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分析命題與綜合命題的區分

張濤

摘要：蒯因在《經驗論的兩個教條》一文中認為無法區分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無法找到獨立于經驗事實之外的分析命題的觀點對后來的哲學家形成了巨大影響。蒯因的觀點是對于這種區分給予了進一步的闡釋與分析，指出這種基于日常語言表達形式的區分是正確的，但是與形式語言的產生與構成方式有根本的區別，同時闡明了在形式語言中依然可以承認分析命題與綜合命題的區分的可能性。

關鍵詞：分析命題;綜合命題;經驗;形式語言

作出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區分的觀點可以追溯到康德、萊布尼茨和休謨。認為分析命題與事實無關，根據意義為真，而綜合命題則以事實為根據，不能直接從主詞的意義中推斷出來。作出分析命題與綜合命題的區分已經成為了一種長久以來形成的習慣，但在20世紀50年代初，蒯因（W.V.O.Quine）在《經驗論的兩個教條》一文中猛烈地抨擊了這種觀點，認為在這兩類命題之間不存在完全意義上的區別，也不可能有明顯的分界線。在作出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區分之后所產生的還原論也是一種錯誤的哲學分析方式，均都予以拋棄。而這產生出了兩個結果：首先是模糊了思辨哲學與自然科學的界限，其次是轉向了實用主義。

根據傳統區分，分析命題有兩種：第一種是邏輯真理，如“No unmarried man is married.”這一類命題;第二種是能夠通過同義詞的替換而轉化成的邏輯真理。在這兩種命題中，蒯因認為第一種不存在問題，而第二種做法是錯誤的。蒯因依次考察了把分析性問題轉化成同義替換的三種方法：一是下定義的替換，二是真值相同的替換，三是根據語義規則替換。蒯因認為這三種替換方式都不能幫助我們在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中劃出一條明確的分界線。

以下面陳述句為例，具體看蒯因對傳統分析命題的攻擊。

例1沒有一個未婚的男子是已婚的。

在這里，如果我們把“單身漢”替換為“未婚的男子”，則成為

例2沒有一個單身漢是已婚的。

這樣看來，第二類的陳述便可化歸為第一類的邏輯真理，但蒯因認為這里面的替換其實是大有問題的。首先用定義說明同義性是不成功的。這里所說的定義可包括三種形式：詞典定義、闡釋（explication）和約定定義。蒯因認為定義歸根結底為經驗。他認為當我們查閱詞典尋求定義時，事實上已經存在一種已有的來自經驗的用法了。詞典定義被認為是字典編撰者對其觀察到的同義現象的經驗報告，因而“不能作為同義的基礎”，否則無異于本末倒置。他說：“詞典的編纂人是一位經驗科學家，他的任務是把以前的事實記錄下來?！绷硪环N定義是有卡爾納普提出的“闡釋”方式，這種方式不是單純地把定義詞解釋為另一個同義詞，它是通過對被定義詞的意義進行精煉或補充的方式來改進被定義詞。闡釋的目的就是為了保存某些特優語境的用法，同時使其他語境的用法更為明確，這種情況仍然是以已經存在的語詞的同義性為根據的。它要依賴于定義詞和被定義詞語言環境的同義?；陉U釋性定義而同義看起來不會被簡單歸約為基于先在的同義而同義。但闡釋性定義仍然有恰當與否的問題，即定義項與被定義項在“所希望的語境”（favored contexts）中保持同義。因此，基于闡釋性定義來刻畫同義雖不至于是直接的同語反復，也仍然是循環的。故此，它也不能作為定義的根據。最后一種定義是一種極端情況，它不能歸溯到已存在的同義性，它純粹是為了縮寫的目的，明顯地根據約定引進新的記號。在這種情況下，被定義詞是為了與定義詞同義而專門造出來的。這種定義沒有正確或恰當與否的問題，因而也不依賴什么先在的同義。蒯因承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了一個真正透明的通過定義來創造同義的案例?！钡嵋蛘J為這只是極端的情況，“對于其他情況定義依賴同義而非解釋同義”。

其次，用真值相同的可替換性來說明同義性也是不可行的。人們常認為，兩個語言形式的同義性就在于它們在一切語境中可以相互替換而真值不變?！翱苫Q性”并非是在任意情況下可互換。例如，不同的詞項可以有不同的情緒表達但互換后不影響真值就行。蒯因稱之為認知同義（cognitive synonymy）。但這顯然是困難的。例如句子“‘單身漢’是三個漢字”就推不出“‘未婚男子’是三個漢字”。同時，對認知同義的刻畫依賴于“必然地”的意義。而“‘必然地’這個副詞被用來修飾真，當且僅當這個真是個分析命題”。所以，“這雖然不是一個直白的循環論證，但也類似”。即使我們把這反例棄之不顧，仍然存在一些其他問題。因為，當人們試圖用保全真值的替換時，就已經埋下了循環論證的因子。這是因為，如果說“單身漢”和“未婚男子”可以真理性相同地替換，就已經假定了它們是同義的。但有些詞的外延恰巧偶然一致，如“有心臟的動物”和“有腎臟的動物”可以真值相同地互換，但其依據卻不在于對這些意義所作的分析。

并且，求助于“語義規則”來說明分析性也是不成功的?？柤{普等哲學家認為，日常語言由于其含混模糊，難于說明分析陳述和綜合陳述的區別，而用有明確定義規則的人工語言就可以清楚闡明這個區別。根據他們的觀點，分析性被看作是語言L和命題S之間的關系。問題在于如何使這種關系對于變項L和S來說普遍地具有意義。但是，蒯因認為語言L0的語義規則只適用于語言L0，這個定義不能被確定為普遍適用于一切語言的標準。根據以上批駁，蒯因最后得出結論：“盡管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的區分具有它們的先天的合理性，可是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之間的界線其實并沒有劃出來，所謂要劃出這樣一條分界線的想法，只是經驗主義者的一個非經驗的教條，一個形而上學的教條?！必嵋蛟凇督涷炛髁x的兩個教條》中用來見證“分析”或“同義”概念模糊性的例子全部來自日常語言。因為在形式語言中，蒯因所謂的邏輯真，即邏輯有效式，的確有明確的定義和清晰的邊界。所以，蒯因關于分析與綜合判斷難以區分的論證完全是基于日常語言的，這與早期分析哲學家所討論的對象根本不屬于一個論域。這就自然有從那些客觀的結構到語言的翻譯是否正確的問題。而翻譯是否正確的問題在蒯因那里是不可解的因而是不存在的。

參考文獻：

[1]A. P. Martinich，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Four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Davidson D. Truth， language and histo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蒯因.從邏輯的觀點看[M].江天驥，宋文淦，張家龍，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湖北工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 湖北武漢 43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