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視角下的澳大利亞新科倫坡計劃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韋紅 姜麗媛

摘要：新科倫坡計劃是澳大利亞政府的一項重大公共外交倡議。澳大利亞實施該計劃是出于對國家利益、國家形象與公共外交潮流的考量。新科倫坡計劃在政策設計上具有包容性，建立了多方協調機制，擁有緊密的校友網絡，其扭轉了傳統的由亞洲向澳大利亞單向流動的趨勢，鼓勵雙向交流，有利于加深澳大利亞和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關系。但是，其公共外交目標的實現仍然面臨著學生偏好短期項目、語言障礙以及公共外交有效性評估困難的挑戰。印度洋—太平洋地區也是中國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沿線地帶，中國開展公共外交應借鑒澳大利亞的經驗，吸取其教訓。

關鍵詞：澳大利亞;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公共外交;新科倫坡計劃

[中圖分類號] D861.1 ? ?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 ? ? ? ?[文章編號] 1003-2479（2019）05-003-07

新科倫坡計劃（New Colombo Plan）是澳大利亞政府意在加強澳大利亞與印度洋—太平洋地區（以下簡稱“印太地區”）國家社會公眾關系的重大戰略舉措。它是第一個由澳大利亞外交貿易部領導的學生出國項目，并且直接與促進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目標的實現相關聯。在澳大利亞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書中，新科倫坡計劃被定位為一項關鍵的外交政策。本文以新科倫坡計劃為例，探討澳大利亞的公共外交政策。選擇新科倫坡計劃作為切入點是基于兩方面原因：其一，新科倫坡計劃作為一項外交政策倡議，旨在建立和深化澳大利亞與印太地區的聯系;其二，與其他學生交換項目不同的是，新科倫坡計劃是一個公共外交項目，是在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范圍內發展和實施的，該計劃的目標是建立和維持互利關系，并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公眾建立影響力網絡，以推進澳大利亞國家利益的實現。

目前澳大利亞學術界對新科倫坡計劃的研究相對豐富，有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學生參與的動機、體驗、障礙以及學生作為公共外交潛在參與者的角色方面。在公共外交方面，大衛·羅威（David Lowe）把國際學生作為澳大利亞外交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對新科倫坡計劃的歷史脈絡進行了梳理，進而認為新科倫坡計劃是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的一部分①。凱特琳·拜恩（Caitlin Byrne）認為，通過新科倫坡計劃學生在地區間的流動，有助于澳大利亞提高地區軟實力②。中國學術界對新科倫坡計劃的研究著墨不多，現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該計劃的教育層次上③，從公共外交視角來探究該計劃的篇幅十分有限。本文以公共外交為切入點，探究澳大利亞推行新科倫坡計劃的動機、該計劃的實施以及特征，進而探討該計劃繼續推行面臨的挑戰，最后，總結中國公共外交工作可以從中借鑒的經驗和吸取的教訓。

一、澳大利亞推行新科倫坡計劃的內在邏輯：國家利益、國家形象與公共外交潮流

與傳統外交方式不同，公共外交致力于通過影響國外民眾來塑造一個積極的國家形象，贏得社會公眾的信任以促進外交政策的實施。2016年，澳大利亞外交貿易部發布了《2014—2016年公共外交戰略》，該文件強調了澳大利亞與印太地區深度接觸的公共外交目標，新科倫坡計劃便是實現該目標的途徑之一，有助于澳大利亞與印太地區建立深層次和廣泛的聯系④。澳大利亞實施新科倫坡計劃是基于國家利益和國家形象做出的政策選擇以及對國際公共外交潮流的順應。具體而言，澳大利亞實施新科倫坡計劃是出于以下考量：

（一）在國際社會權力重心轉移的背景下， 提升澳大利亞的影響力

2012年，澳大利亞政府發布了《亞洲時代的澳大利亞白皮書》。白皮書中提到，亞洲的崛起正在改變世界， 這是21世紀最深刻的權力變革。亞洲的崛起已經改變了澳大利亞的經濟、社會和戰略環境，澳大利亞正在進入歷史變革期， 應該抓住亞洲崛起的歷史機遇，與亞洲國家建立更深入、 更廣泛的文化聯系。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和韓國是澳大利亞在該地區持續優先接觸的國家⑤。根據普華永道的預測，到2050年，亞洲國家將在世界前十位的經濟體中占據4席，與此同時，亞洲的新興國家將成為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經濟體⑥。澳大利亞要想謀求在本地區和全球的發展，必須搭上亞洲經濟快速發展的列車，與亞洲深度接觸。正如澳大利亞議員蒂姆·瓦茨（Tim Watts）指出，“亞洲地區有17億中產階級人口，超過歐洲和北美人口的總和”，“如果我們想在未來與亞洲有效地接觸，就面臨一項重大任務。新科倫坡計劃是一個良好的開端”⑦。因此，澳大利亞推行新科倫坡計劃是對全球權力重心向亞洲轉移的一種回應，也是抓住亞洲崛起帶來的歷史機遇的客觀要求。

除此之外，恐怖主義、 氣候變化與食物和資源匱乏等非傳統安全問題跨越了國家邊界，向全球擴展。每個國家在非傳統安全問題全球化的浪潮中都難以獨善其身。這些全球化問題的解決不僅僅需要采取政治行動， 更需要運用一定程度的“軟實力”來與更廣泛的其他國家的社會民眾接觸和交往， 特別是知識分子、 政客和商人等社會精英群體，他們是輸出思想和傳遞價值觀的重要載體。公共外交一直是澳大利亞政府外交政策中的優先事項，學生流動也被澳大利亞政府賦予了公共外交的使命。通過學生間的流動來加強澳大利亞在印太地區的存在一直被澳大利亞歷屆政府所重視，無論是20世紀的科倫坡計劃還是如今的新科倫坡計劃，都是澳大利亞政府開展公共外交以及提升自身參與地區事務“軟實力”的工具①。以新科倫坡計劃為代表的公共外交項目意在通過豐富學生的海外經歷與體驗，將學生培養成未來參與地區事務的社會精英，進而提升澳大利亞參與和影響地區甚至全球事務的能力。

（二）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

近年來，在澳大利亞發生的針對亞洲學生的暴力事件、削減國際援助以及移民打擊政策等負面事件對澳大利亞在印太地區的國家形象造成了挑戰，并暴露出澳大利亞公共外交的戰略缺陷。媒體對這些問題的報道引起了對澳大利亞的廣泛批評，這些問題不僅損害了澳大利亞一直以來安全、可靠的國家形象，而且在印太地區給澳大利亞造成了“種族主義國家”的刻板印象。

作為在全球范圍內有著利益關切的中等實力強國，澳大利亞一直希望“巧妙而富有創造力地行使其國際影響力”，為實現這一愿景，澳大利亞政府意識到應利用公共外交手段提升“軟實力”和影響力，以應對未來的挑戰。以新科倫坡計劃為代表的公共外交活動，可以促進澳大利亞與印太地區的人員流動，通過青年學生的交流改善對彼此的認知，消除誤解、彌合分歧，從而建立一種持久、穩定、互相信賴的聯系，改善澳大利亞的國家形象，建構澳大利亞的國際公信力。此外，該項目是在澳大利亞政府實施經濟外交的前提下開展的，有助于澳大利亞在印太地區建構一個民主、開放與多元的國家形象。

（三）順應全球公共外交發展潮流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提出的“軟實力”概念在“9·11事件”后正式進入了公眾視野。約瑟夫·奈將“軟實力”定義為“一種依靠吸引力，而非通過威逼或利誘的手段來達到目標的能力”，“這種吸引力來源于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②。如今，各國紛紛把發展“軟實力”作為提升本國在國際社會影響力的手段，開展公共外交被認為是提升“軟實力”的重要途徑。二戰后，美國即建立了美國新聞署以加強其他國家及其公眾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理解，又通過國際廣播向世界輸出美國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念以及“世界文明燈塔”的國家形象。冷戰后，美國相繼通過“全球傳播辦公室”和以“富布萊特項目”為代表的教育文化交流項目來促進美國社會與其他國家民眾的相互理解。法國作為文化大國，向來重視人文和文化的力量。二戰后，法國外交部與文化部成立了“法國文化署”來推動公共外交的發展，在推廣法語、發展文化產業、社會交流和國際廣播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突出成效。英國在公共外交戰略委員會的組織下，借助英國文化委員會、英國廣播公司等機構的合力，通過“重塑不列顛”和“創意英國”等主題活動，全面塑造了一個更加現代化和多樣化的英國國家形象。根據英國波特蘭公司發布的2017年全球“軟實力”排名，法國、英國和美國分別位居“軟實力”前3位③。而其他的中等實力國家也致力于通過開展公共外交提升影響力。例如，加拿大通過構建聯盟，利用非政府組織、私人團體等社會力量建立公共外交的聯盟，服務于國家利益和目標的實現;日本則通過市場運作的方式在美國搭建日本的利益網絡，建構了“經貿外交”的對美外交模式，消除了美國社會對日本的偏見和誤解。同樣，把自己定位成中等實力強國的澳大利亞也期望利用公共外交來培養具有價值認同的國家和社會民眾，從而在促進國際合作和影響全球決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澳大利亞參議院針對公共外交的一項調查指出，澳大利亞正在尋求與其他國家展開激烈競爭，如果不改善在該領域的活動，澳大利亞的公共外交努力可能會在競爭激烈的國際空間中黯然失色④。

二、新科倫坡計劃及其特征分析

新科倫坡計劃起源于20世紀西方國家援助亞洲的科倫坡計劃，新科倫坡計劃在這一基礎上作為一項重大公共外交倡議出臺，被澳大利亞政府寄予厚望。

（一）新科倫坡計劃的實施

新科倫坡計劃的前身是1950年1月在錫蘭首都科倫坡舉行的英聯邦外交會議上誕生的科倫坡計劃（Colombo Plan），澳大利亞是當時科倫坡計劃的創始7國之一①?？苽惼掠媱澮恢背掷m至今，是亞洲歷史上第一個國際性的政府間相互援助計劃，其為南亞和東南亞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建立了一個框架。根據該計劃，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超過2萬名來自該地區的學生在澳大利亞生活和學習?？苽惼掠媱澰诎拇罄麃喤c亞洲關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科倫坡計劃的構想階段，該計劃就代表了“亞洲社會的福祉和國家發展被視為對澳大利亞地區安全至關重要的時刻”。當澳大利亞加入新科倫坡計劃時，時任外交貿易部部長珀西·斯彭德（Percy Spender）強調了其對澳大利亞參與地區事務的重要性：“在地理上，澳大利亞與亞洲相鄰，我們的國家命運不可逆轉地取決于亞洲發生的事情。這意味著，我們的未來在越來越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亞洲鄰國的政治穩定、亞洲人民的經濟福祉以及澳大利亞與亞洲之間友好關系的發展?！雹?該計劃的許多校友后來都成為所在國的社會精英，對該地區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包括印度尼西亞副總統布迪約諾和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部長布恩萬（Khaw Boon Wan）等?？苽惼掠媱澰谌伺c人交往層面上建立了民眾間持久的友誼，加深了澳大利亞民眾對新興獨立的亞洲國家的認知，打破了澳大利亞與該地區溝通和理解的障礙。老一代澳大利亞人對科倫坡計劃有很強的認同感，他們對于澳大利亞在科倫坡計劃中的領導地位感到自豪， 特別是為發展中的亞洲國家學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和訓練的機會③?？苽惼掠媱澋臍v史經驗為澳大利亞政府重新討論復興這一計劃奠定了基礎。

新科倫坡計劃始于2013年，是澳大利亞政府意在加強澳大利亞與印太地區國家社會公眾關系的重大戰略舉措。具體來說，它是澳大利亞政府推出的通過澳大利亞本科生在印太地區的學習和實習，改變以往學生從亞洲到澳大利亞單向流動的不平衡格局，深化與該地區關系的政策。新科倫坡計劃向澳大利亞18—28周歲的本科生開放，每年為大約一萬名學生提供支持。新科倫坡計劃大致可以分為對個人的資助與對大學或機構的資助，其包含兩個部分：獎學金項目（Scholarship Program）與流動項目（Mobility Program）。獎學金項目為這些本科生提供在印太地區40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以學期為基礎的學習和實習機會，時間最長可達19個月。流動項目通過資助大學以及研究機構，為澳大利亞的本科生提供短期赴印太地區進行學習、實習、指導和研究的機會。新科倫坡計劃與科倫坡計劃的一個主要區別在于學習時間的長度，大多數到澳大利亞的學生都會選擇短期課程和6—12個月或更長時間的學習。相比之下，超過四分之三的澳大利亞學生選擇流動項目前往印太地區進行學習，持續時間為2—3周。

2014年，新科倫坡計劃開始作為一個試點項目實施，資助了40名學者和1300多名學生在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日本和中國香港4個試點地區學習和實習。2016年，新科倫坡計劃得以在印太更廣泛的地區推廣，包括中國、印度、韓國以及所有東盟成員國等38個印太國家和地區。2018年，新科倫坡計劃的實施范圍擴展到40個印太國家和地區。預計到2020年年底，新科倫坡計劃的校友將發展到大約4萬人。

（二）新科倫坡計劃的特征分析

新科倫坡計劃在政策設計上更具包容性。相對其他國家在印太地區的交流項目，新科倫坡計劃在策略方面更加多元化。與專注于與中國和印度等國家進行雙邊交流的美國和英國相比，新科倫坡計劃目的地更加廣泛，包括印太地區的40個國家和地區。在政策領域，新科倫坡計劃的資金來源更為穩定，與美國的“十萬強計劃”相比，后者是由競爭驅動的，其運作成本來自捐助者和贊助商的捐贈，而新科倫坡計劃主要依靠政府提供資金支持，澳大利亞政府承諾五年內提供一億澳元的資金以推進該計劃。新科倫坡計劃的參與主體也更多元化，除了政府和大學主導、學生作為參與主體，該計劃還鼓勵企業、私營部門和非政府組織的參與，這增加了該計劃的可持續性和參與的深度。

1. 新科倫坡計劃建立了多方協調機制

首先，政府各部門間的跨部門合作和協調機制值得注意。雖然新科倫坡計劃由澳大利亞外交貿易部管理和實施，但是，其他部門的參與和支持貫穿該計劃始終。例如，利用澳大利亞派駐亞洲的教育和科學顧問提供的專業意見;教育部門對該計劃的協助也是至關重要的，如果符合條件，學生可以在海外學習或工作的過程中直接獲得學分。其次，新科倫坡計劃還在政府、大學以及企業間建立了合作關系，為澳大利亞年輕人提供了在印太地區學習、生活和實習的機會。澳大利亞政府意識到，有著在該地區學習和工作的經驗是參與新科倫坡計劃學生的一項優勢，這些經歷提供了檢驗能力、在實際生活中學以致用的機會，同時也是構建跨文化競爭力和發展專業網絡的機會。擁有這些技能的學生回到澳大利亞可以為澳大利亞與該地區國家的交往和澳大利亞國家的發展做出貢獻。企業和私營部門的作用被視為支撐新科倫坡計劃的重要基礎。澳大利亞鼓勵私營部門參與新科倫坡計劃，企業可以通過3個渠道參與：首先是新科倫坡計劃實習和輔導網絡（New Colombo Plan Internship and Mentorship Network），企業在線公布所提供的海外實習機會并且可以訪問人才庫，學生則可以訪問該網站獲得實習的信息;其次是流動伙伴項目（The Mobility Partners Program），它支持大學與私營部門發展伙伴關系，從而為新科倫坡計劃流動項目學生提供工作機會;再次是贊助機會（Sponsorship opportunities），企業可以贊助新科倫坡計劃或者其中的學者①。此外，2015年，新科倫坡計劃還建立了廣泛的商業冠軍（Business Champions）網絡，許多知名企業的高管囊括其中，他們在提升跨區域學習對學生職業前景的價值以及促進新科倫坡計劃的商業參與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2. 澳大利亞政府利用新科倫坡計劃緊密的校友網絡深化與印太地區的聯系

澳大利亞一直致力于在校友、政府、企業以及接收國之間建立多樣性的聯系。由于在印太地區有著直接的學習經歷和社交網絡，這些校友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所在國和接收國的外交政策和商業行為。2016年推行的新科倫坡計劃校友項目（New Colombo Plan Alumni Program）支持校友在他們的生活和職業發展過程中保持彼此之間以及與印太地區的聯系。這意味著他們被期望在澳大利亞與印太地區關系中扮演關鍵角色，甚至是未來地區關系的驅動力。該項目向所有獲得新科倫坡計劃資助的學生開放。獎學金項目完成后，該項目為學員提供一系列福利，包括組織校友活動、提供專業發展和指導機會以及成為在線社區的成員與在印太地區有著共同經歷的未來領導者們進行交流。校友網絡的構建起到了良好的宣傳效果，所有獲得獎學金項目的學生和57%的流動項目學生表示愿意向同學或在大學、會議上推薦新科倫坡計劃②。此外，新科倫坡計劃還在2017年啟動了新科倫坡計劃校友大使（New Colombo Plan Alumni Ambassadors）選拔活動，通過在每所大學遴選出一位新科倫坡計劃校友，鼓勵校友向澳大利亞的大學推廣新科倫坡計劃以及在印太地區學習、工作與實習的價值③。隨著新科倫坡計劃的推進，越來越多的新科倫坡計劃校友在澳大利亞與印太地區國家的關系中發揮重要作用，成為一個多元化的、具有影響力的校友網絡。

3. 新科倫坡計劃鼓勵澳大利亞與印太地區的雙向交流，扭轉了傳統的單向軌道

英語國家一直是澳大利亞學生的傳統留學目的地，但是自從新科倫坡計劃實施以來，這種趨勢被明顯扭轉，亞洲地區成為新興目的地。澳大利亞政府海外留學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澳大利亞留學人數前5位的國家分別是美國、中國、英國、意大利和日本，這表明了英語國家不再是占主導地位的留學目的地，新科倫坡計劃對這種轉變發揮了重要作用。一些學生更加積極地渴望與亞洲長期接觸，并對地區事務產生影響，而不是僅僅作為觀察者或游客的身份。這表明，澳大利亞正在從傳統的歐洲中心的視角轉向更加關注亞洲，努力擴大傳統的“朋友圈”，結交更多的亞洲伙伴。澳大利亞前總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指出，新科倫坡計劃以雙向軌道而不是單向軌道運行，能夠加強我們自己（即澳大利亞）和海外未來的領導者對于共同事務的理解④。

三、新科倫坡計劃面臨的挑戰

新科倫坡計劃要實現其公共外交目標，面臨著實施效果存疑、語言障礙與公共外交成效評估困難等挑戰。

（一）學生更傾向于短期項目，公共外交的效果存疑

盡管印太地區對于澳大利亞學生的吸引力越來越強，但大部分澳大利亞學生仍然選擇短期項目前往印太地區。在2018年的新科倫坡計劃中，只有120人選擇學習時間相對較長的獎學金項目，而選擇短期流動項目的學生約有13000人①。知識獲得的深度，包括語言掌握的熟練程度都與學習時間的長短密切相關，學生對于短期項目的偏好可能導致長期項目對于語言沉浸以及學業發展方面的優勢被逐漸忽略。在公共外交層面，新科倫坡計劃作為一項外交倡議，人們對于短期項目能否實現公共外交的目標也存在著疑問。沒有長期身臨其境的體驗，短期項目能在多大程度上建立人與人之間以及地區之間的聯系網絡需要重新思考。此外，實際運作過程中，目前印太地區的許多機構的基礎設施條件僅能提供短期接待。對于一些接收國來說，接納長期項目會對國內的資源和基礎設施造成負擔，這可能會引發接收國社會產生不滿情緒，從而導致公共外交的負面效應。

（二）學生學習當地語言的障礙

語言是進行地區參與最基本的要求，必要的文化和語言能力對于地區參與至關重要。然而，2010年，只有18%的澳大利亞學生學習亞洲語言，到12年級時，這一數字下降到5.4%，其中學習印度尼西亞語的學生人數更是每年減少約一萬人②。這種“語言赤字”在澳大利亞企業中也表現明顯，在接受調查的380家企業中，不到一半的企業稱董事會成員或高級管理人員具有在亞洲學習或生活的經驗或語言能力③。參加新科倫坡計劃的學生普遍認為語言課程有助于他們在海外的學習生活。獎學金項目的學者認為語言課程不同程度地對于他們的海外學習很有幫助，其中54%的學者認為語言課程非常有用，21%的學者認為語言學習很有幫助。有76%的學者接受了正規的語言訓練，41%的學者可以使用接收國的語言學習和工作，而在參加流動項目的學生中，接受語言訓練的比例僅為22%，能運用接收國語言進行學習和工作的比例僅為4%，學習當地語言也成為流動項目學生面臨的第二大障礙（適應當地的文化和習俗占36%，語言學習占29%）④。在一項針對非科倫坡計劃學生的調查中，語言障礙占比為42%，成為他們參加該計劃的最大阻礙⑤。這一方面反映出當地語言的長期浸潤對于語言學習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目前澳大利亞熟練掌握印太地區語言的人才稀缺。如果澳大利亞人沒有做好在亞洲地區發展的準備，不能用當地語言交流，那么他們未來參與亞洲地區事務的能力會大打折扣。

（三）學生參與公共外交的能力具有爭議性

跟蹤所有新科倫坡計劃校友并衡量他們在地區關系發展上的有效性是困難的。經過5年的實施，有必要對該項目在公共外交方面影響的形式與實質進行分析，然而，目前缺少機制化的評估程序來監督和跟蹤新科倫坡計劃的學生和校友。譬如，大學和主辦機構對校友的追蹤工作在能力和范圍上存在很大差異，如果沒有一個一致的報告標準，在這方面不太可能取得重大進展。此外，新科倫坡計劃面臨著研究和評估上的考驗：與資助學生和增加派出數量相比，證明聯系的有效性的難度更大，特別是公共外交的影響要經過中期或長期的過程才能顯現。

四、新科倫坡計劃對中國開展公共外交的啟示

印太地區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重要地區，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應處理好與印太地區社會及民眾的關系，加強各領域交流與合作，做到真正的“民心相通”。中國應該借鑒澳大利亞公共外交的經驗，吸取其教訓。

第一，在頂層設計上，模式應靈活多樣，鼓勵私營部門參與中國與印太地區的交流與合作進程，建立政府、大學、企業之間的多方協調機制。政府應該繼續在其中扮演主導角色，使交流與合作項目在政策軌道下運行;此外， 應鼓勵企業積極參與交流與合作進程，發揮企業在交流與合作中的作用，企業不但可以作為中國對外交往的一張名片，展示中國的文化特色和價值觀，還可以通過贊助大學以及學生個人以提供資金，為學生提供學以致用的實習機會。在機構層面，鼓勵中國大學與印太地區院校建立合作關系，例如，創建聯合辦學機制、開展訪問交流項目、互辦研學夏令營等。

第二，提供語言和跨文化培訓?！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大多是非英語國家，語言和跨文化的障礙可能會在學生與當地社會交往的過程中引起誤解，影響學生參與以及公共外交效果。相關部門應在出發前為學生提供語言以及跨文化培訓，提高其語言能力和文化敏感度，幫助學生有效地進行跨文化交流。

第三，增加留學生的課外實踐與實習活動。實習環節作為新科倫坡計劃的一大特色值得中國借鑒。政府和企業可以通過在線門戶網站為留學生提供實習機會，通過實習，留學生不但可以獲得實用技能，還能更好地了解留學國家的社會圖景，使其在更深入的視角中建立與所在地區的聯系。學生經過長期的跨國語言沉浸和實習鍛煉，具有跨文化的競爭力和專業能力，回國后可以更有效地參與地區事務。此外，不僅學生可以在實習中受益，主辦機構和企業也可以從實習生的跨文化技能上受益， 并在實習生中招募未來的員工。

第四，充分利用龐大的校友網絡，發揮校友的聯系作用。2017年，中國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留學人數達到6.61萬人，其中國家公派3679人，涉及“一帶一路”沿線的37個國家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31.72萬人來華留學，增幅達11.58%②。這些具備跨文化經歷的學生可能成為未來的社會精英，潛移默化地影響中國與其所在國或留學國家的對外交往和商業行為。中國應該與其建立緊密的聯系，例如，提供專業的就業指導培訓、定期舉辦校友文化活動、創建校友社交媒體網絡等。

第五，建立科學的交流與合作效果評估體系。評估交流與合作項目的實施效果對于項目的改進和完善是必要的。譬如，在項目層面，相關評估可以納入有效區分該項目的規范性和情感性方面的措施。包括媒體報道在內的衡量國內外對該項目的認識和參與程度的因素，直接反映了該項目的影響力和吸引力。在個人和機構層面，可以建立學生發展檔案，并與學生保持密切的聯系，追蹤學生的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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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張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