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共政策下的羅馬政治改革透視
——社會政策的隱藏力量

文/天津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 鄭皓文

一、歷史沿革

從公元前753年至公元前31年，羅馬經歷了由王政時代到共和政體的演變。同時也成就了2世紀時羅馬的盛況，即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口中的“黃金時代”。不能把視角簡單定位于政治改革，同時也需要基于社會政策的考量，思考羅馬建國初期是如何通過政體改革、宗教文明和社會政策的隱藏力量來維系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

二、政制建構與意識形態

結合馬基雅維利的羅馬史觀，從羅馬政治改革后的政體單元來看，執政官（Consul）對應王政體系；元老院（Senate）對應貴族政體；而公民大會（Ecclesia）對應民主政體。對于馬基雅維利共和主義的學術解釋，瓦特提出了所謂“作為不受統治（no-rule）的自由”學術闡釋。同時，另一位學者麥考米基于平民與精英的關系，將此種對立而又統一的定位認定為一種趨于暴民政治的社會政治學闡釋。由此看來，羅馬政體在經過改革后成為了一個政治理念的系綜范式，社會精英與平民大眾在這一時間段達成了微妙的權力平衡。

與此同時，宗教文明也成為了羅馬政治建構的永恒的底色。羅馬久遠的多神教傳統上層建筑在汲取拉丁民族意識形態的基礎上，還吸收了意大利民族，例如伊達拉里亞人和古希臘的宗教傳統。這樣多元立體的多神崇拜體系擁有專屬的神職人員和相應的專屬聯結活動。在羅馬共和國時期，多樣化的宗教包括了公共事務管理的宗教和私人事務生活的宗教。從全民宗教慶典到私人占卜祈愿，羅馬時期的宗教文明滲透進了每個公民的日常生活。除了宗教展現形式的多樣性以外，羅馬時期宗教文明的內涵同樣被豐富和發展了。例如維斯塔女神（Vesta），根據一些學者的看法，這個神甚至來自于比拉丁文明更加遙遠的古印歐神話。而在很長的時間里，羅馬的宗教中心甚至也不在羅馬，羅馬人都以阿爾巴隆加為中心祭祀狄安娜女神，這座城市在被羅馬人占領之前也一直被視為宗教圣地。這個時期的眾神形象更加親民和柔和，成為羅馬公民不可或缺的精神紐帶。所以，在這一時期，宗教文明成為羅馬頂層意識形態的中心，在此基礎下的社會政策也成為羅馬維護社會穩定的核心手段。

三、政治危機與意識形態危機

羅馬共和時期的政治體制與羅馬宗教逐漸演變成相互依存、緊密聯系的狀態。在正常情況下，宗教能為政權提供穩定的、不可否認的權利，維護著社會秩序的穩定，所以以元老院為代表的貴族統治階級也極力捍衛著羅馬宗教的統治地位。但是在羅馬共和國晚期，政治與信仰危機爆發了。在公元前70年，西塞羅控訴西西里總督威爾瑞斯（Verres），這位總督貪污腐化，苛捐雜稅，殺害羅馬公民，劫掠人民財產。其中最讓西塞羅憤怒的，是威爾瑞斯的劫掠對象甚至包括了很多圣地和神廟中的神像。當然，這樣的行為不是個例，而是羅馬社會的普遍現象。我們發現，當公民民智得到啟化后，單一的宗教聯系并不能牢固地穩定社會中的個體。其中最大的矛盾在于宗教文明本質的神圣性與平民生活的物質性的矛盾。由于一切儀式都必須嚴格按照最古老的方式來進行，這樣使得很多宗教儀式變得極為繁瑣，為了順利完成一場儀式，往往要反復進行很多場，進而給公共生活帶來了麻煩，比如一場賽會的開場儀式，如果出現差錯，賽會就無法舉辦，而一些重要的獻祭儀式，往往因為很細微的動作發生了差錯就必須重來，結果甚至往往會反復進行幾十場儀式?？v使羅馬時期的宗教具有空前的多樣性內涵，這樣的宗教是與人民普通生活相背離的。于是，在共和國晚期，宗教出現的信仰危機使得宗教再難以為政權提供合法性和神圣性的支持，而混亂動蕩的政治局面使得羅馬的貴族統治階級也無法捍衛宗教的正統地位，反而互相加劇了彼此的危機局面。此時，簡單地與宗教連結的政治體制不再適應羅馬的國情了，現在就需要一種更加普適化的社會政策來調節社會關系。

四、普魯塔克的同化觀點

在普魯塔克生活的時代，希臘人和羅馬人已經結束了彼此敵對的局面，他們之間，一個是偉大文化的持有者，一個是軍事政治上都占優勢的征服者。在普魯塔克的敘述中，羅馬人和希臘人是一樣高貴、文明的民族。他沒有遵守希臘以往劃分希臘人和蠻族人的標準而是用“希臘人、羅馬人和蠻族”這樣的三元論劃分方式取代了舊有的兩元論。名稱的轉變印證著在這個時期，羅馬開始接納不同文化的融入。從普魯塔克的政治觀來看，他極為贊賞羅馬的社會政策。在一段時期內，羅馬開始賦予非羅馬人羅馬市民權，多樣的文明開始互相交融、互相影響。雖然他承認羅馬人是不同于希臘人的觀點，但在此基礎上，使得兩個偉大文化締造者開始聯結、同化。

在這里，普魯塔克的同化觀點反映了羅馬對于不同外來文化的社會政策的內涵，即兼收并蓄的寬容態度。相較于宗教文明所帶來的社會穩定，這樣更加全面細微的生活方式的同化能給羅馬帶來更為穩定的群結關系，很難引起大范圍的信任危機。所以，怎樣制定一個更加貼近人民群眾生活、符合現實人民標準的社會政策，才是長久穩定社會秩序的首要舉措。

五、結論

（一）構建了能穩定代表共同體利益的政治體系。正如曾經的政治領袖波利比烏斯認為：“王政、貴族政體、民主政體都是傾向于代表共同體的一部分利益”。但是羅馬人不執著于政體，他們通過執政官制度、元老院制度和市民大會有效利用王政、貴族政體、民主政體的優勢。這一舉措，凝聚了松散分布的城邦勢力，進一步消解了國內的對立關系，從而建立了統一的體制。在此基礎上，羅馬與其他區域、地級市聯盟，形成了區別于舊拉丁同盟的新型聯盟制度，即羅馬聯盟，使得能代表共同體利益的政治體系適用范圍擴大，將更多利益單元納入進來。作者比較了拉丁同盟與羅馬聯盟的優劣勢，指出羅馬聯盟體制的優勢在于消解了同盟各國建成統一戰線對付羅馬，使得權力地位較為集中。同時，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出，與拉丁同盟相比，羅馬聯盟缺乏了一定程度上的穩定性，各聯盟國中心雖指向羅馬但不互相嵌套，在局勢動蕩時易導致眾叛親離的局面，為羅馬之后的嬗變埋下伏筆。

（二）海洋文明和較為包容的宗教文明柔化了意識形態。正如哈利卡納索斯的狄俄倪索斯認為：“是宗教影響了羅馬人的見解，羅馬人的宗教更多是用來保佑人民而不是用來約束人民的”。宗教的神性在這一歷史時段得到弱化，失去了狂熱的宗教崇拜，神性被人性所代替，保護神可以是幸福的、絕美的、英勇的，也可以是妒忌的、憤怒的、狡詐的。羅馬境內沒有對普通人進行神權壟斷，反而使之演化成連結其他各民族的紐帶，營造出相互包容的意識形態氛圍，柔化了對立的關系。

（三）羅馬文明具有兼收并蓄的同化性質。普魯塔克認為：“羅馬興盛的關鍵在于他們采取同化失敗者的生活方式”。羅馬人展現出的寬容性在于給予非羅馬人的羅馬市民權（在其中一個時期），以市民權為載體實現權利義務的均等化。這樣公平的羅馬吸引著絡繹不絕的人流，日漸壯大。這才是贏者的格局——文化兼收并蓄、兼容并包下欣欣向榮的多樣性內涵。

開放又真誠的羅馬人在500年間懷著寬容的心態渡過難關，而在2000年后的今天，有些地區民主的政治理念、寬容的信仰共存、平等的民族人種，卻放在遙遠的神龕上無法觸及了。由此看來，具有同理心和對于不同文化較為寬容的社會政策具有推動社會改革和文明積淀的功能。所以如何在未來制定出民主、包容、平等的社會政策推動國家長治久安、穩定發展，依然是政府和社會各界需要共同參與、共同面對的問題。