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中的“出版”：主體性問題

◎ 范 雪

因為專業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所以筆者對“出版”的興趣，并不完全在“出版史”的專業范圍內。筆者做的出版研究，主要是抗戰期間關于延安的出版（體現在兩篇已刊論文中：《出版延安的“知識”與“政治”—延安與生活書店的戰時交往史》，《文學評論》2016年第5期；《抗戰時期生活書店的制度選擇》，《文藝研究》2017年第7期）。這個研究的問題意識來自文學領域。眾所周知，文學研究在這些年發生了“史學轉向”，重視通過充分把握史料，歷史化地展開對研究對象的討論。這種方法帶來了對學科界限的不斷突破。由研究對象本身拓展和連綴出的問題空間，往往會產生另辟蹊徑的效果。以此為研究思路，筆者的研究興趣始于對歷史中出版行業的“主體”的關注，具體來說就是生活書店、鄒韜奮、新華書店和《全民抗戰》等。筆者認為，強調“出版”和“出版人”作為“歷史主體”的“主體性”，是在足夠的史料基礎上突破既有研究的一個重要方法。

一、“一體化”“政治化”和“統戰”

討論20世紀的中國文學，“體制化”是無法回避的。這在筆者的研究里表現為1930年代后半期生活書店出現了“左傾”，抗戰中生活書店在各個維度上的“左傾”更加明顯，并最終倒向了中國共產黨。在我們的印象里，這樣一個過程也代表了20世紀中國文學、藝術和文化的趨勢。許多著名論者的討論奠定了我們對上述趨勢的認知。首先是洪子誠關于新中國成立后文學“一體化”的判斷?！耙惑w化”對文學生產和出版機制的討論，主要指1949年后由國家力量推行的全國文學文化的單位化、制度化。①“一體化”雖然主要不針對抗戰時段，卻是我們了然于心的歷史走向，以這個歷史方向為參照，抗戰期間文化機構在組織制度上的敏感、傾向和選擇，實際上構成了“一體化”前史的隱約眉目。其次是“政治化”的說法?！罢位钡恼f法多見于海外學者對戰時大后方“左傾”文化機構的討論，他們用這個判斷來解釋抗戰期間全國的文學文化出現明顯倒向共產黨的現象。比如，葉文心認為，抗戰中生活書店出現了“政治化”傾向，共產黨以此為契機在人事上逐漸掌握了書店。②最后就是“統戰”。這個概念從共產黨的角度描述共產黨如何在1935年確立“統一戰線”的政策后，大力吸收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入黨，并在大后方爭取文化機構。像生活書店這樣的“進步書店”，就屬于共產黨統戰政策下的非官辦出版單位。學術史上對1930—1940年代文學和文化趨勢的這三種討論，共同構造了清晰的“制度化”的發展史，而出版是其中的重要一環。

其他一些關于20世紀中國文學與歷史的重要研究，也加固了“制度化”敘事。例如，王曉明的《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重識“五·四”文學傳統》暗示新文化運動從一開始就有一種朝向“一個”的趨勢。③另外，李澤厚關于救亡壓倒啟蒙的經典判斷④，也能說明“制度化”背后有一個使它的邏輯與其一致的歷史大勢。但是，如果我們將研究對象視為歷史的“主體”，強調對象的“主體性”，充分地去考察對象的意志、心愿、實踐、滿足與自我實現，就可以找到“體制化”以及它背后關于政治與文學、救亡與啟蒙等深入人心的二元結構論述的縫隙，并對其發起挑戰。

“體制化”論述有三個基本要素：政黨、知識分子和出版機構?！敖y戰”“政治化”和“一體化”對這三個要素各有側重，但較為一致的特征是，它們都將“體制化”描述為政黨逐漸滲入、掌握文化機構的過程。這在具體的歷史場景里是值得商榷的。出版是一種生產刊物和書籍的活動，是一種把各種各樣的事件、知識、情感、道理印在紙上讓人去看的活動。我們需要在充分估量“出版”的這些特性的基礎上，去考慮它和別的領域的關系。布迪厄的《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與結構》從這個角度出發，提供了十分有啟發性的討論。⑤借助布氏的角度，我們在討論生活書店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時，就需要在生活書店的事業屬性，即“知識生產”的邏輯里，去考察生活書店與政黨的關系，考察政黨如何獲得進入“知識圈”的入場券，而不是把政黨理解為一種可以輕松進出或左右其他領域的力量。

二、“知識”：平臺與媒介

在這個方向上推進對生活書店的研究，首先需要把研究對象放在更大的知識和社會氛圍里談。比如抗戰期間，生活書店出版了不少來自延安的書稿，怎么看這個現象呢？這是生活書店“宣傳”共產黨呢，還是另有其他可能的解釋？從延安這邊看，芮哲非（Christopher Reed）在關于中共的印刷發展的研究中討論過其“非市場化”的特征。⑥這個特征在當時其實限制了延安在全國知識市場上的擴張。由于中共的黨組織網絡是其知識傳播、擴散的主要渠道，所以在黨的組織網絡沒有覆蓋的地區，其在知識市場上的渠道和競爭力會非常有限，延安無法獲得全國性的知識話語權。這進一步意味著，延安需要與外界合作，而合作的邏輯則應該從合作發生的最基本的平臺，即“知識”的層面上去尋找。

書店出版和發行“知識”，這是一個知識生產的過程。因此，出版和發行什么樣的“知識”，是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不少文學研究者對1920-1930年代知識風尚的討論表明，當時言論界對唯物論辯證法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表現出了顯著的偏好。⑦對全國新書目錄的考察證實了這個判斷。筆者通過《讀書與出版》雜志上的“全國新書月報”，統計并比較了抗戰全面爆發前后兩個月份的全國出版物的類型分布。從1936年和1938年的兩組數據中能看到，“社會科學”在抗戰前已是知識市場的主流類型。全面抗戰開始后，這類知識的相關出版的發展更加迅速，撐起了出版界的半壁江山還多。在哲學類的書籍中，出版市場對“唯物論”“辯證法”的熱情同樣相當高漲。⑧

從統計書籍類型稍稍發散開來，筆者想簡單說一點的是，掌握書目是一個老派但很有用的方法。在現代文學或現代史的某些具體研究中，從出版物的目錄入手，能有意外收獲。事實上，在一些更大范圍的課題里，比如前述對“出版延安”的研究，都依賴于閱讀《民國時期總書目》《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這樣的工具書。在筆者看來，通過閱讀書目而獲得的基于統計的樣本，有四個顯而易見的好處：一是全面，彌補幾乎每一個學者都會存在的閱讀或知識上的盲點；二是客觀，研究對象的選擇是去意識形態的；三是避免了對象選擇的“隨意性”；四是大大擴充了“文學史”或“經典文學”給我們的有限的、固有的名單。盡管“回到歷史現場”是“不可能的任務”，但一個從“歷史現場”截出來的名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擴充我們能掌握到的信息，更新學術研究的視野。

回到生活書店和延安，1920—1940年代全國知識市場的風尚說明這是一個有“共同的知識”的時代?！肮餐闹R”提示，能熟練操作和創造這些知識的寫作者構成了一個關鍵的群體。通過整理1931年到1945年生活書店的書籍出版類型，能看到知識分子群體發揮的作用。全面抗戰開始后，生活書店的出版格局大規模向馬列和社會科學傾斜，同時，生活書店的理論知識作者中有相當一部分在1937、1938年去了延安。延安與生活書店之間由此產生的牽連一直延續到1940年代。毛澤東說共產黨有兩路人馬：“軍事戰線”和“文化戰線”。不過，1930年代的中央蘇區與上海左翼，在我們討論的“知識”層面上的能力和能量卻不可同日而語。中央蘇區的知識生產能力有限，且不重視知識分子，軍隊里有理論能力的人不多，這在“統戰”政策確立后才開始逐漸發生變化。戰爭爆發后，許多在文化界已有大名的左翼理論家奔赴延安，給在知識領域影響力甚微的陜北中共帶去了知識上的資源和資本，延安也逐漸成為戰時中國重要的知識源地?？梢哉f，戰爭和它所導致的遷徙，與在遷徙前就已經存在的“共同的知識”，一并左右了戰時中國知識生產的格局，預示了“知識”在生活書店與延安的交往史中出演的獨一無二的角色。

三、“干部”與“組織”：主體性問題

要近觀“生活書店”這個“歷史主體”，我們還需要更多具體的史料來支撐?！度窨箲稹泛汀兜陝胀ㄓ崱肪褪沁@樣兩份史料—通過鄒嘉驪整理編輯的《韜奮著譯系年目錄》，筆者發現鄒韜奮在1939和1940年的寫作主要發表于這兩個刊物。⑨它們也恰好形成一種互補性的對照閱讀關系：《全民抗戰》幫助我們把握書店讀者群的特征，《店務通訊》記錄了書店組織的內部演變。

1938年4月的《店務通訊》上有這樣一則材料：在這個月，生活書店西安分店邀請在延安讀書的同學來店座談，介紹陜北的學習經驗，幫助書店同人成立讀書會。參加談話的有十位書店店員和兩名“陜公”學生，學生中有一位原來就是書店店員，除他之外，書店還有數位店員往陜北求學，大部分在安吳堡青訓營。座談會由“陜公”學生主導，他以自己的成長為例，說明延安學到的科學的馬列理論如何使人找到自我。座談會上，全體成員都認可要首先學習哲學（唯物論辯證法）和政治經濟學—唯物論辯證法能明示規律指清方向，政治經濟學則可以解答日常生活中的困惑。⑩這是生活書店學習延安經驗的眾多場景之一，我們能從中讀出不少信息：一是“知識”是書店對延安產生好感，進而發生交流互動的最關鍵的媒介；二是有書店店員去延安求學；三是“知識”發揮作用的領域，從出版上的合作向“人的教育”上轉移。1937年到1940年生活書店發行量最大的刊物《全民抗戰》?，面向全社會推介延安實施的“人的教育”。那些得到了延安式教育的人，他們的命名來自一個我們再熟悉不過的詞：“干部”。

在“干部”一詞和它所指涉的群體正在崛起的當時，成為“干部”其實是具體的人生選擇的問題，既關乎生計，也關乎理想。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引發了大規模的人口遷徙，這其中有數量龐大的學生。這些學生，特別是流亡學生是《全民抗戰》的主要讀者群。作為輿論喉舌，《全民抗戰》鼓動青年進入戰時狀態、投身抗戰生活，這一點也與《全民抗戰》作為媒體的自我設想一致，比如認為報人在國難時期要努力“反映全國民眾在現階段內最迫切的要求”，時局瞬息萬變之時更要迅速提供與抗戰密切關系的消息和評論。但是，這時候政府的學生政策是力求穩定，即“戰時教育須作平時看”。延安則提出搞“戰時教育”，對青年人進行以政治、軍事和實踐能力為主的短期集訓，然后派向實際工作。?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邊區是唯一以這類教育為核心的區域。

就當時關于“青年”的社會輿論而言，這種教育理念有更大的市場。這與當時各界言論以及彌漫在人們心頭的時代感覺有關。在這樣的感覺里，1930年代國難時期還在城市中困頓于生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將一掃頹廢，重新出發。正是在這個視野里，《全民抗戰》認同延安的青年教育，也認同這種教育訓練出來的人—他們將直接有效地貢獻于抗戰建國這個大時代主題。

這其實是一番對“什么樣的時代，該做什么樣的人”的設想。這個設想包含“個人”與“團體”的新關系。我們可以從語言的發展來進一步理解這種新關系?！案刹俊笔且粋€外來詞，來自日語，同盟會時期就已使用，辛亥革命后隨著中國政黨政治的發展逐漸成為政治言論的核心詞匯。不過，在1937年以前，“干部”一詞的使用主要是在政治言論，特別是政黨言論的范圍內，一般的報刊媒體并不普遍使用這個概念。到了全面抗戰時期，大眾傳媒已經非常熟練地使用這個詞了。這段“干部”的語用發展史，與20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政黨式組織方式逐漸發達有關。王汎森認為，1920年代“主義”的興起意味著組織和紀律成為“進步青年”的理想寄托，個人只有在集體中才能實現自我完善和新社會理想。?這在抗戰中變得更加普遍和強勢。比“進步青年”更進了一步，“干部”這個命名本身就涵蓋了個人與集體的不可分割的制度性關系。

就《店務通訊》展現的生活書店的“內部世界”而言，書店的靈魂人物鄒韜奮的想法和他在這一時期的參政活動，構成了理解生活書店組織發展的樞紐。鄒韜奮對文化工作深懷事業感。他為書店區分了商業與文化、建立烏托邦性質的生活合作社（并未真正實施鋪展）、舉行全店選舉，并實踐蘇聯的“民主集中”。值得一提的是，鄒韜奮在當時正在參加“國民參政會”。他很可能將參政經歷中發展出的對民主政治的程序和技術的興趣和心得運用到了店務管理上?！兜陝胀ㄓ崱防镉性S多涉及“干部”“蘇聯”“延安”“政黨”“唯物論”“聯共黨史”和“斯大林”的內容，鄒韜奮也多次撰文教導店員如何發表意見、如何行使權利、如何開會、如何聽會等。這些都體現了書店管理層對“組織”的方式的主動探索。

《全民抗戰》和《店務通訊》能夠幫助我們建立起生活書店的內外世界。我們并不應簡單認為，外在的風氣或是政治力量在左右生活書店。阿蘭·巴丟在談到20世紀的政黨政治時曾表示，紀律使缺乏權力、金錢、媒體的人民得以強大。?以往被歸結于“政治化”或“體制化”的生活書店的種種現象，包括積極學習唯物論辯證法的哲學和社會科學知識，請中共黨員來給店員開座談會、茶話會，管理店員從讀書到工作、從個人衛生到戀愛的所有生活，派店員去延安學習，以及制定一個有烏托邦色彩的“生活合作社”的藍圖等，這些點點滴滴、這些嚴格的“紀律”，正是書店作為一個真實的有“主體性”的團體，它的意志、它的努力、它的選擇和它的理想。在理論方法上，?？碌臋嗔椭卫硇g理論似乎很適用于上述現象。這套理論可以帶來豐富的闡釋空間，比如，組織話語如何規訓了個體與團體。若以此視角來看抗戰中的生活書店，也許會認為這是書店主體性失落、逐漸服從于政治的時期。但筆者更愿將之視為書店作為歷史主體主動選擇共產黨式的組織，以使自身變得進步和有力量的歷史過程。書店在這方面的種種努力，幫助它在戰爭中支撐起龐大的實體機構。

在討論歷史中的“出版”的時候，存在著一個角度選擇的問題。歷史是復雜的綜合體。它不會是一個平面，也不會是沙盤，而更像球體。我們實際上不可能在紙上把整個球面都畫出來，而是需要一個角度。這個角度可以是后來研究者的某種“反思性”考察。但筆者傾向于向歷史中的個體或團體，比如鄒韜奮和生活書店，投入更強的代入感。在筆者看來，研究者有時候未必比研究對象更明智。因此，筆者更愿意從他們的處境和選擇出發，來理解一段歷史中有生命感的動向。

注釋：

① 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② WEH-HSIN Y.Progressive Journalism and Shanghai’s Petty Urbanities：Zou Taofen and the Shenghuo Enterprise[M]//FREDERIC W, WEH-HSIN Y.Shanghai Sojourne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186-238.

③ 王曉明.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重識“五·四”文學傳統[J].上海文學,1993(4)：65-74.

④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J].走向未來.1986(1).

⑤ 布迪厄.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M].劉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⑥ CHRISTOPHER R.Advancing the (Gutenberg) Revolution：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rint Communism, 1921-1947,[M]//CYNTHIA B，CHRISTOPHER R.Woodblocks to the Internet：Chinese Publishing and Print Culture in Transition, Circa 1800 to 2008.Boston：Brill,2010：275-311.

⑦ 程凱.1920年代末文學知識分子的思想困境與唯物史觀文學論的興起[J].文史哲,2007(3)：94-102；姜濤.革命動員中的文學與青年[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4)：1-19.

⑧ 全國新書月報[J].讀書月報,1939(1)：54-57.

⑨ 1939年一年鄒韜奮在《全民抗戰》寫了100余篇文章，涉及社會評論、參政憲政、答讀者來信、國際局勢等諸類內容；在《店務通訊》上寫了56篇文章，專注討論整頓組織和員工教育。1940年鄒韜奮一年發表的文字中仍有近三分之一貢獻給《店務通訊》。鄒嘉驪.韜奮著譯系年目錄[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⑩ 陜店第三次茶話[M]//北京印刷學院,韜奮紀念館.《店務通訊》排印本.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66-73.

? 《全民抗戰》1938年7月7日在武漢創刊，鄒韜奮、沈鈞儒、艾寒松、張仲實、胡繩、柳湜等6人組成該刊的編委會, 其中鄒韜奮任主編，柳湜任副主編?！度窨箲稹返那吧硎青u韜奮主編的《抗戰》三日刊。1941年2月22日,《全民抗戰》出至第157期時，被政府查封。

? 高奇.中國現代教育史[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195-199.

? 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的聯系—“五四”研究的若干思考[J].政治思想史,2010(1)：16-31.

? 巴迪烏：飽和的工人階級一般認同[EB/OL].傅正,譯.(2013-6-16)[2013-12-24].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