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議題的書寫意義

郭冰茹

摘要：文學書寫對性別議題的關注幾乎貫穿了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史，其中表達的性別觀念不僅反映了知識分子對性別問題的思考，也折射出知識界對與性別相關的思想文化問題的認知態度?！端齻儭芬苑翘摌嫷膶懽鞣绞?，借助性別議題進入鄉村生活，呈現女性的生存本相，籍此討論當代中國的現實生存與文化肌理，這不僅接通了中國現代文學書寫性別議題的文化譜系，提示了性別議題的開放性，同時也重申了文學書寫性別議題的重要性。

關鍵詞：閻連科;《她們》;性別議題

閻連科的非虛構作品《她們》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寫身邊的女性：相親對象、姐姐嫂子、姑姑娘嬸、母親孫女，也寫同鄉的女子“她們”。借助對這些女性的記述，閻連科勾連起個人歷史與社會現實、個人經驗與文化心理、個人生活與理論概念的內在聯系，使《她們》不僅成為一部個人情感記憶的歷史記錄，同時也使性別議題成為呈現個人生存圖景、討論社會歷史現實的一個視角、一種眼光，或者說一種方法的可能性。

一

閱讀《她們》，很容易讓讀者聯想到冰心的散文集《關于女人》（1943）和張中行的散文集《關于婦女》（1995）。這三部作品的寫作對象都是女性，且與自己相熟相交，對性別議題的關注成為作家寫人記事的一個重要的參照角度，因此也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寫作者的性別觀。如果我們將《她們》與《關于女人》《關于婦女》對讀，可以看出《她們》在表達性別觀念方面的獨特性及其賦予性別議題的書寫意義。

《她們》在書寫對象的選擇上與冰心的《關于女人》類似，兩者都重點描摹了家庭中的女性成員?！蛾P于女人》的敘述角度基本上聚焦于家庭關系，不論是寫家人還是寫朋友，冰心都傾向于將筆下的人物置于家庭場景中去呈現。因此，出現在這部散文集中的人物雖然性情迥異，但是寫作者推崇的女性在家庭中承擔的責任和體現的美德卻是一致的，比如勤儉、善良、包容、忍耐、堅強、體恤等。在結構安排上，《關于女人》收錄的首先是《我的擇偶標準》，這實際上是告訴讀者“我”理想中的女性形象是怎樣的，之后依次描寫了母親、教師、弟婦、奶娘，并逐漸從親緣關系延伸至社會關系，比如同學、學生、朋友的太太等，在“我”的人際關系網絡中，借助不同社會身份、教育背景和生活經歷的女性形象來回應“我”的女性觀?？梢哉f，《關于女人》是冰心對走出傳統禮教大家庭的新女性，在角色、位置以及身份認同等方面的一次新定位，并借此重申她對女性“主內”，成為“賢妻良母”的女性觀的認同。

《她們》的敘事也圍繞著與“我”有親緣關系的姐姐、嫂子、母親、姑姑、娘嬸等來展開，同樣是從家庭成員切入，結構安排上也比較靠近《關于女人》?！端齻儭返牡谝徽聦憽拔摇钡南嘤H對象，在寫人的同時也描摹出一幅鄉村底層的生活圖景以及身處其中的生存邏輯。之后對各個家庭成員的書寫也基本圍繞這一生存邏輯展開，物質生活的貧窮和匱乏造就了她們的勤勉、隱忍和樸實，同時也教會了她們實用、貪利和狡黠。與《關于女人》著意于贊美女性在家庭中的奉獻精神，傳導“賢妻良母”的女性觀不同，《她們》關注的是與現實生存糾纏在一起的性別議題或者說性別困境，在敘述中不斷推動的也是閻連科對女性之“他性”，或者說對女性成為“第三性”的思考。

張中行的《關于婦女》在選材上有很大的不同，其中的人物，既有明清閨秀柳如是、曹貞秀，也有當代才女新鳳霞、趙麗雅;既有古代制硯技師顧二娘，也有當代配音演員丁建華;既有輔助夫君的賢妻，也有正直勤勉的保姆……出現這樣的組合方式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并不是按照事先設定好的主題展開的系列敘述，而是應出版社編輯的要求，編選了若干描寫女性的散文結集而成的。不過，既然是編選，就有一定的編選邏輯需要遵循，因此這些人物形象彼此之間雖然沒有直接的現實聯系，但張中行的女性觀卻能將她們串聯成一個有機整體。正如這本書序言中的概括，張中行在看待女性和女性問題上的基本態度，是建立在性別平等上的“理解”“尊重”和“欽慕”①，而這也正是編者選擇結集出版這本書，并將其作為“給世界婦女大會的一份禮物”②的初衷。

當我們將散文視為敘事的藝術，從敘事學的角度考察敘事人的位置時，便不難發現《她們》的敘事人“我”，其角色和位置與張中行的《關于婦女》比較接近?！蛾P于婦女》一般從“我”的讀書寫作起筆，興之所至，對涉及的女性人物或談掌故、或評詩文、或添議論、或敘交往，因為這些所思所感是由“我”展開的，日常交往是以“我”為中心的，所以“我”在整個敘事過程中與其說是敘事人，不如說是參與者。敘事人通過“我”的讀書隨感、史實考證和日常交誼來映襯或者說烘托女主人公，同時，作家對性別議題的看法也蘊含在這一描述的過程中?！端齻儭分械臄⑹氯嗽诳坍嬋宋?、講述事件、表達觀點方面也有明確的主體介入，而且程度比《關于婦女》更深。這表現在《她們》中每個人的故事都是在與“我”的互動關系中展開的，即便是那些與“我”素昧平生的同鄉女子的故事，也是經由“我”的采訪來呈現的，這使“我”在這些故事中是講述人，也是人物。換言之，在這樣的講述中，如果沒有“我”的參與，敘事將無法完成，而當“我”以我的經驗和感受來理解她們，為她們代言時，作家的性別觀也隨之呈現。

如果與冰心的《關于女人》對照，《她們》中敘事人作為事件參與者的角色會凸顯得更為明晰。比如同是對母親的講述，在《她們》中，母親身上發生的每一件事，無論是否與“我”直接相關，“我”都是親歷者，而且在整個講述過程中，多描述而少議論，這樣的處理方式很容易營造一種現場感;《關于女人》中母親的形象則主要由“我”的總結概況和議論構成，第一人稱的限知敘述常常被第三人稱的全知敘述置換，因而敘事人更像是一位恪守敘事人邊界的旁觀者。之所以會造成這種閱讀效果，是因為冰心雖然是女性作家，但她在《關于女人》中卻有意假托男性的口吻來刻畫女性形象，談論女性問題，“因為男人在立場上，可以比較客觀，男人的態度，可以比較客氣”③。要“客觀”和“客氣”就必須與人物和事件保持相對安全的敘述距離，由此，作家的性別觀也很少蘊含在講述中，而是由敘事人的直接議論和抒情來呈現。不過，為了推進對性別議題的思考，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對人物形象的描摹或是對性別議題的呈現上，《她們》中也穿插了不少“聊言”，這些被稱為“聊言”的議論和感慨獨立成節，既是對剛剛敘完之事的回應和補充，更是對包含性別議題在內的諸多問題的深入討論。不過，“聊言”的插入并非為了達到“客觀”的標準，反而更突出了敘事人主觀介入的效果。當然，將《她們》與《關于女人》《關于婦女》對讀，不僅僅是為了說明三位作家對性別議題的關注或者敘事層面的共性，更是想要通過在不同歷史語境、不同文學觀念觀照下，對性別議題認知的差異性，來呈現性別議題的書寫價值和意義。

從某種程度上說，性別議題是伴隨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展開和推進的。晚期維新人士將對女性解放的倡導與“強國保種”的國家訴求相勾連，“五四”新文化運動進一步將女性解放與人的解放和青年人獨立自主的人格相捆綁，這使性別議題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一個社會的倫理問題，而且與民族國家、文化心理、歷史積淀等眾多現代問題復雜纏繞。自“五四”始，對性別議題的思考和討論充分反映在文學書寫中，而其中表達出的性別觀念不僅反映了知識分子對性別問題的思考，也折射出彼時知識界對與性別相關的思想文化問題的認知態度。

《關于女人》主要討論的是走出傳統禮教大家庭，接受現代新式教育的“新女性”如何獲得性別認同的問題。因為當新文化運動借助女性的解放討論“人”的解放并確立“個人”時，實際上懸置了“個人”的性別指向，這意味著男性從禮教中解放了自己之后，很容易在他與家國天然的同構關系中獲得性別認同。女性則不然，她是應該成為和男性一樣的獨立的“人”，走入社會建功立業，還是應該繼續留在家庭里主“內”，或者內外兼修？而無論做何種選擇，女性都必須重新適應已然變動的社會結構，尋求新的性別認同。冰心始終推崇“賢妻良母”的女性觀，因而《關于女人》中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和贊美也都是圍繞著女性的傳統美德展開的。身為“五四之女”，作為職業女性，冰心對傳統“賢妻良母”的認同，提示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女性的現代身份與傳統角色之間的關系，追問“五四”時期的思想啟蒙運動在何種程度上，以及在哪些層面革新了人們的思想意識。

如果說《關于女人》仍將女性定位于家庭，重視兩性社會角色中的“差異”，那么《關于婦女》則偏重于在“平等”的基礎上，展現女性的社會生活。事實上，《關于婦女》并沒有直接討論性別議題，張中行在字里行間表露出來的對女子才華的欣賞、對女子境遇的同情、對女子品格的敬佩，除了源于他自身的修養、眼界和觀念以外，還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界的基本共識。這是因為隨著新中國成立后關于男女平等的各項法律法規的制度建設，以及新時期以來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思想領域的文化建設，性別平等、男女平權的觀念已經成為一種被普遍接受的常識。不過，也正是因為這本書的寫作目的不是討論性別議題，隱藏在抽象的“平等”觀念下的女性生存本相并沒有進入張中行的視野。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被“平等”觀念遮蔽的女性生存乏人關注。其實，新時期伊始，女性寫作已經敏銳地觸及到了該話題，自覺地討論當“平等”不僅成為一種權利，而且變成一種強制身份時，女性該如何自處。于是，對性別議題的關注從強調“平等”逐漸轉向重視“差異”，1990年代出現的“身體寫作”可以看作是書寫“差異”比較極端的例子。當然，此時的“差異”與冰心在頌揚“賢妻良母”時的“差異”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不僅語境不同，內涵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但是，重視“差異”并不意味著性別議題的終結，因為現代社會本身就是建立在平等的價值理念上的。早在1980年代初，張辛欣就在她的小說中借人物之口道出了女性生活的真相：“在生活的競爭中，是從來不存在紳士口號，女士優先的”④。

事實上，如何在平等的基礎上尊重差異，或者在認同差異的前提下實現平等是性別議題得以展開并不斷深化的主要原因，閻連科借助對鄉村女性生存真相的書寫，推動性別議題再次進入關于“平等”和“差異”討論，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第三性”的問題。所謂“第三性”是閻連科借用波伏娃的觀點而進行的延伸性思考。波伏娃認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寧可說是逐漸形成的”⑤，因此將女性視為“第二性”。閻連科在此基礎上將《她們》稱為“第三性”，因為“她們”既被社會文化環境造就，同時又被超負荷的體力勞動型塑。閻連科在書寫“她們”的過程中，并沒有對“第三性”做出價值評判，他只是以非虛構的方式將她們的生存現實一一呈現，敘述中帶著深刻的同情與無奈?；蛟S正是因為這種非虛構的毫不遮掩敘述人主觀介入的表現方式，使《她們》對性別議題的討論比《關于女人》更具象，比《關于婦女》更深切。

二

當性別議題不僅僅停留在社會觀念的傳導和個人修養的呈現這一抽象層面，而且進入具體的、真實可感的現實生活時，性別就有可能成為寫作者觀察社會、思考現實、理解歷史的一種方法?；橐鰡栴}是《她們》中書寫得最多的核心事件，在堅硬冰冷的現實面前，愛情并不如詩中所寫、歌中所唱的那樣，是男女締結婚姻的前提，甚至婚姻也并不完全與兩情相悅有關?！拔摇蹦軌蚧丶蚁嘤H，是因為“我”提了干，從此可以離開土地，成為城里人，而“我”的相親對象也同樣得是一個“吃商品糧”的人，這樣才“門當戶對”。因此那個只有小學文化程度、勤快又善良的農家姑娘最終只得到了一封寫有許多個“對不起”的斷交信。農家姑娘希望借助婚姻改變生活境遇，鄉村青年有機會成為城里人之后也要借助婚姻鞏固社會位置，在相同的邏輯下也就不難理解為何那些在鎮上工作，有城里戶口的姑娘與“我”的交往大多都是有始無終。這樣的人生選擇只與生存有關，而與道德無涉。

在《聊言之三》中，閻連科用二姐的婚姻解釋了兩個家庭之間的平衡和計算?！氨热缍惴蚴仟氉?，他雖有姐又有妹，但將來都是要出嫁的人，于是關于家財、房宅這些財產都無疑問地沒有爭執了，加之二姐夫‘有工作，是領工資的人——在縣機械廠上班，窮怕了的人生，讓父親說的殷實直指生存與活著的可靠性。而二姐夫家選擇我二姐，也同樣考量（計算）到了我們家日子的相對殷實和可靠性，與一家人在村里口碑之好的傳記性。于是，二姐就嫁給了二姐夫，似乎在鄉村婚姻中，對雙方各方各面的考量（算計）是婚姻未來的一架平衡器，但在今天的回想目光下，這種考量卻更接近為了日子的婚姻之本質”⑥。其實，不論婚姻的本質是《禮記》中說的“合兩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還是平常人家過日子，每個個體都逃不開“平衡和計算”，這當然首先與個體所處的社會位置或者階層有關，只是如果我們在此之上再疊加一個性別的參照系，便會發現處在底端的始終是女性。比如模樣俊俏的大姑，因為嫁給了又窮又丑又聾的大姑父，唯一的獨生女兒還是抱養的，所以在“我”眼中總是個不解之謎，是因為大姑不能生育，還是因為她此前有過一段婚史？否則這段婚姻就無法契合“平衡與計算”的邏輯。我們當然可以站在女性主義或者個人主義的立場上批評這種文化偏見，對身處這種命運遭際的女性抱有深深的同情，然而，無可否認的是，這就是鄉村女性的生活現實，無奈而冰冷。

婚姻制度和婚姻觀念具有一定的恒常性，是個人無法改變的歷史和現實，個人通過努力改變社會身份則是另一種難以掌控的社會現實?！端齻儭贩謩e寫了“我”的提干和大姐的轉正，這是農村青年改變自己社會身份的主要途徑，“我”和大姐為此付出了許多努力，積攢了各種榮譽，想要按部就班實現這一人生理想，然而我們兩個，一個是遭遇了游戲規則的突然改變，一個是根本不知道何為游戲規則，在命運的擺布面前，我們能做的只剩下被動等待，雖然最終我們都得償所愿，然而個中波折卻難掩底層的辛酸?；仡欀袊敶膶W史，我們會清晰地看出不同歷史階段作家處理人物命運的不同方式：在經典的革命歷史敘述中，個人被置于歷史的規定性中，個人命運取決于其階級屬性，不可改變也不必改變;在“新歷史”和“新寫實”小說中，個人為時代所裹挾，歷史的不確定性造就了個人命運的偶然性。閻連科在《她們》中無意傳遞某種價值觀，也無意制造某種戲劇性，非虛構的文體特點要求寫作者呈現渺小而又卑微的個體在時代面前的生存邏輯，他無法創造歷史，但也并非毫無掙脫各種限制的可能。事實上，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也都是在歷史的潮流中順勢而為，努力讓自己獲得一份更適宜的物質生存，這其中既有奮斗和掙扎，也有糾結和無奈?！端齻儭分袀€人的命運遭際就是我們每個人都將要面對和正在經歷的現實人生。

也許，正是因為《她們》以非虛構的方式呈現了一種生活的真相，我們才對蘊藏在其中的生存邏輯充滿理解和同情。比如母親，她一直是村里受人敬重和信任的“媒人”，但在為侄子張羅對象時卻也放下了原則，炮制出一個殷實富足的假象，只不過這樣的騙局中并沒有受害者，因為對方家庭操辦相親也是如出一轍。比如二姐，她雖然對“我”的某些行徑咬牙切齒，但為了讓“我”也得到六個工分，幫“我”撿了半籃麥穗，這樣我們每人都能掙到三個雞蛋錢;比如我家和三叔家，成年累月為了半墻地基吵鬧、廝打……的確，在貧窮和匱乏面前，鄉親可以互助，近親也可以反目，每個人都盡可能地為自己、為家庭掙得能爭到的一切，哪怕只是半籃麥穗、一兜煤核或者半墻地基，因為這是人人都必須學會的生存邏輯。如果在這層邏輯上再疊加一個性別的參照系，我們會再次發現，女性仍然是最先被犧牲被損害的另一性，盡管這種犧牲或損害可能是她們自愿和自覺的選擇?！拔摇焙投阒挥幸蝗擞袡C會上高中，雖然二姐成績好，但她還是把讀書的機會讓給了“我”，因為“姐是女的，本該在家種地的”?！端齻儭分羞€記錄了很多同鄉人，不論是為情感，還是為物質，她們各有各的生存邏輯，然而作為女性，她們被犧牲或損害的除了機遇，還有情感、體力、身體和尊嚴。

獲得與男性平等的權利是婦女解放運動的初衷和根本動力，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就將女子解放問題從“人的解放”中抽離出來單獨討論，鄧穎超的“起來呦！勇敢地起來，做一個真正獨立的‘人吧！”⑦是當時覺醒的新女性發出的真誠呼喚，而隨著民族解放的實現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婦女解放的政治目標也得以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明確規定女性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此外，經過多年的制度推進和文化建設，男女平等的觀念也成為基本的常識。然而，常識并不等于現實。在《她們》中，女人面臨的問題卻仍然是“女人就是女人”，而不是“女人首先是人”，在《她們》的生存場景中，女人尚未獲得做一個“人”的基本權利。

閻連科有感于鄉村女性的生存現實，提出了女性的“第三性”的問題。女性的“第三性”一方面表現在男女兩性的“體力平等”上。除了要承擔生兒育女、柴米油鹽、縫補灑掃的繁瑣家務，母親這一輩的女性還要跟男子一樣參與社會勞動。在鄉村是田間地頭的春種秋收，在城市是工廠工地的手扛肩挑，這與當時國家生產建設的目標規劃有關，也與政治宣傳中個人價值的實現有關。姐姐嫂子以及侄女甥女這一輩的女性則隨著社會轉型，自覺自愿地離開鄉村進入城市，成為獻身經濟大潮的“農民工”，而推動這一轉變的除了基本的生存邏輯，更多的可能是個人的物質欲求。從某種程度上說，女性參與國家的工農業建設表明她們不再是現代民族國家建構中的被動參與者，而成為這個國家的真正主體，但是顯然這一政治身份的獲得是以增加女性的勞動為代價的，盡管這其中包含著自愿的成分。

另一方面，女性的“第三性”也表現在男女兩性的“權利差異”上。除了二姐因為自己是女性而主動放棄讀書的權利之外，閻連科在《聊言之七》中還提到，在面臨“提拔”或“升遷”時，女性同樣會被剝奪競爭的權利。在屢見不鮮的家庭暴力和屢禁不止的買賣婦女兒童的惡性刑事案件中，女性甚至被剝奪了成為“人”的權利。反之，當一個女性在家里比較強勢，比如四嬸，這家的男人往往被認為是“窩弱”的。李凖1960年創作的短篇小說《李雙雙小傳》⑧或許能成為這種“第三性”的另一個注腳，李雙雙嫁給喜旺的頭幾年，沒少挨打，也沒有自己的名字，村里人叫她“喜旺家的”，喜旺稱她“俺那個屋里人”“俺做飯的”，直到李雙雙在村里辦起了大食堂，做事公道，樹立起了自己的威信，她才真正成為李雙雙。在文學作品中，李雙雙可以通過參與社會勞動獲得尊嚴，改變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然而在更多的社會調查和訪談中，無論女性是否擁有社會身份，她都很難改變“俺做飯的”的地位和命運⑨。

女性之所以被波伏娃稱為“第二性”或者成為閻連科所說的“第三性”，其根源還是在于在男權中心的社會中，作為性別群體的女性沒有話語權，甚至被剝奪了主體性，她們成為被命名、被規定、被描述的“他者”，也成為沉默的另一半。也正因如此，為女性發聲、讓女性發聲、建構女性的主體性成為女性主義理論建設的出發點，同時也成為文學書寫關注性別議題的出發點。

三

文學書寫對性別議題的關注幾乎貫穿了20世紀中國文學史，這不僅表現在經典文本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對女子命運的處理上，也反映在作家借助性別議題對諸多思想文化問題的思考和呈現上。比如胡適的《終身大事》、茅盾的《創造》、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張愛玲的《傾城之戀》、楊沫的《青春之歌》、張潔的《方舟》、陳染的《私人生活》等等。不過，大約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性別議題就逐漸退出了文學書寫的中心地帶，這固然與文學創作多元化和文學產品市場化的大環境有關，更與寫作者對“性別”的理解直接相關。

女性主義理論與性別議題密切相關，該理論是在20世紀60年代西方婦女爭取女權的社會運動中，隨著女性文學的產生而出現的。新時期以來，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知識界落地生根，性別議題成為文學書寫尤其是女性文本中的重要主題，被有效開掘和深入解讀，這一學術工作不僅在文化層面幫助女性獲得性別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男權中心的文化偏見。但是，單純強調文本中的性別意識，或者只關注性別議題而無視具體的社會文化語境以及與之緊密聯系的其他議題，不僅遮蔽了文本本身的多義性，同時也掩蓋了性別議題自身的復雜性?；蛟S正因如此，幾乎所有的女作家都不愿意被稱為“女”作家，比如張潔，她堅信女性的真正解放有賴于人類社會的全面進步，而在一個張揚人道主義和啟蒙主義的時代里強調“女權”則是偏狹的，是囿于“性別”而忽略“人類”的。同樣，也很少有女作家愿意將自己的寫作貼上性別的標簽，在張莉于2019年所做的關于女性寫作觀的調查中，受訪的六十七位女作家絕大多數認為寫作應該是面向人類的總體命運和普遍存在的，或者借用阿袁更直接的表達：“就算性別寫作不是反文學，也到底是對文學的窄化”⑩。

與這種性別觀念相對應的是，越來越多的女性文本不再將性別意識視為情節設置和人物形象塑造的根本動力，無論是敘述歷史、書寫現實還是個體抒懷，都不刻意將女性的生活經驗作為結構文本的核心事件;越來越多的女作家不再將敘事視角限定在性別中，即便是借助女性角色來講故事、寫人物，也嘗試使用某種超越性別的視角。簡言之，女性文本原本與性別議題具有天然的同構關系，從某種程度上說，作為一種文學現象的女性文學的出現，恰恰是因其關注性別議題、表達性別意識，但當下的女性文本卻表現出一種去性別化的傾向。而這種傾向顯然與女作家對“性別”的理解有關。

不少女作家認為執著于性別立場或者性別意識是偏狹的，為了要擺脫這種偏狹而極力撇清女性文本與性別經驗的關系，極力聲明文學創作應該表達具有某種共識性的普遍經驗，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女性主義理論的誤讀。事實上，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自產生以來，一直是在不斷反思“性別”的過程中推進的。最早出現的女權批評（feminist critique）是建立在肯定女性經驗的基礎上的，但是過于強調平權，使得評判標準唯一化，反而湮滅了女性經驗的獨特性。隨后女性批評（gynocritics）開始側重差異，努力建構一種有別于男性經驗的女性美學，但是很快也落入了性別本質論的陷阱。代之而起的女性本原批評（gynesic criticism）建立在后結構主義的理論基礎上，解構了女性主體的概念，但這種模糊女性主體的理論預設同時也動搖了女性主義自身的理論根基。最后出現的是性別理論（gender theory），將性別視為解讀世界的一個開放的知識體系。需要說明的是，這四種對“性別”的認知雖然是先后出現的，但卻是共時性地存在著，以哪一種方式來討論性別，取決于討論者的立場和觀念，這恰恰說明了女性主義理論自身的開放性。

性別議題并非女性寫作專有，表達性別經驗也不應該成為女作家的強制義務，男性立場或者男性視角雖然不能對女性經驗感同身受，卻能夠為性別議題的討論帶來新的空間和可能性，就像當年冰心要假托一個男性的口吻來討論女性，為了有更“客觀”的立場和更“客氣”的態度一樣。閻連科在許多女作家不再執著于書寫性別經驗時，關注鄉村女性的生存現實，透視她們的生存本相，轉達她們的生存感受，使她們不再成為沉默的另一性?；谧顦闼厣屏嫉摹吧鵀槿恕钡钠降扔^念，閻連科寫出了他對性別議題的思考，那是掩蓋在權利平等之下的，對女性身心健康的損害;同時又是無視這種平等權利，蔓延在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歧視女性的文化偏見。當然，《她們》并沒有將性別議題視為一個孤立的存在，就性別而論性別，而是借助性別議題將她們的日常生活放置在具體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中去考量，從而使性別成為折射社會現實和文化肌理的三棱鏡。

女性主義理論所要討論的性別議題本身也是開放的，尤其在中國，性別議題一開始就是伴隨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展開和推進的。如同《終身大事》《創造》《莎菲女士的日記》不僅關乎性別也關乎個性解放和思想啟蒙，《傾城之戀》《青春之歌》不僅涉及兩性關系也涉及民族國家和個人價值，《方舟》《私人生活》不僅討論女性命運也討論自我實現一樣。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難發現，文學書寫中的性別實際上是性別話語與民族國家話語（比如國家獨立、民族解放）、時代主流話語（比如個人主義、人道主義）等相互交織滲透，也相互對抗妥協的復雜的話語場。因而，當我們將性別議題與具體的歷史場景相關聯時，性別才不僅成為文學書寫的視角、眼光和立場，同時也成為透視歷史、關注現實、體察人性的一種方法。

如果說，女性主義理論是希望借助性別來建立一套人類認識世界、了解自身的知識體系，《她們》恰恰成為新世紀性別議題邊緣化后的一個文本示范，它不僅接通了中國現代文學借助性別議題討論諸多思想文化問題的書寫譜系，提示了性別議題的開放性，同時也通過對性別議題的關注，寫出了一種鄉村生活的現實和鄉村女性的生存本相，重申了性別議題的重要性。

注釋：

①高莉芙：《關于婦女·序》，見張中行《關于婦女》，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3頁。

②楊華：《關于婦女·編后記》，見張中行《關于婦女》，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頁。

③冰心：《關于女人》，收入《冰心散文》，太白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頁。

④張辛欣：《在同一地平線上》，收入張辛欣中短篇小說集《我們這個年紀的夢》，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頁。

⑤[法]波伏娃：《第二性》（下），陶鐵柱譯，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頁。

⑥閻連科：《她們》，《收獲》2020年第2期。

⑦鄧穎超：《姐妹們起來呦！》，原載《女權運動同盟會直隸支部特刊》，1923年3月出版。

⑧李凖：《李雙雙小傳》，《人民文學》1960年第3期。

⑨許多關于婦女參與1950年代合作社運動的訪談和研究都提到了這一點，比如Gail Hershatter：“Making the Visible Invisible：The Fate of‘The Privatein Revolutionary China”，收入呂芳上主編：《無聲之聲（1）：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1600-195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金一虹：《“鐵姑娘”再思考：中國文化革命期間的社會性別與勞動》，《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1期。

⑩張莉：《當代六十七位新銳女作家的女性寫作觀調查》，《南方文壇》2019年第2期。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女性文學大系》（先秦至今）及女性文學史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7ZDA242）

責任編輯：蔣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