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與其原生家庭金融行為的代際關系

文/馬曉佳 吳瑩瑩

一、引言

隨著互聯網金融的持續發展和移動支付時代的到來，居民的金融行為正在發生改變，其中消費行為與信貸行為等方面均產生較大轉變。我國家庭高儲蓄、謹慎消費的傳統有被撼動的趨勢，互聯網金融產品和超前消費理念的風靡加速了居民金融行為的轉變，使之趨向多元化結構。傳統家庭理念和社會新潮理念的雙重影響對即將成為社會經濟發展中堅力量的大學生的金融行為具有前瞻性意義。本文在考慮金融創新等因素的條件下，研究大學生與其原生家庭在金融行為、風險態度和金融意識上的代際關系。該研究能夠在提高居民金融行為效率、金融機構供給側改革以及互聯網金融發展方向等方面給予啟示。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與變量選擇

本文研究數據來自于調研小組于2019年6月—8月以南京市為主所做的“大學生及其原生家庭金融行為”調查。針對在校大學生群體，調查以線上問卷結合線下訪問的形式開展，共回收305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289份。為獲得清晰的代際數據，問卷采用了調查對象組的形式，即單份問卷內同時包括大學生及其父母兩代人的金融行為相關信息，這樣更有利于數據的雙向分析。除基本信息外，問卷主要內容涵蓋金融行為、風險態度以及金融意識三個模塊。為了統計到更加典型的大學生金融行為，本文將從借貸行為、消費行為和理財行為三個維度來刻畫金融行為。以上涉及的所有變量均通過賦值法、變量構造法計算所得。

（二）計量模型及方法

本文的實證分析部分使用了SPSS24軟件，采用OLS回歸模型并使用Robust穩健標準誤回歸方法分別研究了代際關系與大學生金融行為、風險態度、金融意識之間的聯系?；貧w方程如下：

其中，yi依次為借貸行為、風險態度和金融意識變量；Di則是一個虛擬變量——代際關系，若代際關系影響較強，則其值為1，反之為0；ui為隨機誤差項。

此外，在分析家庭消費、理財行為和大學生消費、理財行為的關系時，本文采用了雙變量相關性分析方法，從定量的角度分析其中的代際關系的具體表現。

（三）計量結果分析

家庭的借貸行為會在一定程度上對大學生的借貸行為產生正向影響，原生家庭參與信用業務越頻繁，其子女也對貸款等業務更熟悉，從而有更大的借貸傾向，但是這一影響在回歸模型中的表現并不顯著。鑒于僅有12.8%的大學生選擇了“有負債”選項，我們對該項呈現的不顯著情況持保留態度，隨后進行相關分析作為其中代際關系分析的補充。在代際關系的影響下大學生更傾向于較低的風險測度，受父母觀念影響越大的大學生就越可能是風險厭惡者。這與我們的預期相吻合——上一代人的投資理念通常更為保守，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風險厭惡者，這種觀念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其子女的風險態度。但在該模型中代際關系對大學生風險態度的影響在統計意義上并不顯著。在對大學生金融意識的回歸中，模型擬合度相對較高，其代際關系表現出顯著的正向影響關系，說明代際關系在金融意識方面對大學生產生的影響遠超其他方面。

表1 各測度對代際關系虛擬變量的OLS回歸分析結果(n=289)

下文針對每個大學生——原生家庭樣本組進行相關分析，并使用Pearson相關系數表示相關關系的強弱情況，從定量的角度分析其中的代際關系。

大學生借貸行為與其家庭借貸行為之間呈現出了顯著的正相關性，彌補了回歸分析中的不顯著結果。由于大學生尚未形成穩定收入，學生群體整體的借貸傾向還是較低，有借貸行為學生的比例低于有借貸行為家庭的比例，這種整體較低的借貸傾向會削弱在此方面體現的代際關系。但是不可否認大學生與其家庭在借貸行為上存在代際關系，有借貸行為的家庭，其子女也更傾向于認可借貸行為的意義，從而進行資金借貸。尚處于獨立過渡期的大學生在借貸行為方面更信任其父母的經濟決策，而模仿他們的行為。

大學生風險態度與其家庭借貸行為、風險態度以及金融意識均沒有統計意義上的相關關系，綜合先前的回歸分析，本文認為代際關系對大學生風險態度幾乎沒有影響。風險態度主要取決于決策者的心理因素，并且受決策事件等環境因素影響較大，即使是家人，每個人的風險態度也會有較大差異，很難總結出規律。風險態度常被人從心理學角度進行研究，同時考慮金融創新引入的巨大信息量，最終認為在風險態度上的代際影響無法測量。

大學生金融意識與其原生家庭借貸行為和金融意識兩項之間均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顯著代際傳遞被再次驗證，擁有一定借貸行為的家庭，其子女金融意識得分通常越高。關于其中的傳導機制，本文認為金融意識越強的家庭越能全面地認識借貸行為并了解其具體金融規則，從而正確地利用借貸行為改善經濟決策行為，他們的借貸傾向通常高于那些缺乏金融知識、完全回避借貸行為的家庭。

在借貸途徑上大學生與其家庭之間也存在代際差異。每個家庭平均有70.15%的貸款來自銀行貸款，22.54%來自私人借貸，而僅有5.57%來自于網絡消費信貸，仍然以傳統借貸途徑為主。在大學生的貸款途徑中，銀行貸款和私人借貸部分都極低，共占比16.12%；而網絡消費信貸比例增至81.62%，成為其主要貸款來源。大學生與其父母相比具有更超前的消費意識，并且對創新產品的接受能力更強，更容易信任網絡金融產品。

大學生與其原生家庭在消費行為上的代際關系相關性進行檢驗結果如下。大學生在生活必需品上的花費與家庭日常開支之間高度正相關，其相關系數遠高于其他消費選項；與家庭在文娛社交和大額商品上的消費則呈負相關。家庭的節儉消費觀會以極其顯著的代際關系傳遞給子女，家庭享受型消費越少，大學生也更傾向于在生活必需品上進行消費。享受型消費的習慣更容易傳遞給子女。家庭日常開支消費則對大學生大額商品消費的影響同樣較大，在生活必需品上開支占比更多的家庭，其子女在大額商品上消費會更少。

每個家庭在教育學習上的支出平均占總收入的40.64%，但很可惜的是學生群體對家庭教育成本之大并不了解，因此消費時這些良好的代際影響并沒有傳遞給學生群體。占比巨大的家庭教育支出往往容易被忽略，給大學生造成一種家庭教育開銷并不重要的假象。而占家庭支出比例平均僅30.09%、排名第四位的社交娛樂開支卻給大學生工作學習開支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影響。也就是說，重視教育的家庭，其子女在學習上的支出不一定多；但在社交娛樂上花銷大的家庭，其子女卻一定傾向于減少學習方面的開支。

大學生生活費剩余及投資理財與家庭各種消費行為的關聯度較小，表現中相關性最大的是家庭文娛社交支出。在數據中我們發現家庭文娛社交行為越頻繁、開支越大的家庭，其子女投資理財的比例也越大。而那些有剩余投資理財的家庭，其子女反而不一定有投資理財行為。本文將這一現象歸因為“傳遞障礙”，因為從家庭理財行為到子女理財行為之間存在溝通傳遞過程，缺乏這種溝通交流很可能阻礙理財行為的代際延續。因此，反而是社交行為更頻繁的大學生及其家庭在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交流途徑的情況下擁有更高的投資理財傾向。

大學生與其原生家庭在理財行為上同樣存在顯著的代際關系，各項投資途徑中均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性?？梢娫跊]有穩定收入來源、承擔風險能力弱的情況下，大學生更多地模仿其家庭的投資理財途徑，更信任其父母的投資決策方案。在原生家庭的影響以及風險承受能力的綜合影響下，銀行存款及基礎保本型理財產品得分穩居第一，幾乎受到全部大學生及其父母的青睞。移動支付科技的影響在理財行為中同樣能夠體現出來，據統計，實業投資在家庭投資中排名第二位，但實業投資在大學生投資選擇中排名靠后，居第二位的是互聯網理財，這與支付寶、花唄、零錢通等產品的風靡情況相符合，大學生對于互聯網金融產品的接受度明顯高于其父母，這是理財行為中的代際差異所在。

除了大學生對家庭金融行為的認可程度與父母對金融教育的重視度這一對相關分析對象以外，其他組中均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其中的代際關系影響作用較大。對金融理財和金融教育的重視度越高的父母，與子女交流金融知識的頻率也越高，代際關系將得到傳遞，從而加深子女對家庭金融行為的了解，子女金融行為受家庭因素的影響也就越大。同樣地，重視金融理財的父母會更多地關注時事政策，制定明確的理財目標并選擇合適的資產配置方案來保障資產收益、控制資產風險。金融意識良好的父母，其家庭資產組合有效性越高，資產性收入也越高，從而子女對家庭金融行為的認可度也會更高。

三、結論及啟示

1.在缺乏經驗、抗風險能力弱的情況下，大學生更傾向于模仿其父母的金融行為，表現出顯著的代際關系。有78.55%的大學生都十分認可父母的金融行為，認為其有借鑒意義。此外，受金融科技影響，大學生與其家庭金融行為在超前消費理念、網絡消費信貸接受度以及互聯網理財產品的投資上還存在代際差異。

2.風險態度受個人心理因素影響較大，因此其中沒有顯著的代際關系影響。父母群體中風險厭惡者、風險中性者以及風險偏好者的比例分別為49.83%、46.36%和3.81%。而大學生群體中風險偏好者的比例提升至20.41%，代際差異產生，子代對金融科技產品的接納性明顯強于父母，因此各類金融創新產品的需求前景還是很可觀的。

3.在回歸分析和相關分析中金融意識的代際關系表現都十分顯著。在金融意識項目得分較高的家庭，其子女通常也在此項有較高的得分。大學生金融意識的形成與社會因素相關，但更多來自于家庭金融意識的孵化與代際傳遞。

我國家庭金融教育相較于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沒有受到重視，而無論是金融素養還是理財能力的提高都需要家庭的積極影響。通過提高金融參與度來增強父代的金融意識，其面對的投資渠道狹窄、金融服務體系制度不完善等問題需要政府加以重視?？梢詮耐貙捦顿Y渠道開始，比如在銀行提供低風險金融產品。地方政府可以聯合農村信用社等機構開展金融下鄉、金融教育進社區等活動，提高金融安全意識，宣講正規金融機構產品。政府和相關機構要重視整治違法集資行為，并通過有效的制度規范和立法完善我國的征信體系，以此增強國民的投資信心和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