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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中庸”與“中和之美”對戲曲的影響

2020-11-16 07:00吳培波
文藝生活·下旬刊 2020年9期
關鍵詞:中庸審美儒家

吳培波

摘要:中庸哲學恪守中道,追求中正和諧,處理矛盾時執兩用中,折中致和,追求中正、正和。中庸衍生“中和之美”,蘊含于戲曲藝術之中。這種審美偏好已深深扎根于中華兒女的血肉之中,美學思想中“中和”的審美特征對戲曲藝術有著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中庸;中和之美;戲曲;儒家;審美

中圖分類號:B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20)27-0126-02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27.084

一、《中庸》與“中和之美”

人們生活的地域差異造成了文化差異,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思想文化璀璨奪目,別具一格。在中華大地上延續了二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對藝術的發展、產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使中國的藝術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種藝術,至今依舊光彩奪目,舉世震驚。

《中庸》是儒家的經典之作,“中”表示的是對一個事物拿捏的“度”“,庸”可理解為一般的,常態的。中庸是儒家思想的重要體現,影響了中國長久以來的生活觀念和道德規范。

由于中庸思想伴隨著中國藝術共同成長,便出現了“中庸”在藝術領域可表述的內涵,即“中和”。子思認為:“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敝泻?,是以中國儒家哲學為靈魂的審美形態;中庸之道,指不偏不倚,折中調和的處事態度!“中和之美”是我們中華民族特有的生活情趣和審美情趣,它是一種和諧共生的狀態。

中庸哲學與“中和之美”極大的影響了民族戲曲藝術,決定著戲曲創作者和欣賞者的審美情趣和思想觀念。在儒家倡導的中庸哲學體系和“中和之美”審美的熏陶之下,在戲曲表達上更加注重情感表達的溫文爾雅和喜怒哀樂的節制,追求著恨而不怒,哀而不傷,樂而不淫和含蓄收斂。從古至今,美就是和諧共生,它貫穿了中國的歷史長河和審美領域。人如是,戲曲亦如是!戲曲講究“拿捏適度,過猶不及,”強調中和適度,正是此意。

二“中和之美”與戲曲表演

人們的審美情趣和自身的文化底蘊相關,自然的產生了地域性的審美傾向。在漫長的歲月中,由儒家“中庸”思想孕育的“中和”思想,自然的被納入了戲曲藝術之中,他受到了戲曲演員的追求和觀眾的認可。

梅蘭芳先生是中國表演史上極其重要的人,他對戲曲的貢獻不僅僅是創造了梅派表演藝術,他還是在戲曲中融入“中庸”“中和”思想的實踐者。梅先生酷愛書畫,喜愛中國傳統藝術。傳統文化中蘊含的思想看似簡單平常,實際上內涵極其豐富深刻,它影響著梅先生的一生,造就了他謙謙君子的外在和愛國愛民的內心,從外到里都散發著獨特的人格魅力。正因為這些獨特性,潛移默化的造就了他的藝術風格和藝術特色的形成,也推高了他的藝術高度。梅派表演藝術,唱腔圓潤飽滿、純凈亮麗,身段端莊大方、協調舒緩,在舞臺人物表演的分寸拿捏上無處不展現著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庸”和傳統美學“中和之美”的特征和特色。梅蘭芳先生就有一句名言“寧可不到,也不能過?!边@也就是說,抒發感情要有所節制,和諧、適度的處理情感和情境的各種關系,追求藝術契合而成的意境。梅蘭芳先生演了四十多年的醉酒,也改了四十多年,幾乎每次都有心得和變化,對于這出名劇的創造,按“中和之美”的原則,不偏不倚,不瘟不火,不險不怪,不花不滑。強調楊貴妃“醉而美,美而怨”的情態,對其內心苦悶幽怨的刻畫,要求細膩含蓄,對其精神氣質和內心情緒的把握恰如其分,真正符合中國傳統美學所追求的“樂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藝術境界。梅先生的醉酒是切實的揣摩了楊貴妃的“醉”,他認為楊貴妃的醉不是一個普通的深閨怨婦的醉,不能因為生活的落寞寂寥去拿酒解愁,進而借酒撒潑。在此情節,她設計加入了各種如“臥魚聞花”“、銜杯醉飲”、“脫帽戲?!?、“寬衣解帶”等身段表演,既符合一個失寵妃子的心態,又不失皇家的威嚴和身份,更絕妙的是恰到好處的展示了戲曲的歌舞形式和音樂節奏的協調對稱。觀者在深刻理解楊貴妃內心幽怨的同時,還欣賞了楊貴妃醉態的身段美感??梢哉f,梅先生的創造性表演方式不是偶然的,它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庸”“中和”思想影響之下必然的結果。

三、“中庸”“中和”與中國戲劇

中國戲曲之所以不同西方戲劇,也許是在根子上的問題,西方戲劇的“求真“”求實”是與它的文化思想根基密切相關的。而反過來看,中國人思想上的“內斂”“含蓄”的思想人格特征造就了中國戲曲對事物表達上模糊化、輪廓化的表達,它所追求的虛實結合的意境美截然不同于西方戲劇的極力表現和刻畫。

“中庸”與“中和”的思想不僅體現在表演藝術上,對中國戲曲的戲劇表達也有著深刻的影響。中國戲曲根植于中國文化,產生了中國特有的戲劇思維。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潮流中,儒家中庸思想一直占領著根深地固的至高地位。因此,中國人沒有崇尚解放和釋放,而是“自謙”、“自貶”、“內斂”、“含蓄”,待人接物保持著虛心為本,反對表現自己。中國人的戲曲悲中有喜,喜中含悲,悲喜交加,不過分的去喜,也不過分的去悲。而西方戲劇對悲劇題材的作品往往一悲到底,越是悲壯的戲劇場面,越是去放大夸張,大肆渲染。而中國戲曲藝術對于罰惡褒善、衛忠除奸的追求,是一種傳統儒家思想的延續,更是探求一種和諧、平實的美,是“中和之美”的顯現。例如《竇娥冤》,主人公竇娥自幼無父無母,自小被父親賣為童養媳,而后丈夫又過早去世,她只求做一個安守本分的賢媳。不想遇上張驢兒要強占于她,后毒死自己的父親,反誣告竇娥,竇娥被判斬刑。這本是一出悲劇性極強的大悲劇,將人間的種種苦難都加到竇娥身上,黑白顛倒,地暗天昏,竇娥呼天不應,喊地不靈,其境遇凄慘可謂人間罕有。但就是在這樣的一部悲劇性極強的作品中,關漢卿在關注情節發展、人物塑造的同時,卻不時地加入了一些插科打諢的逗趣手法,用一些小的喜來調節悲痛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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