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經驗的場域及其文學話語生成

趙目珍

摘要：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深圳四十年來在政治、文化上扮演的“角色”不斷變換，從而也使文學有了更多的背景選擇和想象空間。從早期的“邊城”“策源地”，到中期的“新都市”“放逐地”，直至后來的“別人的城市”“寓言城”“土生地”和“新城市”，作家們在面對這座城市時都表現出了獨特的個人意識和文學追求，他們秉持文學理想和自由寫作的精神，見證和想象著一座城市，把“場域經驗”轉換成猶如劇場一般的“文學話語”，既轉化和加強了對城市的認知，也使文學與城市建立起了一種微妙的反洽關系。

關鍵詞：經驗場域;文學話語;深圳文學;改革開放;反洽關系

美國極富影響的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曾將創造了不朽文化功績的城市（如亞歷山大、雅典、巴黎、倫敦、紐約）稱為“心靈之都”。就其對“心靈之城”的具體詮釋看，其重要衡量標準之一，即是該城市有沒有孕育出杰出的文學家，亦即這座城市夠不夠得上被稱為一座文學名城。布魯姆的這一論斷讓人見識到文學對于一座城市的重要。然而當歷史進入信息技術時代，其擔憂也隨之而來：“信息技術時代的都市似乎不可能激發作家的文學想象力。過度的視角沖擊遮蔽了內在心靈的眼睛，使我們無視小說的敘事藝術以及詩歌和戲劇的形式美?！雹?1世紀，信息技術發展甚囂塵上，愈演愈烈。就“文學之城”的意義來思考，作為一座在改革開放中勃興且被定位為“經濟特區”的新城市，深圳的確遇到了新的挑戰。然而，認真回顧四十年來的深圳發展史，亦隱約可見其靈魂所在，可感其人性溫度。不可否認，這即是其文化尤其是文學之光所帶來的。對于文學的創生而言，新城市在精神層面可能陷入貧瘠狀態，然而在經驗和文學質素的提供上，它又是獨一無二的。在短短四十年的時間里，深圳作家提供了不少有分量的文學文本，甚至發起過轟轟烈烈的詩歌運動，在文學史上不無值得稱道之處。從這種意義上說，“深圳也成為一座名副其實的文學之城?！雹谀敲?，作為最具中國改革開放象征意義的新興之城，深圳到底為文學提供了什么經驗場域，并且怎樣促使文學話語的有效生成呢？

一? 從“邊城”到“策源地”

深圳于1979年3月建市，1980年設置經濟特區，從此開始了它神話般的歷史新紀元。在短短的數年中，深圳像當年的羅馬城一樣，開始向大都市的方向急劇膨脹。來自五湖四海有自我實現之夢想的人士紛紛登上這片熱土，開始了一種狂飆突進般的新生活。一時間，深圳仿佛成了一個自由、開放并且可以實現夢想的樂土。這是一種時代的氛圍，它讓已經到來或者沒有到來的人們對這片土地充滿了新奇感。于是，許多學者和文學之士開始關注深圳的新生與成長，為此寫下無數發自肺腑、喜氣洋洋的贊歌。詩人們高唱：“抬眼望邊城，車隊如龍/爭先向著二十一世紀沖擊……”（韋丘《邊城賦》），或者吶喊：“祖國南天的這一角，/何時何刻不交織著/心的碰擊/力的追逐，/變革的濤聲……”（鐘永華《你啊，嶄新的長城》），報告文學家“為開放改革而歌”，贊譽那些“火中飛起的鳳凰”，贊嘆“光影在騰飛中閃耀”，“升起來了，一顆新星”;散文家從中發掘出“黃金屋”，站在深圳河的大橋上浮想聯翩;小說家們也喊出：“奮斗吧，這里是一片樂土！”（高艷茹《這里是一片樂土》）整體而言，深圳1980年代的文學充滿了對新時期新氣象的頌美與謳歌，就連季羨林先生在1984年也因為深圳總結出了“我們必須改變舊觀念、舊想法，接受新概念、新想法”的教訓，③因此，深圳歷史上的這一時期可以稱之為一個短暫的“新雅頌”時期。

然而，城市的發展總是有其連續性和枝蔓點。隨著“時間開始了”，很多有情懷、有思想的人士很快便洞見快速發展中的痼疾，或意識到時代變革給人的內心所帶來的困擾、孤獨與焦慮，或感受到“文化沙漠”中的精神貧窮現狀。于是在思想上，他們慢慢覺醒，開始有意識地探尋一座城市的內在肌理，并進而發掘其文明、規則或者精神動力，由此發出一種“昂貴的聲音”。首先是部分有情懷的作家注意到現實中的一些實際問題，如著名報告文學家陳秉安注意到當時深圳二十萬女工的生存狀態，寫下著名的《來自女兒國的報告》;廖虹雷注意到這塊平凡又神秘的土地上農民的生活及出路問題，寫下了《他們在特區的土地上》這樣有影響力的文字。更為值得注意的是，許多作家在小說中反映出了那一時期人在個體意識上的覺醒問題。劉西鴻的《你不可改變我》（載《人民文學》1986年第9期），向世人敞開了改革開放初期正值青春期的16歲少女的精神世界，展現了一個觀念前衛、個性十足、灑脫不羈并且有很強獨立意識的女性主人公形象。從當時的背景來看，這樣的女孩有著典型的新銳、時代特征，與那個時期蓬蓬勃勃、轟轟烈烈、大刀闊斧、一往無前的時代氣息有著很大程度的呼應。其時的作者劉西鴻只有25歲，廣東本地人，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相對于年輕、物質、欲望的深圳而言，在氣質上也有某種程度上的近似。另外值得一提的中篇小說有李蘭妮的《他們要干什么》、譚甫成的《小個子馬波利》（載《特區文學》1988年第3期），二者都以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為背景，展現出那個時代下人的精神面貌和新穎的價值觀。不過前者突出的是昂揚的奮斗氣息，后者著重寫物欲橫流的境遇中知識分子在靈魂上所面臨的困惑與掙扎。與二者不同的是梁大平的中篇小說《大路上的理想者》（載《特區文學》1986年第4期），該作品以“理想者”的視角審視深圳在改革開放中所發生的驚人變化及其繁華背景之下人心不古、精神潰敗、理想破滅的人生現實，主人公最終勘破虛幻之夢，奔赴遠方，表現出對深圳不可能作為“樂土”的清醒認知。這三篇作品從敘事上看，既有相同的視角，也有不同的縱深拓展。無論是正面歌詠、反面反省還是正反互存，都體現出作家在思想上的一種“覺醒”。而這也正是崛起中的深圳為作家提供的文學土壤所孕育的。

與報告文學和小說略有不同，新時期發軔階段的深圳詩歌界表現出了一股非同尋常的文學氣象。1986年，定居深圳的徐敬亞以《深圳青年報》為策源地和主戰場，聯合北方的《詩歌報》舉辦了“中國詩壇1986現代詩群體大展”，直接“引起了一場文化思想的火山噴發”，也導致了深圳現代主義詩歌的萌芽。這場轟轟烈烈的詩歌界運動發生在當年的深圳，顯然不是偶然的。最主要的原因，即1980年代的深圳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思想空前解放，就像一個“應許之地”“希望之鄉”，“仿佛遍地流著奶和蜜的迦南，發出過無比迷人的光芒。在彼時的人們眼中，深圳是一個前途無量的神童，它做出任何驚天動地的事情大家都不會奇怪。而當年的《深圳青年報》更是新觀念最急切的吹鼓手?！毙炀磥嗊€指出：“任何英雄都無法獨自撬動歷史的大石頭，任何事件必須有一個支點，也必須有很多助力。這支點，就是《深圳青年報》;那助力，就是人們對深圳這座無所不能城市的想象?！雹堋?6大展”中，深圳得近水樓臺之便，首次入選了以貝嶺和石濤為代表的“游離主義者”⑤。盡管從實際的發生考察，“游離者”類似于一人成“派”，與“群體”概念貌合神離，但作為1980年代深圳詩歌史上的事件，“游離者”不可忽視。后來出版的《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中還增入了一個以客人和胡岡為代表的深圳“邊緣詩群”。這是一個以詩集《邊緣》命名的詩歌群體。從四十年的發展歷程看，“邊緣詩群”可以被看作是深圳詩歌史上第一個明確提出詩歌理念并且有一定數量詩人和文本支撐的詩歌群體，它真正具備了詩歌流派的性質及重要特征，具有標志性意義?！对娙捍笥^》中出現的深圳詩人還有貝嶺、石濤、陳寅、綠島、文雪、張國強、呂貴品和徐敬亞等數人。以上群體和人員的出現代表了深圳現代主義詩群的最早萌芽。由于徐敬亞、呂貴品等人當年以朦朧詩人的身份出道，反觀這個層面上的意義，1980年代的深圳也可以算作是“朦朧詩派”得以存在和延續的重要陣地。徐敬亞還是當年朦朧詩“三個崛起”理論的建構者之一，盡管《崛起的詩群》作于1983年1月，但從歷史的關聯看，這種延續性無法抹殺。經由“86大展”，徐敬亞寫出了震撼人心的《一代》和《靜亂者》，陳寅質問《序曲如何開始》，貝嶺發出《昂貴的聲音》，詩人們從思想的覺醒中重新活了過來，“語言作為至上的存在，光芒四射：詩人說出了自己，說出了他人，說出了人類，無一遺漏，無一幸免?！雹扌炀磥喴沧闹赋觯骸斑@一時期，詩的重心自北向南轉移。詩的內在精氣，由北方的理性轉換成南方的感性乃至悟性?！雹弑M管所言詩歌重心南移之地并非特指深圳，但開一代風氣之先的深圳無疑在文學地理學意義上應和了此次偉大轉移。從徐敬亞當年撰述的文獻看，“86大展”乃是其深思熟慮后對詩壇精心分析后的詩歌行動，是中國詩壇的一個重要覺醒，它意在打破詩歌的舊秩序，重建詩歌新秩序。這種深具青年性、前衛性、民間性的詩歌行動，沒有深圳當年開放、寬容的氛圍，顯然是無法成功的。

二? 從“新都市”到“放逐地”

改革開放的持續進行很快引發出城市崛起的熱潮，1980年代中期，中國開放了一大批沿海城市，形成了一條具有非同尋常意義的都市帶。進入1990年代，隨著香港、澳門即將回歸，深圳的地位也愈來愈舉足輕重。在這樣巨大變革的基礎上，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都市也將逐漸形成。為此，深圳的《特區文學》雜志社于1994年提出了“新都市文學”的口號。⑧這種對文學命名的考量，著重從都市發展的角度入手，具有全局意義，亦曾引發熱烈討論。雖然經過幾年的鼓與呼之后最終偃旗息鼓，但對于深圳這座城市而言，“新都市文學”畢竟曾是其藝術上的旗幟。有人甚至提出，“新都市文學”不是“新的都市文學”，而是“新都市的文學”，其意顯然暗含此一命名專指“深圳文學”的意味。其實，無論其意涵所指狹義還是廣義，能產生爭論效應并進而形成一種思潮或者流派，命名就是有效的。只不過，對于深圳而言，“新都市文學”的歷史還是短暫了一點。

經過改革開放十余年的發展，深圳在經濟和文化方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之而來的當然是人們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道德準繩等的改變，于是一個新的歷史時代隨之來臨。作為生活在這樣時代場域中的作家，當然也必須拋棄舊有認知，重新理解時代，理解當代人以及二者之間新型的復雜關系，于是反映新的題材、新的意識形態、新的價值觀念、新的情感世界的作品便出現了。這方面產生了一定影響力的作品主要有中篇小說《熱的時候》（《特區文學》1994年第1期）、《駛出欲望街》（《特區文學》1995年第2期）和長篇小說《我的生活與你無關》（花城出版社1998年），而以繆永尤值得關注?！恶偝鲇帧穼懗隽爽F代商業文化語境中人們無限膨脹的物質欲望，以及金錢對人的物化和腐蝕;《我的生活與你無關》則演繹了當年深圳這片土地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故事，其間充斥著物質主義橫行、資本主義畸形發展的各種怪現狀，比如金錢與肉欲泛濫，欲望與精神抗衡。盡管作品中也流露著對理想主義、個人主義和獨立精神的彰顯，但這種新都市文學的整體基調還是有令人躁動和不安的一面。與它們互成系統的作品還有譚甫成的長篇《水之華》、黎珍宇的中篇《咸水淡水》（《特區文學》1994年第3期），這些小說也直面當時的商業文化大潮，努力地尋求思想的碰撞，以期實現有力的突破。從當時的這些作品看，商業文化乃是“新都市文學”書寫的一個重要語境。此外，在1990年代曾引起轟動的青春之作《花季·雨季》也是“新都市文學”的重要文本，雖然作品以青少年視角寫同齡人的情感、思想變化和生活體驗，帶有明朗向上的基調，但也反映出了當時兩種經濟體制給人的選擇所帶來的困惑與痛苦。

城市文明替代鄉村文明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然而在背負巨大的傳統重壓之下，發展太迅疾，總還是會有失衡的現象發生。以上分析已透露出這一點。既然“深圳夢”已經破裂，那么它便很快成為那個時代的人們心理上被壓抑的焦點。1996年出版的散文集《放逐深圳》，雖表面上看寫的是人被放逐于深圳，然而其字里行間也時時流露人被深圳這一新都市放逐的端倪?！霸谏钲诘慕诸^，思想的孤傲和座山雕的威風實在難以保持……南方是黏的，四季都黏。在黏稠中，人沒辦法冷峻崇高?！保ā洞┐笠碌淖涛丁罚霸谝粋€經濟超長活躍和誘惑泛濫的年代，人人躍躍欲試，不可能如老子莊周般將自我物化，坐臥直立都能充當山水草木，從而體會人的自然狀態?！保ā豆善鄙恕罚耙环N東方式的迷惑和逃避、對聚斂財產的著迷，是人們狂熱地追逐利益。96年代的中國似乎是一個尖塔體，深圳接近巔峰?！保ā吨靥崴妓鳌罚坝诠妬碚f，他背離群體，主動地選擇了‘放逐人格……這是另一種心的放逐?！保ā队庠奖娚膱怨罚嵋虼?，從某種程度上說，深圳在那時又成為了一個“放逐地”。

這種“放逐感”還可從當時詩人們的境遇上得以窺見。1996年，一部名為《邊緣》的詩歌合集正式出版，以此為標志，深圳詩歌史上的“邊緣詩群”正式誕生。詩群中的六位詩人都是1990年代前期來到深圳。也許是商業文化語境的氛圍，使他們一下子就感受到詩歌被“邊緣”的尷尬處境：“我們在地面上行走（記住，是在地面上行走?。?，被另一類‘我們坦然地放逐，進入生存的邊緣地帶?！钡娙丝傔€是能夠堅守的一部分人，在遭遇的過程中，他們看到了“生存、語言在大宇宙中的混沌景象”，他們甘愿做“懷抱巨石上山的人”。不過，從實際意義上看，“邊緣詩群”也是基于對生存和語言這兩個要素的認知建立起來的。盡管他們一直期望“用不停息的歌唱來守住內心熾熱而明亮的部分”“高舉如電的光芒，把這一片邊緣地帶連續地照耀”，⑩然而現實總是殘忍的，“邊緣詩群”堅持了兩到三年的時間，便在深圳詩壇消隱。這不能不說與當時的商業文化大潮有莫大關系。

三? 從“別人的城市”到“寓言城”

美國著名社會學者路易斯·沃斯曾指出城市具有三個重要特征，一是巨大的人口規模，二是社會的異質性，三是高人口密度，而這三者合在一起催生了一個特殊的都市生活模式以及有異于鄉村的都市人格。11對于深圳這座城市而言，巨大的人口規模和高人口密度早已不成問題。1980年代以來，數十、百萬的外來務工者涌入深圳，成為都市人口現象中的一種奇觀。這種政治和經濟雙重發展帶來的遷徙現象本身非常值得探討，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龐大遷徙人口中所隱藏的文學愛好者以及他們的作品所引發的文學思潮?；诠I文明與農業文明之間的差異和對立，置身于日新月異發展之中的底層作家，無論從生理、心理還是情感上都存在一個巨大反差。他們一方面為生存現實焦慮和擔憂，同時又對城市充滿了矛盾、期待與思考。以至于長期以來，深圳成為很多底層人士的“夢想地”，亦即另外意義上的“別人的城市”，從而體現出文學主體“邊緣性”的一面?！靶露际形膶W”提出之際，就曾有人將“打工文學”作為其中的代表。其實，無論從題材，還是從主題、思想和價值觀看，“打工文學”都迥異于“新都市文學”，有其特殊的文學支點。然而，深圳特殊的地域性又在某種程度上豐富了“新都市文學”的內涵。

深圳的底層寫作者以林堅、王十月、徐東、曾楚橋、畢亮、陳再見、謝湘南、程鵬、郭金牛、許立志、鄔霞等人較著名。林堅早期即以小說《別人的城市》出道，該作品一方面在敘述中流露出對城市的向往之情，另一方面又為自己身為城市的“局外人”而對城市采取一種疏離和批判態度。然而，這畢竟是對經歷過城市生活之后的一種反詰，是對于人類文明進程本質上的關注和參與。12陳再見的小說多寫身處城市之中打工者的悲涼境遇，很多作品處理了人與鄉村和城市之間的繁復關系，值得注意的是，其作品（如小說《雙眼微睜》《微塵》）中的許多人物都有質樸的文學藝術情結，這無疑有作家本人的影子。與陳再見相比，畢亮的作品更帶有城市書寫的自覺，小說集《在深圳》即是例證。其作品更多地塑造置身城市邊緣的普通人物，以他們的人生遭遇揭示精神上的蒼涼與幻滅，傳達出一種城市與“邊緣”同在的文學經驗。他們的寫作其實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他們都從個人與城市的經驗關系出發，審慎地處理個體與生存場域的微妙關系，將“別人的城市”這一內涵詮釋得既深刻又全面。郭金牛、安石榴、謝湘南、程鵬、鄔霞、田曉隱、許立志等人以寫“工人詩篇”著稱，13他們的作品多從底層工人的現實入手，或反映工人生存狀況的窘迫，或揭示工人在個體意識上的覺醒，或抒解摻雜了現代氣息的變異性鄉愁，或敘述令人不安的死亡帶來的震撼，一方面將當代工業文明中復雜的人之境況揭示出來給人看，同時對底層人在面臨城市困境時所需要的精神寄托進行觀照，既有自我省視的力量，又有果敢的擔當意識。他們的《一起工傷事故的調查報告》《建筑工人之歌》《紙上還鄉》《一顆螺絲掉在地上》《吊帶裙》等作品已成為當代“工人詩篇”中的經典之作。有時，他們也在詩歌中表現對個體身份的焦慮，如田曉隱的《我用釘子螺絲懸疑中國短板》、程鵬的《建筑工人之歌》即是這方面的詩篇。面對苦難的人生，他們或以自嘲來緩解壓抑的現實（安石榴《邊緣客?！罚?，或從個體出發發出對尊嚴的呼喊（程鵬《流水線下的女子》）。然而，無論是自嘲還是吶喊，可以證實的是，他們都意識到了自我身份以及所屬群體在時代中的微妙處境。

相對于底層人士對底層的關注，站在底層之外關注底層的作家則形成另一關注視角。盛可以的長篇小說《北妹》聚焦在廣東“S城”打工的底層女性，將其在城市遭遇的各種窘境和不堪揭橥出來，塑造了一個在當下時代中“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女性形象。作品同時謳歌了自由、獨立、堅韌的底層精神，彰顯了城市之中道德與欲望的激烈抗衡。吳君的《親愛的深圳》《深圳西北角》等作品帶有明顯“深圳敘事”的痕跡，它們同樣以“打工者”為敘事對象，將他們對“深圳”這座城市的復雜情感展示得淋漓盡致。

當然，現代化之城有時也會朝著前衛、先鋒的另一極端走，以至于在城市中可以幻想怪異的鄉村，或者把堅硬的現實變成更富象征意義的“寓言”。王十月在深圳期間曾寫出其代表性的長篇小說《31區》和《活物》，這兩部作品完全有別于深圳其他作家的寫作，顯得有些“另類”?！痘钗铩凡⒉环从吵鞘猩罹跋?，而是以作者虛構的白家溝村為背景，展現了一幅光怪陸離、爾虞我詐的荒誕鄉村圖景。與之相比，《31區》則略有不同。31區是深圳寶安的一個小區域，是作家在深圳的寄居處。作品本來出于紀念此地生活和友誼的考慮，準備寫出這讓他們既歡樂也流淚的地方。不過在后來的寫作中，作品開始靠近《活物》的荒誕風格，寫得近于“古老的寓言”和“久遠的夢”，“31區”在作品中最終變成了“一個沒有法律，沒有道德約束的地方”，文本也變成了一部關于“罪與罰”和“道德與本能”的作品。14從某種意義上看，王十月將“31區”寫成了一個“寓言城”，盡管那不是本質意義上的深圳，但無論如何，寫作仍帶上了寄居地的影子，有將往事作為美好追憶的初衷。這樣的地域經驗也不是所有作家都能擁有的。

四? 從“土生地”到“新城市”

底層寫作現象引發熱潮的同時，對于城市普通人的關注也成為深圳作家處理的重要題材之一。進入21世紀，這種寫作逐漸成為深圳文學創作的主流。尤其是2005年以來，深圳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新的城市架構已經落實，于是文學又有了不同的地理鏡像作為參照?！霸诋斈甑臅r代背景下，深圳作為全國新城市形態的集大成者，生活于其間的人與其他地方的人有著截然不同的經歷和心路歷程。如何進入城市，如何成為城市人，如何離開與守望，如何回望故鄉和來處，為游走在城市和故鄉之間的深圳人提出了嚴峻拷問。在一個新城市的居所里，我是誰？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我的身份和認同，我的來路和歸宿，這一系列繁難而沉重的問題為深圳文學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礦脈?！?5基于這樣一種恢宏和沉重的考量，深圳人又提出了“新城市文學”的命題。就既成的文本看，這一命題本身有兩種觀照方式，一是從土生作家的視野出發，二是從后來移居深圳的作家的視野出發。于是作為經驗場域的深圳又有了“土生地”和“新城市”兩種不同的身份。

謝宏的作品一直帶有本土作家的意味。作為“深圳土生小說家的符號”，謝宏“對發生在這個城市里的人和事，所持的觀點或態度，會比內地來深圳的作家更客觀和公正”。16其長篇小說《貌合神離》，以沖淡平和的筆調敘寫現代性籠罩之下的光陰故事，揭示城市中人“貌合神離”的灰暗人性;《自游人》則充滿了現代人的“焦慮”和“憂傷”，將城市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茫然有著”與水中魚的“自來自去”作類比，反映了城市人生活上的無奈、無力與行徑上的荒誕不經;《深圳往事》則是對傳統深圳敘事的一種顛覆，然而卻更具“傳統”的一面，它以深圳一群1960年代出生的理想主義者為著眼點，聚焦于他們生存中各種“新穎的”糾結與掙扎，將“身份錯位”和“精神流浪”的問題進行了艱難的再審視，“是一代人與一座城市的成長史”，帶有典型的“土生地”視角。除了這一觀照視野，謝宏近年來奔波于深圳與新西蘭之間，對于土生地深圳又有了一個新的觀察角度，其《雙棲生活》即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經驗。對于深圳這個經驗場域而言，謝宏的寫作有其獨到意義。

與土生作家相比，后來移居深圳的作家則多注重對這座城市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內涵的審視，留意城中人對城市的認同感，進而引發對人與城市關系的強烈思考。在《親愛的深圳》中，吳君已經提出“如何做深圳人”的問題。后來作家李蘭妮根據自己的切身經歷寫出了長篇非虛構作品《曠野無人》，展示了作家在一座新的城市中如何構筑心理長城抵御時代頑疾的精神歷程，使人看到特殊生存背景下的人到底“如何活著”，充滿了對生命、社會、宗教、靈魂等的思索，像極了一部幽暗的精神放逐史。在作品中，李蘭妮無意將深圳作為特殊的生存背景加以昭示，但作家的人生遭際及其對深圳脆弱而又強大的記憶無疑是此書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作家鄧一光對于深圳這座現代之都的現代性后果也進行了深入反思，將“城市之熵”及其背后的東西進行了深入開掘。在其作品中，他非常鮮明地亮出了一個關于深圳人身份的“天問”（如《離市民中心二百米》），把對人與城市復雜關系的思考提升到了一個新高度。其作品還注重探討人在城市中的生存困境和自由問題（如《寶貝，我們去北大》《深圳在北緯22°27'～ 22°52'》），并對深圳這座城市的遺產進行打撈（《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開的》《深圳河里有沒有魚》），既有對一座城市的情趣性認知，又對這座城市充滿詩性想象。對于“如何做深圳人”，鄧一光有著全面、深刻的考慮，由此其寫作也成為深圳現代性寫作的典范之筆。

深圳作家中以更宏闊的視角來敘事的，還有薛憶溈、南翔、楊爭光、楊黎光、蔡東等人。他們的作品多以深圳作為宏闊的影像，將深圳作為一個普遍性的城市背景來對待，或無意間疏遠這一生存場域，或有意淡化將生存場域作為一種標識。對于寫作而言，地域觀念有時是有助益的，有時是危險的，關鍵看作家如何審視和謀劃自己的寫作。薛憶溈近年來在寫作上風生水起，其以《出租車司機》為代表的“深圳人系列小說”曾引起廣泛關注。不過，其寫作卻被認為是“最不深圳”的?！冻鲎廛囁緳C》雖然寫于深圳，但卻超出深圳地域，體現出城市人“流動無住”的生存困境，揭示出“工作與生活平衡”的實際生存問題，帶有一種普遍的意義。南翔的“深圳寫作”主要彰顯在他對高校和知識人的傾注上（主要作品有小說集《大學軼事》以及收入其他小說集中的《博士后》），雖然作品中的人事、地理并非完全根源于深圳，但其作為深圳高校教師的身份無疑對其寫作有重要影響。南翔還有強烈的反思情結，這表現在他處理“文革”題材的小說上，這顯然也與其高校知識分子的身份有關。蔡東的寫作也多將深圳這一經驗場域作模糊性處理，但很多作品中間卻又隱約地閃現出該地域的影子。就題材而言，蔡東的很多作品是以城市中的“家庭”為背景來展開的。她很少直接對現代大都市快節奏、雜亂無章、激情場面以及對城市中人的異化進行揭示，多通過婉曲的方式寫出現實中殘酷甚至慘烈的一面。從生存的角度而言，生活是一個敵對力量，它時時刻刻都在瓦解人們業已形成的生活秩序和精神抵抗力。蔡東的作品就是在對城市人生活的深入中，讓人既看到凄涼的絕望，也看到抗爭中的溫暖，寫出了“新城市”這一場域中至為深刻的生存難題。

“新城市”以來的詩歌寫作，開掘日常個人經驗成為最常見的主題。王小妮、呂貴品、謝湘南都有有力的文本作支撐。不過，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隱居深圳洞背村的黃燦然和孫文波。從深圳時期的作品看，孫文波更注重對日常生活的發現和反思，多致力于將理性和思想性相融合，將敘事和詩意相調節，使詩歌愈加呈現出一種大成氣象。尤其是他與文化傳統建立新關系的作品更給人帶來驚喜，其詩集《新山水詩》即是出于建構新詩與文化傳統之間新型關系的考慮，17為新詩如何處理山水與城市之間的微妙關系提供了范本，在新詩寫作題材、表現范圍和表現手法上都有重要開拓。黃燦然的早期寫作以浪漫主義風格著稱，抒情色彩濃重。1990年代以后，他有意識地對詩的體式和音樂性等元素進行探究，寫作有所轉型。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其詩歌加重了對深層理性的認知，熱衷于對正義、善惡進行探討，對人性、生命進行透視。同時，深圳的隱居生活也使他注意從日常事理中找尋新的發現，并從中謀求喜悅，參酌美好。尤其是當他將詩之冥想特質與日常發現結合起來的時候，他的詩篇呈現出了一種“靈魂生長”的跡象。他一直渴望與被“視為精神上的楷模的那只鷹”（詩歌《發現》）建立內在精神聯系，其后期的詩歌著實讓人感受到了這種潛在力量。從經驗場域看，孫、黃二人的寫作，體現出了一種既能入乎其內而又能出乎其外的視角，具有既普遍又超然的特質，而這與他們所處的深圳地理不無重要關系。

結 語

西方學者Doreen Massey曾把城市看作“故事的交叉點”，借助這一描述我們可以發現城市作為經驗的場域有著多么重要的意義。作為一種空間性的存在，其間無住的物質生產、人口流動、精神交換、文化碰撞、歷史演繹等，為文學的產出提供了極度豐富的心理和情感基礎;同時，人性幽隱、身份困惑、道德淪附、價值崩存等現代性問題也糾纏其中。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四十年來在政治、文化上扮演的“角色”不斷變換，從而也使文學有了更多的背景選擇和想象空間。從早期的“邊城”和“策源地”，到中期的“新都市”“放逐地”，直至后來不同人群視野所映照出的“別人的城市”和“寓言城”，以及“土生地”和“新城市”，不同作家在面對這座城市時都表現出了獨特的個人意識和文學追求，他們秉持自由的寫作精神和對文學理想的堅守，既見證著這座城市，也想象著這座城市，把“場域經驗”轉換成猶如劇場一般的“文學話語”，一方面轉化和加強了對城市的認知，另一方面也使文學與城市建立起一種微妙的反洽關系。就文學的發生看，其自洽的根基源于城市的自發性生長以及歷時性的日常秩序之建立，表現在文學上即為“新雅頌”式的歌唱以及日常經驗的反復書寫;自反的根基則源于城市的現代性起義以及城市之熵的無形延異，表現在文學上即為對城市現代性的批判、底層敘事以及類似于超現實主義的寓言式反擊。因此，從某種意義上看，作為經驗的場域，深圳為文學提供了一種“多重生活”，而改革開放作為這座城市極富特殊意義的舞臺背景，更是將文學推入了無限深廣的場域之中，大量的文學文本驗證了這一點。

注釋：

①[美]哈羅德·布魯姆：《心靈之城》，載《紐約文學地圖》，薛玉鳳、康天峰譯，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Ⅷ頁。

②孟繁華：《建構深圳的城市之魂》，載于愛成：《深圳：以小說之名》，海天出版社2015年版，序第1頁。

③季羨林：《深圳掠影》，載姜威主編：《深圳讀本——感動一個城市的文字》，海天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頁。

④《那些日子，深圳曾是中國的詩歌中心——徐敬亞談“詩歌大展”30年》，《晶報》2015年10月17日A09版。

⑤后來出版的《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同濟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游離主義者”更名為“游離者”，成員僅列貝嶺一人。

⑥孟浪：《鳥瞰的暈?！?，載徐敬亞、孟浪、曹長青、呂貴品編：《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前言二，同濟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頁。

⑦徐敬亞：《歷史將收割一切》，載徐敬亞、孟浪、曹長青、呂貴品編：《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前言一，同濟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頁。

⑧《特區文學》1994年第1期，卷首語。

⑨王小妮：《放逐深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頁、111頁、135頁、213頁、30頁和58-60頁。

⑩以上所引見烏沙少逸、光子、安石榴等：《邊緣》，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序”第1-2頁、“后記”第119頁。

11參見[美]路易斯·沃斯：《都市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載《城市讀本（中文版）》，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3年版，第99頁。

12參見張波：《都市人和都市文學》，《特區文學》1994年第2期。

13參見秦曉宇選編：《我的詩篇——當代工人詩典》，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170-172頁、213-214頁、217-235頁、286-289頁、327-329頁、349-352頁和355-360頁。

14王十月：《31區》，北岳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245頁。

15裴亞紅：《守護文學的理想和初心》，載《新城市文學精選集》（第1冊），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6頁。

16謝宏：《我們都是“貌合神離”的人》，《深圳晚報》2003年6月4日。

17孫文波：《新山水詩》后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頁。

（作者單位：深圳職業技術學院人文學院，深圳文學研究中心。本文系深圳市教育科學規劃2017 年度課題重點項目“高職院?！洞髮W語文》課程的改革與創新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zdzz17001;深圳市哲學社會科學2018年度項目“深圳文化創新機制與深圳文學的發生、傳播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SZ2018B023）

責任編輯：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