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的參與意愿與實際行動的悖論

靳祥鵬 陳嘉敏 龐偉

摘 ?要：大學生群體參與高校治理是學生利益的直接表達，是落實學生主體和“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和要求的重要途徑。培養和提高大學生參與大學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是推進社會進步和教育發展的必然要求。然而，調查問卷發現，盡管當前學生對于參與高校治理具有很強的意愿，但卻很少付諸實際行動，因此，如何將積極的參與意愿轉化為高效的實際行動，進一步推動高校治理的有效性，對于探究高校治理行為的影響因素有著較高的學術和現實價值，是值得學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關鍵詞：高校治理;大學生群體;發展方向

一、引言

教育是國之大計、黨之大計，高等教育的核心便是“為國育人，為黨育才”。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新時期教育改革和發展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講話，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要求高等學校以“立德樹人”為核心，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在教育改革中，高校肩負著創新，傳承文化，培養人才的重任，其發展尤為重要。2015年10月24日，國務院印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是繼“211工程”和“985工程”之后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的又一項國家戰略?？傮w目標是到21世紀中葉，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數量和實力進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強國[1]。

方案指出，在高校治理中，最重要的一環改革任務就是要完善內部治理結構，該任務指出，高校要不斷完善民主管理和監督機制，擴大有序參與，加強審議和協商，充分發揮職工代表大會，共青團，學生會等民主決策機制的作用，積極探索師生代表參與學校決策的機制。高校治理不僅僅要聚焦在教授治學，更要重視學生治學，落實大學生參與治校。

二、高校治理背景分析

“雙一流”建設總體方案指明“加強和改進黨對高校的領導、完善內部治理結構、構建社會參與機制”等五項改革任務。隨著民主化進程的加快，共同治理成為當前大學治理的新思路，多元相關利益方的共同互動廣泛運用到了現代高校治理中。目前，中國現代大學制度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師治”上，而忽略了“學治”，即大學生參與高校治理，這是高校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學生參與高校治理，既有需求也有其必要性。從需求角度來看，隨著學生民主意識的增強和自治能力的提高，學生要求參與高校內部治理的訴求愈來愈強烈，尤其是與學生自身利益相關的方面。對于學生參與高校治理的必要方面，劉冬冬和石義秀（2018）認為，學生參與高校治理是治理現代化的要求。也是促進高校治理的民主改革和現代化改革的要求，從統一治理到多元治理，能有效推動高校從執政和專斷過渡到民主協商和協調的“善治”[2]。郭超華（2017）認為，“師治”和“學治”是現代高校建設中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其中，學生參與高校治理是衡量高校治理成熟度的重要標志。學生參與學校管理可以有效地發揮學生的管理潛能，提高學校教學質量，同時限制學校任意權利的無限擴大，并保護作為高等教育消費者的學生的合法權益[3]。

對于高校發展而言，參與高校治理的意義同樣重大。高校改革的目標是完善科學規范的教育治理體系，形成高水平的教育治理能力。大學治理已成為當下高校發展的一個時代特征的展現，學校與學生之間的關系不再是簡單的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在“教育善治”的語境下，學生不僅需要發聲的渠道，更需要參與學校事務的有效平臺，學生作為高校的核心利益相關者，不僅僅是被動地接受學校的管理。

對于學生參與高校治理，有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郭?。?016）選取了6所大學展開問卷調查，發現大部分學生參與學校治理的自我認知不足，參與途徑狹窄，參與程度較淺，很少有訴求反饋機制[4];榮振華和管又飛（2017）則從法律角度上分析了大學生參與高校治理的現狀，發現大學生參與高校治理的權利在法律中并未有明確表達，從而使大學生參與高校治理的地位較低，參與治理流于形式化[5];其他學者如韓靜和朱麗麗（2018）還從高校本身出發，分析了大學生參與高校治理行為的現狀，發現相比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職高專（院校），985和211工程學校更愿意支持學生參與大學治理，對于學生參與的程度和效果也會有更高的要求和結果預期[6]。

三、調查分析結果

之前的學者盡管已經對學生參與高校治理的情況進行了研究，但存在以下不足：1.樣本數量不足，不少學者的樣本數量都不足1000份;2.樣本范圍局限，有些文章僅局限在某一所大學，或者只局限在某一個區域;3.研究方向單一，僅僅分析了大學生參與治校的行為，而沒有從大學生意愿出發，同時對于大學生參與治校行為劃分不夠明確。因此，本文從將高校治理進一步分類，包括：第一類規制性參與、第二類指導性參與、第三類約定性參與和第四類自發性參與[7]，參照了霍蘭德職業興趣測試問卷和NSSE-China2012調查問卷，設計調查問卷。問卷共設23道問題，研究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通過隨機發放調研問卷的方式收集一手數據。調查對象選取了中山大學、東北師范大學、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等高校，覆蓋人文社科專業和自然科學專業學生，涵蓋了本科生和研究生，共收集到1241份有效問卷。樣本數據具有大一至碩士研究生全覆蓋、學生來自全國各地、過半的學生均有入黨意愿等特征。

具體來說，高校治理進一步分類，包括：（1）第一類規制性參與：指的是在學校主管部門（學校管理者）直接干預或糾正學生參與的情況下，學生參與者的意愿和能力很難滿足學校主管部門的預設要求，但他們始終嚴格執行特定角色?！敖虒W質量評估”，“以學生代表的身份參加制定校園規范，校園工作簡報”是高校治理的典型參與實踐。（2）第二類指導性參與：指在學生導師（管理者，老師）以知識，能力或人格魅力吸引學生參與的情況下，參與行為的發展取決于吸引學生參與者跟隨并認同導師的知識，能力或人格魅力的程度。指導性參與活動可以有效地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和能力。例如，“學生助理協助處理學院事務”和“教學助理參與教學活動”是比較常見的指導性參與活動。（3）第三類約定性參與：這種治理活動發生在以下情況中：學生組織或同伴團體對學生參與者具有吸引力，而學生參與者的意愿和目標則來自他們對組織規范或群體規則的認可。參加“學生組織”和“雙代會”均屬于約定性參與活動。（4）第四類自發性參與：這種活動是在學生的內在參與意愿的背景下進行的，參與行為受道德，信仰和權益等內在因素驅動，是學生自發、自主的行為，例如咨詢日、校長信箱、十大提案、網上議校、參與校園治理調研等活動。

（一）樣本基本特征

從樣本的年級分布來看，大一至碩士均有所覆蓋，其中大二較其他年級多，占36%;從學生的生源地來看，各省份均有所覆蓋，其中來自廣東省、遼寧省、黑龍江省的學生居多;從樣本男女比例來看，女生占比較高，占比接近63%;從入黨志愿來看，過半的學生均有入黨意愿，曾遞交入黨申請書;從政治面貌來看，大部分的學生都是共青團員，有8%學生是預備黨員或黨員。

（二）參與高校治理意愿情況分析

圖5展示了學生參與高校治理意愿分析結果。從參與高校治理的意愿來看，大部分學生對于四類高校治理活動的參與意愿的評分較高，50%以上的學生群體對于所有的治理參與行為都抱有“愿意”甚至“非常愿意”的想法，尤其是對于第二類指導性參與，將近65%的學生有強烈的參與傾向。調查結果說明大部分學生對參與高校治理活動的接受度較高，有積極的參與意愿，并無排除或抗拒心理。這表明，大部分學生群體對于參與高校治理有著積極的參與意愿，這對推進高校有效治理而言無疑是一個好消息。

（三）參與高校治理行為情況分析

數據資料顯示，大約有55.44%的學生是通過加入學生組織的方式參與治校，大約有52.94%的學生是通過教學質量評估的方式參與治校。圖6顯示有近25%的學生曾通過填寫調研問卷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愿和新生，表明“填寫店鋪、飯堂、宿舍調查問卷”是準新社會階層自發參與高校治理主要的形式。

從圖7來看，從未有過第二類指導性參與和第四類自發性參與行為的學生占比均接近70%，說明大部分學生的治校行為并非是源自道德、信仰、權益等內生因素的驅動，更多是源自學校規定或組織約定等外生因素的驅動，這和參與治理意愿分析結果大相徑庭。在第二類指導性參與意愿接近65%的情況下，竟然有70%的學生從未參與過。積極的參與意愿并未能有效轉化為實際行為，這便形成了大學生參與高校治理積極的參與意愿與實際行動的巨大悖論。

四、總結與建議

綜合調研分析，我們發現當今大學生參與高校治理實際行動較少，不論是規制性參與，指導性參與，約定性參與還是自發性參與，其參與度都比較低，這也與以前學者研究結論一致。然而，通過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大學生群體對于參與高校治理有著強烈的意愿，這一行為悖論無疑值得學者關注。

如何激發學生主體意識，推動其將意愿切實轉化為行動？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方面，建立健全學生參與學校治理的機制，以合理、可信賴的制度作為學生參與學校治理的保障，提供學生表達意見的途徑?？蓪⒁欢〝盗康膶W生代表吸納進高校行政管理機構，在學校進行重大行政管理制度制定或開展與學生學習生活密切相關的活動時，高校的相關管理者應當采用民主協商會、學生座談會等形式聽取學生代表意見，充分尊重學生主體地位，形成校生溝通的長效機制。在雙向互動和溝通中不僅有利于提高學生的責任意識和參與意識，也有利于學校決策更為科學與合理。

另一方面，創新學生參與學校治理的思路以豐富多樣的渠道，加強各類學生群體公民意識、民主意識、參與意識。打造校園文化品牌。比如開展學術科技文化節推動學校學術治理、教育教學治理項目，舉辦以愛國愛校為主題的微電影大賽、話劇大賽凝聚學生“向校力”。其中可結合學生職業規劃，引導學生主動參與其專業優勢、擇業方向更為吻合的文化活動中。

高校在落實這兩個建議時，可通過線上和線下兩種途徑加大宣傳力度，暢通學生獲取參與學校治理的信息渠道。

本文研究也存在不足之處，僅僅通過調查發現了學生參與高校治理意愿與實際行動之間的差異，但是并沒有進一步分析出影響這一悖論的因素。因此，探討影響意愿與行為之間的機制因素，并說明如何將積極的參與意愿轉化為高效的實際行動，進一步推動高校治理的有效性，對于探究高校治理行為的影響因素有著較高的學術和現實價值，是值得學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筆者認為未來的研究可以著重分析大學生之間的異質性——比如大學生背景特征和職業規劃對于其參與高校治理意愿和行為的影響，在探明其影響機制后，提出相應的建議。

參考文獻：

[1]國務院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N].2015

[2]劉冬冬，石義秀.主體成熟視角下的學生參與大學治理研究[J].高等理科教育，2018（01）：60-65.

[3]郭超華.歐美國家大學生參與大學治理的進程、依據與路徑[J].山東高等教育，2017，5（05）：12-17.

[4]郭俊.我國大學生參與大學治理的現狀——基于6所高校問卷調查的分析[J].武漢紡織大學學報，2016，29（05）：58-62.

[5]榮振華，管又飛.高校治理中大學生參與權的理論基礎與現實表達[J].復旦教育論壇，2017，15（06）：33-39.

[6]韓靜，朱麗麗.基于現代大學治理的學生參與態度與行為預測研究——以天津市二十二所高校學生的調研為例[J].教育觀察，2018，7（05）：18-19+56.

[7]何晨玥，張新平.學生參與大學治理的行動類型、特征與邏輯——源于實證調查的法社會學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8，39（05）：89-95.

責任編輯 ?陳杰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