶”一樣，它無聲無息地夭折了。它辜負了所有人的期望。梅花和人物之間，是隱喻的、冥冥之中關聯的。后記的最后一句這樣寫：“開始了。車輪滾滾向前。那只蝴蝶，臥在鐵軌上的蝴蝶，它醒了么？”這是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

李佩甫在這部小說里重點探討了時代的泥沙俱下對生命個體之精神生態的強烈沖擊，這種沖擊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某種整體精神生態實現的。在這個意義上，李佩甫通過郝連東山傳達了他自己對這個極速前進的時代的困惑和理解。李德林的雇人殺妻、劉金鼎的仕途幻滅，這些和郝連東山的遭遇一樣，他們都是那只蝴蝶，不得不迎接時代的撞擊。這其中人性的沉浮，就變得非常耐人尋味。

在后記中，李佩甫暗示了這部小說一淺一隱的兩重內涵，在文本的表層，這貌似一部“反腐”題材的小說。在深層上，“我寫的是一個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態?！边@個地域無疑就是李佩甫所植根的“平原”大地，小說很重要的一個表現對象，是時代的多元化以及它的泥沙俱下。

作者通過這樣一個內陸省份的逐漸開放、它的被侵蝕，在人物身上施展它的威力。李德林殺妻、劉金鼎腐敗，花客謝之長的變化等等。這是一個時代的社會變遷史，同時也是每個人心態的變遷史。那么，李佩甫究竟寫出了怎樣的“精神生態”？或可描述為“官場生態”和“民間生態”的融合。

首先是以“梅莊”最為典型的官場生態，以劉金鼎為代表的最典型的官場文化生態，這是一種典型以“吃”為紐帶的文化。小說中的“梅莊”是以“小麥基地”的名義建造的，但其實質上成了以李德林為核心的梅陵籍官員聚會的地方。

其次，是官場之外的“民間精神生態”。這以謝之長、徐二彩為紐帶，這是一種“跑”的文化，是一種典型的“官”文化。小說中最能體現這一生態的，是那些日常的生活，是恒在的“生老病死”的日常。

小說呈現了兩處：第一處是副省長父親的生病?！爱斃畹铝执掖亿s到縣城醫院的時候，他一下子傻眼了。這哪里是醫院，簡直是趕廟會！在醫院的走廊里，竟擠擠搡搡地排起了長隊。居然還派有一名警察在維持秩序?！绷硗庖惶巹t是省長夫人生孩子之后，在老家大場面地擺酒席。小說用大量篇幅敘述這個酒席的過程，以及過程中各級別官員形形色色的嘴臉?？梢哉f，李佩甫把這種官場生態表達得淋漓盡致。

其三，是最核心的三個人的個人精神生態。以三個女人為線索，李德林的精神生態經歷了圓滿、缺失、重建、滿足、重新缺失、絕望，直到最后找到王小美的內心安寧。劉金鼎是“于連”式的人物，他有大抱負，天資聰穎，并且有著堅定的官場信仰，但最終在故鄉的花房里，信仰轟然倒地。

值得注意的是郝連東山的精神困境，作者是想讓他的職業影響自己的兒子，然后讓他的兒子對他造成強烈的精神沖擊。即通過兒子的成功，來寫出這個時代的巨變，通過郝連東山的眼睛和大腦來透視最新近的網絡時代。

譬如在小說的第三章，整章都是圍繞郝連東山來寫的，但又不是按照嚴格的時間順序來寫，而是旁枝逸出，一邊寫他對案情的調查進展（當下時間），一邊又寫他與兒子的關系糾葛（過去時間）。郝連東山與兒子的惡劣關系，他對兒子之成功的不屑和深深懷疑，其實都體現了一個正直的、深深依托于某個時代的人，如何受到時代的猛烈撞擊，又是如何應對的。

三、“種子”的堅守與變異

“麥子黃的時候是沒有聲音的”。這個飽含隱喻意義的句子引領了李佩甫新作《平原客》的總體象征氛圍?！胞溩印弊鳛橹袊狈狡皆蠌V泛生長的植物，在這部小說中構成了“字面義”與“隱喻義”的復雜象征關系。

小說中的李德林、劉金鼎和徐二彩，在時代的變化中扭曲了自己的人性（但又完全符合生活自身的邏輯），而郝連東山則在風高浪急中固守了自己的人性。應該說，劉金鼎在幼年時期就有自己的“雄心”，小說寫到：“在童年的記憶里，一年只有一次的洗浴是劉金鼎最高級的享受。正是在開封那個‘紅星浴池里，他見識了籠罩在熱烘烘的、白色霧氣里的、赤裸裸的人生?！蔽銓幷f，這在劉金鼎的人生中埋下了一?！胺N子”，他日后要出人頭地，他要告別“卑微”，不顧一切追求高處的人生。

李佩甫喜歡在他的小說中制造一個關于財富或成功的神話，他層層渲染，使得這個“神話”既具有很大的可信性，同時又具有很強的傳奇色彩。

這部小說中的紐帶式人物謝之長和《生命冊》中的駱駝，以及《羊的門》中的呼天成等，有一定的相似性，李佩甫總是在小說中塑造一個“財富神話”或“成功神話”。

李佩甫的小說中有這樣一種“原型”，一個窮困而又聰慧的鄉村孩子，由于奇特的機遇（長者，貴人），去省城讀大學。得到鄉人的大面積幫助，于是欠下“心債”。在敘事上，是故事的推動；在內容上，則構成主人公的復雜心態，形成一種文化上的糾纏狀態，城鄉二元、人際文化的一種矛盾呈現。這樣一個人物往往會在城市具有一定的地位，他對故鄉持一種非常復雜的態度，他懷有報答鄉親的樸實情感，鄉親是他剪不斷的“臍帶”。這其中的故事，李佩甫講了太多，他貢獻了這樣一種敘事模型，這些人物及其背后的故事、他的心態等，成為我們解讀當代中原生活的一個入口。

李佩甫的小說詩學，不由得讓人想起泰納?！疤┘{把自己的理論稱作植物學，并聲稱自己是用植物學的方法研究文學藝術?！钡浑y看出，李佩甫在踐行這一小說詩學的時候，又摒棄了泰納式的“實證主義”方法，而是在更加豐富的地域文化土壤中，去一點點剝離出“種子”的變異過程——同時更是人性變異的過程。李佩甫的出發點是“種子與土壤”的關系，但在其小說的不斷拓進中，他更多地將目光投射在人物的內心世界與特定時代與地域的文化生態。

概而言之，在“麥子”“梅花”“種子”的多重象征書寫中，李佩甫小說《平原客》延續了他一貫的小說主題，又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更富深度、更貼近時代的思考。小說集中彰顯了現代社會中潛隱的來自傳統的痼疾，反映了時代快速向前之時人性中固有的“文化塵垢”對其精神、心態的拉扯與影響。李佩甫不斷開掘的“植物敘事”更加凸顯了這一思想主題。

在某種意義上，李佩甫植根于深厚的中原文化傳統，又密切關注變動的時代現實，用一種與中原大地高度契合的“植物敘事”象征性地表達了他的獨特思考?！镀皆汀匪蔑@的小說美學觀念，恰恰有著非常深厚的西方文學與文化資源?！爸参飻⑹隆笔抢钆甯Χ嗄昃臉嫿ǖ摹靶≌f詩學”，在他多年的小說寫作中形成一個潛在的書寫傳統，因其堅固而又靈動的象征隱喻關系，給當下乃至未來的小說創作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參考文獻：

[1]高立克.以圣經為源泉的中國現代詩歌：從周作人到海子[J].人文雜志，2007， （5）：107-118.

[2][古羅馬]奧古斯丁.懺悔錄[M].周士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314.

[3]李佩甫.平原客[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7.

[4]劉小新.重新認識文學社會學批評[J].漳州職業大學學報，2003， （1）：5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