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劇《散家財老生兒》研究綜述

林壁銳

摘? 要：武漢臣的《散家財天賜老生兒》是元雜劇的重要代表，目前對該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版本比較、社會研究、人物關系、域外傳播等方面，部分學者則將該劇納入對《元刊雜劇三十種》的整體討論中。當前成果尚存在不足：忽視孟本價值和劇本人物復雜性，在討論該劇時忽略臧本屬于明人創作這一事實。

關鍵詞：武漢臣;《老生兒》;研究現狀

[中圖分類號]：J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29--02

元代雜劇作家武漢臣，據鐘嗣成《錄鬼簿》著錄，稱其有雜劇十二種，但現今考證僅有《散家財天賜老生兒》一種是其所作。該劇今存三個版本，分別收于《元刊雜劇三十種》、臧懋循編《元曲選》、孟稱舜編《酹江集》。王國維曾盛贊此劇關目出色，后經翻譯傳播到海外，可謂元曲之杰出者。有關該劇的研究，可追溯到明人孟稱舜的批點，近年來學界對該劇關注亦屬不少，主要的研究方向如下：

一是版本對比，尤其是元刊本與臧本的差異比較。例如，夏東鋒的《試論臧晉叔對元刊雜劇<散家財天賜老生兒>的改編》認為臧本與元刊本極為迥異，臧懋循在體制結構、人物角色、賓白等方面均做了改動，而孟本則與臧本相近，因而并未展開對比孟本的相關研究。夏對于臧氏的改編行為多持肯定的態度，認為包括刪改曲詞在內的一系列增刪，使得臧本《老生兒》的故事相較于元刊本更為連貫。

而劉禎的《極意匠慘淡之致——武漢臣雜劇<老生兒>研究》對臧氏則頗有微詞，臧本固然有潤色加工，使得該劇更便于閱讀之功，但亦有損雜劇質樸之本色。兼之元刊本部分曲詞具備有裨于考證作品年代及早期雜劇情況的信息，而臧氏不察，竟將之刪去。兼顧到三個版本的研究，則當屬楊煉《“老生兒”版本研究》。該文論述了元刊本與臧氏在體制、題目正名、曲牌、劇情、賓白等方面的差別，認為臧本相比元刊本，曲牌上發生了刪改、調序，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臧氏所改;二是臧本之前有其他本子且已有了這些改動，臧懋循以之作為底本。隨后，楊煉《<老生兒>版本比較》還比對了臧本與孟本，臧本多用“科”，孟本多用“介”，認為孟稱舜的時代已經南北曲合套。此論未必成立，因為南北曲打破分限自元代中葉即已開始。

二是從社會研究的角度，認為文學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試圖借助剖析《老生兒》，達到對元代社會的了解。此類研究數量最豐，然而，學者們所選擇的底本多是臧本，也就是明刊本，其作者應是明人，故而臧本《老生兒》難以完全反映元代社會。

劉方園在《從元雜劇<散家財天賜老生兒>看元代社會》指出，《老生兒》里劉從善散家財的懺悔行為，代表了在商人地位有所提高的元代社會里，崇儒傾向仍然牢固，商人自身的自卑感也尚未消除。劉認為，在異族統治下，中國人的宗族意識依然濃厚，但也發生變化：劉從善的家產分配，體現了他的宗族觀既有根深蒂固的漢人傳統（如，庶子有繼承權），同時又受到蒙古人的影響（如，女兒有繼承權）。但過于夸大蒙古習俗的影響，立論不盡可信，蒙古人有贅婿婚，劇中張郎入贅劉家，便認為張郎的婚姻實是受到蒙古婚俗影響。此論大謬，案，《史記》載：“淳于髡，齊之贅婿也?！敝吝t在戰國時期已有贅婿婚。

其他學者的社會研究可歸結兩點，其一是宗族意識;其二是關注元明時期商人生存狀況。

從宗族意識的角度，李昕《應該重新評價<老生兒>》認為，《老生兒》的主角是孝女引張。故事的主題也非宣揚封建宗法觀念，而是肯定了自然血緣。引張對于小梅母子的保護，正是出于人類血親的自然天性，她的行為證明了封建宗法觀念的錯誤。但李氏并未能解釋，第四折引張令小梅與劉從善重聚，并非出自于孝，而是有金錢利益的動機。

王星琦的《元雜劇<老生兒>新探——兼談元雜劇中的宗族意識與人倫思想》指出，《老生兒》極力宣揚宗族血緣關系，是有所寄托的。劉姓隱喻著漢家王朝，《說文解字》釋“張”為“施弓弦也”，張郎實際上隱喻著蒙元侵入者，而劇終幼子的失而復返，象征著漢人恢復故國的希望。這顯然受到《趙氏孤兒》等雜劇相關研究的啟發，對發掘《老生兒》更深層的闡釋空間自然是有裨益的。但此論難以令人信服。假設武漢臣確有寄托，劇中的張郎作為侵入者，何以最后仍有繼承家產（在此應該是“江山”的隱喻）的權利？

關注商人生存狀況的學者，大多關注《龐居士誤放來生債》、《散家財天賜老生兒》、《東堂老勸破家子弟》幾種涉及商人角色的雜劇比較。陳建平的《困惑與覺醒——<老生兒>與<東堂老>商人形象之比較》認為，《老生兒》與《東堂老》中主人公對經商暴富的態度迥異，折射了元代從前期的崇儒抑商到后期商人肯定自我價值的時代風氣演變。張華的《元雜劇中商賈 “散家財 ”事件的多元文化闡釋》同樣認為《老生兒》、《龐居士》與《東堂老》代表了商人對自我價值的兩種認知。

陳書錄《商賈的懺悔與元明文人的自贖》列舉了元雜劇中商人懺悔行為普遍存在的文學現象，指出盡管元代城市經濟發展充分，但固有的義利之辨和因果報應觀念，仍使得商人對經商暴富的行徑深感不安。元雜劇的商人懺悔現象，直接影響了明文學，而《老生兒》尤甚。明代戲曲小說亦大量出現商人懺悔的現象，凌蒙初的擬話本尤為典型。針對元明時期商人懺悔意識的普遍現象，陳書錄進一步認為，商賈的懺悔意識帶動了其他階層尤其文人階層懺悔意識的萌生。他指出，前后七子大多有過“悔少作”的行為，這與他們曾與商賈密切往來有著相關性。立論極為新穎，但所舉案例，大多僅能說明商賈與文學家有往來。部分案例雖涉及到商人懺悔，但此處的商人往往是兼有文學家身份，所謂懺悔僅關系詩學宗趣的選擇，與元代因經商暴富而產生的懺悔并不相同，故難以證實兩者直接關聯。

三是人物關系研究。劉方園梳理了該劇幾組人物關系，包括妻妾關系、婿侄關系、侄兒關系，這些關系結構呈現著地位上的不對等，折射出元代社會“妾不如妻，婿不如侄，侄不如兒”的宗族關系。而在《略論 <老生兒>中劉從善的智慧》，劉方園同樣關注了人物矛盾這個問題，討論劉從善對這些矛盾的處理方式上，能夠因時制宜，巧妙解決家庭內部矛盾，是一位善于治家的封建家長。筆者認為此論有待商榷，劉從善多次受制于李婆婆、張郎等人，甚至連其妻小梅和腹中小兒尚不能保護，劇終時引張因為妒忌引孫才令小梅出見劉從善，劉從善反而認為引張是出于親情考慮。凡此種種，皆是劉從善不夠精明之例證。

四是域外傳播研究。鐘靈杰的《德庇時中國古典戲劇英譯的社會學解讀》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認為德庇時所以選擇翻譯元雜劇而非其他文體，主要是其漢學場域發生了變化。不同于此前西方對中國的景慕，十九世紀的歐洲發現中國正處在衰落期，歐洲人更希望了解真實的中國。故德庇時選擇了介紹更接近民間的元雜劇作品，以其更有“實用價值”。德庇時在翻譯包括《老生兒》在內的雜劇作品時，忠于原作體制，但也會刪改劇中低俗惡劣的成分，同時以添加注釋的形式令西方人更了解東方情調?！独仙鷥骸吩谠撐闹蛔鳛槠渲幸粋€案例，同時鐘靈杰也只介紹了德庇時的翻譯策略，而未涉及接受效果的論述。相近的論文還有李昕的《應該重新評價<老生兒>》。

五是整體性的研究，從多個角度探討《老生兒》的藝術成就。劉禎談及到版本比較、人物塑造、關目結構、文體影響等多個層面，指出《老生兒》在元雜劇中屬于結構出色的作品，針線嚴密，即使到了第四折仍然波瀾起伏，不至于“強弩之末”。尤為難得的是，他還涉及到《老生兒》對其他文體的創造影響，明代沈受先戲文《三元記》、楊文奎雜劇《兒女團圓》、凌蒙初擬話本《延親脈孝女藏兒》均受到《老生兒》的遺澤。且將凌蒙初擬話本與《老生兒》做了對比，認為存在小說更重視交代細節，形式上小說屬于敘述體而戲曲為代言體等差異。劉禎還嘗試考證“老生兒”故事的源流，尋找其本事，但淺嘗輒止，未有確鑿成果。

王景琳的《略論武漢臣的<老生兒>》指出劉從善存在偽善的性格，其散家財行為有不正當目的，并批判了該劇的因果報應思想。在討論賓白時，認為《老生兒》頗為特殊，賓白竟多于曲詞，這實際上也是誤將臧本《老生兒》認作武漢臣的創作，忽略了臧本經明人之手改定，嚴格意義上不該算作元人作品。

此外，研究專著方面，尚有甄煒旎的《<元刊雜劇三十種>研究》涉及《老生兒》。該著作主要重心在整個元刊雜劇作品的探討上，列舉了大量前輩時賢的研究成果，頗有貢獻，而《老生兒》僅作為案例納入探討之中。

余論：

綜上，除明清的評點外，對雜劇《散家財天賜老生兒》的專門研究，最早的研究始于王景琳1985年發表于《河北學刊》的《略論武漢臣的<老生兒>》，新世紀以后，相關成果逐年增加，最近的則是操萍與鐘靈杰合撰的《德庇時中國古典戲劇英譯的社會學解讀》。爬梳這些成果，固然學者們對《老生兒》的研究做出了貢獻，但仍有存在不足：

一是在版本比較時，孟稱舜《酹江集》選本常被忽視，學者多持孟本與臧本相近，沒有比較之必要。實際上孟本并非對臧本亦步亦趨，孟對于臧本的優劣有著較清醒的認識。

二是在借助《老生兒》文本研究元代社會情況時，多數學者選擇的是臧懋循《元曲選》收錄的本子，臧本經明人改編，嚴格來說并非元人作品，以明人創作去求得元代社會情形，結論往往不太可信。

三是在評價人物形象時，將“引張”視作扁形人物。而引張實際上具有多變性的圓形人物，她保護小梅固然有“孝”的因素，但不能據此就以“孝女”來概括其形象。她的行為帶有利益動機，正是出于將繼承權讓步給堂弟引孫的不滿，她才將小梅帶與劉從善團聚，在此金錢利益的考慮戰勝了自然血親的天性。

參考文獻：

[1]夏東鋒.試論臧晉叔對元刊雜劇<散家財天賜老生兒>的改編[J].名作欣賞，2013（03）.

[2]劉禎.極意匠慘淡之致——武漢臣雜劇<老生兒>研究[J].中國文學研究，1992（01）.

[3]楊棟.<老生兒>版本比較[J].文學界（理論版），2010（12）.

[4]劉方園.從元雜劇<散家財天賜老生兒>看元代社會[J].陜西學前師范學院學報，201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