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掃黑除惡與鄉村治理雙輪驅動的路徑探析

楊雪春

摘要：鄉村振興戰略明確把“治理有效”作為總要求之一。而當下鄉村善治的困境不但存在活力不足、共治乏力，而且鄉村基層腐敗時有發生、甚至宗族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之疊加，鄉村的政治生態顯得更為復雜嚴峻。筆者深入基層調研，探析提出掃黑除惡與鄉村治理雙輪驅動的路徑，以助力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

關鍵詞：掃黑除惡;鄉村治理;協同促進;融合發展;路徑探析

掃黑除惡與鄉村治理具有協同促進、融合發展內生性。鄉村治理走深向好的地區，其黑惡勢力往往呈弱或無狀況，掃黑除惡的工作量相對就少，更側重于強化基層基礎。村霸等黑惡勢力較突出的地區，群眾的幸福感、安分感相對就不高一點，鄉村各項治理也難以推進，掃黑除惡的工作量相對就多起來，更側重于有黑掃黑，有惡除惡，有亂治亂?，F階段，正處于“十三五”收官之年，決戰“脫貧攻堅”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歷史關頭，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期，既要扎實推進掃黑除惡專項的“打傘斷血”工作，堅持掃黑除惡與鄉村治理“雙輪驅動”，切實推進鄉村治理走深向善。

一、鄉村振興背景下鄉村善治之困境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全黨的戰略意志——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治理有效、鄉風文明、生活富?！?，其中治理有效是鄉村善治的核心。當下，鄉村活力乏善可陳，振興之路可謂“雄關漫道真如鐵”;鄉村多元共建共治共享鄉村治理體系也在堅持和完善的路上;鄉村“體制內”監督缺位和群眾監督缺失造成“微腐敗”現象時有發生;鄉村基層“一把手”在“清單權力不足”的情況下為完成上面下達的任務向自己管轄范圍內的“自授權”，以補充“權力的不足”，同時，“一把手”負責制又促使其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有力擴展自由裁量權，以保證“政績”。這雖然提高了執行效率，但會導致“一把手”走向極端，鄉村“微腐敗”也就不可避免;面對待遇偏低困境，部分公務人員可能利用手中的權勢，以“勾（J）、框（Q）、克（K）”等不法方式來填補收入;日常生活中群眾對腐敗雖普遍對其憎恨，但事涉其身時，又大多寬容、默許甚至存在“火石都往當門刨”的心理傾向;疊加宗族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的支持，甚至參與其中，鄉村的政治生態顯得更為嚴峻復雜。為此，著力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掃黑除惡與鄉村治理雙輪驅動成為現實必然要求。

二、掃黑除惡與鄉村治理雙輪驅動的路徑探析

基層組織中的腐敗分子和黑惡勢力往往由于“鄉土熟人社會”現實境況，錯綜復雜交織在一起。通過鄉村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工作精準治理基層“微腐敗”，注重增強群眾的參與意識;又精準發力鄉村宗族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助力鄉村治理法治化提速。同時發揮文化的整合功能，整合鄉村社會各要素的價值、規范與結構。

一要強化鄉村“五治”融合，激活鄉村治理機制。促進鄉村資源整合集聚，促進鄉村治理合力聯動，形成鄉村治理網絡，讓便民利民群眾滿意成為常態，要深化鄉村“五治”融合。如浙江桐鄉市探索的“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案例，其背后就蘊藏著由誰來匯聚“三治”，也充分發揮了各“治”的優勢，減少社會治理成本。從運作過程來看，匯聚“三治”的主導方歷史地落到了農村基層黨組織。這正是充分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政治優勢的體現，同樣是充分體現共建共治共享新理念的生動實踐。一是突出“政治”引領功能，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核心引領作用，將綜治形勢嚴峻，矛盾糾紛突出、社情民意復雜的村社納入軟弱渙散基層黨組織整頓的重要內容。充分發揮黨員干部的先鋒帶頭作用，建立黨員+新鄉賢+重點人員的結對幫扶活動。二是彰顯“法治”保障教育預期功能，強化鄉村司法保障，落實農民合法權利，整治農村基層腐敗，抓好基層隊伍建設，統籌法治鄉村頂層設計，推動實現鄉村振興。首先要加大對相關案件的處理懲治力度和公開透明程度，把掃黑除惡與農村基層“微腐敗”整治結合起來。其次，可以通過披露一些典型案例，更好地發揮警示作用。如村社開展“以案釋法”、搭建法治書屋和法律圖書角等法律進社區立體宣教活動，形成多形式、全覆蓋的法治宣傳陣地。三是激活群眾“自治”平臺，培育村社治理公益組織，進一步探索地方特色基層民主治理體系，同時深化網格管理，優化考評體系，讓網格員能夠發揮真正作用。四是傳承“德治”功能，堅持以榜育德，開展身邊好人典型事跡宣傳，堅持以文養德，開展全民閱讀活動，與崇高對話，創建書香村社等系列活動，堅持以評立德，開展“好村民”“好鄰居”等評選活動，堅持立德樹人，開展村社“家風家訓”上墻活動。五是善借“智治”手段，針對鄉村組織特點和治理需求，大力推進“智慧村社”系統等項目建設，以社會治理、公共服務、應急處置、鄉風文明等內容為重點，為縣、鄉鎮、村三級搭建數字化治理平臺，逐步推進鄉村治理數字化進程。著力提高鄉村治理水平、壯大農民合作社隊伍、提升農業社會化服務能力方面的應用與發展，助力鄉村振興戰略深入實施。

二要深化激勵與監督機制，約束鄉村公權力。將干部隊伍治理好了，農村的很多問題就好辦了。特別是農村基層干部能直接影響到政府的形象，因為農村群眾對于政府的印象基本上都源自他們身邊的干部。比如浙江寧?？h推行的“小微權力清單‘36條”案例，既讓村干部按照權力清單依規矩辦事，又讓“廉政風險金”與風險結果掛鉤，同時暗含著有效監督網絡的高效能，做到了激勵與監督并重。一是把好干部入口關的“純度”。選賢任能，不但聽其言，更要觀其行，注重從艱難困苦中發現、培養、選拔人才，注重從實績比對考察選用提拔人才，注重從群眾口碑中發現人才，政治忠誠尤其重要。二是提高公務人員管理的“嚴度”。通過加強思想淬煉、政治歷練、實踐鍛煉、專業訓練，推動廣大干部嚴格按照制度履行職責、行使權力、開展工作。即是要通過工作實踐提高治理主體的素質及其執行制度的能力，特別是紀檢監察系統、政法系統要敢于“刀口內卷”，確保不出現“燈下黑”。同時，執行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依有關法律規定，對村（社）兩委班子成員的社保、醫保等自籌部分給予補助，減輕其負擔。三是構建“四眼聯盟”監督網絡。發揮四全媒體便捷性、人民群眾火眼金睛、社會組織平臺化優勢、紀委監委全覆蓋之功效，約束鄉村公權力，使其在陽光下運作。

三要發揮文化整合功能，鏟除黑惡勢力滋生的土壤。在鄉村出現的“黑惡”勢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鄉村社會異質性引起的不正當社會現象。鄉村社會是一個多元價值結構系統，而鄉村社會中差異性愈強，鄉村的分化程度就更高，各要素間的“分崩離析”“沖突沖撞”也會更強烈。比如，鄉村中常見的鄰里沖突、家族沖突、“山水林田湖草”所有權及使用權沖突、上一代遺留問題引發的種種沖突，都是形成鄰里間爭吵、家族間爭斗、鄉村黑惡事件發生的原發性“導火索”。所以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更需要發揮文化的整合功能，整合鄉村社會各要素的價值、規范與結構。為保證鄉村社會各要素間形成“價值同心圓”，推進鄉村的和美協調，需要在沖突要素間形成“共同生活密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時對鄉村社會成員進行一定范圍的共識規范約束——村規民約，如此，盡管鄉村文化的多樣性豐富性會使人們形成異樣的價值觀念，但通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整合作用，可以幫助鄉村社會達到基本的和美協調。

四要因地制宜擇優鄉村治理方式方法，提高治理效能。對于各地在鄉村治理實踐中形成的有效方式方法，要加以推廣、廣泛應用升級。但規律存在一般性與特殊性，沒有放之四海的真理。唯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比如重慶秀山縣洪安鎮踐行的“六聯防體系”案例，就是清楚把握自己地處三省交會的地理區位特點，同時又認清系苗族、土家族等少數民族聚居之地，民族宗教因素比較復雜的現實，在吸取其他好的治理方式的有效成分基礎上進而探索形成的。為了提高鄉村治理效能，不但要從宏觀上把握中國特色社會制度優勢，更要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把“頂層設計”和“群眾首創”相結合才是。

【參考文獻】

[1]賀雪峰.治村[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2]韓志明.鄉村黑惡勢力的生成邏輯及其運作機制[J].國家治理，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