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語言學的淵源和語言觀比較分析

摘? 要：中西在各自特殊的語言文化環境下都產生了文化語言學這一現代學科，但與其他現代語言學流派或學科不同，二者為各自獨立建立且在發展過程中交流甚少。本文對中西文化語言學的淵源和語言觀進行系統梳理和比較，旨在開闊學術視野并加深相互了解，促進中西文化語言學的交流對話，推動文化語言學的發展。

關鍵詞：文化語言學;淵源;語言觀;比較

作者簡介：吳海松（1988-），男，江蘇邳州人，新疆師范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語言文化比較。

[中圖分類號]：H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29--03

一、引言

中西在各自特殊的語言文化環境下都產生了文化語言學這一現代學科，但與其他現代語言學流派或學科不同，二者為各自獨立建立且在發展過程中交流甚少。中國文化語言學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轟動一時，一些學者預言文化語言學將在21世紀成為中國語言學的宏富之路，然而并沒有取得預想的效果，甚至一度陷入沉寂。與此同時，起步較晚的西方文化語言學卻蓬勃發展，但在國內的譯介很不充分。本文對中西文化語言學的淵源和語言觀進行系統梳理和比較，旨在開闊學術視野并加深相互了解，促進中西文化語言學的交流對話，推動文化語言學的發展。

二、中西文化語言學的淵源比較分析

中國文化語言學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即在國內語言學界產生廣泛影響。1985年，陳建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開設“文化語言學”課程。游汝杰、周振鶴在《方言與中國文化》（1985）一文中提出建立中國文化語言學。這些事件被看作中國文化語言學建立的標志。

和中國文化語言學相比，具有獨立學科意義的西方文化語言學出現較晚。1996年，美國語言學家帕爾默（Garry B. Palmer）出版了《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s》，在西方語言學界首次將“cultural linguistics”（文化語言學）作為獨立學科名稱提出，被普遍認為是當代西方文化語言學學科創立的標志。

（一）中國文化語言學的淵源

中國文化語言學的淵源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中國語言研究的人文傳統

自古以來，我國的語言研究就有深厚而自覺的人文傳統。小學中的訓詁學、文字學等學科不僅解釋語言文字的表層意義，也挖掘背后蘊涵的東西，已屬語言與文化研究范疇。20世紀上半葉，出現了眾多以現代語言學理論為指導思想研究文字、詞匯與文化之間互動關系的論文，但系統的專著只有羅常培的《語言與文化》一書。語言研究的人文傳統如寫入基因一般深刻影響著后世的語言研究，可以說是我國文化語言學的深層淵源;相關研究成果為我國文化語言學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2.西方語言與文化研究的影響。

羅常培的《語言與文化》被認為是中國文化語言學的開山之作。此書明顯受到西方人類語言學的影響。作者在“引言”中首先陳述了薩丕爾（Edward Sapir）、帕爾默（L. R. Palmer）以及戴樂爾（E. B. Tylor）等人的學術主張。薩皮爾的名言“語言的背后是有東西的，而且語言不能離開文化而存在”[1]成為羅書和中國文化語言學的指導思想之一。申小龍在著作和論文中也多次引用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的名言?？梢哉f，西方的語言與文化研究直接激發了中國語言學者建立中國文化語言學的靈感，是我國文化語言學建立的直接淵源。

3.前蘇聯語言理論的影響。

20世紀50年代，以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為代表的一系列論著傳入中國。這些論著從宏觀統領性的角度論述了語言研究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如“語言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詞匯是對社會的反映”[2]等。這些論述對中國語言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王力在《漢語史稿》中多次引用斯大林的論述，認為漢語史研究的原則之一就是密切聯系社會發展的歷史。

（二）西方文化語言學的淵源

帕爾默在《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s》一書中直接闡釋了其文化語言學的理論淵源，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語言人類學;其二，認知語言學。

1.語言人類學

美國語言人類學有三大傳統，分別是博厄斯派語言學（Boasian Linguistics）、民族語義學（Ethno semantics）和會話民俗學（Ethno graphy of Speaking）。

博厄斯派語言學是建立在研究印第安人語言的基礎之上的。博厄斯（Boas）特別強調研究語言時要研究文化心理基礎，“每種語言都存在著一種選擇此方面或彼方面心理意象的特殊趨勢”[3]，體現在語法結構里的不同類別反映出不同民族對意象的選擇，因此意象成為博厄斯派語言學的基礎。

民族語義學也叫民族科學，繼博厄斯派語言學之后盛行于20世紀六七十年。其采用“控制誘導法”研究“不同民族如何組織和運用他們的文化”并探索“行為背后的組織原則”[4]。民族語學派把注意力放在探索意義的原子特征（atomistic features）和詞匯意義的成分分析上，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意象或意象圖式的重要作用。

會話民俗學誕生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集中體現了語言研究的社會人文性，并為社會語言學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海姆斯（Hymes）強調文化和語言的緊密關系，但與博厄斯不同，海姆斯的文化觀不是認知層面和心理意義方面的文化觀，而是社會層面上的文化觀。其著重研究語言在不同言語社區內使用的得體性，強調語言的社會功能、交際功能。

2.認知語言學

“認知語言學”出現于20世紀七十年代，主要是在認知科學的理論背景下建立起來的。認知語言學的認識論基礎是體驗哲學，方法論基礎是人類一般認知方法。認知語言學把語言看做是人類的一種認知活動，以認知為出發點，研究語言及其使用規律，“是基于人們對世界的體驗以及人們對世界進行感知和概念化的方法來研究語言的學科?！盵5]認知語言學研究與認知有關的語言生成、習得、使用及理解，探索人類認知過程中的一些共同規律，如范疇化、概念化、記憶等與語言結構模式的關系。

（三）中西文化語言學的淵源比較

1.共同淵源

中西文化語言學都受到語言人類學的深刻影響。中國文化語言學研究者們推崇薩丕爾的學說，將薩丕爾-沃爾夫假說作為探索的信條。帕爾默在創立文化語言學時已鮮明闡釋其理論是把語言人類學和認知語言學有機整合，取長補短。

中西文化語言學都有德國古典語言學人文研究的深刻影響。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是“第一個從系統的純語言學的角度對文化學——語言學作創造性的闡述的德國科學家”[6]。洪堡特關于語言是一個民族世界觀的論斷，深刻影響著全世界的語言和文化研究。

2.不同淵源

除了西方語言理論的影響，中國文化語言學還深受中國語言研究的人文傳統影響。古人講的“讀經辨志”、“隨文釋義”、“微言大義”等原則，已深入中國語言研究者的內心。而且，古人對語言文字的研究為現代文化語言學研究打下了堅實鋪墊;如果沒有前人留下的豐富研究成果，我們將很難以歷時的角度考察語言和文化的深層互動關系。

西方文化語言學受到認知科學的深刻影響。認知語言學為西方文化語言學提供了現代的、系統的、科學的認知研究方法，從而彌補了語言人類學在解釋力上的不足;而語言人類學彌補了認知語言學文化維度的欠缺。二者有機整合為一個全新的文化語言學。

三、中西文化語言學的語言觀比較分析

（一）中國文化語言學的語言觀

中國文化語言學的三個流派在語言與文化研究這一總命題的統領下，有著不同的語言觀。

以游汝杰為代表的文化參照派認為，文化語言學是語言學和文化學的交叉學科，不僅應該“利用語言學知識研究文化學”，而且應該“利用文化學知識研究語言學”;不僅研究共時現象，也研究歷時現象?？梢?，該派的文化語言學是雙向、交叉的?！拔幕Z言學是解釋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它與心理語言學、人類語言學、社會語言學等處于同一層次上”，“文化語言學只研究語言的文化內涵，研究語言與文化的關系”[7]，語言具有符號性、生物性、物理性、社會性、文化性等多重屬性，必須從多角度研究才能全面把握語言的特征和性質。

以申小龍為代表的文化認同派將文化語言學看成一種世界觀，將所有語言學研究都納入文化語言學的理論框架之中。他指出漢語和印歐語的文化心理有著根本的區別，印歐語的句子思維采用的是焦點視、主謂視，而漢語的句子思維采用的是散點視、非主謂視。因此，他尖銳抨擊自《馬氏文通》以來模仿西方形式語法寫成的各種論文和著作，完全摒棄形式的句法分析觀念和方法，純粹從語義表達出發來建立漢語句型系統，用“意合”取代“形合”，努力建構“漢語句型文化”。

以陳建民為代表的社會學派認為，語言結構的描寫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必須強化語言的人文性研究。他認為文化語言學應該和社會語言學以及交際語言學相接。他提出文化語言學的語言觀主要表現在：第一重視語言的交際價值，第二重視語言的變異形式，第三從動態的角度觀察語言，三者緊密聯系。因此，他主張從語言使用的主體——人的角度出發，研究人們的言語活動，研究作為這種活動的工具的語言，并從文化學角度解釋。

（二）西方文化語言學的語言觀

帕爾默文化語言學是將語言人類學的三大傳統與認知語言學有機結合建構的新學科。帕爾默認為，語言人類學的三大傳統之間沒有本質區別，某種程度上是同宗同源的，但他們需要一種現代的、系統的認知研究方法作為補充，而認知語言學則缺少了極為重要的文化維度，如果將它們結合起來，就能夠產生一種具有強大解釋力的語言學理論。

帕爾默文化語言學的基礎和核心概念是借自認知語言學的“意象”（imagery）。帕爾默認為，語言是基于意象的言語符號游戲（play of verbal symbols that are based in imagery）。人們慣常認為，意象就是腦海中的圖像，帕爾默指出，意象也包括我們通過聽覺、味覺、嗅覺和動覺（kinesthetic）所獲得的直接感性經驗的概念類比而得到的間接經驗。意象的意義生成于特定文化的語篇和語境中，是社會文化約定俗成的世界觀意象，因此具有民族差異性和文化特性，對于“意象”語言的理解必須放在特定的世界觀背景之下進行。

21世紀，澳大利亞語言學家謝里芬（F. Sharifian）的研究代表了西方文化語言學研究的最新成果。他的文化語言學理論體系建構于“文化概念/文化概念化”這對概念基礎之上?！拔幕拍罨笔钦Z言和文化認知相互影響的動態過程，文化認知在“文化概念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最終以“文化概念”的形式定型于民族語言文化之中。文化語言學的研究目的就是對由人類經驗活動建立的文化概念進行編碼和解讀。在“文化概念/文化概念化”理論體系下，謝里芬結合認知語言學理論提出了一系列文化語言學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文化認知、文化范疇、文化隱喻、文化轉喻、文化圖式、文化模型等，它們均屬于文化概念的具體表現形式?！拔幕J知”是當代西方文化語言學的理論核心。

（三）中西文化語言學的語言觀比較

中國文化語言學具有強烈的本土意識、人文精神，同時受近百年來西方科學主義的影響，也不失科學的理念和研究方法。中國文化語言雖然是各派觀點不一，有的將文化語言學看作語言學的分支學科，有的看作是本體學科，但都闡釋了一種全新的人文主義語言觀，這種語言觀“將中國傳統對世界、人、語言三者關系的本體論認識同現代人類學、語言學的語言相對論，歐洲人文主義的語言世界觀、當代釋義學關于語言的人性與人的語言性的深遠思想有機結合起來”。[8]

西方文化語言學將語言人類學的三大傳統和認知語言學有機結合，因此，其語言觀是人類語言學語言觀和認知語言學語言觀的整合?！拔幕Z言學的出現在美國對人類學和語言與文化的研究來說是一個量變大于質變的發展，而中國的文化語言學對中國的語言學研究發展卻具有質變的性質，可以說是西方語言人類學和中國的文化學相結合的結果?！盵9]西方文化語言學在觀念上最大的特點是充滿科學主義精神，尤其體現在研究方法的科學化、現代化、系統化上，這方面值得中國本土文化語言學借鑒。

四、結語

中國文化語言學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曾轟動一時，一批學者大膽而努力探索，于學界形成廣泛爭鳴。在他們的努力下，文化語言學最終成為語言學研究的重要一派，也是語言學專業的必修課程。如今，中國文化語言學界已然恢復平靜，有人認為這是中國文化語言學發展的困境，尤其是研究方法創新的困境;也有人認為這是中國文化語言學發展成熟的標志之一。與此同時，當代西方文化語言學正在日益向前發展，其學科定位與發展路徑，對當前我國文化語言學的發展有重要借鑒意義與參考價值。目前對西方文化語言學的譯介還遠遠不夠，代表西方文化語言學前沿的作品更是少有譯介。中西文化語言學在某些方面有著共同的淵源，也同樣重視語言研究中人文精神與科學主義的平衡，這為打通中西文化語言學、雙方互補共進提供了可能性。中西文化語言學可以在理論、觀念和方法層面展開廣泛而深刻的對話，推動文化語言學的創新性發展，助力語言與文化研究更進一步。

參考文獻：

[1]羅常培.語言與文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2]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

[3]Palmer G B.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s[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

[4]Tyler S A. Introduction in Step hen A. Tyler（ed.） Cognitive Anthropology[M]. New 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Press， 1969.

[5]Ungerer F， Schmidm H 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6]申小龍.語言的文化闡釋[M].北京：知識出版社，1992.

[7]游汝杰.文化語言學答疑[J].漢語學習，1989（3）.

[8]申小龍.中國文化語言學[J].銀川師專學報，1989（1）.

[9]紀玉華.帕爾默文化語言學理論的構建思路[J].外國語，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