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頭，雪芹所在之地

李敬澤

1

大荒山在哪兒？青埂峰在哪兒？無稽崖在哪兒？崖下那一塊補天所遺之石有多大？多么高多么寬的一塊石排得下七十萬、八十萬、一百萬字？

——皆為愚蠢的問題。不會有人真的相信《紅樓夢》是創生于一塊石頭。石頭里能蹦出猴子，石頭上不長小說。但曹雪芹不管你信不信，《圣經》記創世，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這是神的自我顯現自言自語，至于這話是誰聽見是誰記下，你問神去。無中生有、橫空出世，曹雪芹循環虛設的天才直追《圣經》。在《紅樓夢》的世界里，石上這部書并非出自外在的作者之手，石頭就是本源是主體，《石頭記》是石頭之“我”的自記、自寫、自成一世界。

現代小說的根基正在于這種“我”的僭越，假冒為神，以“我”的光照亮“我”的世界。指著自己講“我”的故事，在如今小說里不過是家常日用，但回到18世紀，在中國小說中，這是前無古人。

那一日，雪芹忽然想起，這一部書原來是一塊大石一枚寶玉自述身世，他猝然發明了、打開了一個“我”，當其時也，昆山玉碎鳳凰叫，石破天驚逗秋雨，雪芹決然而飛，摶扶搖而上九萬里，按下云頭，四顧茫茫，忽見那邊走來一人，矮而瘦，上唇的胡子成隸書的“一”字，原來這是1918年，此人乃是魯迅。

魯迅先生正在北京城里S會館寂寞鈔碑——石頭上有字，有人鈔石頭上的字。忽有金心異來訪，說：“你鈔了這個有什么用？”

“沒用?！?/p>

“那么，你鈔他是什么意思呢？”

“沒有什么意思?！?/p>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吶喊·自序》）

魯迅想了想，翻出舊友日記二冊，“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遂“撮錄一篇，以供醫家研究”，這就是《狂人日記》，正是：

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誰記去作奇傳？

后有《狂人日記》，前有《石頭記》，當胡適等人認定《紅樓夢》是“自敘傳”時，這絕非尋常判斷，而是于文學史中牽一條草蛇灰線，蜿蜒千里。

看官想必記得，1927年胡適得了甲戌本，喜不自禁給錢玄同寫信報喜，而錢玄同正是那位金心異。新文化運動高潮中，林琴南先生別調獨談，捍衛道統，發一篇小說題為《荊生》，不肖種種大承笞撻，把《新青年》各位編者暴打一通。胡適、陳獨秀當然跑不了，另外一個挨打的名叫金心異，那便是錢玄同。此人去找魯迅，也是為了給《新青年》約稿，文學革命，同去同去。那一年玄同先生三十一歲，正立在時代的風口浪尖，手把旌旗豈不濕，時有嚇人一大跳的激進高論，比如要廢除漢字代之以羅馬字母，比如“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應該槍斃”。這位“新青年”，賈寶玉附了體，認為四十以上，不論男女，皆不免油膩，實是世間污濁的根源?！八氖捜惶萆?，四十歲時，曹雪芹都死了，你不槍斃還等什么。賈寶玉沒有槍斃人的豪情，只在大觀園里守著一個反成長的青春烏托邦，而錢玄同和他的伙伴們要改造世界，要創造一往無前、不斷更新的青春中國——賈寶玉注定悲劇，錢玄同他們非常成功。這件事唯一不太完美的是，玄同先生自己在四十歲時并未被斃或者自斃，食言而肥發了福，設擺筵席慶壽誕，遠在上海的魯迅聞聽，哂然一笑，作詩嘲之：“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保ā督淌陔s詠》）

魯迅先生眼毒、記性又好，慣會提不合時宜令人掃興的問題，比如娜拉出走以后怎樣？比如錢先生四十以后如何？……依此類推，其實還有一個魯迅式的問題，就是賈寶玉長大以后怎樣？賈寶玉四十、五十以后怎樣？——這個問題魯迅沒顧上提，我的朋友李應物好像不知在哪兒陰陰的有此一問。

其實，不待應物兄有此一問，曹雪芹早為此深自苦惱?！妒^記》早期抄本中，第三回鳳姐初見黛玉，“問妹妹幾歲了。黛玉答道‘十三歲了?！睂氂癖洒煊翊笠粴q，應是十四歲。好吧，十三十四，一見傾心，肯定是早了些，只要不耽誤學業也就罷了。問題是，按這個年齡寫下去，越寫越不對了，反復披閱增刪，架構不斷調整，規模不斷擴展，寫著寫著小說內部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七八年，賈寶玉都二十多了，還在大觀園里混著。乾隆盛世，平均壽命都等不到槍斃，頂多也就三十幾歲，二十多歲的人早該娶妻生子趕考中進士，怎么好仍守在園子里和姐姐妹妹廝混，就算他是個幸運的呆子，姐姐妹妹們也不能就這么陪著。沒奈何，賈寶玉的年齡不得不掉過頭去往下減，初見黛玉時從十四歲減到七八歲，這樣，寫到八十回應該是十七八歲。

一個作家，寫一部長篇，其過程好比崇禎當皇帝，按下葫蘆起了瓢，東邊平了西邊反。作家要建構一個世界，把各種相互沖突的力量調和在一個嚴密的結構里，少數人干得好，嚴絲合縫，海晏河清，比如福樓拜，他把《包法利夫人》治理得如一臺精密運轉的機器；還有另一種極少數，他是秦皇漢武，本領太強，規模太大，野心如萬里長風，成就一番偉業為萬世法，但也終不免種種顧此失彼、種種補救不及。如此這般的小說家，史上不多，曹雪芹肯定算一個。而且他和別人不同，他的前邊基本上沒有經驗可借鑒，全靠他天縱之才，是汪洋恣肆，也是在黑暗中摸索，所以他的《石頭記》注定寫得難寫得苦，披閱十載、增刪五次，那是取其整數，其實何止十何止五。革命，再革命，再革自己的命，撒手而去時，革命尚未完成。

而眼下一個小小的年齡問題，真要下手，卻原來也是抽換一塊磚、塌了一座橋。雪芹的命意是“木石前盟”，神瑛侍者、絳珠仙子，必是不講道理、一見傾心，必是“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今日只作遠別重逢，未為不可”，這是兩個飽滿具足的生命的重逢?，F在，不得不變成七八歲的孩子，若等著兩個鼻涕蟲慢慢長大、情竇初開，木石前盟又如何成立？

真正的困難在于，雪芹其實是18世紀中國的一個現代人。即以年齡問題而論，青春一詞古已有之，“青春作伴好還鄉”，但此處的青春僅僅是生命的自然節律?？鬃釉?，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人是越老越值錢，離真理越近。但是，在現代邏輯中，此事根本逆轉，青春被賦予了絕對的價值，它不再自愧于經驗，它體現著幾乎所有根本的現代價值：活力、更新、進步、未來和對傳統的棄絕?！拔逅摹痹杏凇缎虑嗄辍方^非偶然，而賈寶玉那不妥協的青春烏托邦，上承晚明李贄“童心”之風，下開現代之先河。舊時文學中，固然不乏才子佳人，談情說愛，但是，還從來沒有人如此明確和徹底地把青春作為對抗性價值。

先鋒青年曹雪芹，他開啟了20世紀文化政治的一個重要方向，直到此時，我們仍在他的延長線上。作為深思熟慮的小說家，他當然力圖為他的烏托邦壯舉在18世紀暮氣沉沉的社會條件下建構起現實合理性，但同時，他必是直覺地意識到某種巨大的革命能量，他不能退卻，不能放棄他所癡迷的構想：這將是一個有著自覺意識的主體作出的選擇和對抗，他不能把賈寶玉合理化為一個天真未鑿的孩子，給他時間讓他慢慢成長，雪芹在根本上反成長，他完全不信與他同時代的盧梭那一套，他知道，所謂合理的成長幾乎無法推導出我們后來熟知的這個寶玉。怎么辦呢？左右為難之間，他只好如現在這般“煙云模糊”，七八歲含糊過去，然后，按下加速鍵，初試云雨情，已經十二三了。

而20世紀初的玄同君生當天地翻覆，按了加速鍵的不是小說家，而是整個時代。此人才分二流，運氣一流，他在他的時代狂飆突進，雖說難免翻車，但總能在恰當的時間出現在不朽的節點。比如他正好見證了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兩個重要的現代事件：魯迅把一個封禁于無聲中的“我”打開、放出，現代的、啟蒙的邏輯由此獲得了一個阿基米德式的支點；然后，胡適等人發現和認定，那個“我”已在大荒山無稽崖下那塊廢棄的石頭中孕育和顯影。兩件事，皆為大事，胡適先生苦口婆心，反復呼吁海內文豪，多談問題，少談主義，但沒有主義，何來問題，此時大喜之下，也是作法不自斃，忍不住就“主義”起來，手忙腳亂中奉送《紅樓夢》一頂大帽子，正是彼時日本轉口原產法國的時髦貨，合適不合適先扣上，就叫做“自然主義”。

從胡適到玄同，是弄潮兒，卻也是老實人，老實人的標準配備就是一根筋、一條線，整理國故，就是要把國故分揀一番，看能不能掛在西方文學（別號世界文學）的那條線上，流水線很忙，合適不合適來不及想，至于在中國，是否存在不同于西方現代性的現代性，那根本沒想到，不同于西方的現代性就不是現代性。于是，胡適對《紅樓夢》的評價是：

《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為如此，所以《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杰作。（《紅樓夢考證（改定稿）》）

這個說法顯然不合“自然主義”的本義，胡適的自然主義其實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寫實主義——還沒到現實主義。讀古今第一不老實書，最后得出“老老實實”四字，此人可真是老實?！白陨娇铡薄皹涞光┆s散”等等，雪芹自己說，脂硯齋等幾位《石頭記》批者也反復申說，這是雪芹和他生前寥寥幾個讀者的共識，但由此你就真的以為讀者之心就是雪芹之心，這就老實得近乎于呆。

同樣的意思，胡門弟子俞平伯比老師說得更有風致：《紅樓夢》本旨是“由盛而衰，由富而貧，由綺膩而凄涼，由嬌貴而潦倒，即是夢，即是幻，即是此書本旨，即以此提醒閱者?！彼昂鸵磺兄袊膶W——詩、詞、曲——在一個平面上”，其“性質亦與中國式的閑書相似”，“其用亦不過破悶醒目，避世消愁而已，”“不得入于近代文學之林”，“在世界文學中的位置是不很高的” 。（《紅樓夢辨》）

俞先生是好學生，順著老師的意思一路發揮，殊不知車開得太快，有翻車之險。照此說來，胡適先生于文學革命中拼命揄揚《紅樓夢》是為了什么呢？他們幾位于自敘傳中于石頭中發現了那個“我”，過節一樣歡喜，結果，原來那個“我”僅僅是與古典詩詞中的抒情主人公“在一個平面上”，那他們喜從何來？

雪芹何等人也，石頭里蹦出齊天大圣，豈是胡博士的帽子扣得住。一曲《紅樓夢》、一部《石頭記》，從18世紀讀到21世紀，一代一代讀者都在它這里證明了自己的有限。當你指認它是什么時，它就偏偏不是什么，它是也不是，它不是也是，它永遠在路上，永遠在難以界定的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中間狀態。眼前這塊石頭，它與大觀園里那個賈寶玉重合卻又并不重合，它指涉著、映照著賈寶玉的“我”，但同時，它又超出了這一有限的“我”，它是“超級我”——在盧梭式的現代圖景中，只存在純粹獨一的“我”與社會的理性“大我”，而這塊石頭，它不僅指向獨一個人之“我”，也指向了在盧梭式圖景中被忽略的中間地帶，那是無數千姿百態、無限差異的復數的“我”。這塊石頭，它是人，它又是物，它超出此生此世，指向石頭所在的無始無終的永恒大荒，由此，它也逃逸出它所在的有限的歷史時間。

此石何其重，此石何其實，但它又何其輕何其虛，輕到了、虛到了可以補空無之天。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天之茫茫，其為石哉？雪芹癡迷于此石，直到他死，他寫的并非《紅樓夢》，他寫的是《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2

可能一切都起于一次決定性的回望。

我唯一一次造訪黃葉村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那里據說是雪芹在西山所居之地。1987年，李國文先生就任《小說選刊》主編，編輯部在香山飯店請一群作家開會，我一個小編輯，只記得如雷貫耳、目不暇接，如今竟想不起與會者都是哪位——應該有張潔，她寫了《愛，是不能忘記的》，后來還寫了一部《無字》，武則天的無字碑，石頭上空無一字。會后參觀雪芹故居，在那時，已經是青磚大瓦房，儼然很地主。當然，此處的一磚一瓦我都不信，我確信它們和我一樣沒見過雪芹。

很多年過去了，然后，有八年時間，因為工作，一年一度盛夏暫住西山。不聽人勸，每天爬山，膝蓋不磨損留著當傳家寶么？那一日，行至半山，忽逢大雨，一個人在山里，那就不是雨，那是山要翻身是天要塌，這狂風這暴雨就是沖著你來的就是要槍斃你，天地間的憤怒和敵意對著你一個人傾瀉，只有在山里、在如此的風雨中，你才能感到古人的恐怖和畏懼，你無可選擇你只有狂奔，你不能在樹下停留，雷會瞄準了劈你，你不能站在路邊，山上隨時有洪水瀉下有泥石滾落，就是為了淹你埋你，天地于你無情，你就是一匹獸，憑著本能喘息著狂奔。終于，你奔到了山頂，你看見守林人的小屋，恰這時，雨停了，這無常的天地之怒，一霎就收了。

現在，雪芹站在這兒，向東向南望去，一往無前，浩浩蕩蕩，極目便是那茫茫大城，烏云如風檣陣馬，奔騰而去，天光在云層的縫隙間下瀉，讓那大城閃耀著幽亮、靜謐的光，似乎在那一刻，大城屏住呼吸，準備著承受傾瀉，海中有巨魚，魚之大如大城，靜靜地浮出背脊。他望著，在這一瞬間，雪芹悲從中來，不可斷絕，他忽然意識到，沒有過去，沒有未來，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他看見，在大城之中——不是之中，而是在大城的千門萬戶和天上星月云彩之間，飄浮著永恒大觀之園。

3

大觀園到底在哪里？北京，南京，蘇州，杭州，甚至還有人說在西安。

大觀園當然在《石頭記》里，也只在《石頭記》里。而當人們在地球上四面八方地定位大觀園時，這一地雞毛啊，鼓蕩著民間學術旺盛的荷爾蒙與多巴胺，也得到現代小說觀念的強力支持。從胡適所說的自然主義—寫實主義，到現實主義，我們都幾乎不言自明地認定，小說必須和我們共享一張地圖，或者說，小說的空間應該在實存的地理空間中得到印證。小說之“真實”，這是另一個不言自明的現代價值、而且更具根本性，構成這種“真實”的其中一個條件，就是小說對于地理空間的確認、描述和重建。亮出你的行蹤或空空蕩蕩，空空蕩蕩是可疑的，最好有健康碼以順利通過真實性的驗證。于是，老舍在北京，沈從文在湘西，茅盾和張愛玲在上海。而想象改造現實，反過來，小說和文學也會參與構造客觀地理空間，成為建構地方風貌和特性的重要因素。

現代主義造現實主義的反，兩邊打架，煙塵大起，有不共戴天之勢；但仔細看去，上半身雙拳揮舞，但下盤甚穩，兩邊都踩在地面上不肯飛起來，現代主義畫地圖有時比寫實主義—現實主義還要認真，喬伊斯《尤利西斯》幾乎可以作為都柏林導游圖，每一條街道的地理方位皆有精確展示，?？思{說一句“我的郵票大小的故鄉”，在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中幾成金科玉律，在它的中國闡釋中，深刻的、地理的故鄉認同，不僅關涉真實，而且關涉意義。于是，如我這般自幼跟著父母在社會主義計劃體制下遷徙調動，并沒有什么故鄉認同或故鄉感的人，看央視五套《文學的故鄉》，就只有自卑，知道世界雖大，自己并不擁有一張郵票，沒有高密沒有延津沒有鐵西區，此身無處投遞，在文學上除了寫閑文談《紅樓》還能有什么出息？

當然，事情沒那么簡單，《尤利西斯》固然死盯著都柏林，但也同時影射著遠方流浪的《奧德賽》，?？思{的約克哪怕他發，是在故鄉，也是失故鄉。文學的地理執念，本就是現代危機的表征：空間正在坍縮，在黑洞中打撈和確認的，是空間，也是質量。

而曹雪芹，此人竟是無故鄉、在他鄉。曹家從河北豐潤流落關外，變成鐵嶺人，加入漢軍八旗，從龍入關，在北京停留了些年，然后下江南，在南京、蘇州織造任上前后五十六年，最終灰溜溜被解回京師。這個家族在歷史大變中、在大地上流徙不定，他鄉即是故鄉、故鄉反是他鄉。

雪芹死于1763年乾隆二十七年除夕，而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曹家闔家被逮問回京。照此說來，他在北京待了超過三十四年，敦誠那句悼詩，“四十蕭然太瘦生”，假定四十為實數，那么由此倒推，離開南京時雪芹只有五歲。如此一來，胡適先生就麻煩了，如果曹家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的好日子雪芹從生下來只過了五年，那又何來“自敘傳”之說？胡適當然看出了問題，胡先生必須拯救自敘傳，這是新紅學的招牌，沒奈何，只有拼命給曹雪芹長歲數，相應拉長他在南京的時間，“四十蕭然太瘦生”，如果是四十五呢，那不就十年了？但胡先生的弓也頂多拉到四十五。古人以老為尊，你要是四十六七，肯定四舍五入到五十去，斷沒有往下說的道理，那就該“五十蕭然太瘦生了”。周汝昌先生也是信自敘傳的，大概覺得胡先生的辦法十步笑五步，解決不了問題，索性再起北京自傳一說，曹雪芹所敘所憶的不是南京那段，是北京那段，曹家雖敗，在北京還是有些年死而不僵，直到1739年，乾隆四年，由于至今不明的原因，才真正敗了個干干凈凈，這一年，雪芹十六歲。這個歲數應該也可以自傳了。

——甚好，先生們高興就好。

總之，北有北京，南有南京，雪芹一生，盡在此南北雙城。沒有證據表明他還去過別的地方。但對他來說，或許是，雙城皆空。

4

南京，金陵，又名石頭城。當年孫權壘石為城，從此后，此城是雄圖霸業，虎踞龍盤，此城是折戟沉沙，霸業成空。

雪芹一生，必定無數次地遙望金陵、夢回金陵?？尴蚪鹆晔赂?，這是他對王熙鳳的預言，想起金陵，雪芹何嘗不哀，就在這座城中，曹家歷經四世，赫赫揚揚，在此起高樓、宴賓客，在此呼啦啦大廈傾。

五歲或十歲，金陵是否在他的記憶和經驗中刻下了烙??？也許有，必定有，《石頭記》早期稿本中無疑有南京口音，這很可能是不自知的習慣，后來，在漫長的修改過程中，他著意洗去這個聲音，他要讓金陵僅僅成為一個名字。

那是金陵啊，對一個18世紀的中國文人來說，金陵這個詞攜帶著歷史、文化和情感的龐雜力量，它是霸業，是興亡，是繁華，是衰敗，是流連，是嘆惋，六朝金粉，風月無邊，隔江猶唱，墮落無底，它是黍離麥秀，是人世和歷史的豪邁與大悲。少年時我讀《金陵春夢》，說的是國民黨政權種種八卦，最后金陵夢斷，作為貧下中農后代，我認為那根本是必然是活該；晚清時也有索隱派斷定，曹雪芹遙望金陵，有反清復明之意，真是想多了，曹家世代從清，就算走投無路也絕想不到要復明。于雪芹，金陵是身世之悲，更是江山天地之悲，用一個王國維特別愛用的詞，他于金陵是超越身世的“宇宙”之悲涼。

雪芹如果是王，他或許就是失去金陵的李后主。王國維曾極贊后主：

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焙笾髦~，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也。（《人間詞話》）

道君皇帝，宋徽宗也?！堆嗌酵ぁ吩~，徽宗為金兵所擄，北至燕山而作。固然是凄愴悲涼，但讀之卻無法與之同情共感，身為君王，擔荷天下，如今天下陸沉，君王兀自自憐，比起李后主確實是小，但后主之大應該也沒大到“釋迦、基督”。觀堂先生早年，讀了一堆德國哲學，霜刃未曾試，提刀心茫然，不免以屠龍刀殺小動物，后主境界確實遠高徽宗，超拔于個人身世之痛而有江山歲月之悲慨。而雪芹，他與后主不同，他所失去的，是他不曾擁有的。胡適以降，都在極力證明他曾經有，因為他們確信，只有從有中才能生出小說。他們至今不知，小說可以生于有，亦可生于無，對雪芹來說，對未有而永失的一切的遙望和回想，使他本能地、直覺地超越個人身世之悲，超拔于“一切中國文學——詩、詞、曲”的平面，而達到一種世界性的洞見。中國文學中，或許只有杜甫與他遙相對峙，杜甫擔荷唐宋之變，下開近世之心，而雪芹，他竟遙知天地消息，直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間”。寶玉的姐妹以春字排行，冷子興演說榮國府，特意解釋為何這詩書之家起個名會落此俗套：“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余者方從了春字?！钡┣坌闹兴?，其實是三春過后，春去也，諸芳盡。我們常常以為，雪芹古人也，我們忘了，雪芹生于1721年，他比盧梭還年輕十歲，他們是同代人；程甲本《紅樓夢》出版于1791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已經兩年；程乙本1792年出版，次年，馬戛爾尼使團來訪大清。我確信，這無邊大地、這小小寰球，總有一二人能從青萍之末見出將起的狂風，從花之墜落聽見遠方的驚雷，他感受著環球大氣的流動，感受著無名的大悲和大力，他難以命名他之所思所感，他艱難地為他心中的景象賦形，他就像羅丹的某一座雕塑一樣，從無始無終的石頭中生長出來、掙扎出來，奮力成為一個“我”，但在路上、在中途，猝然停住了、定住了，他是未完成的，這是不幸這是大幸，對中國人來說，他的未完成，構成了一個本源性的現代之問。

要等到很多年后，才有另一個偉大讀者把雪芹這部書深刻地嵌入了中國的現代進程：“我國過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國主義，歷來受人欺負。工農業不發達，科學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以及文學上有部《紅樓夢》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驕傲不起來?！保ā墩撌箨P系》），《紅樓夢》被視為構成中國現代境遇的一個要素，同時也就成為了20世紀中國革命的重要想象性資源。

5

1728年，雍正六年，繼任江寧織造的隋赫德向皇帝稟報查抄曹家的成果：

細查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處，共計四百八十三間，地八處，共十九頃零六十七畝，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余則桌椅床杌舊衣零星等件及當票百余張外，并無別項。

此外，還有在外放債本利共計三萬二千余兩?？傊?，這如果是個企業，現金流已近枯竭，離破產不遠?！队缿椾浝m編》所述更為凄涼，抄了個底朝天，“止銀數兩，錢數千，質票值千金而已，上聞之惻然”，曹家當了幾輩子肥差，居然內囊凈盡，一窮如洗，雍正皇帝倒未必惻然，但肯定掃興。

然后一家幾十口發回北京，皇上開恩，在宣武門一帶撥給幾十間房屋安置。在雍正年間的北京，這恐怕也算不上富貴人家。

所以，周汝昌先生的北京自傳說，反正我是不信。百足之蟲，或許死而不僵，從五歲或十歲進京到十六歲徹底敗了，雪芹的日子有可能衣食無憂，但必定是暗淡惶恐。這個孩子、這個少年，他人在北京，但其實是生活在他的親族、一群南京人中間。漫長的時間里，他們無事可做，除了像一切破落戶一樣墮落下去之外，他們只是等待，天旱盼下雨，失意待皇恩。這鐘鳴鼎食之家、詩禮簪纓之族，他們同時又是世代的包衣奴才，他們時時窺伺著紫禁城的風吹草動，夢想著有朝一日重獲圣寵。這個家族的命運完全系于他們與皇帝私人的主奴關系，雪芹的曾祖母就曾是康熙的奶媽——不知是出于什么樣的家族記憶之傷，《石頭記》里的奶媽形象竟一概都是老厭物，賈寶玉十多歲時，他的奶媽居然已是老嫗。

人還在，心不死。這群人，他們注定、也只能活在過去，一天天、一年年，昔日的好時光在追憶中重新生長、重新綻放，目光越拉越長，往昔被修改被創造，每一個人都在篡改自己的命，每一個人都在回望中一遍一遍地重新活著。

也就是說，雪芹在北京，雪芹更在昔日金陵。少年雪芹必定生活在一個記憶、想象的共同體之中，這是一個由近親、親族、故舊構成的小世界。其中有些人，成為了他最初的、僅有的讀者和批評家：脂硯齋，可能是他的從兄弟或堂兄弟，甚至可能是被他寫成史湘云的女人，可能是他后來的妻子；畸笏叟，可能是他的叔叔或堂叔，在脂硯齋死后，他成為《石頭記》早期抄本整理和流傳的關鍵人物。

這個小世界塑造著雪芹，它讓他生活在別處不是此地的地方。雪芹是否愛這個小世界，后人永遠不知。但作為《石頭記》三遍、五遍的讀者，我確信，當黃葉凋盡，當水落石出，當雪芹一個人走向茫茫群山，那時他悲欣交集，他失去了一切，他終于解放了，竹杖芒鞋輕勝馬，一蓑煙雨任平生。

6

然后，他開始寫他的書。很可能，他并不知道這是一部什么樣的書，他只是要在書寫中重新活一遍。

再活一遍何其艱難。甲戌本第一回，在“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鑒》”一頁上有很可能是脂硯齋的朱筆眉批：“雪芹舊有《風月寶鑒》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懷舊，故仍因之?！痹谠缙?，在決意寫《石頭記》這樣的巨構之前，雪芹很可能寫過若干小規模作品，其中就有《風月寶鑒》，此書很可能以寧府、秦可卿及鳳姐賈瑞事為線索，后來被并入《石頭記》。雪芹號芹溪，梅溪很可能是棠村別號，顯然他也是圍繞雪芹的那個小小共同體的一個早期重要成員，該老弟大概也是個方正的老實人，對飽含道德訓誡的《風月寶鑒》情有獨鐘，雪芹將他放于東魯，送一個姓曰孔，或許是學了魯迅之于金心異，是親昵的嘲諷。

——可能、很可能，或許。談《紅樓夢》、談曹雪芹，方正謹慎如我，在可能與不可能之間反復猶疑。而曹雪芹，他于世間萬事偏喜可能與不可能，破落戶大家族里活出來，他深諳人之可能，他更喜人之不可能，為什么不可能？把故事講下去讓人在不可能中活下去安知不就是可能？賈寶玉是“假”嗎？所謂“假”，作為經驗和藝術的判斷不就是不可能嗎？賈寶玉不正是偏讓這不可能這假變成了真變成了可能？

魯迅嘲錢玄同之詩，頭兩句是“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下邊還有兩句：“何妨賭肥頭，抵擋辯證法?！笔呛蔚涔?，實在不知。知網上搜索一遍，無所獲，在朋友群里向幾個魯迅研究學者請教，沒人理我。只好按百度的說法：他老人家曾在北大發狠：頭可斷，辯證法的課不可開！以此人之一根筋認死理東魯孔梅溪的性子，不喜辯證法其實不奇怪，辯證法愛好者有時純出天性，比如曹雪芹。庚辰本第二十一回總批開首，錄“有客題《紅樓夢》一律”，首聯是“自執金矛又執戈，自相戕戮自張羅?！薄寺撡W警，直指雪芹根底，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亦作如是觀。雪芹若在今日，必從蘇格拉底讀到馬克思，從馬克思讀到《矛盾論》，從《矛盾論》狂奔而向德里達，他是“肥頭”擋不住的辯證法藝術家。

7

一部《石頭記》，兩件事難言矣，一件真與假，賈寶玉與甄寶玉；另一件此與彼，此地之北京與彼處之金陵。

《石頭記》中始終遙指金陵，但金陵，這石頭城，其實是一座空屋，一個空無而封閉的能指，拒絕進入。只有一瞬間，有人到金陵，那是第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覽六朝勝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前雖冷落無人，隔著圍墻一望，里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峻；就是后一帶花園子里，樹木山石也都還有蓊蔚洇潤之氣。哪里像個衰敗之家？”

只此一回，依然空屋，冷落無人，還是回憶是轉述，然后這金陵就再也沒人去過。

而對此時此地，這大觀園所在之城，雪芹竟連能指、連名字都含糊其辭。他告訴我們此為天子之邦、天下之中，但他回避指認和命名，他從不曾把這里叫做北京。甲戌本《凡例》中，脂硯齋鄭重其事地就此發言：

書中凡寫“長安”，在文人筆墨之間，則從古之稱；凡愚夫婦兒女子家?？诮?，則曰“中京”，是不欲著跡于方向也。蓋天子之邦，亦當以中為尊，特避其“東”、“南”、“西”、“北”四字樣也。

脂硯齋的發言是寫了發言稿的，他究竟是想澄清規則還是要進一步制造混亂？既然“以中為尊”，那就不該寫“長安”。而書中行文，實際上也并非全照《凡例》。張愛玲晚年，深陷于《紅樓》，這寫了香港—上海雙城記的人，面對雪芹的空無所指或隨手亂指，大感茫然：“書中京城從來沒稱“中京”，總是“都”“都中”“京都”。只有第七十八回賈政講述林四娘故事：“后來報至中都”，也仍舊不是“中京”，……唯一的一次稱“長安”，是第五十六回寶玉夢中甄寶玉說：“我聽見老太太說，長安都中也有個寶玉?！保ā都t樓夢魘》）

揣一座大城東躲西藏，偏不肯說這是北京。為什么？僅僅是為了政治上的避諱嗎？此種避諱難道不是掩耳盜鈴嗎？無論乾隆朝還是21世紀的讀者，除了想把大觀園搬到家鄉去的，幾乎無人被他繞暈瞞過，都能夠直接、確切地推定這就是北京。為什么雪芹偏要近乎自欺地拒絕給出確切的指認和命名？

讀遍《石頭記》，你會發現，除了榮寧二府，除了大觀園，你完全無法指認這座大城的形貌和地理，雪芹手里，根本就沒有一張城市地圖，他的地圖丟了。賈寶玉經常出門，但我們完全不知他去了哪里。林黛玉千里來京，18世紀中國，來一趟北京何其難，來過北京的何其少，這難道不是大做文章的好機會嗎？難道不該借黛玉那江南的、姑蘇的眼好好看一看天下之中、帝都形勝嗎？難道不該像雪芹的同代人吳敬梓寫南京那樣一口氣浩浩蕩蕩氣象萬千嗎？難道不該讓林黛玉從通縣到崇文門，進了城一路向著前門樓子走一趟嗎？

然而，雪芹竟只是淡淡地說：“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國府打發了轎子并拉行李的車輛久候了?！陨狭宿I，進入城中，便從紗窗向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煙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p>

“向外瞧了一瞧”，“自與別處不同”。如此而已，似乎那只是一座抽象、普遍的城。然后，就到了。就看見寧國府的門，進了榮國府的門。進門之后，心驀然打開，眼驀然睜開，手機掏出來，導航定位攝像拍照功能全開，你感到，門里是他的世界，門外是陌然大荒。

這座大城，雪芹是真的不肯寫，不是為了避諱，他把此在的一座城盡付于不寫之寫。

8

大荒山在哪兒？石頭在哪兒？曹雪芹在哪兒？

在乾隆盛世的大清，在18世紀的地球上，這個人要寫一部書，一部可能在也可能不在的書，他意識到，一切皆從他在的地方開始，一切皆從他不在的地方開始……

責任編輯 季亞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